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 T0 T4 d% a' N工商业在泽潞地区经济和民生中的重要作用在地方社会中有多方面的表现,其中最为根本、深远的变化,来自于地方制度层面:包括工商业和农业的比重造成了国家赋税制度在地方执行中的特殊性;商人和绅商家庭对宗族建设的追求以及他们在传统村社中的积极表现,影响了乡村的基层组织方式等等。在本节中更多地使用了泽州地区的材料,因此这个主题可以视为以泽州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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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泽潞商业与地方赋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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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y1 n1 g- Q: Z& b j明清以来泽、潞地区人多地少之间的紧张关系、气候恶化的压力,是促使当地人不能固守于土地,而须从工商业上谋求生存之道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 l$ W! z8 X3 @# T$ w!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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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城)县居深山,民贫土瘠,稼穑尤难,非肩挑负贩。不足佐其耕获。[30](卷五,P4~5)
; W* o m+ l( N4 f(陵川)治迤东,委宛村落,瘠田阱石,石灶炊烟。所借以谋朝夕、急公私者,惟负贩是赖。《一统志》所载:平田水接河南古道。邑民往来治生,是衣食之府,赋税之资也。[16](卷三七,P36)
2 I# I d' x6 ^- o' t上党居万山之中,商贾罕至,且土瘠民贫,所产无几,其奔走什一者,独铁与绸耳。[5](卷一,P15)6 F& n ]) a [" d& S& R
壶邑(壶关)气候高寒……且如程村进流业瓷(烧缸盆粗碗之类),南乡业煤炭,大峪、冯坡等处业铁,剧矿石(石熔为生铁,再熔为熟铁之类),乃贫民至苦生计。[43](卷二,P24)5 R$ W. E# ~) x, B3 q4 W.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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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X) A% c1 b& I这些记载说明了商业在泽潞地区民生中的重要性:商人的数量在人口当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不论泽潞居民的衣食住行,还是他们每年必须上缴的科役赋税,都依赖于商业的收入。这些与一般传统乡村社会迥异的特征影响到国家制度在地方的实行情况,尤其是晚明以后一条鞭法和摊丁入地等改革的推行。7 h9 q- J; r& w" P, Y, Z% }
; e% C1 G# L Y3 X明万历《泽州府志》中说:
9 M- _- ]0 p3 L+ v+ _ j8 ]泽之差银不编于地亩而编于人丁。虽九则与它处同,而上丁银至二两七钱,则他省直所未有也……逐末者多富商大贾,或滞财役贫。冶铸煮盐,家累巨万而不置立锥之地。于是地不足凭,而始以丁役矣。然行之日久,弊以滋生……尺籍之中,狐鼠穴焉。[4](卷一○,P5)
2 {. }/ h5 B3 }; h1 S& h' u' U田始八千四百顷,履亩法行增益殆万,污邪蟹螺何所不籍税,税难辨贫富,于是以丁出租庸,丁一征至三金,经数十年不稽登耗之数,以衰序之贫民踣毙不振,则有蠲追山五福荒土而裁冗役充逋赋之议。[4](李维桢序,P5~6); u- E! x' e7 E' U0 C; e6 Y/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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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泽州与其他地方不同,拥有土地的多少并不是衡量贫富的绝对标准。以至于在明中后期,泽州并没有像其他地区那样将力差编入地亩,而是依然按人丁征缴差银。清代摊丁入地的改革在泽州也实施得较迟,乾隆元年才开始将部分丁银归入地粮征收,至嘉庆元年才全部完成。潞安府的情况也与此仿佛,各地方志中虽都提到康熙五十五年新增人丁永不加赋,但未提及摊丁入地之事,仍将田赋与丁徭分列。这种重人不重田的赋税政策,对明中期以后地方里甲制度影响很大,进而也影响到同样作为地方基层组织的村社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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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A: a# p0 t$ X: N从明末以来,泽州里甲编审材料大都只提到人丁户口的编审而没有讲到田土的编审。在清代,泽州也没有出现江南实行的按田编里的情况。沁水县令赵凤诏曾试图仿照江南均田之法重编里甲,但是“因众意阻挠,未能更改”,仍然只能遵循查旧丁、报新丁、清查户名的程序,对原有的里甲赋役进行有限度的调整,“将单丁独户,免期输役,丁少户弱合并朋当”。