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汉学，成为欧洲本国学术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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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汉学，成为欧洲本国学术的一部分，体现于：
  1、学者的专门化。“从前欧洲研究东方学的人，大半是‘海关上的客卿’、‘外交机关的通事翻译’或‘传教师’出身，本人既不是严格的科学家，也不是素来即有志研究东方学问，所以他们初期的著作，比较本国的学者，往往稍欠精确。比方史料来源的批评，鉴定史料的可信程度，在德国自尼博尔（B.C.Nibuhr）、栾克（L.von.Ranke）以后，史学家对史料的来源、记载、口传、与古物的分别，清清楚楚，一毫不苟。对于记载是原形抑或副本（外部的批评），著作人是否愿意报告实事（内部的批评），都是慎加选择，宁缺疑，不愿轻信。（引用资料）”。1919年1月，法国总统在商业地理协会印度支那部演说时称：“法国研究中国，已自从来之散漫状态中成为一般学术上之正统，而认为一科；是故研究中国者，正所以为法国之学术。”。
  2、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傅斯年在高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40年）序言中说：“高本汉先生之成此大业固有其自得之方法，然其探讨接受吾国音韵学家之结论，实其成功主因之一。”。高氏晚年称："我毕生从事中国文化的著述，只有爱护本国文物历史而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是真正的知音。"
国际汉学，研究趋向由单纯四裔进而沟通中外，表现有三：
一、对中国文献的理解力提高，重视程度加强，中外资料会通比勘。
二、与中国学者的联系交往增多。
三、开始研究纯粹中国问题。
国际汉学-“治中国学”：
1、目录学与藏书。
2、实物的收集。
3、与中国学者的接近。
国际汉学-欧洲“汉学态度”：将中国文明作为与印度、埃及、希腊罗马文明并驾齐驱的世界文明之一，视为纯粹学问的智的对象，以法国为代表；从本国的政治、贸易等实际利益出发，英、德、俄为典型。 国际汉学：日本京都学派与巴黎学派相呼应，是时塞外民族史料层出迭现，西域研究盛极一时，狩野直喜在宫崎市定赴欧留学之际告诫道：敦煌研究也要适可而止。或许西方学者以为日本人只对敦煌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