凿井以灌：明清山西农田水利的新发展

宪之 · 发表于 2010-11-24 20:4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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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井以灌：明清山西农田水利的新发展

梁四宝
韩芸

(山西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030006)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

内容提要：明清时期，山西因自然生态环境变化、人地矛盾加剧、干旱频发刺激了井灌的发展。凿井投资一般在白银一二两至一二十两，而效益可观，一井可灌溉二三十亩，对抗旱增产起到较大的作用。而且井灌大多数为一家或同族所开，产权明确，很少引起纷争。因此，井灌成为明清山西农田水利发展的新特点。该文试图从经济史的角度对明清时期山西井灌的发展原因、产权界定、投入产出、社会经济效用进行初步探索。
关键词：明清
农田水利
井灌
投入产出

近年来，有关水井的研究层出不穷①。民俗学者注重水井习俗事项民间文化与传说；社会史学注重水井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研究视角多集中在水井事务、乡村控制和权力网络等方面；乡村地理学主要考察水井与村落布局、形态之关系；水利学家侧重于水利灌溉的角度，研究水井的开凿、技术发展、分布状况等等。本文试图从经济史的角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明清山西井灌的发展及其效用进行初步探索，从而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明清山西农田水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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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裕成：《中国的井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王克林：《水井的发明与意义》，《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王仰之：《中国古代的水井》，《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2年第12期；陈树平：《明清时期的井灌》，《中国社会经济史》1983年第4期；张芳：《中国古代的井灌》，《中国农史》1989年3月；吴芳：《清代北方井灌的发展及其作用》，《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下册；缴世忠：《华北水井与水井灌溉史寻踪》，《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李辅斌：《清代山西水利事业论述》，《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年第6期；胡英泽：《水井碑刻里的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3月；张芳：《中国传统灌溉工程及技术的传承与发展》，《中国农史》2004年4月；赵宝爱：《20世纪20、30年代冀鲁两省的凿井灌田与防旱救荒》，《中国农史》2005年1月：胡英泽：《水井与北方乡村社会——基于山西、陕西、河南省部分地区乡村水井的田野考察》，《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

一、明清时期山西井灌发展的原因分析

明清时期山西井灌发展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明清山西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是井灌发展的主要原因。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从地形、地质构造上看，东西两侧受太行、吕梁两大山脉的控制，中部从北向南是一系列新生代断陷盆地，对于地下水的积聚、涌出都是成泉的有利条件。但是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大面积的森林被砍伐，泉水逐渐萎缩，流量减少，有的成了潺潺细流，有的冬季枯竭，只待夏季多雨时出水，有的完全枯竭消失了。就是有名的“有泉百余区”的万泉县，到了清朝也出现了“万泉无泉”的谚语。可见，明清时期山西泉水逐渐萎缩枯竭。除此之外，山西境内湖泊堰涸消失，河流水量逐渐减少甚至干涸。明清以前，“昭馀祁薮”、“文湖”、“淳湖”、“玉泽”、“丰湖”等大小湖泊分布于山西南北各地。然而时至明清，在人地关系日趋紧张的同时，随着北方气候的逐渐干燥，山西地区森林被毁，湖泊湮废，只有晋西南的五姓湖、解池等小型湖泊，而且水量少，经常处于干涸状态。对于农业生产，特别是对于土地的开发利用、农作物的保产稳产造成了许多不利因素，经常受到干旱的威胁，历史上素有“亩不满斗”“十年九不收”之说。山西境内河流较多，地表水资源特别是中、南部盆地区，河川汇集，水利条件较好，在发展灌溉农业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但是，境内其它的河川径流量小，许多河流是季节河，冬季封冻，春秋两季干涸，雨则横溢，旱则枯涸，大多数河流两岸地势峻陡，河水难以利用。正是：眼看河水滔滔流，田地枯干冒白烟。全省素来有水利的不过38县，水地更少，不到3万倾，仅占耕地面积的6％。①而且，山西境内“土燥水枯，以言灌溉，惟沿汾各县为最著。而沿汾各县总计不过阳曲至平遥间七县及洪洞赵城临汾三县。每年灌田约二千倾。襄陵以上，田高河低引水不易。至介休及灵石霍县一带，则河槽春冬干涸，夏秋泛滥，水利为享，水患恒见。”②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山西境内泉水、湖泊、地表河流逐渐减少。因此，人民逐渐重视开发和利用地下水资源。

