明清时期广西的虎患及相关生态问题研究

风华绝代 · 发表于 2010-11-16 20:20:28

明清时期广西的虎患及相关生态问题研究*

郑维宽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史学月刊2007年第1期

[关键词]明清时期；广西；虎患；生态环境

[摘要]在历史上，广西曾是华南虎的重要栖息地，明清时期广西经历了一个较严重的虎患过程，特别是明代中后期、清初和清末三个时期的虎患非常严重，这反映出三个时期广西的人工生态环境因受战乱的影响而呈现出某种程度的自然退化，田地荒芜导致次生性植被复萌，为虎患的爆发提供了条件。随着社会的安定和人类开发活动的加强，特别是清代乾、嘉、道时期的山地垦殖运动兴起以后，广西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森林植被覆盖率不断下降，虎患逐渐减轻。但人类在免受虎害的同时，却不得不面临生态恶化的威胁。
[中图分类号]K248；X22(267)=4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7)01—0109—08

A Study on the Tiger Disaster and Interrelate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Guangxi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ZHENG Wei-kuan

(Center for Historical G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Keywords: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Guangxi; tiger disas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bstraet:Guangxi was once an important habitat of the panthera tigris amoyensis in history. Guangxi experienced one serious process of a tiger disaster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specially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initial and last stages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tiger disaster was even more serious in Guangxi. The tiger disaster during the three periods reflected that the artifi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Guangxi presented the natural degeneration to some degree because of the chaos caused by war. Uncultivated field led to the recurrence of the secondary vegetation, which caused the eruption of the tiger disaster. With social stability and reinforcement of exploitation, especially the cultivation of fields on the hill during Qianlong,Jiaqing and Daoguang periods of the Qing Dynasty,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Guangxi experienced an enormous evolution, with the percentage of forest and vegetation dropped continually, and the tiger disaster alleviated gradually. Although human avoided the encroachment of tiger, they had to confront the menace of ecological deterioration.

在历史上，广西曾是华南虎的一个主要栖息繁衍地。从有关史料的记载来看，历史时期华南虎不仅广泛分布于广西的森林、山地，而且栖息于丘陵、平地，甚至出没于城镇，漫游于乡村。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卷九《禽兽门》中记载：“虎，广中州县多有之。而市有虎，钦州之常也。城外水壕，往往虎穴其间，时出为人害。村落则昼夜群行，不以为异。”这段文字形象地描述了南宋时钦州境内老虎猖獗纵横的情景，而老虎作为典型的森林动物，其种群的繁盛表明此时的钦州森林覆盖率相当高。现代生态学的研究表明，华南虎主要栖息于海拔3000米以下的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和浓密的灌木丛中，一般来说，一只老虎的生存地盘为26km2～78km2。蓝勇先生认为，历史时期中国华南虎栖息的地区一般要求森林覆盖率在50％左右[1](p12～18)。这为我们通过分析虎患情形考察历史时期某地生态环境的变迁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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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5FZS002)的阶段性成果。

明清两代是广西农业开发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不仅体现在由于人口的增长导致开发的强度不断加大、开发的区域不断拓展上，而且这一时期广西经济的开发进程直接影响着广西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表现在动植物分布的变迁上。老虎作为一种典型的森林动物，它的分布变迁具有很强的环境指向性，可以说历史时期广西的开发进程与广西华南虎的分布变迁呈现出很大的相关性。因为随着明清时期广西开发强度的不断加大，华南虎的种群数量总体上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分布地域也逐渐萎缩，虎患程度除去战乱时期以外也在不断减轻。明清时期广西的生态环境经历了几次较大的波折起伏，史料中有关不同时期虎患的记载为我们认识这一过程提供了有力的旁证。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广西历史的研究中，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尚付阙如，刘正刚《明末清初西部虎患考述》虽有涉及广西的内容，但仅限于简单列举数例而已。①为此笔者不揣冒昧，试从明清时期广西虎患演变的角度来探讨相关的生态环境问题，以求教于方家。