[44](卷一○,P47)根据清查、平均里甲人丁户数的原则编定里甲之后,再着手清理田土和所属户主之间的关系。“昨奉文编审,矢公矢慎,所有各里逃亡死绝人丁悉与勾销,将实丁报补。积年宿困,一旦豁除,将□□一丁即有一人,是人丁已无赔累矣。独是地亩一项,父以传子,子以传孙,一门递相接受,即甲售之乙,乙售之丙,异姓亦可承当。自应粮随地纳,地属人收……凡有死逃户口地亩现系何人执业,即将实在花名立写收付,当堂呈验,以便更造入册,使银、粮尽有着落,里甲无说包赔。”[44](卷一○,P14)这种以人丁户口为中心的里甲编审,同样是泽州粮轻差重现实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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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方基层组织方式的角度来说,这也使清代泽州地区的里甲组织基本上仍然与乡村聚落保持着较强的对应性,并且在实行了摊丁入地以后,虽然在名称上仍称为里甲,但是它的功能发生了变化。例如光绪《高平县志》记载了当时地方基层组织的构成情况:“高平里旧为一百六十有一,明末更为百里,今循之。里各里老一,地方一,甲各什排一,掌其里之赋税。甲各推赀高一人为户头,乾没逃亡□其责。乡约则视村聚众寡以为增损,司徭役之征令,人徒之拘集。”[45](卷一,P20)在里甲的组织架构中设立地方、乡约等职,强调了里甲在乡村治安、秩序维护上的职责。经过这一系列的改革,泽潞地区的里甲组织在清代一直延续下来,但是不管从它们管理的范围还是功能上来说,都越来越接近于原有的民间基层组织——村社。到了嘉庆以后,随着清政府统治能力的下降,在很多地方村社开始取代里甲,成为地方上主要的组织方式。这点我们在后文中还将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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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 U" U: @: d. Z& ~, T在上述晚明清初里甲从赋役制度到基层组织制度的演变中,官方管理田土、人户和村落的职能始终统一在里甲的系统之内,最后被村社取代。这套制度带有一定的地方性色彩,也是为了适应泽潞地区依赖商业收入的区域特征。) _2 u4 }1 x1 w) n$ o3 b
. e# _; {$ y' t. Q- s# I5 Z(二)绅商家庭与宗族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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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 `6 R7 _* w( c7 D7 r$ J: A虽然泽潞是一个商人人口占很高比例的地区,但类似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在商人、士绅的自述、他们及其家庭的职业选择上都可以看出来。一方面,几乎所有的商人家庭都强调他们之所以弃学从商是为家境所迫。在通过商业发家致富后,他们或者自己捐赀获取功名、获得身份,或者让子孙放弃商业、改攻举业。例如清代长治人崔筠“家贫,以卖铁为业,既赢,入赀户部,得从九品官”[8](卷五,p8)。明末清初阳城郭峪镇的大商人王重新以经营盐业生意发家,大量捐助镇中寺庙、城墙的修建,并因此名列县城忠孝节义祠,但却仍被同镇的大官僚陈廷敬讥讽为目光短浅的富人。因此,王重新最后也通过捐资求得贡生身份,并且让他的子孙们积极地寻求科举功名,在当地成汤庙的匾额中,王重新的两个儿子分别是庠生和廪生。②另一方面,大量获得进士功名的高级官僚,他们的家庭也都有经商背景。陈廷敬本人的先祖是靠制铁、贩运铁货致富的。陈氏家谱中说,高祖陈修“有志于用世,不售,退而为鼓铸,治生有计,家日以裕”[46]。顺治三年泽州进士乔映伍“高祖儒、曾祖廷周、祖永兴、服勤治贾,家累千金”[47](卷五,P27)。阳城润城镇张瑃,崇祯十六年进士,清朝官至陕西巡抚。他的祖上世代居住在润城里六甲。祖父“远游商贩”,父亲曾经读书,但最终放弃学业,就理家务,“治田间,课炉冶。薄食忍嗜,习为俭勤,僮仆最下者共苦乐,用是居积阜成”,后来又行贾中州。[47](卷五,p30)这些现象说明泽潞地区虽然商业化程度颇高,但却仍然是一个崇尚科举的社会。这种社会风尚的直接后果就是在明清时期的泽潞乡村形成了一批亦绅亦商的家庭。: v. d8 ]: H9 @' W$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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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有关绅商与地方社会的研究领域,认为商人凭借官方认可的功名和身份,提高自身在乡村中的权威性;士绅也因为有商业资产的支持而更能在赈济、公共工程的修建等事务中游刃有余。类似的解释似乎是最为稳妥的。但是就像绅商的结合是一种社会传统的产物一样,它的出现也给地方社会的组织制度带来了新的因素。这种制度上的变化才是最关键的。在泽州地区,大量绅商家庭的出现,对于地方社会最大的影响是促进了地方宗族组织的出现,也为传统的村社组织注入了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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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血缘关系的同姓聚族而居的情形在泽州并不少见,宋、元时期也有几个世家大族,但是这些所谓的世家大族,基本上是以父系的直系血缘关系连缀起来的。