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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 （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1965—1918）是学术界公认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中国学大师，同时他也是世界上最早整理研究敦煌与新疆文物的学者之一，被视为法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者，继他之后成为法国中国学与敦煌学大师的伯希和与马伯乐都出自他的门下。但他的主要注意力并不在伯希和收集品，而主要是对保宁、斯坦因等人的收集品进行整理。
学术界公认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中国学大师，同时他也是世界上最早整理研究敦煌与新疆文物的学者之一，被视为法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者，继他之后成为法国中国学与敦煌学大师的伯希和与马伯乐都出自他的门下。他和于连是整个西方学术界公认的汉学大师，他一生治学谨严，涉猎广泛，其著述博大精深。他翻译《史记》，研究中国佛教，考察文物、碑帖，钻研古文字、西域史、突厥史、中国地理、道教……等等，成就斐然。
沙畹1865年出生于法国里昂一个新教徒家庭，在宗教战争期间，他自法国移居瑞士。沙畹从小就有一种苛刻的和一直发展谨小慎微的职业道德。他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当时该学院的校长是一位古代艺术史学家，他将其研究方向引向了汉学。当时他的专业是哲学，他的第一本论著是与日耳曼学家夏尔·安德勒(Charles Andler)合写的《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第一本源》。沙畹曾在东方语言学院学习汉语，这使他后来同中国和汉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889年，24岁的沙畹以法国驻华使团译员身份前往北京。来华后，在一位中国学者——当时清朝驻法使馆参赞唐夏礼的帮助下着手翻译《史记》，他把其中一部分译成法文并加以注释，名为《司马迁的传体史》(Ies Mè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五卷)。其中令西方人最难理解的《封禅书》(Le T’ai Chan.Essai de Monographie d’un culte Chinois)一卷于1910年在《北京东方学会杂志》上发表，这是他25岁时翻译的，首次涉及到中国古代宗教史，而泰山信仰则是道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沙畹在北京完成的全部《史记》译文原稿现存巴黎吉美博物馆。 1893年沙畹奉命回到巴黎，继德理文之后(Hervy de Saint-Denys)主持法兰西学院“汉语及满语语言和文学”讲座，成为该讲座自1814年开办以来的第四位教授，是时沙畹年仅28岁。此时来自荷兰、俄国、瑞士、德国的学生投师其门下，他们在法学成回国后散居各地，普及了现代汉学。 沙畹回国后，应印度学家列维(Sylvain Iévi)的要求，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研究翻译佛经方面，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印度和西域僧侣的传记。同时，他还在东方语言学院、索邦大学、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的宗教科学系授课。1895年任法国亚洲学会秘书长并参加东方学杂志《通报》的编辑工作，1903年协助考狄(Henri Cordier)主办《通报》。这一年他还成为了法兰西学会会员。 1907年沙畹第二次来到中国，对中国北方——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山西诸省进行考察。他在这些地区，尤其是在龙门和云岗石窟地区，在考古和碑铭方面取得了重大收获，从而成为第一个系统地考察这些石窟的人。这次考察，他收集了大量资料，回国时带回了丰富的文物、碑铭，还有两大箱壁画，为他的两卷本著作《华北考古考察图谱》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工作。这样使他在研究古代历史的过程中，增加了考古学和碑铭学研究，开拓了视野，也为欧洲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开了先河。 沙畹在对中国北方进行考察时还登上了泰山，发表了关于东方之巅祭祀的专题论文《泰山：中国的一种宗教崇拜专论》(1910)，该书后附有一篇《古代中国的社神》的补编，第一次指出了道教科仪的重要性。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对道教科仪进行研究。