一
明代广西的虎患及其反映的生态环境

有明一代，特别是在明代中后期，广西老虎的分布十分广泛，甚至在城郊也能发现老虎的踪迹，有关“虎入城”、“有虎患”、“虎为害”的记载不绝于书。老虎作为一种森林猛兽，以猎捕大型动物为食，喜欢栖息在茂密的森林和浓密的灌木、高草丛中，这样的生态环境，多存在于山地和丘陵地区。从广西的地形看，山地占52％，丘陵占34％，平地占14％。[2](p53)山地和丘陵合占86％，无疑为华南虎的栖息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作为森林猛兽的老虎，在平原地区活动甚至进入城市是非常少见的现象。因此，一旦出现老虎进入城市的情况，人们便将其作为一种灾异现象记载下来，这为我们今天分析明清时期广西的虎患提供了难得的资料。传统观点认为，虎频繁人城或伤人是其生存的自然环境尤其是植被受到某种程度的破坏，可供虎活动的空间萎缩，栖息地退化，觅食不易，才导致虎冒险去接近居民区，盗食家畜乃至袭击人类。这种观点只是强调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导致虎害加剧这一因素，而忽略了自然环境本身的变化也可能导致虎类种群因大量增长而引起的为害加剧。从明清时期广西虎患的情况看，后一因素的作用无疑是非常明显的。

从明代广西的开发情况分析，整个明代广西人口最多时也就400多万人[3]，人口密度约为17人／km2，仅为今天广西人口密度的8.2％，可谓人口稀少。加之明代中后期朝廷镇压广西少数民族反抗斗争的战争频仍，导致即使原先较发达的农耕区都出现了荒芜不治的景象。诚如万历时魏溶在《西事珥》卷三《垦田之利可兴》中所言，“予从浔州登陆，历横、邕、宾、柳，目之所及，殊多旷土，皆饶草秽，足水泉，可施畚钁、铫蜃者甚众”。人烟稀少和田地荒芜，使本为农耕区的地方自然生长出茂密的灌草丛和一些次生林，这为华南虎的生存空间从山地、丘陵向城镇、乡村聚落靠近创造了条件，这也是为什么明代关于虎入城的记载比较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徐霞客在崇祯时游历到广西，他在游记中记载了柳州城郊老虎出没的情况：在柳江南岸，“土人谓登台山巅有三虎，夜辄下山啖猪犬”；在柳州城东郊，“大路从东麓而遥，小径缘西坡而近，然晚辄有虎，须急行”。[4](卷三下《粤西游日记二》)柳州是广西中部一座重要的城市，长期以来为桂中重镇，其郊区竟然为老虎巢穴，可以想见当时柳州城郊自然植被的繁茂。
为便于直观了解明代广西虎患情况，笔者试将有关记载列为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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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正刚：《明末清初西部虎患考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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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统计了明代23个年次的虎患，其中有关老虎入城的史料记载有13次，在各种虎患中所占的比例相当高。如此高比例的老虎入城事件，绝不是单纯的偶然情况，而是明代广西各地自然植被覆盖率高，老虎的生存空间逼近人类活动区的一个有力印证。从虎患分布的时间看，嘉靖和万历年间无疑是较为严重的时期。嘉靖时有11个年份、万历时有6个年份记载了虎患酷烈的情况，这与该时期广西战乱频仍、灾荒连年、田地荒芜、社会残破的现实密切相关。终明之世，广西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未间断，并在嘉靖至万历时期达到高潮，其中规模较大者有大藤峡起义、八寨起义、府江起义、古田起义、马平起义等。嘉靖初年大藤峡瑶民起义军规模空前，时称其控制地域“上连八寨，下通仙台、花相等峒，连络数十余巢，盘亘三百余里，流劫郡县，屡征不服，急则人万山丛菁中，自浔、梧上下军民，横罹锋镝者数十年”[5](卷九二，九月甲戌)，直到嘉靖七年(1528年)王守仁才率兵平定。但此后的嘉靖十七年和天启七年(1627年)大藤峡又两度爆发起义。八寨位于上林、忻城两县之间，方圆250公里，高山林立，地势险要，是明代广西农民起义的一个重要据点，嘉靖时提督两广兵部右侍郎张岳在《报柳州捷音疏》中说：“议得右江所属柳、庆等府，近年以来盗贼充斥，人民逃散，柳州一府所属十二州县被害尤甚。”[6](卷八《艺如》)直到万历初才被彻底镇压。府江是漓江中游的一段长300里的河道，上起阳朔，下至昭平，两岸崇山峻岭，地势险要，嘉靖、隆庆时期该地区农民发动了大规模起义，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明朝征调大军围剿，“议调广西土兵及两广汉达官军、民兵七万余人，分哨进剿，檄湖广会兵夹攻，大破平之，擒斩三千一十九级，俘获二百八十六人”[5](卷三三八，七月辛巳)。隆庆三年(1569年)义军又起，“道途梗塞，城门昼闭，永安、荔浦几至陆沉”[7](卷二八)，直到万历元年(1573年)起义才被扑灭。古田位于今永福、临桂、融安、鹿寨四县之间，距离明代广西省城桂林不到100公里，此地的农民在嘉靖时期掀起了武装斗争的高潮，起义军在韦银豹的领导下，攻占了古田、义宁、洛容、永福和临桂、灵川、阳朔等县的部分地区，最盛时控制了桂东北大部分地区，起义军甚至两次攻入桂林城，为此明王朝调集重兵围攻起义军，《明穆宗实录》卷五七记载了隆庆四年官军平定起义的情况：“(殷)正茂与(李)迁谋调思明等处土兵及汉兵共十万，令(俞)大猷统之，直抵诸巢，合营进剿，凡斩首七千四百六十级，俘获男女一千三十余人，抚其不为寇者六百六十余所。”上述起义持续时间长，短则数年，长则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起义的地域范围广，北自越城岭，南到海边，东起都庞岭，西至黔桂边境，可以说整个广西的腹地核心区都受到了战争的影响，其所致广西社会的残破可想而知。旷日持久、此起彼伏的战乱使广西社会残破不堪，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兵部的一份奏折指出：“广西一隅，嘉隆以来屡遭叛劫，频罹兵燹，军民逃窜，十室而九，而桂、平、浔、梧、柳五府独甚。”[8](卷二八一·正月癸巳)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大量田地荒芜、田赋锐减、经费紧张，嘉靖时南宁府“荒芜不治，一望弥野”[9](卷三《田赋志·税粮》)。万历二年(1574年)广西巡按御史唐炼奏称：“广西原额夏秋二税，共该米四十三万一千三百五十七石、屯粮六万一千二百石，国初如数输纳，军需不匮。近来民间拖欠，完纳者不足三分之一。其间贼占抛荒固多，有藉以为名，民隐其几者；有指荒为词，未荒而免者。”[8](卷三二，十二月己酉)万历二十八年广西巡抚杨芳又奏称：“粤西岁支兵饷及经费等项共该二十七万一千九十两，迩者田地多荒，山田沙卤，止得折粮银十三万三百两有奇。”[8](卷三四九，七月戊申)