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有直系血缘关系的个人的活动,而不是家庭的联合体,更没有拥有祠堂、族谱和严密的宗族组织。各个版本的地方志中有关祭礼部分的描述也都非常简略,而且基本上只局限在士大夫之家举行:“士大夫家设木主、立祠堂,墓祭各有其时,惟吉祭必于墓。”[20](P97)在一些明代中期以后出现的族谱序言中,还常常记载族人往往不能记忆三代以上的祖先。但是这种状况到明代中期以后发生了变化:一批绅商家庭开始致力于宗族组织的建设。这一方面得益于嘉靖朝国家对于品官家庙制度的调整,另一方面也和绅商家庭自己的需求有关。从士绅身份的角度说,宗族组织不仅是彰显他们士绅身份的一种方式,也是他们组织地方、实现乡村教化的工具;从商人身份的角度来说,宗族组织也是一种组织管理商业经营的模式。我们可以从阳城白巷李氏和沁水西文兴柳氏两个例子来说明在商业化和士绅化的双重背景下,泽州地区宗族组织的出现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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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白巷李氏是阳城一个典型的亦商亦宦家庭。李氏长期在山西、河南、山东、安徽等地经销铁货。这个家庭中的关键人物是嘉万年间的李思孝。李思孝经商非常成功,用他自己的话说:“吾商也,施出未几,而入者复倍。”[48](P38)他将大量的钱财用于施善,“宗属有贷,毁券不计;岁荒粥饥,远迩行哺;徒杠与梁之缺,修举备至”[48](P37)。嘉靖、隆庆年间曾为建海会寺宝塔费银数千两。李思孝本人捐赀获得散官的身份,他的兄弟子侄在科举上成就斐然。“公敦尚佛氏,而雅重儒理,故其弟保轩公,侄西谷公,侄孙易斋公,皆以科第起家,宦业方兴未艾,家累巨万。”[48](P41)保轩公名李思恩,嘉靖十三年举人,官至郧阳同知。西谷公名李豸,嘉靖二十年进士,官至山东左布政,官声清廉,将泰山香税归入户部,多有美誉。其子易斋公名李可久,嘉靖四十一年进士,官至山东按察司佥事,因为得罪宦官被贬,离职归乡。正是在这一时期,李思恩等人开始进行整合族人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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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宗族的建设是从编订族谱开始的。据《白巷李氏族谱》记载,第一次修谱,是举人李思恩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写作《长门(即后街一支)世系碑》。李思恩在《长门世系碑序》中说:“吾族聚于一乡,三百余人,今分为四支,已不知其所从来矣。惟得之故契所云李十一者,据其所生三子,长均章,次□,次彦方,则知十一公乃玄祖也。自十一公之上无闻焉。然以三十年为一世,则十一公当生于洪武之年。时兵火之余,民无定居,其不相传者以此。又焉知暨今之后,三支之不识者,有如四支之不能记忆耶。”“余少时,即欲上自元祖,下自曾孙,刻石记名以贻其后,有志不果。嘉靖癸卯,适丁内艰,会春祀,族人咸在,因复举此。族叔纯阳善而诺之,遂董其事。”[49](《白巷李氏长门创修世系碑记》)这段记载说明在此之前,李思恩一族有清明祭祀的活动,却从来没有族谱。因此,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最早定居于此的祖先是谁,只是根据一张旧的契约追述至一名为李十一的人为祖先,其生活的年代也不详,只能按30年一代推测是明初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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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0 I3 u, z" \1 \! Q0 l在李思恩的倡导下,李氏撰修世系碑和世谱的活动陆续展开。崇祯元年族人进士李蕃才在《长门世系碑》的基础上重修李氏长门世谱。李氏二门的世系碑记创修年代不详,主持者李养蒙官至承天府知府。《白巷李氏二门创修世系碑记》说,白巷李氏分为四支,“支各百余人,间有不认识者。求其总支之祖,父老亦茫然莫知,惟所称八公者,则余支之始祖也,则余本支之始祖也”[49](《白巷李氏二门创世系碑记》)③。25年后,二门重修世系碑,主持人李春茂,官至顺天府尹,后被东林党弹劾而罢官。此后还有《李氏三门之二门创修世系谱序》(康熙九年)等支谱的创修。至康熙二十八年出现了第一部四门合族谱《李氏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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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O0 `1 `5 N( ?0 }5 H0 I这场在商业繁荣和科举成功双重因素催生下的李氏宗族建设运动,其实存在着很多先天的弱点。例如不仅四支的共祖无从考证,即便是下院四门的共祖也已不知名讳。其中的一些支派在此之前并没有自己分支的族谱,所以整个合族谱缺环颇多,其中的一些支派是否真的与白巷李氏属于同宗,都留有很大的疑问。如果说上述情形在各地宗族建设初起时尚属常见的话,但此后也未能通过各种形式使其日益壮大起来。李氏宗族的建设只是作为一种读书人的传统在勉强维持。李氏士绅敬宗收族的努力基本上停留在编写族谱、梳理谱系的文字工作上,祠堂迟迟未能建立,更没有发展具体的宗族组织和设立公共的族产,白巷李氏的合族祠迟至道光二十六年才由李春茂的旧居仓促改建而成:“适右都御史公旧第欲售。先俊闻之,因与族伯万庠、族叔孔旭者邀同族人量力捐资,遂将公第置为合族家庙。”[49](《李氏重修合族世谱记》)这个祠堂的修建也没有对李氏宗族组织有实质性的推动作用,随着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和一系列的变化,白巷李氏的宗族组织便名存实亡。& G6 q. n5 \! K* [5 M3 X7 o5 ~% E
