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乾坤客 于 2011-11-5 19:29 编辑
第七侃
既然侃道的内容是《周易》与西周断代,先从国家“九五”其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侃起。
无论哪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已的历史,“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不管我们的老祖先野蛮、愚鲁也好,文明、聪慧也罢,反正我们都是他们的子子孙孙的子子孙孙,没有他们我们就来不到这个世上,没有他们一辈一辈地传下谋生手段、诸多文明,我们恐怕也难于受用当代生活的五彩缤纷。
历史是会遗忘的,也会记混、记错的,但不会是不曾存在的,我们没有理由完全忘记历史,更没有理由因遗忘就“把历史辨成没有”(鲁讯语)。然而,理清历史,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事实上,中国古代纪年,尤其是中国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荣的重要转折时期的夏、商、周三代年代学的勘定,在庙堂和坊间就争论了2000多年,至今难有定论。
但中国的文化人儿,无论走多远,也无论太平盛世还是“到了最后的时候”, 都有“恋母”情结,因此,稍得温饱,就想修一修家谱。中国呢,一是一个大“家”,每逢盛世呢,无论庙堂的还是坊间的文化人儿,都不愁吃喝了,就好理一理老祖先的那些事儿,弄点谈资,以传后世。
中国的国务委员宋健,自然也是个文化人儿,和大多数中国文化人一样,也有这种情结。
宋健同志做国家科委主任的时候,曾经到世界各地去访问,参观过埃及、希腊等其他一些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他发现这些国家博物馆对古代的年代学有比较详尽而且为大家公认的年表,感觉到我们国家没有这样一个公认的年表,是很大的遗憾”(李学勤《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成就》)。
1995年秋天,宋健同志召开了一个学者座谈会,首次提出来并与大家讨论建立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样一个设想。1995年底,国务院分管社会科学的宋健和分管自然科学的李铁映同志又联合召开了一个关于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会议,与会的“有当时的国家科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教委(即教育部)、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协共七个部委单位的领导,邀请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领域的一批专家学者参加”。就这样,“夏商周断代工程”从1996年开始,做为国家“九五”期间的科技攻关重点项目正式起动。
这一工程,规格高,高到啥程度?
有的媒体把它称为“中国文化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堪比明代皇家《永乐大典》和清代皇家《四库全书》的修纂。
领导小组由国务院成立的由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协的负责人组成。
组 长:邓 楠 国家科委副主任 副组长:陈佳洱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副主任(后晋升为主任)
成 员: 韦 钰 国家教委副主任
路甬祥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后晋升为院长)
滕 藤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改为继任副院长江蓝生)
张德勤 国家文物局局长(后改为继任局长张文彬)
刘 恕 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
甘师俊 国家科委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后改为继任司长刘燕华)
这一工程,规模大,大到啥程度?
新中国史无前例。
领导小组聘任相关学科专家成立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
组长: 李学勤 首席科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副组长:
仇士华 首席科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李伯谦: 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院长、教授
席泽宗: 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院士 成员:
马承源 专家组成员、上海博物馆馆长、研究员
马福臣 专家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地球科学部副主任、研究员
朱凤瀚 专家组成员、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
安金槐 专家组成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
严文明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
邹 衡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
辛德勇 专家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研究员
张长寿 专家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
张培瑜 专家组成员、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
陈久金 专家组成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副所长、研究员
陈铁梅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
俞伟超 专家组成员、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原思训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
殷玮璋 专家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郭之虞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彭 林 专家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教授
裘锡圭 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直接参与工程学者达200多人,分别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上海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陕西天文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烟台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等单位。
实际上参加者还有各子课题单位的课题组的成员,这人数就不好统计了,单东北师大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林志纯教授主持工程子课题“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子课题组成员就有12位教师和博士生。这也就是说,断代工程参与者人数实际上可达千人以上。
这一工程,手段多,多到啥程度?
该工程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成果相结合,设置9个课题44个专题,运用了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碳十四测年技术学等综合手段。
这一工程,时间长,长到啥程度?
从1996年5月16日启动,到2000年9月15日通过验收。
这一工程,结论新,新到啥程度?