这一时期广西的自然灾害也较为严重，其中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的旱灾导致连续两年的灾情更是空前惨烈。据《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五载，万历四十六年十月癸未广西巡抚林欲厦奏：“柳州、浔、南、太平、梧州、庆远及平乐、桂林、思恩各府，亢旱为灾，乞赐停税蠲赈，以慰遗黎。”旱灾又引发了瘟疫，因饥饿、染疫而死者人数众多，乾隆《庆远府志》卷十《杂志类》记载：“万历四十六年，府属大旱，人相食，疫疠死者十七八，庆民寥落始此。”《粤西丛载》卷十七《粤事》记载了柳州府属的灾情：“戊午(万历四十六年)之大荒，己未(万历四十七年)之大疫，宾(州)民死者白骨成山……因劝士民随处收埋，或经行路道间，常令土司带锄锸相随，遇则以土掩之。三四百里经行之处，亦不至暴骸于莽，窜骨于渠者，然而不能使其不饿殍也。”南宁府的情况也不例外，“万历戊午秋，不雨，全省皆旱，南宁尤甚，次年米价腾贵，民之枕藉而死者白骨垒丘”[10](《祥异志》)。可以说，嘉靖至万历时期广西严重的战乱和自然灾害是造成广西社会残破、人口减少和田地荒芜的最重要原因，并由此导致了虎患的猖獗。

从虎患分布的地区看，主要集中在桂林府、柳州府、梧州府、南宁府等地，这与上述战乱的中心地区相吻合。这些地方是明代广西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在这样的地方出现较为严重的虎患，并不是人地矛盾尖锐的突出表现，而是这些地方的生态由于战乱抛荒的原因已经回复到了一种较为原始的景观状态，次生林和灌木草丛已成为这些地方的一种主要植被，为老虎提供了充足的栖息地。克列门茨(Clements)用目测估计法将某一物种的丰富度分为优势、丰盛、常见、偶见、稀少、很少六个等级。[11](p119)尽管由于资料的局限难以统计出明代广西老虎出没的遇见率，也缺少有关捕获率的记载，但是从虎患的严重程度和分布的地域看，老虎的出现率应是相当高的，按照上面的等级划分，应属于常见。

