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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關西大學 陶德民 教授前些日子在其演講及論文中介紹了他在耶魯大學圖書館檔案部《衛三畏家族文書》中找到的新資料，說明漢文在1854年美日「開國」交涉中的重要性。
美國的東印度艦隊司令官培理（Matthew C. Perry, 1794-1858）將軍在1853年及54年遠征日本以前，因為美國沒有懂日語的翻譯，便在澳門僱用了通曉漢語並略懂日語的衛三畏（Samuel W. William, 1812-1884）為首席翻譯，然後再在上海僱用一名荷蘭翻譯。另一方面，「漢文」一直是日本外交文書的主體，例如中世紀的日本外交文書便是由精通「漢文」和中國文化的佛教高僧來起草，近世以來，則由日本的最高學府昌平黌的世襲「林大學頭」（校長）負責撰寫。日美談判過程中，日本幕府政府派過了昌平黌的第十代（林健）及第十一代（林煒）的「林大學頭」作為首席談判代表和翻譯漢文版的美國總統國書。
另一方面，那些來華的傳教士，儘管漢語口語水平很好，甚至能通曉中國經典，但大多無法以漢語撰寫。因此，在條約談判過程中，他們都得另外聘請中 文 老師代筆，以確保溝通無所阻礙。 衛三畏在1853年及54年兩次赴日期間，都有僱用中 文 老師為其秘書。衛三畏在首任秘書病逝後，第二次便僱用了廣東人羅森。在日美交涉過程中，羅森高度參與了日美外交文件的撰寫以及筆談記錄的工作。與此同時，由於羅森善於賦詩和書法，在個多月的留日期間，引起了一陣子扇面題詞熱，慕名請求羅森題詞的官僚庶民非常多，經其題詞的扇面達千柄以上。對於羅森在美日交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陶 教授補充說，日本人曾賦詩云：
橫濱相遇豈無因
和議皆 安仰賴 君
遠方鴃舌今朝會
幸觀同文對語人
羅森以漢文翻譯促成日美外交，以扇面題詞回應日本人對漢中國文化的仰慕，日本人則以漢詩詠讚羅森其人其事。漢字和中文在東亞世界的傳意溝通功能於此可見。
羅森像
必須補充的是，當時的蘭學（經荷蘭傳入的西方文化技術）已經無法滿足日本的需要，因此，許多年輕武士及有識之士深感蘭學的侷限，認為必須前往英美學習最新、最先進的知識和軍事技術，其中最有名的便是近代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陰（1830-1859）。由於日本幕府政府採取鎖國政策，因此當時年僅25歲的吉田松陰只能靠偷渡到海外求學。1854年吉田與其弟子金子重輔（1831-1855）乘小艇欲偷偷爬到美國的軍艦上去，並以中文解釋其投靠原因（即〈第一次投夷書〉）。不過，由於《日美親善條約》剛簽訂，很多細節仍未落實。因此，美方為了不妨礙美日外交，並沒有答應吉田的「密航」要求。其後，吉田松陰因密謀偷渡出國而被捕，在獄中以一塊木板寫下出國未遂的哀歎（即所謂「第二次投夷書」），表達了其遊歷各國壯志未酬的內心鬱悶。這封重要的文書，一直以來我們只能看到英譯本，猶幸幾年前 陶德民 教授在美國耶魯大學的辛斯德林圖書館檔案部所藏的《衛三畏家族文書》中找到了羅森的中文抄本（見圖），讓這件沉睡多年的重要歷史文獻重見天日，也讓我們更真切地體會到「漢字文化圈」的重大意義。
吉田松陰「第二次投夷書」（羅森抄）
最後要補記的是，吉田松陰偷渡時行囊中帶走的書籍只有4本，分別是《孝經》、《唐詩選掌故》、《和蘭文典》和《譯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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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14 21:0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