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主讲人:陈维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了一位远道而来的嘉宾,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陈维昭教授,大家欢迎。
去年12月的一天,我逛三联书店,看到这套厚重的上下两卷本的《红学通史》,一翻,眼前一亮。拿我自己来说,因近年来请了许多红学家来文学馆讲红,我的一部分心思也被红牵挂着。而且,红学的诸多纷争,也使我想对200年来的红学史有一个学术层面的详情了解。手头这部见功夫、又见功力的书正是我所渴望的。以陈老师在绪论中的话说,“从‘纵’的方面看,它以自‘红学’诞生至今的整个发展历程作为考察对象;从‘横’的方面看,它要把每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及海外(台港地区及其他国家)的《红楼梦》研究现象纳入视野。”以我的孤陋寡闻,以为这是海内外迄今最秉笔直书,又最具权威的一部红学史。我便给素昧平生的陈教授写信,邀请他来文学馆演讲。今天的演讲,不可能让陈老师尽兴,把整部《红学通史》讲完了,也只能是拔全豹之一毛,有请陈老师演讲《胡适的“新红学”与余英时的“红学革命”》,大家欢迎。
朋友们:早上好!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胡适的“新红学”与余英时的“红学革命”》。
为什么要选择胡适先生和余英时先生的红学来谈,并把他们放在一起来谈,主要是这样考虑的,这两位学者在红学史上有着特别的意义。红学史,如果从脂砚斋算起,至今起码有二百五十年的历史。在这两百多年的红学史上,一开始的“红学”并不是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的。虽然有过一些关于《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的说法,但离作为一门学科的红学还有相当的距离。清代关于《红楼梦》的作者的一些说法主要是一些传闻,还谈不上是学术研究;清代虽然出现了一些关于《红楼梦》版本的初步研究,但那是小规模的,研究的版本对象也只是少数的几个版本。虽然清代已经出现了“红学”这个词,但那是作为开玩笑说出来的,同样谈不上是研究。真正运用传统的考据学方法,系统地、全面地研究《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问题的是胡适1921年发表的《红楼梦考证》。他在《红楼梦》的作者问题上提出了六条重要的结论,在甲戌本、庚辰本、程本的研究方面也做出了开拓性的研究。胡适的红学范式建立以后,对后来的红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的研究者虽然发现了一些新的文献资料,纠正了胡适的一些片面的或不正确的结论,但是,胡适在《红楼梦》文献研究方面所提出的一系列命题和划定的基本范围,依然是今天的《红楼梦》文献研究的基本命题和范围。
从研究成果的数量和对“红学”这门学科的建立成绩这一方面来看,余英时当然不能与胡适相比。胡适在《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问题的考证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余英时的红学论著主要是两篇文章,一篇是《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另一篇是《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他在红学上所做的事情主要是对《红楼梦》研究的转向问题作出了探讨,即提出了所谓“红学革命”的问题。但从对学术史的影响来说,余英时的“红学革命”与胡适的“新红学”一样,都有着极为广泛的影响。