其二，大量砍伐森林造成水源减少，旱灾加剧。宋辽金元以来，北方战争接连不断，特别是元兵利用火攻对付山林中的抗元力量，焚毁了大*片森林。元明后重建京师和城镇，又大量砍伐林木。明成祖“营建北京宫殿，取木于山西及四川等地”③。明末五台山地区尚有“五百里内，林木茂盛，虎豹纵横，人迹罕至”的情景，嘉靖时建宫殿，一次就在此伐木达20万根，到清乾隆时即已“垦田艺植，猛畎避迹。”正德前祁县“林木丛茂，民寡薪采”，嘉靖初，“邑民竞为居室，南山之木，采无虚岁”，以致山岭“濯濯”④。入清以来，奖励垦荒，移民屯田，毁林扩大耕地，加上战乱不休，滥伐乱砍，森林面积日益缩小。更有为得农田肥料，不惜纵火放荒，“林草尽化为灰”者。在长期战火和滥伐的摧残下，黄河中下游诸省森林基本上遭到毁灭，土壤受到侵蚀，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便不能很好地作为水的吸容体而缓和水分循环的均一性，旱灾的次数逐渐增加，日益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水旱灾害被称为“母灾”，历来是危害山西农业生产的主要灾害。不下雨是旱灾，下大雨就是水灾，又由于山区无灌溉之利，土壤本身失去涵养水分的作用，故水灾过后还是旱灾。如汾河每到夏秋两季，泥沙滚滚而来，河床堵塞，决堤漫溢，酿成大灾。旱天则赤地千里。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七月，旱灾遍及晋中、晋南几府数十州县，平遥县“大旱无雨，斗米至银八钱有零”⑤，汾州府的介休县，“值岁大旱，斗米千钱”，“穷民食草木，形骨之”；⑥长治县“旱饥，时斗米银五钱”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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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是明嘉靖初年(1522年)至清宣统末年(1911年)近400年间山西州县自然灾害发生次数统计表，从表中可以看出，旱灾次数最多，占灾害总数的43％。其次是水灾占17％。特、大旱灾又占旱灾总数的65％，特、大水灾占水灾总数的77％。因此，在干旱和地表水源严重缺乏的情况下，人们更多的注意利用地下水资源。光绪二至五年，晋省奇灾，实为干旱引起，遂开井抗旱。因而在干旱年份，往往是井灌发展较快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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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山西省农业区划委员会编：《近代山西农业经济》，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②郑肇经：《中国水利史》，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67—269页。
③[清]康基田：《晋乘搜略》卷28，第9页。
④光绪《山西通志》卷108，第15页；卷66，第31页。
⑤光绪《平遥县志》卷12“杂录志”。
⑥乾隆《介休县志》卷5“宦迹”。
⑦光绪《长治县志》卷5“大事记”。

其三，明清山西人地矛盾加剧成为井灌发展的又一原因。明代山西人口总数相当于河南、河北两省的总和。因此，才有了朱元璋明初的洪洞大槐树移民。清代山西人口同全国各省区一样属于迅猛增长的时期。如表2所示，清初179年间山西人口增加了将近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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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山西人口一直处于不断增长的态势，而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土地资源的增长却十分缓慢，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例如，明代山西从弘治四年(1491年)到万历六年(1578年)，人口从436万人增加到532万人，增长率为22％，而耕地面积从弘治十五年(1502年)的3908万亩减少到3680万亩，增长率为-5.8％。①“土狭人稠”、“田不足耕”几乎成为全省南北各地的普遍现象。人地关系的日渐紧张一方面促进了耕地的开垦，另一方面增进了农业的集约化生产。两者都需要兴修更多的水利，其中灌溉是重要的一环。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山西除修渠筑堤、引河、引泉灌溉以外，农民最简易的方法就是凿井，因而井灌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再者，山西的人口分布不均匀，晋西南地区的人口密度较大，晋西北地区的人口密度较小。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人口密度最高的是晋西南的蒲州府地区，密度为423.88，其次是解州为214.34，绛州188.39，汾州120.46，平阳113.62。②因此，山西尤其是晋西南地区井灌比较发达。

其四，明清山西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井灌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农业的发展使得对井灌的需求增加。一方面补充水源之不足，另一方面为井灌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条件和人力资源条件。明代一条鞭法和清代摊丁入亩的实行，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民手中的货币增加，提高了一部分农户改善农业经营的能力。而且，在农业经营中，增加水利设施又是提高经济效益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再者，明清时期凿井灌溉技术的提高为山西井灌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所以，农民对发展井灌的积极性很高。如晋西南一带农民，“深知水利之厚，而不惜重费以成井功”。③
最后，明清时期国家鼓励凿井的政策促进了山西井灌的发展。明代后期，由于时遇干旱困扰，某些地方官便留心井灌，劝民开井。所以，这一时期井灌在北方农村习以为常，山西尤为普遍。④清代是井灌的大发展时期。其中有两次由封建政府督导的大规模开井，一次是乾隆时期，一次是光绪初年。所以，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山西井灌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二、明清山西井灌的发展状况和社会经济效用