2000年10月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发表了结题报告:《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
《简报》对夏商周断代提出了一些新的结论,小生因学识有限,只就西周断代而言,认为《简报》给出的西周11代12王的绝对年代,相对于古代文献的记载而言,大多是新见的。
这个“简报”起名有一定的特殊性,“阶段成果报告”,照俺的理解,应该是“结论未必完全准确”的意思。“工程”特别顾问李铁映同志好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充分肯定这项科研成果的同时,还要以科学的态度和发展的眼光,在对外公布时的文字表述上,诚恳地说明这是当代中国科学家目前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并不是终极的真理。欢迎世界各地学者乃至我们的后人对成果加以修订和补充,使之更加准确和完善。”
“工程”用“阶段性成果”五个字,已然表明,“工程”对断代结论的正确性,并不十分自信,用这五个字,是相当慎重的,小生认为也是比较妥当的。
这一工程,反响大,大到啥程度?
以岳南《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为代表的部分舆论界人士,对“工程”倍加肯定和赞誉,认为“工程”的结论“当惊世界殊”。
结果这一结论真的“惊得世界殊”,以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倪德卫为代表的国内外部分学者,对“工程”结论公开质疑。倪德卫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断言“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
针对“断代工程”大的辩论发生过三次:
互联网——第一次辩论
此次辩论始于2000年11月,通过互联网进行,其议论主题有政治性与学术性两类。政治性的不置一谈,学术性的则围绕夏朝的存在与否。因与笔者所论西周断代无关,这儿就不侃了。
面对面的交锋——第二次辩论
2003年4月4日至7日,美国“亚洲学协会”的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专门邀请了“工程”的学者来美讨论。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是“工程”的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考古学家张长寿、碳-14专家仇世华、天文学家张培瑜。这场讨论中心问题一直围绕“工程”的西周年代学研究。
不少海外学者以口头的和书面的形式对“工程”的结论提出了疑问。下举数例:一,“分野”的理论晚出,很可能出现在东周时期列国形成之后,西周时就有“鹑火”与周相搭配的观念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论用于西周时期。二,青铜器《利簋》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是不符合王国维对于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而“四分法”则普遍得到学者的认同。四,“工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一味断定其为伪造,而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五,“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68.3%的置信度。六,“工程”对一个晋侯墓的碳-14测量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而“工程”在不同的论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数据,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学者对“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如:芝加哥大学的EdwardShaughnessy教授提问说:“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蚀是《简本》的关键年代之一,中国国内的报纸、电视均作了广泛的报导。然而,在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蚀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一些海外学者觉得《简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的。”另外,通过天文学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是美国学者
DavidPankenier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而《简本》对此只字未提。Shaughnessy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知道,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早就指出“天再旦”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蚀现象,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66年。后来,韩国学者方善柱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误,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
由于华盛顿会议的时间有限,与会的“工程”学者未能对以上所有的问题作充分的解答,但李学勤强调,“工程”的学术观点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学者决定。他坚持“工程”施行“MZ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个人从来认为,科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至于“天再旦”的问题,李学勤解释说,《简本》篇幅有限,未能将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张培瑜则承认对“天再旦”的报导有不妥当之处。 仇世华对碳-14方面的背景知
识提供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解释。
芝加哥大学——第三次辩论
2003年4月12日这次辩论的热烈和效果远远超越前两次,甚至出现了惊人的辩论高潮。批评“工程”的学者中,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以下称为《蒋文》)。《蒋文》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学求得这一程序,并以此验算了“工程”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碳-14数据。结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围远远大于《简本》公布的“拟合”数据。《蒋文》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虽可获得较窄的置信区间,但只有68.2%的置信度;此计算程序的精确度备受国际碳-14学者的批评。“工程”以这样低的置信度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标尺很不科学。