另一方面,无论是胡适的“新红学”还是余英时的“红学革命”,他们在表达自己的学术理念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清晰,但事实上存在着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盲点,引起了一系列的误导,胡适的“新红学”范式和余英时的“红学革命”范式一样,都是既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新观念、新视野、新领域,同时又把后来的研究者引入了歧途,连一些从事红学史研究的学者也人云亦云,重复他们一些不科学的方法或论断。这样看来,对胡适“新红学”和余英时“红学革命”的本质、价值以及他们的危机进行深入的辨析,就成为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所以选择胡适和余英时的红学来讨论,实际上是选择了两个考察红学史的窗口。透过这两个窗口,我们对两百多年红学史的基本轮廓就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我历来反对“意识形态化讨伐”,所谓“意识形态化讨伐”指的是对不同的学术观点采取挖苦、讽刺、漫骂的方式,一听到不同的学术观点,就指斥对方“胡说八道”、“牵强附会”、“不学无术”、“猜笨谜”,这是一种简单否定的方式。我更愿意通过学理上的分析来把问题讲清楚。对于胡适的“新红学”范式和余英时的“红学革命”范式,我要做的事情,第一是对这两种范式的结构进行分析,也即这两种范式的主要构成是什么,它们是由哪些主要构件所组成的,它们的成就和不足究竟是由哪些结构特点所造成的?第二是在这种结构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它们的性质,它们与什么学术传统、文化思潮相关,指出它们在红学史上的意义和影响。我想,我的结论大家可以不接受,但我对这两种范式的结构分析应该是可以揭示这两种范式的真相的。
下面我们先来谈谈胡适的“新红学”。
一、胡适的“新红学”
(一)“新红学”与索隐红学
什么叫“新红学”?为什么胡适的红学叫“新红学”?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先来看看红学史上的一个非常流行、非常普遍的描述。我们在一些教科书或红学史上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对红学发展史的描述方法,认为两百多年的红学史是经历了一个“旧红学——新红学——小说批评派”的过程。从旧红学到新红学,这究竟是一个时间上的判断,还是一个价值上的判断?如果是时间上的判断,即从时间上看,胡适的红学是新出现的,因而是新红学,因而他之前的红学是旧红学,那么,这样的判断是没有多少学术价值的。如果“新”和“旧”是一个价值上的判断,“新”,就是指现代学术品格,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胡适之前的红学都是旧红学,都不具备现代学术品格。譬如,王国维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这篇文章,无论从学术理念、学术方法、表述方式,都表现出鲜明的现代学术的特点。这篇文章从哲学层面开始,接着是美学层面、伦理学层面,表现出一种西方式的体系化的现代学术特点。从这一方面来看,它一点都不比胡适的新红学“旧”。我认为,如果要描述现代红学的起点的话,那么,现代红学的起点不是从胡适(1921年)开始,而是从王国维(1904年)开始的。以往的描述其实是根据社会政治史的划分方式而展开的。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学术的立场来考察学术问题,那么,红学的“新”与“旧”的判断依据就应该是看一种红学现象是否具备了现代学术品格。
那么,胡适的“新红学”究竟“新”在什么地方?我们还是从“新红学”一词的最早出现来看这个问题。
胡适的第一篇《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是写于1921年《红楼梦考证》。这篇文章一发表,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22年,在与俞平伯的通信中,顾颉刚称胡适的红学为“新红学”。1923年,俞平伯先生的专著《红楼梦辨》的出版。顾颉刚在为此书作序时首次提出了“新红学”的说法,他说:
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知道从前人做学问,所谓方法实不成为方法,所以根基不坚,为之百年而不足者,毁之一旦而有余。现在既有正确的科学方法可以应用了……用新方法去驾驭实际的材料,使得嘘气结成的仙山楼阁换做了砖石砌成的奇伟建筑。(顾颉刚《顾序》,见俞平伯《红楼梦辨》,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他所说的“旧红学”是指“浮浅的模仿,尖刻的批评,和附会的考证”。“浮浅的模仿”大概是指《红楼梦》的续书,“尖刻的批评”大概是指清代的评点。至于“附会的考证”,则是指以王梦阮、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
续书属于文学创作,评点属于小说批评,都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不存在可比性。
所以说,可以构成对比的则是顾颉刚所说的“附会的考证”,也即索隐红学。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这篇文章正是以对三种“附会的考证”进行否定而开始的。也就是说,所谓的“新红学”,是相对于“旧索隐”而言的。胡适“新红学”的“新”,就在它与王梦阮、蔡元培的旧索隐相比较才能成立。
把胡适的“新红学”与王梦阮、蔡元培的旧索隐进行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胡适“新红学”究竟“新”在什么地方。
如果说,脂砚斋的红学是红学史上最早的红学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在红学诞生的那一刻起,索隐红学也就诞生了。索隐红学从它诞生直到今天,已经至少有过250年的历史。在这250年的历史里面,索隐红学经过了一个从初创到发展、丰富、变化的过程。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索隐红学,早已不是像胡适当年所看到的蔡元培的索隐那么简单。我把胡适《红楼梦考证》这篇文章发表之前的索隐红学称为“旧索隐”,把这篇文章发表之后的索隐红学称为“新索隐”。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看到,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既是“新红学”的开端,也是“新索隐”的开山之祖。
下面我们来看看索隐红学的基本结构。
索隐红学由两部分构成:考证手段和实录观念。
什么叫考证?“考证”也叫“考据”,根据《汉语大辞典》,考据是指“研究历史、语言等的一种方法。通过考核事实和归纳例证,提供可信材料,从而作出结论。考据方法主要是训诂、校勘和资料的搜辑整理。”考据学是指“运用考据方法,对古籍语义和历代名物典章制度进行研究、考核、辨证,以期确凿有据的一种学问”。简单地说,“考证”就是指运用一定的证据去推出事情的真相的一种方法。证据分两类,一种是直接的证据,能够直接推证出可信的结论,我把这种考证叫做“实证”。当直接的证据不足时,考证者还可以借助一定的手段进行推证,譬如他可以借助传闻或文字学中的训诂方法去推证事实的真相。这里我要重点来谈谈“虚证”中的训诂方法。陆宗达先生曾经把训诂分为三种情形:1.以形索义。即形训,通过字的形状去求它的含义。2.因声求义。即音训,通过字的读音去求它的含义。3.比较互证。即义训,通过词义的运动规律去探求它的含义。“词义引申”,是词义运动的内在规律。词义引申有几种情形。陆宗达把词义引申分为三种类型:a.理性的引申;b.状所的引申。词义往往因为状同(形状)或所同(处所)而互相关联,从而产生引申;c.礼俗的引申。
在这三类引申中,第二类“状所的引申”与索隐红学关系密切,这里重点谈谈这一类。陆先生把这一类分为几种情形:同形、同态、同用、同所、通感。我把这一类叫“同构引申”。