从明代中后期广西虎患的危害程度看，可以说已到了较严重的状态。如正德十二年(1517年)，庆远府“虎人城为害，厢乡之民死于虎者尤多”[12](卷三《禨祥》)。嘉靖年间，南宁府属横州的虎患酷烈。嘉靖四年(1525年)，横州“虎入城，昼伏夜出，食民畜，半载后始获杀之”；嘉靖二十四年正月，“虎入南门城，啮死十余人，众搏杀之”。[13](卷二《气运志·灾祥》)此外，横州乡下的虎患也较严重，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横州有九虎患，“大路山、厢山等处虎豹群聚，白昼噬人，死者甚众，樵采皆趋南山，未几南山虎亦群出，樵采遁迹”[9](卷一一《杂志·祥异》)。随后两年，横州均有虎患。《粤西丛载》卷十五《虎害》条记载了自正德十一年至嘉靖年间太平府虎患的状况，“太平有虎害，白昼当道，虽百为侣，亦被伤噬”。上百人白昼结伴而行，仍逃脱不了被虎吞噬的命运，可以想见此时太平府老虎猖獗的程度。在桂林府灵川县，嘉靖年间的虎患也酷烈一时，嘉靖二十年，灵川县“虎为患，自是三年，死于虎者数百人”[14](卷一四《前事》)。嘉靖年间各地的虎患，多是群虎为害，老虎种群的大量出现，说明这时广西的森林植被覆盖率相当高。

万历时期，桂林府灵川县和柳州府属融县、罗城县、怀远县虎患严重。万历七年和三十二年，灵川县“虎人城”[14](卷一四《前事》)。万历元年和十五年，毗邻的融县和罗城县同时虎患猖獗。万历元年，罗城县“群虎为害，人窜田荒，村落萧索”[15](《前事·天时》)。融县清流镇南寨一带村乡虎出害人，“虎三五成群，途间数十人行，就中搏一人而去，置之，复来逐取。入晚，腧垣升屋，昼于村旁搏噬，无虚日。时仓官莫赛经置镇，建醮禳之，录被害者附醮坛荐度，已得男妇老幼三百余。又数年乃息，不啻千余命矣。厥后数十里田荒人窜，村落丘墟”[7](卷一五《虎害》)。到了万历十五年，融县又爆发虎灾，其长安镇“乐极村男妇几五十口，噬之余十八人，别村未若是酷者。有靖州猎师至，得四虎，其患乃息”[7](卷一五《虎害》)。融县和罗城距柳州不远，水路交通便利，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山地占80％左右。从万历时该地区老虎为患的情况看，老虎的数量众多，对人类的危害极大，以致出现了虎进人退、田地荒芜、村落变为丘墟的惨景。根据老虎种群大量繁衍的情形分析，万历时柳州府境的森林植被覆盖率应在50％～80％。
明末广西的老虎不仅分布在深山老林、丘陵台地、少数民族地区，而且分布在城郊的山林灌木丛、名山胜迹中。徐霞客在《徐霞客游记》卷三下《粤西游日记二》中除记载柳州城郊有老虎外，还记载了融县真仙岩、北流勾漏洞存在有老虎。这些记载为我们更好地认识明代广西的生态环境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二
清代广西的虎患及其反映的生态环境