最有名的是他去世后才发表的长篇论文《投龙简》，包括译注杜光庭所编《太上灵宝玉匮明真大斋言功仪》。他在论文序言中说：投龙简是一种道教礼仪，即把金属牌上的愿望投人洞穴、峡谷或泉水中，向神祈愿。沙畹在译文中对玄宗皇帝54岁的投龙简加注说：“此礼仪之目的在于使皇帝自己得到长生，使皇帝在道教秘术的指导下成为与不死的仙人同样的人。” 1911年，沙畹与伯希和把一部分《道藏》弄到了巴黎，研究并利用了这些材料。他去世的那一年(1918)，正准备发表他从《道藏》中选出的第一篇译文。沙畹还曾研究过摩尼教，与伯希和合著有《摩尼教流行中国考》(1911—1913)，这部著作疏释了京师图书馆所藏的摩尼教残经，并对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作了一个大致的勾勒。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沙畹带来了灾祸。他为法国的命运担忧，同时也为不到年龄就应征入伍的飞行员儿子担惊受怕，严重影响了健康，但他对学习汉语和汉学研究工作始终抱着极大热情，凭着坚忍的毅力继续学习，顽强练习汉语口语。1917年当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时，他作为译员以流利的口语接待了中国的政治家代表团；离开人世前几个月，他还在索邦神学院的大阶梯教室发表了题为《中国人的一些道德思想》的演讲。由于汉学研究的出色成绩，1916年，沙畹当选为英国皇家亚细亚协会会员。1918年，在巴黎去世。沙畹英年早逝时正值他的研究最有成果之际，他的工作就此中断。 沙畹在法国汉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前承19世纪的法国汉学传统，并使20世纪法国汉学开创了新的局面。尽管他的文化修养、研究方法和思想的某些方面更属于19世纪，但他的活动主要在20世纪；在许多汉学领域如中国历史、宗教哲学、历史上的外族关系、中国地图学等方面为后来的法国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另外他还是一位无人匹敌的大师，在他从教的二十年中，培养了众多学生，艾杜阿尔·于贝尔、谢阁兰、保罗·伯希和、葛兰言、亨利·马伯乐等，继承了老师的事业，为20世纪法国汉学的繁荣开创了局面。 沙畹首先是位史学家，他最主要的、最大的贡献就是翻译中国古代史学巨著《史记》。他把其中一部分译成法文并加以注释，名为《司马迁的传体史》 (五卷)。这部译作在北京只出版了其中的一卷《封禅书》，1893年在巴黎由亚细亚学会资助出版了译稿的三分之一——150卷中的47卷，至《孔子世家》止，分成五卷。这部“汉学界盖世名作”(莫东寅)由导言、注释和极为详尽的附录组成，具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是考证严谨而广泛，其二是在注释中进行了大量发挥，对涉及古代中国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提出了广泛而尖锐的批判。虽已年代久远，但由于作者出色的翻译、严谨的考证和不落俗套的注释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至今仍有使用价值。继1893年的版本之后，麦松奈文出版社1967年再版了这五卷本；1969年该出版社又出版了其补遗卷作为第六卷，包括沙畹去世后留下的两三篇译文，一个改编过的总目录和一个自1905年以来出版《史记》译文版本的版本目录。马伯乐对其老师这部巨作的评价是“自理雅各《中国经典》以来欧洲汉学界最重大的著作”。可惜沙畹的研究范围过于广泛，无法把全部精力投入对《史记》的译注和研究，致使这部巨作没有最后完成。 沙畹在宗教历史的研究最大的贡献就是对佛教的大量研究。他继承了雷慕沙和儒莲的传统，翻译了中国朝圣者义净第三次去印度的旅行见闻《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1894)，然后又在《通报》上发表了描述几位朝圣者的传记和一些印度来华传教士的传记，与列维(sylvain Lévi)合作撰写了关于佛教思想的文章《十方阿罗汉法难记》，尝试对一系列信仰的起源和演变作出界定。他还收集、翻译了《佛教寓言五百首选集》(1910)，出版了大量的佛教故事。沙畹除了对佛教感兴趣之外，还关心中国的道教以及中国的民间宗教信仰。他将有关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第一部论著译成法文，这就是格罗特的《厦门的年庆节》。另外他还搜集、翻译并以《选自中国<大藏经》的五百寓言故事》为题出版了大量的故事(1910)。 沙畹继承了19世纪法国汉学的传统，使汉学的各个领域，如中国历史、中国宗教、中外关系史等在20世纪发扬光大，不仅为法国汉学，也为整个欧洲汉学在研究方法、史料学等方面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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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1 18:57: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