在训诂学中,这些方法在使用时要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这里不准备讨论训诂学的问题。但我想指出,把这些方法使用到小说情节的分析上,它所得出的结论是或然性的,而不是必然性的。所以我把这种考证叫“虚证”,以区别于“实证”。譬如,蔡元培说《红楼梦》的作者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得出这个结论的根据是小说里写到了“红”,推崇“红”。在汉语中,“朱”字有两个主要的意思,一个是指红色,另一个是指姓氏。作为颜色,朱也是红,红也是朱。但蔡元培由此进一步说,红是朱,朱也是姓氏,所以红指姓朱的姓氏;再进一步说,明朝皇帝姓朱,所以红指明代的皇帝。明代的皇帝是汉族人,清代的皇帝是满族人,所以《红楼梦》的爱红,表明作者爱汉族,反满族。
至于“红”为什么一定是指作为姓氏的“朱”,姓朱的人为什么就一定是明朝的皇帝而不是任何其他姓朱的人,这在旧索隐派来说,是没有直接的历史依据的,这种论证是不具备必然性的,所以是一种虚证。
又如,蔡元培说《红楼梦》里的刘姥姥影射理学家汤斌,他引用了文献资料《觚剩续编》:“睢州汤潜庵先生,以江南巡抚内迁大司空。其殁于京邸也,同官唁之。身卧板床,上衣敝蓝丝袄,下着褐色布裤。检其所遗,惟竹笥内俸银八两。昆山徐大司寇赙以二十金,乃能成殡。”小说第六回写凤姐给了刘姥姥二十两银子,“刘老老道:‘这样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了。’”蔡元培认为这是影射汤斌死后徐乾学赠送的二十金。第四十二回写凤姐又送刘老老八两银子,蔡元培说这是影射汤斌死后只留下俸银八两。
对此,胡适说:“这八两有了下落了,那二十两也有了下落了;但第四十二回王夫人还送了刘老老两包银子,每包五十两,共是一百两;这一百两可就没有下落了!因为汤斌一生的事实没有一件可恰合这一百两银子的,所以这一百两虽然比那二十八两更重要,到底没有‘索隐’的价值!”(《红楼梦考证》)
蔡元培当时还没有使用索隐派常用的“分身法”、“合身术”。如果有的话,他就可以这样回答,这一百两是影射另外一个历史人物——我们总能够在康熙朝的名臣中找到一位“一生的事实”与一百两银子有关的人,如果找到了,我们就可以说,这一百两是跟另外的这个历史人物相关,这就叫“合身术”。其实,蔡元培的索隐方法并不代表当时索隐红学的最高水平。在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发表的前一年,王梦阮、沈瓶庵就出版了《红楼梦索隐》。在这部书中,王梦阮提出了“梨园演剧法”,他说:“然本事固甚有限,以假例真,倘拘拘一事一人,僵李代桃,张冠不得李戴,则全书不但人多无著,而且颠倒错乱,牵合甚难。作者惟以梨园演剧法出之,说来方井井有条,亦复头头是道。盖上下数百人中,不必一一派定脚色,或以此扮彼,或以彼演此,或数人合演一人,或一人分扮数人,或先演其后半部,再演前半部,或但用之此一场,即不复问其下一场。如此变动不居,乃见偌大舞台中,佳剧迭更,名伶百出,无拥挤复杂之病。”这种“梨园演剧法”的提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对不同构的部分进行解释,使其“自圆其说”。譬如,摄政王多尔衮与贾赦、邢夫人、贾政、王夫人之间并没有多少同构关系,但运用“梨园演剧法”之后,他们就产生了同构关系,王梦阮说贾赦、邢夫人、贾政、王夫人四个人合起来就是“摄行政王”。王梦阮说黛玉影射董小宛,但黛玉为未嫁之人,小宛为两嫁之妇,并不吻合,即她们存在着不同构的部分。怎么办?王梦阮说:《红楼梦》的作者以秦可卿、薛宝钗、薛宝琴、晴雯、袭人、妙玉六个人物分写小宛。历史人物董小宛的不同部分与不同的小说人物同构。如此高妙的“梨园演剧法”蔡元培并没有使用。
所以胡适指出了蔡元培这种考证的随意性。用形式逻辑的话来说,这叫不能满足“充足理由律”。所以我称这种考证为“虚证”。
具体说来,如何使那些与《红楼梦》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与《红楼梦》挂上钩呢?旧索隐红学主要采用“虚证”的形式。索隐红学的“虚证”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是利用传闻,第二种是使用训诂方法。