如果说明代广西的虎患在明朝中后期才表现得比较明显的话，那么清代广西的虎患则主要爆发于清初和清末，这与清初的战乱和清末的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代广西的虎患相对于明代而言没有明显的减轻，相反在个别时期局部地区还有加剧的趋势。但是从总体趋势上看，除了个别时期由于战争的影响导致田地荒芜、生态植被回复到较原始的自然状态、虎患增加外，乾隆以后呈现出人进虎退，即由于人类开发的深入，导致老虎生存的空间缩小、老虎数量逐渐减少、虎患渐趋减弱的趋势。当然这个发展趋势是比较缓慢的，直到民国时期，广西的虎患才基本上得到遏制。有关清代广西的虎患，地方志中有着较详细的记载，这使我们考察清代广西虎患的分布变迁成为可能。试将清代广西虎患的情形列为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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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2所统计的55个年次的虎患中，清前期(顺、康、雍、乾四朝)为30次，占整个清代广西虎患次数的54.5％；清末期(同、光二朝)为19次，占34.5％；而清中期(嘉、道、咸三朝)仅6次。可见清前期和末期为广西虎患的严重时期，两个时期爆发的虎患次数占清代广西虎患总次数的89％。其中乾隆、光绪二朝虎患最为酷烈，遭受虎灾的地域也最广，两朝虎患次数共为31次，占清代广西虎患总次数的56.4％。这是清代广西虎患在时间分布上的一大特点。从地域分布上看，清初虎患主要集中在柳州府、梧州府、郁林州、廉州府，清末虎患主要集中在柳州府、郁林州、南宁府、思恩府、廉州府。两相比较，柳州府、郁林州、廉州府在整个清代虎患都比较频繁；梧州府在清初虎患酷烈，此后逐渐减轻；而南宁府、思恩府在清末经历了较为严重的虎患。

从虎患的危害程度看，清初和清末广西许多地方虎迹纵横，老虎们成群结队，或进村人城，或逾墙升屋，伤噬人畜，食人少则一二，多则上百，可谓猖獗一时。虎患如此酷烈，原因在于：清初和清末的战乱造成广西社会残破，大量原来为人类活动的区域由于人口的流徙、死亡而荒芜，经过一段时间的抛荒，各种灌木、草类开始复萌，逐渐滋长为浓密的灌木丛和高草丛，这种次生性植被群落为老虎等动物的栖息生存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乃至在一些地方出现了虎进人退的现象。据乾隆《岑溪县志》卷一《灾祥》记载：“自明季之乱，人民死亡殆尽，遍地荒芜……康熙十三年吴逆(即吴三桂)之叛，岑民被掳，田复蒿莱。”由此导致顺治和雍正年间岑溪虎患猖獗，“虎竞入村食人”、“虎入西南乡食人”。

清初战乱造成了广西地荒人稀的凄凉景象。从广西全省看，康熙四年(1665年)8月，“因广西丁少民贫，准将原盐引旧额13490余引减存至4491引，以康熙三年实有丁口数均派定额”[16](卷一六)。盐引减少了67％，因盐引数与丁口数之间存在对应关系，因此清初广西人口减少60％左右是可信的。至于广西田地荒芜的情况，顺治十三年(1656年)广西巡抚于时跃奏称：“桂(林)、平(乐)、梧(州)三府荒地达1.3万余顷，拟次第招民开荒，借给牛种，三年补还。”[17](p38)顺治十八年广西的册载田亩总数为5393865亩[18](卷一《田赋一》)，仅桂林、平乐、梧州三府的荒地就占了全部耕地数的24％，如果考虑到其他地方的荒地数，清初广西耕地的抛荒率可能达到了40％。人烟稀少、田地荒芜，造成了清初广西虎患酷烈的局面。

有关清初广西虎患的严重情形，史书中有大量的记载。在桂中的柳州府，柳城县“崇祯变后，兵燹频仍，城中鲜有居民，林木荫翳，豺虎成群”[19](卷三《建置·廨署》)。顺治十二～十六年，马平县“虎出噬人”[6](卷一《天文》)。乾隆十二～十四年(1747～1749年)，来宾县境内老虎“噬人二百有余……因募贵州猎户黄钟琼，连捕获十三虎，患乃息”[20](《下篇·物异》)。乾隆时雒容县老虎为患，官府倡导灭虎，“塘汛乡村间计获猛虎四十余只，向之家室不保者，今获安堵；向之道途有戒者，今适乐郊”[21](卷下《艺文》)。在桂东南的梧州府和郁林州，清初虎患亦重。顺治九、十年，岑溪县“虎竞入村食人”[22](卷一《灾祥》)。雍正八～十二年(1730～1734年)，容县“有虎至城下，掠羊豕，市人无敢夜行”[23]‘卷二《舆地志·禨祥》)。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苍梧县“城外有虎患，各乡尤甚”[24](卷一八《外传纪事下》)。在郁林州，顺治十二年，博白县“虎患严重，咬死百余人，竟入县城伤人”[17](p36)。顺治十五年，北流县“猛虎成群，或升屋逾垣，噬人甚惨”[25](卷一《星野·禨祥》)。在桂南的廉州府，清初兵燹频仍，出现了“孑遗寥寥，荆榛满目”[26](卷五《前事志》)的景象，虎入城、白昼噬人的事件频繁发生。此外，乾隆时桂北全州、桂东贺县等地也存在严重虎患。全州在乾隆十三年“虎大为患，夜破壁入室啮人，万乡尤甚”[27](第九编《前事》)。乾隆十五～十七年，贺县“合境虎食人，以千计”[28](卷七《祥异》)。