凿井灌溉起源于商代，明清时期达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水平，有“井养而不穷”的说法。古代利用井水灌溉的地域主要在北方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河南等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明代，尤其是明代后期以来，山西井灌有较大发展。徐光启《农政全书》较早对水井的开凿和灌溉进行系统详尽的记述。“掘土深丈以上而得水者，为井以汲之。此法北土甚多，特以灌畦种菜。……大作井以灌田，旱年甚获其利，宜广推行之”，⑤并称誉山西井灌“所见高原之处，用井灌畦，或加辘轳，或藉桔槔。……闻三晋最勤，汲井灌田，旱嫫之岁，八口之力，昼夜勤动，数亩而止。”⑥除民间凿井外，还有地方官劝民开井的记载。如万历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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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4页。
②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甲表88。
③[清]王心敬：《丰川续集》卷18《答高安朱公》。

④陈树平：《明清时期的井灌》，《中国社会经济史》1983年第4期。
⑤[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16，农政全书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05页。
⑥[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19，农政全书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86页。

年(1599年)，山西介休县知县史记事，因旱，“于无渠处，教民穿井六百眼有奇，贫民不能持畚者，开一井借贾五斗，共开一千三百余眼有奇，邑民至今赖之”。①

清代山西井灌也有较大发展。清代绅士王心敬有《井利说》一文，从发展农业生产的角度，对井灌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其言“山西则*民稠地狭，为生艰难，其人习于俭勤，故井利甲于诸省”，②其中“平阳一带，洪洞、安邑等数十邑，土脉无处无砂，而无处不井多于豫、秦者。”③山西蒲州的崔纪说，“臣籍隶蒲州，习见凿井灌田之利。如永济、临晋、虞乡、猗氏、安邑等县、小井用辘轳，大井用水车”。④道光时的山西巡抚吴其濬也说，“蒲、解间往往穿井作轮车，驾牛马以汲。”⑤同治《稷山县志》中记载，稷山县境因汾河迁徙不常，涨落不时，难以开渠，农户也多凿井灌溉。不难看出，山西特别是晋西南井灌十分普及，且多有水车大井，灌溉效率较高。

明清山西井灌的扩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水井的灌溉面积虽不如河湖泉水，但它却有独特之处。其效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井灌投资小，收益大，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易于举办。开渠灌田投资大，涉及地域多，建设周期长，需“专一而持久”，而井灌成本低、见效快，完全可以随时开凿，特别是山西自耕农占相当比例，发展井灌可以真正作到谁投资谁受益，适合一家一户的需要，易于调动农户投资投工的积极性。

渠道水利费工耗资，大都需要政府拨款和民间集资，动用大批民工才能修造。相对来说，井灌费省工简，农家易于举办。水井大小不同，又有简易土井和砖井之别。开挖小井土井，成本较低，经济略可自给的农民就能办到，甚至可由邻人互助。而且凿井相对开渠引泉较容易，“取井之水晋匠为之有余；若欲取河泉之水，须于目下即差的当人取南方善制水器之匠”⑥。我们试以雍正乾隆时的情形作一说明。王心敬说，“小井多须砖砌即工匠不过数钱，器具不过一两可办。若地中带沙须砖砌者，一切工费亦止在三五两外”，“井浅非七八两不办，井深非十两以上不办，而此一水车亦非十两不办”。⑦崔纪估计，“臣籍居蒲州，习见凿井灌田之利。……其制造之法，小井不须砖砌，工匠器具价值，浅者一二两，深者三四两可办；即地中带沙须砖砌者，工费亦不过七八两以外。大井即不带沙淤，亦须砖砌，浅者稍工费八*九两，稍深者十余两，而一水车亦非二十两不办”。⑧由此可见，开一小井，浅者一二两，深者三四两；小砖井七八两；大井，浅者八*九两，深者十余两；水车价二十余两。大体上各类井需费一二两至一二十两不等。据《清实录》记载，乾隆初年，山西、陕西、山东、直隶等省谷价若一石平均以一两计之，则开一小井，只需一二石谷之价，开一小砖井需三五石、七八石谷之价、至于砖石大井，丁壮较多的富裕农户则可能办到，亦可数家共同开凿。
至于灌井溉田亩数，如崔纪说，“其灌溉之法，小井六七丈以下，皆可用人力汲引，每井可灌田四五亩；大井深浅二丈上下，水车用牲口挽拽，每井可灌田二十余亩”。井地所获之粟，“在雨泽调匀之年，约可比常田二三倍之多”。又说“井浇一亩，厚者比常年不啻数倍，薄者亦有加倍之入。至遇旱年，“虽井水亦必减少，然小井仍可灌三四亩，大井灌十余亩。在常田或颗粒无收，而此独仍有丰收”。⑨王心敬估算说，“大井之滋苗则深井亦可灌二十余亩，浅者且可灌三四亩”一岁所获，“竟可百石，少亦七八十石”。⑩如表3所示：如上所述，若一户以一夫(大多超过)计之，则开一小井或简易井，占其全年之入(暂不计其他副业收入)的1／30至1／15。在正常年景下，一部分经济略有盈余的自耕农或其它农户是力所能及的。至于砖井、大井，丁壮较多的富裕农户可能办到，也可同族或数家共同开凿。当然，在封建剥削压榨下，多数农民是无力开井的，大多需要依靠封建政府贷银借谷方能勉为其难，在旱荒之年尤为如此。但比较渠道水利而言，井灌还是封建经济下小农较为简易可行的灌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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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介休县志》卷2。
②[清]王心敬：《丰川续集》卷8《井利说》。
③[清]王心敬：《丰川续集》卷18。
④陈振汉：《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第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32页。
⑤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卷1，第15页。