“传闻”可以成为史家撰述史书的参考,司马迁在写史记时就曾经有过一段长时间的搜集传闻的过程。但“传闻”仅仅是一种参考,“传闻”本身并不等于历史事实。我们之所以说旧红学不科学,原因之一就是它把“传闻”当成历史事实本身。譬如,关于《红楼梦》是影射明珠的家事的说法,是陈康祺从他的老师徐柳泉那里听到的。徐柳泉告诉他:“小说《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妙为少女,姜亦妇人之美称,如玉如英义可通假。妙玉以看经入园,犹先生以借观藏书,就馆相府。以妙玉之孤洁而横罹盗窟,并被以丧身失节之名,犹先生之贞廉而瘐死圜扉,并加以嗜利受赇之谤。作者盖深痛之也。”(陈康祺《郎潜二笔》卷五)清代的裕瑞就说:
闻其所谓宝玉者,尚系指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也。所谓元迎探惜者,隐寓原应叹息四字,皆诸姑辈也。……雪芹原因托写其家事,感慨不胜,呕心始成此书,原非局外旁观人也。若局外人徒以他人甘苦浇己块垒,泛泛之言,必不恳切逼真,如其书者,余闻所称宝玉系雪芹叔辈……(裕瑞《枣窗闲笔》,文学古籍刊行社1951年版)
他听说《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是指曹雪芹叔叔一辈的某人,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则指曹雪芹的姑母一辈。这里,裕瑞对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关系只是听说,而没有直接有效的历史文献为根据。所以说这是一种虚证。
索隐红学在使那些与《红楼梦》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与《红楼梦》挂上钩的另一种方法是传统小学中的训诂方法。对于索隐红学来说,训诂方法更重要。索隐红学的考证过程更主要的就是由训诂方法去完成的。
训诂方法的基础是“同构”,结构相同,但是,索隐红学则把“同构”当成“同一”。这就不符合科学性原则了。譬如一对双胞胎,从五官、神情、身高等方面都极为相像,一般人难辨真假,也就是说,他们在长相上有一种同构关系。但也就仅仅是同构,他们再相像也只能是两个不同的人,而不是同一个人。索隐红学的暗渡陈仓的地方,就在它直截了当地把同构当成同一,把相像当成同一个人或同一件事。把同构说成是同一,这是一切索隐红学制造“拟真”效果的最大秘密,也是它违背科学性原则的最关键的一点。我们之所以反对索隐红学,就是它把《红楼梦》与历史的“同构”关系说成是“同一”关系。
下面我们来看具体的例子。
以形索义的例子,如周春在《阅红楼梦随笔·红楼梦记》(1794年)里说:“其曰林如海者,即曹雪芹之父楝亭也,楝亭名寅,字子清,号荔轩,满洲人,官江宁织造四任巡盐。曹则何以廋词曰林?盖曹本作■(陈维昭:这个字要造字,这个字上面是两个“東”字,下面是一个“曰”字),与林并为双木。”林如海为什么是影射曹寅,因为曹寅担任过四任巡盐,小说中的林如海也是巡盐御史;曹寅的“曹”字本写作“■(陈维昭:这个字要造字,这个字上面是两个“東”字,下面是一个“曰”字)”,上面是两个“東”字,含有两个“木”字,合起来即是“林”字。这是通过字形去推衍它的意义。
因声求义的例子,如王梦阮认为,《红楼梦》影射的是清世祖与董鄂妃的史实,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黛玉影射小琬,“宝玉”暗寓“爱此玉”之意。“书中代情僧者,不止宝玉一人,而宝玉为大主脑;代小琬者不止黛玉一人,而黛玉为大主脑。”这就是后来索隐者所说的“合身法”。贾赦、邢夫人、贾政、王夫人四人之名姓合成“摄行政王”四字,这也可以视为“合身法”的结果。
同构引申的例子,如蔡元培认为探春影射徐乾学。他的理由是:
探春影徐健庵也。健庵名乾学,乾卦作?,故曰三姑娘。健庵以进士第三名及第,通称探花,故名探春。健庵之弟元文入阁,而健庵则否,故谓之庶出。然许三礼劾健庵,一则曰:“胆恃胞弟徐元文钦点入阁”;再则曰:“伊弟拜相之后,与亲家高士奇更加招摇,以致有‘去了余秦桧(指余国柱),来了徐严嵩。乾学似庞涓,是他大长兄’之谣。又有‘五方宝物归东海(徐氏),万国金珠贡澹人’之对。”是健庵虽不入阁,而其时亦有炙手可热之势。故《石头记》第五十五回,凤姐儿道:“好个三姑娘!我说不错。只可惜他命薄,没托生在太太肚里。”平儿笑道:“他便不是太太养的,难道谁敢小看他,不与别的一样看待么?”又,凤姐病中,王夫人命探春合同李纨协理,又请了宝钗来,“他三人一理,更觉比凤姐当权时倒更谨慎了些。因而里外下人都暗中抱怨说:‘刚刚倒了一个巡海夜叉,又添了三个镇山太岁。’”此即影射“去了余秦桧,来了徐严嵩”一谣也。