; Z- w) Y' P1 Q/ `, T与白巷李氏相比,沁水西文兴村柳氏的宗族建设更具有为家族商业发展而设计的特点。与白巷李氏处于一个仕宦氛围浓重的多姓村落不同,西文兴村是一个以柳氏家族为主的单姓村落。在明清两代,他们均以经商发家致富。成化十六年(1480年)柳氏第三代柳騄获得举人身份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第六代柳遇春又获举人功名④,从此开始建立家族的祠堂、创修族谱、制定宗族规约。隆庆六年所立《柳氏祠堂仪式碑》说:“至隆庆己巳仲冬吉,遂建祠堂于居第之东南。壬申春,始克成之,以处祀事……乃参酌程朱之议,奉高祖以下神主,次第列龛,躬行祀事。因考诸家礼,列式于后,又以冠婚丧礼有关祠堂者附以予意并列焉。”[3](p235)该碑不仅规定了祠堂的管理和祭祖的仪式,还规定了西文兴柳氏子孙一年和一生当中主要的礼仪规范。其中规定,族人行冠礼、结婚、生子、授官、封赠、丧葬等所有人生大事,都必须到祠堂告祖宗,并且拟定了各项祝文,如“行冠礼前三日,告于祠堂,祝文曰:某之子于某年渐长成人,将以某月某日加冠于首,谨备以果酒,用伸虔告”。每年的节俗如正月初一、十五、五月初五、七月初七、七月十五、中秋、重阳、冬至、除夕等日,都在祠堂进行祭奠活动,宣扬族训,凝聚宗族。这种严格的宗族和人生礼仪的规定,其目的无非是要强化宗族组织的凝聚力。而对于柳氏来说,强化宗族功能的目的又主要在于维持家族产业不至于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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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七年(1589年)《河东柳氏训道记》中写道:“田邑广阔,典当驿号,酌族世产,永勿分割。族人衣食、子孙游庠、贤士归祠祭祀、游刃榷利生意、封赠仪式,律以拨支,须等克勤克俭。吾族贤士、处士,逢授、拜、除、命、简,或起点拔萃、俸满开缺、迁复守制、起复开复者,身赴任所及徙邸者,勿宿异姓驿,节俭支银。京归吾府者,勿宿异姓驿,恐骚官衙。”这段话说明,在明代柳氏主要经营典当和旅店业,而且他们的店号已经遍布各地,甚至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网络,这样才能保证出外的柳姓人氏可以依靠自家的商栈旅行,而不必投宿其他驿馆。这篇《训道记》中还说:“族业之产,永勿分割,家中财产,以长幼次第。经营生意,管理账余。口次官理有违者,罚!有长于此而短于彼者,随材也。至幼年子孙,无论智愚贤否,惟以读书为主,欲求上进。朱子格言曰:‘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治家者,所宜奉为金鉴也。如读书十分无望者,或挪管庄田,或佐理账总,勿使游手好闲,然后不至荡检逾闲……生意房产永不许瓜分也……家道之败,败于分产之由。”[3](P237~238)这种以家族来经营商业的理想,的确需要有一个紧密而严格的宗族组织作为保证。与白巷李氏停留在纸面上的宗族整合不同,西文兴柳氏宗族的规模较小、支派简单,但是却具有更加切实的目的和严密的规约。然而隆万年间的这一次宗族建设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就被明末的动乱所打断。, {* }( V: g4 P" [$ K0 b% C
+ b7 x v7 Z$ P2 j* i2 g清代西文兴柳氏的商业似乎是从一个崭新的起点上开始的:乾隆年间柳春芳在山东、河南一带经营盐业和当铺生意,并以输饷得获封赠“昭武都尉”。道光四年(1824年)所立之《柳氏家训碑》中说:/ E% g0 F% i2 ?! z) V% U% i
吾家数年以来,疏于料理,日费益繁,又兼生意赔累,银票赔数,以致浮记长支,家中使用尽属本金,通盘计算,已将阳、沁四典本金耗致十无二三,言念及此,甚为寒心。想吾父兄数十年备尝辛苦,留此基业,若不能保守,不惟生无以对亲友,即死有何颜面见先人于地下乎。且吾父兄言犹在耳:教子孙世世同居,生意财产,永不许瓜分。今吾为尔等指拨,不孝不悌,罪莫大焉。尔等未能勤俭持家,和顺聚处,亦是我无家训,而咎又何辞!无奈将商丘二典本金,每份拨给钱五千串,而兄弟十三人,虽系三支,皆是祖先一脉。黄甲乃长子长孙,定照十四份分拔。每年粮食不拘老幼仍按口均派。所有穿着日用等费、娶嫁衣服首饰,皆各自备办。公中遇娶妇者,只备水礼、聘金;嫁女者,嫁妆全副。尔等量入为出,各自勉力,或更赢余,亦未可定。尔八婶母系孀居,公中每年给钱五十串,令其穿着,可训子孙也。尔等果能义气不衰,自然家道昌隆;若戾气不解,必有殃随。总不要信妻子之言,即结为死怨,将一本之爱,遽视为市井交易之人,是所切诫焉。嗟乎!男子之刚肠。能不为妇人所惑者有几人耶?再尔等有能料理生意者,每年辛金一百两。长使者拨入伊账。不遵家规即为不孝,戒之勉之。能不负先祖一场苦心,乃可为承先启后之人也。[3](P644-645)- [/ _* I* h- j; v% M& ]4 D5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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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通在清代重新树立的家训碑说明,清末柳氏的当铺生意原本是一种家族产业,但因族人可以随意从铺中支取银钱,最终导致“世世同居”、“永不析产”的理想没有维持到两代人的时间就已经面临分崩离析的态势,所以不得不将其中的一部分产业本金析分至各户。柳茂春将族中兄弟阅墙归罪于妇人的闲言,却也不能不承认敬宗收族的努力没有能保证家族的和睦,商业经营中的纷争不可避免。“将一本之爱,遽视为市井交易之人”,这说明泽潞商人虽然力图发展宗族以作为商业经营的机构,但却并不非常成功。, Z7 N- ?' Z ?4 Q/ S
