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侠”，人们往往马上会联想到“武侠”，进而会联想到武侠小说。其实，侠不一定非武不可，也并非只出现于小说之中。算起来，倒是在子书和史书中先有了侠的踪影——当然，中国的史书从来与文学结缘，就是所谓“诏定”的正史，其中也不乏民间传说和小说的成分。本文就想说说正史所写到的侠和有侠性的人物，并藉以阐论侠的正面意义，因为从司马迁《史记》始，史书中凡说某人“任侠”或“以侠闻”等，一般都带有肯定的倾向，这实际上反映了主流文化乃至主流意识形态对侠的态度。侠也是有其负面意义的，其行为也并非尽皆可取，而且多数的任侠者在生活中（无论在社会、江湖，还是官场、朝廷）未必有什么好结果，史书对侠的负面意义也有所批判，但本文就不涉及了。
“侠”这个概念出现得很早，侠字在《说文解字》中就有。“侠，俜也，从人，夹声”，是“以力辅人”的意思，后来才发展为指尚武重义、急人危难的任侠之人，同时其原意仍被沿用。唐颜师古注《汉书·季布传》“为任侠有名”一句曰：“任为任使其气力。侠之言挟也，以权力侠辅人也”，将两种意思联系了起来。
韩非是较早将儒侠对举而论，并将侠与武相关联的。《韩非子·五蠹》篇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又云：“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显学》篇后两句作“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意同而更显豁）。韩非崇法，故既非薄舞文的儒又鄙视弄武的侠。
司马迁则较早为侠立传，并提出种种“侠”概念。其《史记·游侠列传》对当时以儒术取高位的“学士”颇不以为然，而大声疾呼：“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段话为游侠鸣不平，同时也就对“侠”的内涵作了言简意赅的概括。在这篇传记中，司马迁提出了“今游侠”、“古布衣之侠”、“匹夫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等概念，具体地记述了鲁朱家、楚田仲和剧孟、郭解等今游侠的事迹和为人，其表述方式给后世史家很大影响，几乎成为一种固定格式。如“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以侠闻。”“楚田仲以侠闻，喜剑，父事朱家，自以为行弗及。”“周人以贾为资，而剧孟以任侠显诸侯。……及剧孟死，……而符离人王孟亦以侠称江淮之间。”在此后的史书中，凡写到侠或具有侠的脾性气质的人，大抵采用这样的叙述句，本文下面的引文可以证明这一点。
按照司马迁对“侠”的定义和描述，那么古代人物中堪称侠士者是不少的，像本受委派去刺赵盾却被赵的勤谨俭朴感动得自杀的杀手鉏麑，像排难解纷后飘然而去拒绝言功的鲁仲连，大概都够得上侠的称号。
事实上，司马迁在《史记》中也不仅写了朱家、郭解几位游侠，他还写了其他虽非游侠却大有侠气的人物。在司马迁心目中，“侠”不仅指一种类型的人，而且指人的一种性格和品质，即上述那样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舍身助人，却不事张扬，不求回报等等，具有此种性格品质并在行为上有所表现者，无论身份如何，均可谓“有侠气”，亦均可称“侠”。其在民间者，当然便是游侠，然亦不妨为官吏、为将帅，成为“有侠气”的官员和将领，例如司马迁为之作传的季布和汲黯。
司马迁的这个观点，富有启发性——我们确不必把侠只看作某种特殊的人物，更不必一提侠字便只想到好勇斗狠之类。侠或非侠，不仅是对人物的分类，也是对人性的不同描述。人性的内涵本来极为丰富，侠气，或曰侠性，乃是人性的一个侧面，一个部分，其基本内容有如上引司马迁所述的几条，但在不同时代、不同处境和不同地位的人，可有不同的具体表现。比如在敌人的屠刀下宁死不屈者，在权势压力或金钱诱惑前毫不动心者，又如孟子所谓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尽可有各种不同称呼，如前者称烈士、义士，后者称“大丈夫”之类，但在我们看来，其根性和实质就都不离一个“侠”字——当然是指侠的正面意义。侠气或侠性本身又和人性的其他内涵一样，颇为复杂，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所谓好坏，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转化或产生不同效果，所以不可一概而论。
