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漢學與中國科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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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説，西方漢學發軔于16世紀來華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研究與介紹，而當時多數傳教士所認同的“知識傳教”策略，使得科學和技術于這門學問發展的早期就在其中佔有一席之地。也有人説，現代學術意義上的漢學是由法國人奠立的，對此國外學界可能不無爭議，但有一點是不容置疑的：就對中國科學和技術的關注、調查、介紹與研究而言，法國漢學家在歷史上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1687年，五位被稱為“國王數學家”的法國耶穌會士抵達中國，他們中有四人是巴黎皇家科學院的通訊院士，肩負著向科學院提供有關中國的數學、天文學、醫藥學、礦物學、動植物、氣象、地理，以及工藝技術諸方面資訊的使命。白晉（Joachim Bouvet）關於《易經》數理結構的發現，稍後巴多明（Dominiques Parrenin）關於中醫藥知識的介紹，湯執中（Pierre No□l Ch岢ron d'Incarville）、殷弘緒（Fran ois－Xavier D'Entrecolles）等人關於中國植物學的調查，錢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關於中國植物染料的描述，南韓英（Pierre－Martial Cibot）關於中國法醫學和動物學的介紹，以及宋君榮（Antoine Gaubil）關於中國天文學的經典研究，都是法國漢學界從事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前驅性工作。及至19世紀，若干中國科技典籍或其章節陸續被翻譯成法文，對此作出最重要貢獻的是著名漢學家儒蓮（Stanislas Julien）。儒蓮的弟子小畢歐（Edouard Biot），則對中國天文學、地質學、氣象學和地震記錄都有深入的研究。20世紀法國漢學的扛鼎人物沙畹（岢douard Chavannes）、伯希和（Paul Pelliot）、馬伯樂（Henri Masp岢ro）、葛蘭言（Marcel Granet）、戴密微（Paul Demi岢ville）、蘇遠鳴（Michel Soymi岢）、謝和耐（Jacques Gernet）、汪德邁（L岢on Vandermeersch）等人都曾多少涉獵與中國科技相關的題材。     至於當代法國漢學同中國科技史研究在人員、組織、研究題材和方法上的關聯與互動，過去有過一些中文文字的介紹（如戴仁主編、耿?翻譯的《法國當代中國學》和《法國漢學》第四輯中郭正忠與韓琦的文章），這裡不再贅述。值得指出的一個事實是，遠東學院北京中心的辦公地址就設在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所在的“九爺府”內；而該中心與中國學術單位合作組織的“歷史——考古——社會”系列講座，自1997年推出以來至今已成功舉辦了35講，其中9講與中國歷史上的科學技術或近代科技在中國的傳播有直接關係。     本輯的大多數文章與義大利百科全書學會（Istitutodella Enciclopedia Italiana）組織編纂的多卷本《科學史》計劃有關。我們這裡從已經全部定稿的70余篇文章中，精選出20篇作為本輯的第一部分內容，其作者都是相應領域裏最有資格或熟悉相關文獻的專家。目次為：戴仁（Jean－Pierre Dr岢ge）《文字作品的創作、傳播及管理》，蒲芳莎（Franoise Bott岢ro）《文字統一和辭書編撰》，李建民《中國早期數術通考》，林力娜《數學與解釋：〈九章算術〉注研究》，張嘉鳳《漢唐時期的天文機構與活動、天文知識的傳承與資格》，孫小淳《中國古代星官體系的形成》，等等。     在義大利百科全書《科學史》計劃之外，本輯還選刊了六篇涉及中國科學的文章：其中四篇是最近幾年內用法文或英文發表的，考慮到多數中國讀者獲取資料和閱讀上的困難，現在翻譯出來介紹給大家；另外兩篇則是首次發表。     《你們知道中國人是怎樣把脈的嗎》，奧林熱（Fr岢d岢ric Obringer）文章的主標題直接來源於17世紀歐洲知識界領袖向來華傳教士們提出的一份調查表，它反映了啟蒙時代歐洲對中國的強烈好奇與親近感。作者通過脈診、草藥、種痘、針刺等事物在西方的傳播及西方人在不同時代的反應，揭示了與中國傳統醫學的持續發展和更新相關聯的社會學和人類學方面的因素，以及中國傳統醫學為當今漢學所接納的原因。     《“在中國的歐洲科學”還是“西學”》，這一問句則出於多年來從事中國與歐洲科學文化交流研究的詹嘉玲（Catherine Jami）。通過對17——18世紀以耶穌會士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中國知識分子以及朝廷對待所謂“西學”的態度及其互動過程的分析，揭示了跨文化知識傳播的多種模式和機制的歷史本原；而以學者面目出現的耶穌會士們對“西學中源”説的默認或附和正是學術向“御用”方向演變的表現。     馬若安（Jean－Claude Martzloff）出版過一部法文的中國數學史（Histoire desmath岢matiques chinoises，Masson，1987），1997年該書英文修訂本的出版使他獲得了更多的西方讀者，但是近年來他的興趣似乎更多地轉向中國古代天文學，本輯選刊的《17、18世紀中國天文學與數理天文學著作中的時空觀》就是他實現這一研究領域跨越的樣本：中國人對歐幾裏得幾何學的特殊解讀方式影響到他們對托勒玫、哥白尼、第谷甚至開普勒理論的認識。結論是，17、18世紀中國人多變的、可改進的和暫時的行星運動模型，與歐洲人尋求永恒預測模型的做法，在認識論的策略上異相旨趣。     馬若安、李文林的《中國與法國數學交流概觀（1880－1949）》是他們近年合作研究的一個具體成果，文章披露了一些重要而有趣的史料，如曾經兩度出任法國總理的數學家班勒衛（Paul Pailev岢）對法中科技交流的貢獻，保存在法國國家檔案館中的中國大使館致高師校長的答謝信，保存在馬賽理學院檔案館的熊慶來的有關資料，以及中國留法學生通過數學學位論文的目錄等。應該説，此文為深入研究中、法兩國的數學交流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20世紀80年代江陵張家山出土的竹簡《算數書》一直是數學史界關注的對象，因此2000年第9期的《文物》將其釋文正式公佈之後，立即引起了熱烈的討論。郭書春挾其多年研治《九章算術》及相關古代數學經典之優勢，在對術文進行認真考釋與校勘的基礎上，通過《試論＜算數書＞的理論貢獻與編纂》一文，指出其中包括大量抽象性的術文，同時也提出該書並非《九章算術》母本的觀點。     最後一篇《從“老子化胡”到“西學中源”——“夷夏之辯”背景下外來文化在中國的奇特經歷》是本人的附驥之作，文中所論之“西學”，是廣義的外方知識或信仰系統，而非特指明清時代由傳教士帶來的科學、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西方知識。作者的本意是循著外來宗教在中國“漢化”、“儒化”而求生存和發展這條線索，對早期流傳的各類“源於中土”的故事進行梳理，從而探討明清之際“西學中源”説大昌的部分原因和中國知識界對此加以認同的思想和心理基礎。     （本文為《法國漢學》第六輯（科技史專號）前言)
中華讀書報2002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