清末广西虎患的爆发，与咸丰、同治年间的战乱密切相关。战乱造成广西一些地方人口耗减、田地荒芜、城乡萧条，经受战乱之地的生态环境出现了由人工种植农作物向自然复萌灌木、草丛的退缩，原先老虎已消失的地方又重新出现了老虎的踪迹，这是清末广西生态环境变迁上的一个新变化。比如柳城县因咸丰之乱，“城中丰草长林，又宛若清初情景”[19](卷三《建置·廨署》)，虽然后来平定了动乱，但城里仍是一片萧条，以致“南门城郭时常伏虎，因榛莽蒙茸，易于藏匿之故”[19](卷三《建置·城垣》)。武缘县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在咸丰时的战乱中，城中“街巷萧条，衙署拆毁，犬无吠夜，鸡不鸣晨，风鹤频警，荆榛满目”[29](卷七《献略上·前事》)。在如此背景下，武缘县的虎患也空前严重起来，光绪三、十八、二十～二十三年，武缘都有虎豹群行伤人事件的发生，特别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虎患传及葛墟、林墟、六塘、马头等团，统计遭虎患者不下数百人”[30](卷一○《前事考》)。光绪年间的虎患，在柳州府、郁林州、廉州府都有较严重的爆发。在柳州府，来宾县城郊即为虎穴，老虎时常入城，据民国《来宾县志》上篇《物产一·动物》载：“(虎豹)多在北山与西山中，县城东北定清水菁深处亦有虎，夜深或入城……城西韦里塘山中亦藏有虎，其最猛者形如马，又有似狮子者。”在郁林州，光绪年间虎患酷烈，据光绪《郁林州志》卷四《舆地略四·物产》载：“虎豹最多，近年常日伏路旁，夜或冲门人室，攫食人畜。”自光绪九年(1883年)起，郁林州爆发的虎患持续了数年，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光绪九年，郁林州西山一带虎患爆发，“数年间伤噬人畜千余，知州夏敬颐悬赏购捕，获虎太多，赏之不继”[31](卷四《舆地略四·禨祥》。到了光绪十三年，虎患蔓延到北方寒山、平山一带，数年间又伤噬人畜数百。在廉州府，灵山县和合浦县也经历了长时间的虎患。灵山县老虎多成群出没，危害甚巨，如光绪十六年，灵山县石塘、镇安一带“老虎成群结队出现，每队多至20余只，人和牲畜多受其害”[32](p147)，而且常在白天到县城西、南两城门外游荡。合浦县从光绪六年到二十二年，虎患持续了17年，“遭噬者三百余人”[26](卷五《前事志》)。此外，南宁府、浔州府也发生了较严重的虎患。南宁府属同正县常有老虎入城伤噬人畜事件，光绪二十九年，进城老虎闯州署、入文庙、进兵房，食3人、伤1人，食猪2头、马1匹。[33](卷五《气候第五·占验》)浔州府属贵县在光绪十年有虎患，“九怀各里尤甚，死于虎者三百余人”[34](卷一八《杂记》)。
上述记载清晰地展示出一幅清初和清末广西虎患的情形，虎患在一些开发较早、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频繁爆发的事实，使我们认识到，即使是在传统的农耕发达区，一旦因发生战乱、灾荒而出现人口大量死亡流徙、田地荒芜等情况，如果不能很快复垦，那么原先农耕的人工生态环境就会回复到自然的状态，出现次生性植被景观，而这样的景观正好为老虎等大型动物的栖息生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于是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清初和清末广西会出现酷烈的虎患了。