! m7 ], p/ H" i* A9 N* E% [简言之,晚明以后在士绅和商人的双重努力下,泽州地区出现了一些宗族组织,这是地方社会以及商业领域中的新生事物,但是它们并没有在这里发展壮大。商人家庭以宗族的模式来经营商业,在以往的晋商研究中也有涉及,有学者认为,这种家族制的商业模式是导致晋商没落的原因之一。[50](P139~140)但是情况或许恰恰相反:也许正是因为宗族组织和制度在泽州地方传统中一向不发达,所以虽然绅商曾经努力建设宗族,却无法有效、持久地以宗族作为商业经营的模式。! z: F4 b/ n% |: z" m% r!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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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泽州商人与村社0 Z" D. y% ]8 }5 L; n2 U8 R-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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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宗族组织的发展状况不同,在泽州拥有办远传统的民间组织——村社却在商人的积极萋与下,不断地扩展其职能和权威,成为乡村最重要的制度。如前所述,村社在清中期以后的发展与里甲制度的演变有关,但同时大量商人资产的注入,也是重要的原因。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在清代中期以后的祠庙碑刻中,商号、商人的捐助以及商人募捐的记载大量出现,而这些祠庙正是村社组织的中心,祠庙的重修往往是整合和强化村社的重要契机和手段。晋城府城村关帝庙的修建就是一例。8 `# b C9 Y, V1 T7 v*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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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村关帝庙始建年代不详,在清雍正、乾隆朝重修以前是一个陋小的庙宇。乾隆中期,由于府城社中各小社意见不一,重修关帝庙遇到阻碍,曾经考虑用摇会的方式来筹集资金,“后西社众□以□伦不合,不愿□□□,复与同事相商,公请立会以襄其事。在彼时亦谓得此会银,先毕神工,继此而徐理。摇会不惮劳苦,而同会诸君则谓礼(续有礼)以建庙请会,诚心可嘉,拮据亦可叹,咸不欲以摇会事复累及礼,遂尔众口一词,情愿以所随会银口口修庙布施”[51]。最后还是府城村社内部达成共识,一起修庙,摇会一事才作罢。“至(乾隆)十三年,后西社未随者,蒙崔庄、背阴、黄头亲友和议,仍然合为一社。七月间,三社公议修理”[52]⑤。在这个村社合并的过程中,商人续有礼起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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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6 b$ B2 ?: D) g3 n续有礼是一位长年在河南经商的商人,正是他回到故乡,倡议重修此庙,并且借此将村社重新团结起来。乾隆十九年的《重修关帝庙前院正殿并创建东西两庑碑记》中说:3 _, c! A3 v. w3 b+ p
6 @, t( X: }4 ]: `+ Y吾乡东,旧有关圣帝君殿宇一所,规模虽俱,院宇阔落,东西仅有墙壁,未有房屋,远近进香者不免有露处之叹,风雨之悲。礼(续有礼)目击心感,以为无以处人,何以妥神?于是遂有修建两廊之事。但此事非一手一足之烈,而礼又贸易他乡,不克促办其事。因于光州淮凤集募化诸檀越,得银十五两,己身捐银十两。阅两栽,又得利银七两八钱。至雍正十三年归而谋诸同乡诸友,诸友欣然乐从,情愿共任其事。复又同心协力,慕化四方。嗣是,而四方善士以及同乡诸友或输资财,或殚力作。或则易柱而雕梁,或则瓦殿而金神,于乾隆元年,廊房十八楹于焉落成,而前殿亦为之革故而鼎新焉。[53]# [ T0 V% A- ^& S( ]4 A; ?# E
商人续有礼在经商地河南光州淮凤集的募捐和商业经营,是关帝庙得以重修的第一笔资金。整个工程直到乾隆二十年前后才结束。此间,续有礼屡次利用经商归里的间隙,主持修建工程。他显然是当时府城村最有实力的商人,同时在村中拥有相当高的威望。除了关帝庙,在乾隆二十九年同村的《重修玉皇庙碑记》中,他是修建工程的总管,而且乾隆二十四年邻近的水北村社重修永固桥时,捐金者姓氏中也有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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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Q+ l8 [5 i6 A而且府城村中必定还有很多外出经商的商人在经商所在地积极募化、捐助。府城关帝庙乾隆年间近20块捐金题名碑上刻有大量商号的名字,其中有的商号是本地人在外县外省开设的,还有的是本地人在经商之地向当地商人募化的。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在清朝中叶,泽潞商人的足迹集中分布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地,他们向当地的商号和百姓募化银两,带回本村社用于修建庙宇。例如道光五年晋城赵庄社重修三教庙的工程几乎全部得自于一个商人的募化。