⑥[清]王心敬：《丰川续集》卷18。

⑦[清]王心敬：《丰川续集》卷8《井利说》。
⑧陈振汉：《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第2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32页。
⑨陈振汉：《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第2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32页。
⑩[清]王心敬：《丰川续集》卷8《井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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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水井大多是一家或同族所开，产权明确，便于使用和管理，不易引起纠纷。而江湖渠道水利一般为公共所有，其权利归属不明确，产权模糊，容易引起争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渠道水利正常效用的发挥。明清以来，因引用河湖泉水和地下水浇灌土地而导致的水案几乎遍布全省各地，境内主要河流如汾河、潇河、文峪河、阳武河、桑干河等流域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各类水案，尤其汾河流域及其主要支流最为集中。如历史上洪洞县的霍泉争水斗争，“洪赵(洪洞、赵城)二邑独称难治”，“村民争水之事，时有所闻”；“同渠者村与村争，异渠者渠与渠争，率皆掷金钱，轻生命”。①又如，临晋一带，“涑水河为上游各县截用，本县久有渠道涸废已久，难资引灌，以无水利故，收获恒苦不丰。”②太原府晋祠泉水的争水斗争，汾河中游河道两岸的争水斗争等。正所谓“晋省以水渠起衅，诣讼凶殴者案不胜书”③。而井灌大多为农户独家或自愿合作的数家，同姓、同族所开，灌溉本户、本族地亩，不存在争水问题，极少引起纷争。
再次，从自然原因来看，井灌在山西晋西南尤其是蒲州地区，与河流渠道水利同样能发挥灌溉效用。在河湖渠道水利地区，井灌可以补充地面水源不足。在干旱的年月，河湖水源减少，甚至干涸，渠道水利的作用受到限*制。而灌井水源则比较稳定。总之，井灌在补充水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在干旱年月可以减轻旱灾对经济的破坏程度，有利于灾后农业生产的恢复。例如，《清实录》记载：“前康熙庚子、辛丑，晋省连旱二年，无井州县，流离载道，而蒲属五邑独完。即井利之明效大验也。”④

三、结语

明清时期山西井灌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既弥补了地表水资源的不足，也促进了农业生产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山西水资源分布不均，井灌的发展也具有小区域性和非均衡性的特点。由于当时的工具和技术水平所限，大井、小井均只能开采浅层地下水，且水井的开凿受一定的地理条件限*制，并非随地可凿。水井的开凿一般在山麓冲积扇、古湖盆、古河道或两岸阶地，地下水处于流动状态，地下水出露即所谓“蒙泉所出”之处。明代徐光启指出：“凿井之处，山麓为上，蒙泉所出，阴阳适宜，园林室屋所在。向阳之地次之，旷野又次之。山腰者居阳则太热，居阴则太寒，为下。凿井者，察泉水之有无，斟酌避就之。”⑤王心敬也说：“地势高则为井深而成井难，地势下则为井浅而成井易。然又有虽高而不带沙石成井反易，地势下而多有沙石成井反难者。故地势高下浅深之宜所宜次办也”。⑥此外，井灌要成为保障一定面积耕地用水需求的水利形式，还需要辅以其他相关的工程设施。
总之，在十年九旱的山西，水资源的丰歉不仅决定着农业生产的丰歉，甚至决定着成百万农民的生计。合理的开发和利用水资源是整个山西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应引起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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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焕仑：民*国《洪洞县水利志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52页。
②民*国《临晋县志》卷4“生业”。
③行龙：《明清以来山西水资源匮乏及水案初步研究》，《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年第6期。
④陈振汉：《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第2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32页。
⑤[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16，农政全书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16页。
⑥[清]王心敬：《丰川续集》卷8《井利说》。

[中国古代史] 凿井以灌：明清山西农田水利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