《史记·季布栾布田叔列传》是三人合传，但先写季布：“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以下叙其经历：为项羽部下时曾率军“数窘汉王”，为刘邦所恨；归汉后，拜为郎中，至孝惠帝时，为中郎将。他在朝任官，并不因自己是降臣而胆小怕事、畏首畏尾。吕后因受匈奴侮辱而欲起兵讨伐，功臣樊哙大言“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诸将起哄响应，独季布断然反对：当年高帝将兵四十万尚被困平城，樊哙之言纯属“面欺”！进一步，更警告道：昔秦为讨胡，引起陈胜起义，今樊哙的“面谀”亦将使天下摇动。季布的话难听得很，吕后大怒，群臣大恐，吕后悻悻然宣布罢朝，但伐匈奴的事也就从此罢议。季布这次发言，迎头冲撞了吕后，其次冒犯了樊哙，再次亦难免使群臣自惭而不欢，即使不更作罗织，他揭刘邦困于匈奴的不光彩往事，拿亡秦比拟现实，简直是威胁恫吓，反动得很，在某种时势下其罪足可置自己于死地。司马迁以此写出季布的“侠气”——习惯上或在别的平素不以侠闻者，也被叫做“耿直”“直言极谏”等等——敢于不顾身份而在手握生杀之柄的权势者面前如此放言无忌者，应该都有这种可贵的“侠气”吧。季布这次侥幸没有惹祸，后来他又曾当面批评汉文帝，真可谓侠性难改。季布侠性的又一表现是非常豪爽，辩士曹丘生向来为他所讨厌，但此人竟不怕他的威权，敢于前来捋虎须，与他对话。一谈之下，季布转嗔为喜，待为上宾。这种源于侠气的单纯大度，恰与某些人的小肚鸡肠形成鲜明对比。
汲黯不是武人，是个“学黄老之言”的文臣。《史记·汲郑列传》说他“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见，士亦以此不附焉。”脾气坏，有话当面开销，不能团结持不同意见的朋友，与侠气是否有关，可以探讨，但这毕竟不能算优点。在士大夫群里，汲黯显然不是一个可爱的受欢迎的人，但不屈己，不附众，直道而行，不随波逐流，不怕孤立，我行我素，坚守气节，这些也该是侠性的内容之一。
史文又说：“然（汲黯）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洁，好直谏，数犯上之颜色”。司马迁笔下对汲黯是饱含欣赏的，下面就记述了他的几件事。他竟敢对着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这样不留情面的诛心之论，怎不弄得“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但我们读来，却似乎听到司马迁在暗暗发笑。）有人数落汲黯，他竟还说批评天子是为臣的大义。他的庄重戆直，一丝不苟到认死理，使皇帝感到敬畏和无奈，汉景帝对他是“以庄见惮”，汉武帝对他是“不冠不见”，给予了远高于大将军卫青和丞相公孙弘的礼遇（武帝见卫青，有时在厕边，见公孙弘可以衣着随便）。不畏上，不唯上，在“如虎”的君王面前永远保持自己独立不倚的人格，这些自然都与汲黯身上的“侠气”有关——司马迁不是说他“好学，游侠，任气节”吗？其实，任换一个人，无论是儒生还是农民，若能如此，我们也正不妨认为他身具侠气或侠性。汲黯的官声和政绩都不错，但这些俱往矣，作为一个人，他最大和永恒的价值是在立朝为宦而不失侠性（人性中很宝贵的一个侧面）。古今来为官作宦的人也多，有几个能像汲黯？
李德裕是个政治家，他也重视豪侠，但主要是看重汲黯这样的官中之侠，而尤其提倡的是侠之“气义”二字。其《豪侠论》云：“爰盎、汲黯，皆豪侠也。若非气盖当世，义动明主，岂有是名哉？……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以然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士之任气而不知义者，皆可谓之盗矣。然士无气义者，为臣必不能死难，求道必不能出世。近代房儒（孺？）复问径山大师：‘欲学道，可得至乎？’径山对曰：‘学道唯猛将可也——身首分裂，无所顾惜！’由是知士之无气义者，虽为桑门，亦不足观矣。”李德裕之论的意义在于把侠性普泛化，使侠之气义不但适用于为臣，而且适用于学道，举一反三，实际上是适用于为人处事的方方面面。这就值得我们深思了。