“吾乡村北三教庙历年久远,颓圮殆甚,今有王大理在汝阳寒洞镇募化钱二十千文。庀才鸠工以补之。”[54]后面开列的全部都是商号,多达30余个。乾嘉年间晋城管理院社重修二仙庙碑的工程最后也是在一个商人的主持下完工的:“乾隆五十七年内创建西上廊殿三楹,嘉庆二年内,廷玉牛公自四川贸易回□□□庙工数十年间未得完竣,毅然动□整之志,昼夜区划,不辞劳□。”[55]晋城崔庄社道光十三年《重修关帝庙碑记》中募化银两所占的比重也相当大,如“田如玉慕化颍州府王市集合成正、恭顺宁、全省好、合成和……”“田澍募化朱仙镇公义合、敬顺号……”“田秦兴募化舞邑万典号、田公典、全昌号……”“司宪□募化王冈集、统义店、衡泰店、泰成店……”“田益□募化王冈集……”[56]嘉庆九年晋城水北西社会真观重修时,山东曹州府菏泽县沙土镇三义号、瑞兴号、府泰号、天顺号、中和号等18家商号施银一千钱至一百钱不等,“巨野县大义镇众字号施银五两,维首晁孝募化”。[57]道光二十六年,黄头社《重修移风寺布施碑记》中记,此次募化的范围也包括山东曹州、大明府、东昌府、长山县周村镇等。[58]他们所募化的地方相当集中,而且大部分是一些市镇,所以这些主持募化的人很可能是在这些市镇经商的人。他们广泛而热心的募化行为,或者也可以看成是他们在这些市镇中联系、组织同乡商号的一种方式,至少在客观上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即便其中有些商号并不全是泽州商人的,但这些募化记录也是我们了解有关泽州商人在这些市镇中商业关系网络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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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0 Y8 t% }. T泽州本地市镇中村社的发展更依赖商人的资助和经营。例如润城镇是明清时期泽潞地区一个重要的工商业市镇,润城社的活动是围绕镇中心的东岳庙展开的。在康熙四十二年《补修东岳庙施财姓名碑》中,有“盐店银四两”以及“义盛店”、“翼兴店”、“永盛店”等商号名22个。在乾隆二十三年《口修拜殿、舞楼并本年总理社事施财碑》中,有“当店捐银三两,盐店捐银一两五钱,缎店捐银一两五钱”的记载,还有“大义店”、“增盛号”、“新盛号”等商号名称。⑥从整体趋势上讲,越到后期,商号在社事中的作用越明显,尤其是在盐、当、缎等店铺中出现了同业的联合,这些盐行、当行往往是社事活动中捐款最多的。当然,这其中亦包括泽潞以外的商人在润城的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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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X2 |% {, p% x/ t5 D2 b& W与清中期以后商人在村社社庙中的活跃同时出现的变化是:此时村社在乡村事务中的权力大大扩张,村社的公共财产也快速增加,其中相当部分都是商人贡献的。例如阳城上佛社赵书麟(1783—1832年)在河南朱仙镇经商,返村后重修大庙。清末社首之一于友直也曾经是一位商人。碑记记载他“初服贾,不染市侩气。既归,务农为业,家道日隆。年逾古稀,义举仍频”:先施地四亩,意在施茶及鬼节所需。后数年,又念“今我文里两社,积蓄甚微,每遇公事,动形拮据”,向村社施地22亩(朱家圪坨10亩,内有柏树38株、槐树2株;□地9亩;北沟地3段3亩),制钱100千,永远充公。上佛大社在光绪三十四年立碑记其事。[59](p848)像这样大规模地捐献土地和财产,在清中期以前是没有出现过的,但在晚清却变得较为普遍。5 K( ~( D5 S# I p+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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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的普及,也使得村社更倾向于通过购置地产、收取租金或者将社产中的流动资金发往商号赚取利息等商业化的方式来经营村社的公共财产。如晋城黄头社的《重修移风寺增修圆寂塔碑记》中,就有“大社三次赊地亩钱二十九千三百四十七文”、“卖谷卖绳钱三十二千六百七十四文”的记载。[60]晋城府城社水官会和崔庄社水官会也都有将所积会银发商生息的记载。水官会是村社之中专门负责祈雨的一个分支组织。同治十二年的《水官积金会四班公议重行捐备以广积储碑记》就详细记载了崔庄水官会的运作情况:! U$ n& ~5 i( h9 I) L5 q" h
崔庄村旧有府城北大庙神水一道。每逢祀神,派定水官六名,敬谨接办,历年已久。但祀神之举,虽七年一轮,而自受事以迄卸事,几及十载。其间节祀寿祝,及正献时请袍下驾、迎神演戏,一切事宜,所费甚巨。往往有未竟事而家已倾,再轮充而力不能也。以故新旧承接之时,每多周折。后虽六家公办,较前已省,而每班各为积储,不若数班公为积储之尤易也。咸丰元年,头班水官公请商议,着将祀神后所积余资,每班各捐钱三十五千文,至同治四年四班共捐钱一百四十千文,输入会中,作为公本。按年收□,以备祀神时一切费用。但为数无多,犹恐不敷于用,仍不免临事周章。同治十一年,值头班水官祀神毕,首事田柜等复同班商议,每班再捐钱二十五千文,以广积储。头班现已捐过,俟四班捐齐后,随事斟酌,如以足备用,即可不必再捐,倘仍复不足,不妨另为设处,总期有裨于事,无损于人……维是输财之家,既充公项,即非己有,无论后来充当水官与否,均不得借端搅扰。所有会中钱文,必择执事之□实者轮流经管,或出放生息,或置田收租。每班收租只将利息备用,不许并本亏损。俟祀神毕,倘有余赀,务将账簿登清,交下班执事经管。[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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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h. _0 @, d5 P8 k! v: T4 J这段话说,虽然玉皇庙迎神演戏是七年一轮,但七年中每逢神诞和祈雨,村社的上供也是由当值的水官负责的。为了应付轮应水官的开销,村社水官会想办法筹钱,或买地收租、或发商生息以补充费用。这说明对村社公产的经营是维持村社基本活动的必要条件。在村社公产的商业化经营中,村社和商人乃至商业之间的关系也会日益密切。但从目前的材料来看,虽然在清末有的村社控制了大量的地产,我们却还没有发现直接以村社作为商业经营机构的迹象。4 j4 T! ?* G) ]4 _( ]2 q8 u