“工程”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达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蒋文》分析说,其原因是后者的置信范围比前者增多一、二百年,从而达不到“工程”领导规定的“碳14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正负20年左右”的要求。而挑选置信范围小的计算法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压缩到几十年内,从而排除44种说法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工程”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宁愿牺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蒋文》又指出,“工程”依据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计算法不代表国际公认的树轮校正法。国际碳-14专家已指出这一算法的过程中夹杂了人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并不准确。其人为成分是指在计算中碳-14专家需要考古专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样品”,即一组分期明确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样品。而考古学家很难提供如此精确的样品,勉强为之,则带有很大的猜测或人为成分。《蒋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报告为例。
“工程”的断代方法将澧西各个文化层以西周各王为名称,如:第一期是“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等等,这样的断代法称为“间隔的”。而《蒋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过考古发掘,其报告在1992年公布。他所用的断代方法称为“渐序的”,就是将各个文化层以大概的年代范围标出,如:第一期是“先周期”。二者的区别在于“间隔法”要求各期在具体年代上有明确的上下界限,相邻各期在时间上必须彼此断开,不能有交错;而“渐序法”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只标出笼统的王朝的早中晚期。《蒋文》强调,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间隔法”非常不实用,因为出土的陶器、谷物、木头等物品并非随新王的即位而改变。再者,从某下层取出的样品并非肯定代表这一层的年代。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过去就已经准备好,并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因此它的碳-14数据就不能视为它隶属的那个文化层。
《蒋文》的结论是,“工程”所谓的“多学科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而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从学术角度看,《蒋文》对“工程”的批评有理有据,是非常客观的。“工程”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会议上,蒋祖棣向与会者(李学勤缺席,他在华盛顿会议之后便回国)口头介绍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观点,并以自己带去的计算机和OxCaI序列程序当场对“工程”公布的碳-14的若干数据重新进行验算,结果明显与“工程”的有差距。仇士华对蒋祖棣提出的问题表示认同,并表示他个人也对《简本》的碳-14数据持有疑问。张长寿也明确表示他个人同意蒋祖棣对于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见。在场的Shaughnessy教授为之大震,他拍案问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与澧西考古的基础之上《西周年表》还站得住脚吗?参与会议的张立东(曾任“工程”的秘书,现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将会议内容介绍在国内的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其中对“工程”专家同意蒋祖棣的观点也做了报道。报导立刻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两个多月后,《中国文物报》于8月1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之行答问——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文章,是作者苏辉采访有关专家后写的,声明张立东的报导不符合事实,“在关键环节上引起读者的误解”。如,依据苏辉,仇士华回忆在芝加哥的会议情况时说:“蒋祖棣要求当场用计算机验算数据,根据我提供的条件,结果发现只相差1年,我笑道:‘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这都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几位当时参加芝加哥讨论会的学者都说自己亲耳听到仇士华表示同意蒋祖棣的意见,而且还为仇世华的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感到惊讶。
被《蒋文》批评的《97年澧西发掘报告》作者徐良高也有类似的表现。徐氏在《中国文物报》上,申辩他在报告中使用的分期术语是“年代约相当于”某王时期,而《蒋文》在引用时,“均将之删去”。而核实了《发掘报告》,原文是:“第一期:推定其年代为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第二期:推定其时代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故《蒋文》引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从仇世华不认自己在讲座会上的发言,到徐良高不承认已经发表的文字,有学者怀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学者的治学能力和态度。
平心而论,断代工程的专家学者在当时的条件下,确实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工程”所采用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和手段确实有很多地方值得后来者借鉴,同时, “工程”结论的社会反响也比较强烈,无论结论的准确度如何,实实在在地引发了公众对历史学和考古学的极大关注。
但是,这个工程的结论和推导过程,着实存在硬伤,的确需要认真检讨。国内外专家的质疑大多是本着严格学术的要求去做的,对学术问题,无论是哪一方面,将学术问题上纲到政治高度去指责对方,那都是“捧着猪头去烧香,找错了庙门”。
侃到这儿,有的大虾可能会说,乾坤客你侃了这么多断代工程的事儿,难不成这么多专家、学者都干不定的事儿,你这个草根能有办法解决? “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你能有办法让他们闭嘴?
你别说,我还真有这么个意思。但是,断代工程断的是夏商周三代,小生没那么大的本事都解决,只能对西周这一个时期来一个乾坤客版的《西周王年断代》。
有个外国佬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翘起地球。”说得太好了,咱中国人其实也说过这样的话,叫“撬打一点儿”。小生断西周,就有一个撬,那就是《周易》。
林子大了,真是啥鸟儿都有,当真不怕大风刮断了舌头?你先听我侃过《周易》后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