正史中的侠性之人还有其他类型，表现出别种可取的品质。
《后汉书》记载的张堪、廉范二人也是有侠性的官员，范晔《张堪廉范传论》说二人“皆以气侠立名，观其振危急，赴险阸，有足壮者。堪之临财，范之忘施，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这就又突出了侠的另一些特征，除了共同的“振危急，赴险阸”外，张堪是临财无私，廉范是施不图报。
张堪曾奉命入蜀讨伐公孙述，“成都既拔，堪先入据其城，检阅库藏，收其珍宝，悉条列上言，秋毫无私。”直到他调任他处，“去职之日，乘折辕车，布被囊而已。”在官员对待财物的态度上，侠性的表现是廉洁无私。这本是为官者应具的起码素质，真要做到却不容易，列朝列代大抵如此，但有侠性的官就能做到。廉范亦然，一方面是哪怕再困难也绝不接受任何资助，一方面是舍己助人，丢官陪钱乃至陪命，不但善始善终而且始终不让受助者知道。后来，对他有恩的老师涉案谋反被杀，“故人门生莫敢视，范独往收敛之”，不惜因此触怒皇帝。其侠性突显于一个“义”字，被他们鄙视、抛弃甚或根本不在考虑之中的，则是一个“利”字。张堪、廉范的侠性所为，在当时传为美谈，至今仍不无教育意义。
汉末动乱，时多豪侠，像董卓、袁绍、曹操等，都曾是侠气十足的人，正史中都有提及。他们的情况比较复杂，这里且不多谈。魏晋之际的嵇康，是个著名的尚奇任侠的文人，他的侠性行为带来了杀身之祸，但千秋之下英名长存。隋唐之际更是豪侠风起云涌的时代，此风一直延续到盛唐，造就了以李白、王昌龄、高适、李颀为代表的一代气度雄伟、风格豪迈的诗人。这些在各类史料和诗文中均不乏反映。由于传奇在唐代的大发展，唐人小说中的侠客给人印象特深，像《虬髯客传》中的风尘三侠，《昆仑奴》中救红绡妓出一品深院的磨勒，像《柳氏传》从藩将手中为诗人夺回爱姬的许俊，《霍小玉传》中强请李益到霍家相会的黄衫豪士，像在法场坦承杀人而救下无辜者的冯燕（《冯燕传》），以及武艺高强得惊人的女侠红线、聂隐娘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不止于此，唐侠在正史上也留下了痕迹，而且其侠性品格的表现又与上述诸例不同，对后人极富教益。
《新唐书·列女传》中的《谢小娥传》，原是有小说为底本的，那就是中唐文人李公佐的同名之作。谢小娥由民间传说和小说人物而进入正史，说明主流文化对她的接纳与认同。不过史书因体例所限，文字简省，所载只是小说的梗概，参阅小说更能见出谢小娥为报父夫被害之仇所付出的艰苦努力。这篇小说所描绘的小娥形象，最感人的是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忍精神，以及报仇成功后的低调处理态度，那时多少人家慕名愿意娶她，她却坚决地当了尼姑，从此在社会上销声匿迹。这两点正是侠性的表现。所以，谢小娥虽不会武艺，所入的是表彰妇女品德的《列女传》，李公佐在作品末极力推崇的也只是“贞、节”二字，而今天看来，最值得称赏的，却是她那以坚韧不拔、事成身隐为核心和内质的侠义精神。
同样表彰义气和坚忍精神而力度更强的，是写入《新唐书·忠义传》的吴保安、郭仲翔二人事迹。吴、郭本是里人，吴曾请求郭介绍其入伍，郭允诺，但吴未至而唐军已败散，郭被南蛮俘虏，敌方索千缣才肯放人。吴保安虽未曾与郭谋面，亦完全未从郭获得实惠，却自愿承担营救之责，为此抛家别子留于边疆奔走筹划，“苦无资，乃力居货，十年，得缣七百”，还差得远，只得继续经营。后来，吴妻从老家前来寻访，困于途中，幸遇一位官员，了解情况后，大力资助了吴保安，这才将郭赎回，就这样前后已过去十五年之久——我们在这里几句话的事，当日吴和吴的家人却是多么地艰困，郭仲翔又是多么难熬，没有舍己为友的精神和对友人的绝对信任，他们怎能成功度过！如果说前半段主要是吴保安发挥了侠义精神，那么后半段的主角就是郭仲翔了。郭得救后，吴保安已老，不久客死外乡，其妻亦殁，家人无力归葬。于是，郭“为服縗絰，囊其骨，徒跣负之，归葬魏州。庐墓三年乃去。后为岚州长史，迎保安子，为娶而让以官。”吴、郭二人生死之交的故事在当时就广为流传，能入《忠义传》则说明官方与史家的肯定态度。这个故事也是先有小说，见唐人牛肃《纪闻》，写得更为细致具体。明人冯梦龙《喻世名言》中的《吴保安弃家赎友》一篇，又以话本形式敷演了这个故事。阅此两篇可补上文简单介绍之不足。