! D( r9 B9 ?5 H' y# b0 x: M( c3 Z泽潞商人在清末表现出某些衰落的迹象,正如上述崔庄水官会的文献中所说的一样,乡村中出现了普遍贫困化的趋势,实力雄厚的大商贾也日益少见。其中的原因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但是在缺乏地方工商业具体统计材料的情况下,回答这个问题是相当危险的。我们并不认为,泽潞商人的衰落是因为他们把大量的资金挥霍在建设村社的祠庙上,或者奢靡的祭祀演剧中,这样的解释过于间接、简单化而没有说服力。因为在泽潞商人鼎盛的明代和清前期,他们同样将大量的钱财用于修筑寺院。而清中期以后商人之所以愿意在村社所属的祠庙中投入大量资金,是与村社在地方社会中的传统和权威有关的。在这一时期,村社把权力的触角伸向乡村公共事务的各个领域,从一种祭祀组织发展成基层管理组织。这个过程当另撰文详述,但商人在这个过程中显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 q8 g7 K: x. O/ i3 Y) Z: I- G
+ p! i o8 k$ O% |在近年来的晋商研究中,商业和晋商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已经引起了部分学者的注意,例如关于商人的流动和商业发展改变地方风气、习俗和妇女生活状况等等,有相当多的论文进行了描述。但这些绝不是一个地方性商帮的崛起带给地方社会的全部影响,甚至也不是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比如明中期以后地方风俗的奢靡化是一个几乎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它或者与商业的发展有关,或者也与文人的认知和写作有关。总之,它并不是晋商和晋商影响下的地方社会的独特情形。% u" A c' Q) S# t7 x% s, v4 @
我们以为,要从社会史的角度去研究晋商,不只是要注意晋商的衣食住行,也不仅仅是要去描述晋商对地方社会的人口流动、职业结构、公共建设和社会赈济上的影响,因为这种影响和被影响的研究思路,本质上还是将晋商放在地方社会的外面去看的。在一个商业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中,商业活动、商人已经成为其中的主角之一,尤其是从家庭或家族的角度来看,商人的身份和士绅、平民的身份在很多情况下是无法区分的。因此如果我们的确试图在区域社会史的视野下去了解晋商的话,我们所关注的是在一个个具体的地方社会中的晋商,或者说是一个个晋商所生活的地方社会。例如我们在文中讨论了商业化较强的地区,国家行政、财政制度的实施与别的地方有何不同?商人及其家庭如何在地方社会的传统和规则中生活、从事经营活动?又如何维护、改变或创造新的传统和规则?他们在地方的人际关系网络是如何形成的?商人的经历和活动在地区间的整合上起到了什么作用?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包含有关地方社会的人口流动、职业结构、公共建设和社会赈济内容,但是问题的意识和出发点却是不同的。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对地方性商帮或商人的特征、作用进行归纳总结式的描述,而是去了解、分析一个拥有相当数量的商人、人口流动性较大并以工商业收入为主的乡村或市镇的生活和运行情况。在明清时期,像晋商、徽商、浙商等地方性商帮的崛起,使得这种不同于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乡村数量大大增加,这种乡镇社会的新变化既是明清时期全国性商业化发展的结果,也是它的起点之一。对于这些乡村社会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在大城市、大市镇之外,在更基层的农村中商业化的情形,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明清时期工商业发展所遭遇的困难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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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 k/ \' O7 C' L9 o' m& }) _' n8 g) c5 c
' t3 ?' s( u8 T: ^! h①洛阳泽潞会馆现为洛阳市民俗博物馆。有关这两块碑记中所反映的行业统计,参见许檀《清代中叶的洛阳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载于《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W( f4 {# C* X8 U- N5 w+ @6 l6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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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关于王重新的事迹,参见赵世瑜《社会动荡与地方士绅——以明末清初的山西阳城陈氏为例》,《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陈廷敬对他的评价见陈廷敬《百鹤阡表》,《午亭文编》卷四三第3页。" X- N3 ^( [8 z