三
从虎患强弱看明清时期广西的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

元代广西经济非常落后，明初战乱甫定，便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并组织士兵屯田，正如嘉靖《广西通志》卷二九《兵防志三·屯田》所载，“初兵荒之后，民无定居，稼穑尽废，粮饷匮乏，命诸将分军于龙江等处屯田……广西都司并所属卫所屯田共七百一十三顷四十亩”。在洪武中期全省官民田地塘面积达到了一千万亩，此后垦田面积稳步增长，一直延续到弘治时期。从有关虎患的记载看，正德以前只有一次，即洪武中马平县“虎噬人，知县张霖祷于城隍，捕之，患乃息”[6](卷一《天文》)。但是到了明代中后期，由于战争的破坏和民族之间的矛盾斗争，使得大量田地荒弃不耕，次生性植被滋生繁茂，有关虎患的记载开始频繁见于史籍。嘉靖《广西通志》卷十九《田赋志上》记载了从明初到嘉靖时期广西田地面积的变化情况，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广西的官民田地塘为1024万亩，弘治十五年(1502年)为1578万亩，嘉靖元年(1522年)为1099万亩；而《万历会典》卷十七《户部四·田土》载万历六年广西的田地面积仅为940万亩，可见明代广西的田地面积在弘治年间达到峰值后，在嘉靖至万历时期呈现出递减的趋势，甚至低于明初的水平，其中战争的破坏是主要原因。民族之间的矛盾斗争也造成了田地的荒芜，据《粤西丛载》卷十七《西行草》载：“粤西非滨河州郡，巨浸难医者比至，往往沃壤丰草，祗病人稀，华瑶、主客不相敌。”庆远府城郊“良以汉猹相杂，以致旷土弥望如此”[7](卷四《岳和声后骖鸾录》)。此外，人烟稀少也是明代广西一些地方开发不足的重要原因。嘉靖时期，钦州“人稀而习懒，田有自然之水始耕，江河之畔举目平洋，地膏腴，而水费车运者则日旱田，弃为荒土”[35](卷一《山川》)。上述情况表明，明代广西的开发受到战争、民族关系和人口稀少等因素的制约，许多地方开发不足、荒芜不治，自然生态植被保持着较高的覆盖水平。根据明代广西老虎分布广泛、活动频繁的情形分析，此时广西自然植被的覆盖率应在50％以上，生态环境良好。
明末清初广西经历了南明势力的抵抗战争和“三藩之乱”，较长时间的战乱使广西社会更形残破，人口大量死亡、流徙，遍地荒野，清初广西耕地的抛荒率可能达到了40％，估计此时广西自然植被的覆盖率在60％左右。在此情况下出现长时间酷烈的虎患，正是清初广西生态植被覆盖率较高的一个反映。随着战乱的平息和社会的安定，清政府实行招抚流民、奖励垦荒的政策，荒芜的耕地逐渐得到了垦复，到康熙末期，广西等地“人民渐增，开垦无遗”[16](卷二四九)。雍正时广西“生齿蕃盛，村落错居，寒暑应候，近郡皆同中土”[12](卷二《气候》)。社会的安定、人口的增长固然为清初广西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玉米、番薯、小麦等农作物的引进和推广更为广西农业经济的腾飞插上了翅膀，使广西的生态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乾、嘉、道时期的山地垦殖运动，使广西的天然森林被大片砍伐，广西的森林覆盖率大幅度下降。据估计，到1700年时，广西的森林覆盖率仅为39.1％。[36]与之相反，广西的耕地面积却在不断增加。据周宏伟估算，明清之交广西的耕地面积为1000万亩，到嘉庆年间则上升到3000万亩。[37](p114)乾、嘉、道时期玉米等旱地作物在山区广泛种植，据乾隆《镇安府志》卷四《物产》载：“(玉米)向惟天保县山野遍种，以其实磨粉为糊，可充一二月粮，近来汉土各属亦渐多种者。”归顺州，嘉庆以前只种一造包粟、杂粮，嘉庆时则连种两造，“山头坡脚无不遍种”[38](卷二《地舆·气候》)。道光年间，永宁州“山岭之间又多种苞米”[39](卷三《舆地志下·物产》)。宜山县，道光时“蛮溪山峒近皆为楚、粤、黔、闽人垦耕包谷、薯芋、瓜菜等物，行见生齿日繁，地无遗利矣”[40](卷三《地理志下·风俗》)。玉米、番薯等高产旱地作物极大地改变了广西山区的景观面貌，引发了几千年来广西山地从未有过的生态变迁，清中期广西虎患的减弱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