谢小娥是为报仇而坚忍，吴、郭二人则是为报恩而坚忍，目的不同而精神一致。后者坚持的时间更长，毅力更强，将人性中侠义一面作了超常发挥和升华。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有此舍己为人和坚韧不拔之基因，是我民族历万劫千难而屹立不败之重要原因，故极足珍贵。在商品大潮漫卷，人性中劣性因子常常泛滥而加害我人民的时候，对此尤其值得提倡弘扬。
《宋史》人物具侠气者亦多。如卷273的杨美“状貌雄伟，武力绝人，以豪侠自任”，“为人任气好施，凡得予赐及俸禄尽賙给亲戚故旧。死之日，家无馀财。”同卷的郭进“少贫贱，为巨鹿富家佣保。有膂力，倜傥任气，结豪侠，嗜酒蒲博。……有材干，轻财好施，然性喜杀。”卷454的邹凤叔“少慷慨有大志，以豪侠鸣”，追随文天祥抗元，失败后自杀。卷462写到一位名医王克明，也是“颇知书，好侠尚义，常数千里赴人之急”，救治了不少疑难病人。此后诸史中这类例证亦多，不遑遍举。
文人而具侠气者，其侠气的表现又有种种，是我们很感兴趣的。
唐代诗人，特别是盛唐诗人中，许多都有豪侠之气，前面提到的李白、王昌龄诸人是杰出的代表。其他如王翰、祖咏、崔颢、岑参等人，从他们的诗中，我们也能感到一股“近侠”的超迈之气，就是后来被称为“诗圣”的杜甫、“诗佛”的王维，年轻时也是豪气勃发，很向往“幽并游侠儿”生活的，那些抒写少年豪气的诗篇，成为他们生平极珍贵的纪念。中唐以后，刘叉、张祜、李涉、薛逢、薛能、杜牧等诗人也都在创作和生活中表现出程度不等的侠气。有的人作品不多，名作更少，能得青史留名，几乎全凭其侠气，否则便可能默默无闻，如刘叉。有人在江湖夜晚巧遇打劫的“豪客”，以一首侠气十足的诗化险为夷，留下一段美谈，如李涉。这多少能够说明唐人内心对侠气是欣赏的，对与文才诗情相结合的侠气更是佩服。
宋代文学家中，辛弃疾极具侠气，这不奇怪，他本来就是个武人，带过兵，打过仗，义勇过人，那点儿侠气用之于文学，便造成他的豪放词风而绰绰有余。与他性情相投的陈亮，并非武人，却也同样侠骨铮铮。《宋史》卷436《陈亮传》说他“生而目光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他的侠气主要表现在身为诸生而以国事自任，敢论列国家大事，且上下古今纵论无忌，批评时俗和在位者不留情面。如在《上孝宗书》中，他说自己已经“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考而知也”，于是，他既攻击“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又攻击“今世之才臣自以为得富国强兵之术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真可谓左右开弓，纵横捭阖，意气风发，横扫千军。然而，陈亮会受到群臣怎样的忌恨也就可想而知。果然，“在廷交怒，以为狂怪”，他“以豪侠屡遭大狱”，差点让人逼死。可是他侠性难改，一有机会还是上书言政，意欲激发皇帝的抗金之志。《宋史》在其本传末总括云：“志存经济，重许可，人人见其肺肝。与人言必本于君臣父子之义，虽为布衣，荐士恐弗及。家仅中产，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按此，说陈亮是文人之侠者，当不为过，而其侠性的种种表现，如志存国家社稷，心口表里如一，轻财重义，绝不求报等等，亦值得后人，特别是知识者景仰和学习。
文人往往近儒，且往往多愁多思，患得患失，缺乏实际行动的勇气、决心和能力，因而文人而能具侠气（具侠气则无上述诸病）就更加难能可贵。一般说来，一个文人的文才再高，学问再大，若想提高品格，更进一境，就特别需要侠性的补益。此说在史书中亦有端倪可寻。且看《宋史》卷443《贺铸传》以下文字：
贺铸字方回，……长七尺，面铁色，眉目耸拔。喜谈当世事，可否不少假借，虽贵要权倾一时，小不中意，极口诋之无遗辞，人以为近侠。……诸公贵人多客致之，铸或从或不从，其所不欲见，终不贬也。