. ?0 S/ h" e" {/ R8 b③《白巷李氏二门创修世系碑记》落款为崇祯二年,但疑有误,因为谱中另一篇《李氏二门重修世系碑记》作于创修后25年,落款为崇祯七年,则创修年代应该在万历时期。: L% I& J0 T5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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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 U# H1 ?. w( f④楼庆西《西文兴》(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第10页还记:第五代族人柳大武中嘉靖十一年武状元、柳大夏嘉靖十年赐进士出身等。但在县志、府志中均无证,姑且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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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府城后西社与其他各社在社事上不和,可能由来已久,在府城关帝庙康熙四十一年《重修高襟祠碑记》中,府城就只有前社、后社、西前半社的社众捐施,而不见后西社的社众。- o8 O, b2 O4 r4 H; c5 p) l5 a; y" q
⑥两碑均存于润城东岳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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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重修关帝庙正殿□间并创建东西廊房二十二间碑记(乾隆二十年)[Z].碑现存晋城府城村关帝庙.3 A& s6 [1 ]- X: g6 [ K$ X-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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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无碑名碑(道光八年)[Z].碑现存晋城赵庄三教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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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重修关帝庙碑记(道光十三年)[Z].碑存晋城崔庄关帝庙.# G8 m, d- J+ O,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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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布施碑(嘉庆九年)[Z].碑存晋城水北村会真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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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秦海轩.晋城金石志[Z].北京:海潮出版社,1995.- o$ o8 j; D$ b' L- O) d* E O+ C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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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重修移风寺增修圆寂塔碑记(道光十七年)[Z].碑存晋城黄头村移风寺.7 [) d+ \0 d. j4 [8 p
[61]水官积金会四班公议重行捐备以广积储碑记(同治十二年)[Z].碑存晋城崔庄关帝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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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p7 R2 m+ m+ v4 m; W% R作者简介:杜正贞,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浙江杭州310028);赵世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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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 s" I; X% d原载《史学月刊》(开封),2006.9.65~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