从总体上看，清代广西境内人类的开发活动呈现出不断强化的趋势，森林覆盖率也不断降低。如在桂东南，苍梧县在以前荒翳未辟，土广民稀，草木蔚荟，同治时则“生齿繁盛，村落错居”[24](卷五《风土志上·气候》)。浔州府在从前草木壅翳、蛇虫出没，到光绪时“人烟渐密，则草木之阴翳渐除；开垦日多，则山川之瘴疠日远”[41](卷六《纪地·气候》)。在桂西南，归顺州在道光时“昔荒芜不治者，今无旷土；昔之草莱夹道，树木阴翳，遍地蔽天，今则翦伐殆尽”[38](卷二《地舆·气候》)。镇安府城外曾经满山皆树，浓烟阴雾凝聚不散，虎患酷烈，但在乾隆中叶“人烟日多，伐薪已至三十里外，是以瘴气尽散云”[42](卷二五《艺文志·杂记》)，虎患也大为减轻。在桂南的钦州，雍正初还荒芜不治，自乾隆以后，随着外来人口不断迁入，出现了“山原、陵谷皆垦辟种植”[43](卷一《舆地志·物产》)的景象。
总之，明清时期广西虎患的程度受到战乱和人类开发等因素的影响，明代中后期广西由于战乱和人口稀少而虎患酷烈，清初和清末同样由于战乱而爆发了虎灾。但是从总体上看，清代自康熙中期以后，特别是乾、嘉、道时期广西的山地垦殖运动兴起以后，广西的人口激增，耕地面积不断增加，森林覆盖率不断下降，生态环境发生着巨大的变迁，这也使广西的虎患逐渐减轻，曾经是老虎栖息的地方变成了人类活动的舞台，印证了广西农业经济开发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1]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

[2]罗国璋，王伟漳编著．广西土地利用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

[3]郑维宽．明代广西人口数量考证[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5)
[4]徐宏祖．徐霞客游记[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5]明世宗实录[Z]．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6]乾隆马平县志[Z]．光绪二十一年刻本．

[7]汪森．粤西丛载[M]．笔记小说大观本．
[8]明神宗实录[Z]．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9]嘉靖南宁府志[Z]．嘉靖四十三年刊本．

[10]康熙南宁府志[Z]．康熙十三年抄本．
[11]李博主编．生态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12]雍正广西通志[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乾隆横州志[Z]．光绪二十五年重刻乾隆十二年本．
[14]民国灵川县志[Z]．民国十八年石印本．
[15]民国罗城县志[Z]．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16]清圣祖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5．
[17]唐志敬．清代广西历史纪事[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18]清朝文献通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19]民国柳城县志[Z]．民国二十九年铅印本．
[20]民国来宾县志[Z]．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21]民国雒容县志[Z]．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22]乾隆岑溪县志[Z]．乾隆九年刻本．

[23]光绪容县志[Z]．光绪二十三年刊本．
[24]同治苍梧县志[Z]．同治十三年续修刻本．
[25]光绪北流县志[Z]．光绪六年刊本．
[26]民国合浦县志[Z]．民国三十一年刻本．
[27]民国全县志[Z]．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28]光绪贺县志[Z]．光绪十六年刻本．
[29]光绪武缘县图经[z]．宣统三年铅印增补光绪本．
[30]民国武鸣县志[Z]．民国四年刻本．

[31]光绪郁林州志[Z]．光绪二十年刊本．
[32]新编灵山县志[Z]．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33]民国同正县志[Z]．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34]民国贵县志[Z]．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35]嘉靖钦州志[Z]．天一阁馆藏本．

[36]凌大燮．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附表[J]．中国农史，1983，(2)．

[37]周宏伟．清代两广农业地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38]道光归顺直隶州志[Z]．道光二十八年抄本．
[39]光绪永宁州志[Z]．光绪十一年刻本．

[40]道光庆远府志[Z]．道光九年刻本．
[41]光绪浔州府志[Z]．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42]光绪镇安府志[Z]．光绪十八年刊本．
[43]道光钦州志[Z]．道光十四年刻本．

收稿日期
2006—04—04
作者郑维宽，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中国古代史] 明清时期广西的虎患及相关生态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