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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卞东波 来源：博览群书 整理日期：7/20/2007
读到陈俱先生翻译、复旦大学陈绛教授校阅的美国汉学之父卫三畏（Ｓａｍｕｅｌ Ｗｅｌｌ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所著的《中国总论》（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２月版）。煌煌两大册，极其厚重，不禁对两位陈先生付出的艰辛劳动由衷敬佩。此书出版，令我心情格外激动，是因为 我也曾想将此书译成中文，并已翻译了一部分。后因此项工作实在太艰巨而作罢。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我曾到香港浸会大学专门研究此书，当时就为此书没有中译本而苦恼，所以现在读到中译本，自然喜不自禁。
相比于二十世纪及当代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如费正清、史华兹、魏斐德、艾尔曼而言，卫三畏的名字是比较陌生的，中国学界对其关注也比较少。但卫三畏却是美国汉学的开山祖师，是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而且他的代表作《中国总论》从一开始就为美国汉学奠定了很高的起点。２００３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卫三畏之子卫斐列（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Ｗｅｌｌ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编纂的卫三畏传记《卫三畏的生平与书信：一位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顾钧、江莉译），才使中国学界对卫三畏的生平有了初步的了解，但卫三畏代表作《中国总论》一直没有翻译出来，相对于如火如荼的美国当代汉学翻译来说有点反常。所以，陈俱先生翻译出版的这部《中国总论》，对于我们省视美国汉学的起源及其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下面略谈笔者对卫三畏及《中国总论》的管见。
一、卫三畏与美国汉学之发轫：耶鲁大学汉学讲座的建立 １９３８年出版的美国汉学家马森（Ｍａｒｙ Ｇｅｒｔｒｕｄｅ Ｍａｓｏｎ）所著的《西方的中华帝国观》（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杨德山译，北京时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主要研究的是１８４０～１８７６年这３６年间西方著作中的中国观，他说：“但是迟至１８７５年，美国的学院和大学中的汉语研究并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他选择１８７６年这个断限也许是无意的，但却是非常有眼光的。卫三畏结束在中国长达４３年的生活回到美国正是在１８７６年，同时他也结束作为传教士、外交官及汉学家的传奇生涯，于１８７７年就任耶鲁大学第一位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成为美国首位汉学教授，从此美国的汉学有了实质性的发展，并且创造出独立于欧洲汉学的传统。这都与卫三畏的开创之功密不可分。
美国对中国的记述在卫三畏之前就开始了。早期的商人，如赛缪尔·肖（Ｓａｍｕｅｌ Ｓｈａｗ）及此后的外交官，如罗伯兹（Ｅｄｍｕ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ｓ）和罗森伯格（Ｗ． Ｓ． Ｗ． Ｒｕｓｃｈｅｎｂｅｒｇｅｒ），他们的著作中都有记载中国内容。１８４２年美国成立了美国东方学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并创办《美国东方学学会杂志》（季刊）。１８５０年美国科罗拉多妇女学院开始研究中国的宗教和政治。１８６９年，美国政府向清政府提出以种子交换清朝文献的要求。清政府指派恭亲王出面，以《皇清经解》数十种一百三十函回赠美国，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汉籍之始。第一位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Ｅｌｉｊａｈ Ｂｒｉｄｇｍａｎ）对美国的汉学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他编辑《中国丛报》（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上，但他对美国汉学的影响远远没有卫三畏大。
随着中美贸易及人员往来的增加，开设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成为时代之需。１８７６年卫三畏回到美国，定居在耶鲁大学所在地纽黑文，使这一需要成为现实。耶鲁大学一直有设立汉学讲座的设想，也讨论过多次，但由于基金一直不能落实，所以迟迟未能实现，直到１８７７年大学得到一笔基金，才正式设立了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卫三畏担任耶鲁大学的汉学教授是众望所归，他有众多的优势胜任此职。第一，他长期生活在中国，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有切身的体会；第二，他编纂了众多的英汉字典，对中国语言非常熟悉并有研究；第三，他著有《中国总论》之类的对中国总体研究的著作，对汉学已经研究有素。