贺铸长得丑，脾气又大，“人以为近侠”，是个文人中的侠者。他在为右班殿直之官时，曾与某“贵人子”同事，此人平日“骄倨不相下”，贺铸抓住他有盗窃行为的把柄狠狠教训之，“贵人子叩头祈哀，即大笑释去。自是诸挟气力颉颃者，皆侧目不敢仰视。”你了不起吗？我偏要折服你！这正是侠气的表现，而且我不是无理取闹，不靠蛮力，而是真凭实据、义正辞严，不由得你不匍匐屈服。最有意思的，是下面一段：
是时，江淮间有米芾以魁岸奇谲知名，铸以气侠雄爽适相先后，二人每相遇，瞋目抵掌，论辩锋起，终日各不能屈，谈者争传为口实。
这里的描述不但明确记录了当时人对贺、米二位的喜爱，字里行间还明显流露了史家对二人的赞叹。人们喜爱和赞叹他们的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二人身上的侠气。贺铸作为一个文人，视权贵如草芥，敢说敢当，任性而为，而对朋友则推心置腹，畅怀倾论。米芾在“气侠雄爽”上与贺铸不相上下，史称其“不能与世俯仰，故从仕数困”（《宋史》卷444《米芾传》）。但他们也有很多问题看法不同，又各执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便有了令时人艳羡钦慕的“瞋目抵掌，论辩锋起”的场面。这正如功力品格相当的武侠切磋武艺，各施绝招，惊险煞人，然而却是出于友善，绝无伤人之心，也绝不会伤害他们的友谊。如此一对惺惺相惜的文人之侠怎不令观者、闻者既感兴趣，又由衷钦佩。
贺铸以词名家，同时人张耒为其集作序，称其“高绝一世”，“是所谓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虽欲已焉而不能者。……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祛，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清陈廷焯更评曰：“词至方回，悲壮风流，抑扬顿挫，兼晏、欧、秦、柳之长，而备苏、黄、辛、陆之体，一时尽掩古人。”至于米芾，史载其“为文奇险，不蹈袭前人轨辙”（《宋史》本传），其书画艺术，则或“风樯阵马，沉着痛快”，或卓荦豪俊，脱略町蹊，尽成一家面目，故得王安石、苏轼激赏。然则他们的独特成就与其性格中的侠气，恐怕不能说毫无关连？
文人的侠气，有时会表现为行为的怪僻乖异，贺铸如此，米芾更甚。米芾“好洁成癖，至不与人同巾器。所为谲异，时有可传笑者”，比如他爱石，尤爱奇石，某次见巨丑之石，竟具衣冠拜之，称之为“兄”，旁人看来真有点痴，难怪人家叫他“米癫”。这种怪癖虽不妨碍别人，却不见得人人能够容忍。普通人不能容忍，顶多予以耻笑谩骂，可是若在政界官场，麻烦就会大得多，轻则得罪上司同仁，使人不欢，重则触犯权豪势要，引动杀机。这种人不能仕进几乎必然，严重时还可能被找个借口“绳之以法”。上文曾说到，侠和有侠气的人，特别是侠性未泯的官员，往往结局不佳，原因盖在于此。然而，今天看来，这却正是侠与有侠性者为人价值的重要方面——其人不容于现实之世，其独立不倚的人格却流芳百世，任何伟大的现实功业经时光的冲刷终会暗淡，惟有人格的光辉将永远照耀后人，并化为民族文化的基因积淀于人性深处，留存于民族的血脉之中。事实上，古代侠性之人的影响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始终未断。这种侠性，在外敌入侵、国家危亡之时，表现为民族的血性，殊死的抗争；在政治黑暗、恐怖横行之时，又表现为大无畏的揭露鞭挞，表现为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跨回家门的义无反顾。如果我们说陈天华、秋瑾、鲁迅、瞿秋白、方志敏、张志新……虽然生活时代不同，行为表现各异，所建功业不等，但身上都有着程度不等的侠性，也许距事实不会太远吧。
侠性，作为人性的一个侧面，其主要的意义应该是正面的，可取的，而且不仅如上所述，还有更多方面可以发掘和阐论。读史也好，读小说、看电影也好，这些正面的影响犹如食物中的微量元素，能够给我们良好的精神营养，使我们的人格和内在素质更为刚强，更为健全，从而也使我们民族的整体更为刚强，更为健全。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武侠小说，并盼望武侠小说创作向更高水平迈进的理由和根据吧。 |
发表于 2008-4-6 10:08: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