旧索隐其实也使用了“实证”方法,引入了一些真实的历史文献,但它的主体则是“虚证”。
新索隐派针对旧索隐的不足,加重了“实证”部分的份量,试图由此而给读者造成真实的幻觉。新索隐派也运用虚证方法,但在新索隐派(特别是80年代以来的新索隐派)的考证中,“实证”的份量大大超过“虚证”的份量。
但是,无论新索隐派所加入的“实证”文献有多少,都不能使它的考证结论多增加一分可信性。因为不管新索隐派所引用的真实历史文献有多少,比如说,它所使用的真实历史文献占他的考证篇幅的99%,但这些真实历史文献绝对不会跟《红楼梦》(它要考证出的那个结论)有直接的关系。使99%的真实历史文献与《红楼梦》发生关系的仍然是那1%的“虚证”部分,也即通过训诂的方法使它们发生关联。然后在最关键的地方,把同构偷换成同一。
我们来看看刘心武先生的新索隐。譬如,在刘先生的“揭秘红楼梦”的系列讲座里面,他用了两次讲座的篇幅来索解胤礽与《红楼梦》的关系,这两次讲座的题目是《帐殿夜警之谜》和《曹家浮沉之谜》。如果比较一下蔡元培与刘心武在索解的程序上的异同的话,我们会发现一种有趣的情形: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旧索隐红学,其索解在结构上呈现为一个“金字塔形”,塔尖就是索解的结论,然后提出“同构关系一”、“同构关系二”、“同构关系三”……作为塔基,去进一步地论证它的结论。刘心武的索解程序是一种“倒金字塔形”,他把要索解结论(《红楼梦》与清代历史的实录关系)放在最下面的塔尖,即放在最后来讲,而讲座的一开始都是从清代的历史讲起,他会讲一连串的真实可信的历史记载、历史掌故,把听众带入到一个真实可信的历史氛围之中,到最后才点明《红楼梦》与清代历史的影射关系。这个“倒金字塔形”是刘先生的新索隐的基本结构,我们在他的很多讲座里面都可以发现这个结构。采用这样的结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加重“实证”部分的比例,强化“拟真”效果。但是,无论他所引入的真实可信的历史记载有多少,这些历史记载都不会跟《红楼梦》有任何直接的关系。最终让《红楼梦》与历史发生关系的,还是要依靠“虚证”里面的训诂方法,把同构说成是同一。刘先生的索解胤礽与《红楼梦》的关系的时候,他先从康熙讲起,再讲康熙几十个皇子、木兰秋狝、潢海铁网山、孝庄皇后、胤礽裂缝窥帐殿、康熙两次废太子、康熙与曹寅,把读者带进一个真实可信的历史氛围之中。但是,所有这些都跟《红楼梦》没有直接关系。最后,刘先生提出了两条证据:一,小说第三回写林黛玉进贾府,看到了荣府大堂上写的是“荣禧堂”,康熙曾赐曹寅匾,题的是“萱瑞堂”,“荣禧”和“萱瑞”都与“吉祥”的意思相关,所以“萱瑞堂”是“荣禧堂”的原型;二,荣禧堂的对联是:“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而胤礽的对联(其实是引用刘禹锡的诗句)是:“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刘先生认为,两副对联很像,都是以“霞”字对“月”字。第一个索解索得勉强,第二个索隐则差一点要让不小心的读者信以为真了。其实,只要对中国古代诗歌稍为熟悉的话,就会知道,以“霞”字对“月”字,这是诗歌创作的一般惯例。清代有一本启蒙的书叫《笠翁对韵》,它是教人如何记住诗韵的,同时,它也是教人如何对对子的一本工具书。这部书一开始就说:“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中。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就是说,当你的上联出现“天”字的时候,那么你的下联应该有一个“地”字,你可以从这个方向去构思你的下联;当你的上联出现“雨”字的时候,那么你的下联应该有一个“风”字;当你的上联出现一个“月”字的时候,你的下联应该有一个“霞”字。