１８４２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五口通商，中国的封闭状态被打破，进一步了解中国和与中国打交道成为西方列强之亟，西方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汉学讲座基本上都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次第建立的。欧美早期汉学讲座的教授或为传教士，有在华传教的经历；或曾为驻华的外交官，长期生活在中国，对中国有切身的体验。这些汉学教授身上体现了传统传教士汉学向现代学院汉学过渡的轨迹，这一转变可以卫三畏为典型，二十世纪以后欧美的汉学家基本上都是大学教授。
二、《中国总论》的出版 《中国总论》是美国汉学奠基之作，法国学者考狄在《西人论中国书目》中将《中国总论》放在第一部《中国总说》的第一类《综合著作》中，这是放入同一类别中的第一部美国著作（参见顾钧《卫三畏与〈中国总论〉》，载台湾《汉学研究通讯》８３期，２００２年８月），也是十九世纪一部关于中国的全面研究的著作。
１８４４年１１月，卫三畏返美度假，途经欧洲，为了编辑《中国丛报》的需要（卫三畏来华最早的任务就是负责印刷及发行《中国丛报》），在伦敦买了一套满文字模，并准备再购买一套新的汉文字模。为了筹集资金，他在美国各地发表演说，介绍中国社会生活、历史及风俗。演说很成功，一方面由于他对中国已经有了广博而准确的知识，另一方面公众对刚刚发生的中英鸦片战争十分关心，并且知识分子也十分想知道这个封闭许久而刚刚打开国门的国家的情况。这些演讲便是《中国总论》的缘起与雏形。这些演讲词当时并没有写出来，只是一些笔记。卫三畏认为，由于演讲的局限性，他对中国的研究应该是“更具教育性而非娱乐性，具有启发认真头脑的严肃目的，而非只是吸引毫无头绪的听众”。（《卫三畏的生平与书信》）所以他精心收集了大量资料，很多是第一手的资料，１８４６年，他决定写一部关于中国概要性的著作，以满足美国对中国进一步了解的需要。
经过卫三畏的一番辛苦，这部题名为《中国总论：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宗教及其居民概观》的书终于在１８４８年出版。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有许多曲折，起初，很多出版公司不愿出版，最后由纽约Ｗｉｌｅｙ＆ Ｐｕｔｎａｍ公司出版。书后附有一张中国地图，甚至在英国出现了盗版，中文版在中国也有出售。卫三畏因这本书被美国联合学院授予了荣誉法学博士学位（ＬＬ．Ｄ）。这部书先后多次再版，到１８７６年卫三畏回美国后着手修订此书，这期间已经过了３０年。尽管经过３０时光流逝，但那时仍没有一部著作在讨论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上超过《中国总论》。卫三畏在修订版的序言中说，“这其间中国在政治与精神上的进步可能超过此前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所以修订此书显得非常必要。
晚年的卫三畏疾病缠身，眼睛近视，而且偏瘫，此外还饱受失眠之苦，在修订的过程中他又遭遇了丧妻之痛。这一切都没有打消他完成这部伟大著作的宏猷。在爱子卫斐列襄助之下，１８８２年３月，卫三畏完成了修订，１８８３年１０月《中国总论》修订版出版，四个月之后卫三畏遽归道山。修订版仍叫《中国总论》，但副标题改为“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文学、社会生活、艺术、历史及其居民概观”，虽然总体框架一仍其旧，但新增加的内容占到三分之一。新的版本对中国的论述一直论述到修订之时，参考了大量汉学的研究成果；卫斐列参与了最后三章的修订，并且为全书制作了索引。
卫三畏写作此书主要是基于美国认识中国的需要，他希望“通过平实的叙述将中国放置在一个适当的位置”，给美国民众一个理智而满意的回答，即中国人在思想和行为上的奇特性，以及他们文明持续数千年的原因。同时他在第一版和修订版的序言中都说到，此书是为了“剔除外国作者已经普遍地施诸于中国及其文明之上的奇特的和无法解释的印象”，因此在书中“努力展现他们国民性更好的特点”。但这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的最终目的仍是“提高传教事业的兴趣，通过增加传教士所作所为领域的知识，从而增加对传教工作的同情”。这是基督教传教士共有心态的反映，卫三畏亦莫能外。
三、《中国总论》与国际汉学 欧洲汉学中第一部总论中国的著作是西班牙人门多萨（Ｊｕａｎ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ｄｅ Ｍｅｎｄｏｚａ）的《中华大帝国史》（或称《大中华志》），门氏并没有到过中国，只是依靠来华传教士的二手资料写成此书。而卫三畏的《中国总论》完全基于自身的亲身体验，所以有学者认为美国汉学一开始就有“非常强烈的个人色彩”（顾钧《卫三畏与〈中国总论〉》）。在卫三畏之前总体研究中国的著作很少，只有曾为香港第二任总督的德庇时爵士（Ｓｉｒ Ｊｏｈ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Ｄａｖｉｓ）的《中国：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ｈａｂｉｔａｎｔ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３６．）一书。其他关于中国的专题著作很少，也不尽如人意。 | 
发表于 2011-10-14 21:1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