《笠翁对韵》这部指南的启蒙书本身就是对以往诗歌创作现象的规律性的总结。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以“霞”对“月”的例子可以说是俯拾即是。譬如,南朝张正见有诗句曰:“凌云霞上起,鳷鹊月中生。”隋朝薛道衡有诗句曰:“洞中明月夜,窗下发烟霞。”金代于道显有诗句曰:“静似澄江浮日月,动随冥鹤去烟霞。”相比之下,于道显的诗句比起胤礽的对联来,更接近《红楼梦》的对联,都是“烟霞”对“日月”,同构的比例更大。但是我们总不能说,清代小说《红楼梦》中的荣禧堂对联是影射金代诗人于道显。所以说,刘先生最终实现《红楼梦》与胤礽所用对联的关联的,与旧索隐红学一样,仍然是依靠把同构描述成同一。他在一开始所讲述的大量的清代历史、清代掌故,不管如何真实,不管比例如何的大,都无助于增加其结论的可信度。
本来,搜集、采纳传闻,还有训诂方法,都是文史研究中的常规方法,一代代的学者运用这些方法,在文史研究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只要运用得体,这些方法就可以是文史研究中的科学方法。譬如,掌握分寸,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当材料只能得出或然性结论时,就只是描述你的或然性结论,这就符合科学性原则。我们之所以经常会说索隐红学“牵强附会”、“捕风捉影”,不是因为索隐红学提出了它的假设、不是因为索隐红学喜欢猜谜,而是它把假设说成是事实。
这是所有的索隐派(新的、旧的)相同的考证模式。
对于索隐红学来说,“考证”只是手段,目的是要考索出《红楼梦》究竟记录、隐藏着什么样的历史本事(原本事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这叫“阐证本事”。
索隐红学考证《红楼梦》故事与某一历史本事的关系,目的不是要探讨文学创作的生活素材,而是把文学当成是某一历史本事的记录,或经过伪装的记录。这是一种实录观念。
旧索隐认为《红楼梦》写的是顺治帝与董小宛的事情,有认为写的是纳兰性德的事情,有认为写的是张侯家事,忠勇公家事。这些本事说都不是指向作家曹雪芹本身,所以,相对于后来胡适的“自传说”,我们把这些本事说称为“他传说”。这些说法,特别是顺治帝与董小宛的说法,在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之后,其考证上的漏洞已经显而易见了。于是,新索隐就在虚证的方法上进行优化,把王梦阮的“梨园演戏法”进一步细化为“分身法”、“合身术”。这样,新索隐的结论就更具有“拟真”效果。
蔡元培之后的索隐红学有的沿习了原来的说法,譬如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一书认为《红楼梦》影射康熙诸子夺嫡的史实。他主张宝玉是传国玺,林黛玉的林字是指康熙的三十六个儿子(林字拆成十八加十八),袭人是龙衣人。他说:
林黛玉者,废太子理亲王胤礽影子也。胤礽为皇二子,故姓林。林者二木,二木云者,木为十八之合,两个十八为三十六,康熙三十六子,恰合二木之数。而理王为三十六子中之一人也。……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诸女子,皆康熙诸皇子之影子也。康熙三十六子,……故书中特分三组,各以十二人为一组,以符三十六子之数。此辈皆有觊觎大位之资格。
1930年至1942年,故宫博物院的《文献丛编》,自第九辑起,陆续刊出了一批康熙朝曹寅、曹颙、曹頫、李煦等人的奏折朱批。这批朱批不仅对曹氏家世考证产生了新的推动,而且也对索隐红学进一步的索解提供了文献上的新依据。
随着有关曹寅家世的文献资料的不断发现,随着曹学的迅速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发现了《红楼梦》的故事与曹家的家世有着相像的地方,也即有着同构的关系。那么,如果把这些同构的关系说成是同一的关系,它的结论就不是“他传说”,而是“自传说”了。而把同构关系说成是同一关系,这正是索隐红学的拿手好戏。
[ 本帖最后由 闽西学者 于 2008-5-27 12:47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