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传教士在中国(1847-1949)

laaiwaan

瑞典传教士在中国(1847-1949)

9/7/2011 2:22:58 AM    尹建平

自 19 世 纪后半叶起，瑞典各教会纷纷派出传教士来华传教。他们的活动范围几乎遍及整
个中国，时间长达10。多年。他们在中国传教时。正值中国政治文化生活发生剧变的时期，因而
目睹和领略了时代风云的变幻。他们长期生活在中国，出于传教的需要和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对中国进行了一些研究，留下了大量介绍研究中国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问题的著述，这些著
述有助于瑞典人了解中国。应该承认，瑞典传教士在华的这些活动是中瑞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
篇章，而以往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些问题却未能涉及。
本 文 仅 就瑞典传教士来华传教的背景、传教地区、活动的主要内容及其对中瑞文化交流的
作用和影响作初步探讨。
一、促成瑞典传教士来华的原因
瑞 典 传 教士来华传教始于1847年，于19世纪80年代以后形成了一股较大规模的、有组
织的派透传教士来华的热潮。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促使这一热潮的形成。
第 一 ，西 方基督教传教士大量涌人中国的国际环境，促使瑞典教会决心参与来华扩展自己
教会的阵地。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西方列强侵略和掠夺的对象。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
炮逼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一系列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夺取了大量在华政治经济特权，西方各种
势力几乎可以毫无阻拦地进人中国。西方传教士也踏着这条以坚船利炮杀开的血路，进人中国
内地，为“上帝的福音”传道，也为他们国家大资本集团的利益服务。奉行中立政策的瑞典没有
参与西方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但这条由战争开拓的血腥之路，还是被瑞典教会所利用。瑞典
传教士来华传教与整个西方传教士来华历史背景有其共同的一面。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瑞
典教会派遣海外传教士的热点是北美、非洲和印度，对中国一直没有多少兴趣，这当然是因为
以往进人中国艰难所致。19世纪六七十年代驻印度的瑞典传教士带回了有关鸦片战争后中国
被迫开放门户及酉方传教士大量涌人中国的信息。他们在瑞典各地大学及神学院里作演讲，鼓
动人们到中国传教①。与此同时，中国“内地会”创始人英国人哈德逊·泰勒也到瑞典各地游
说，鼓励青年人到中国传教②。他们的鼓动激起了许多青年大学生及基督徒来华传教的热情，
① 1.A .林奈尔C劝典浸信会在中.)(J.A .R ine11,Sve-kaB apitrtmisei- i).Kin ，斯翻哥尔康B-M 出版社1939年
版 ，第 9 一n页
⑧ 阿克赛尔、王保生:《同州传教50周年》，上海竞新出版社194。年版，第9页.
瑞典传教士在中国(1847-1949)
纷纷举行讨论会，就此进行辩论。这股热情也波及至瑞典的北美殖民地，于是，国内、国外的瑞
典“赴华传教会”相继建立起来，终于于19世纪80年代末发展到有组织的向中国派遣传教士。
国际环境为19世纪80年代瑞典传教士来华铺平了道路。
第 二 ，瑞 典自由教会运动的成功为传教士来华传教莫定了组织基础。19世纪初期瑞典的
政治处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相互影响中，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思想
斗争。自由派要求改革选举制度，使之适应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形势下自由教会宗教复兴运
动兴起，并形成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该运动要求打破长期以来瑞典实行的一教独尊，不允许
其他教派共存的状况。这种严酷的宗教限制曾致使瑞典女皇克里斯蒂娜因饭依天主教而不得
不永远离开祖国。自由教会运动产生了广泛影响，支持了自由派的改革运动。60年代自由派的
改革政策获得胜利，政府同意实行宗教自由，由此一系列的宗教派别在解冻的土地上萌生、发
展。瑞典新出现的宗教派别分别属于路德宗、信义宗、浸信宗、监理会等。在这些宗教派别中又
形成一些按地区、行业系统划分的教派组织共13个①。在整个欧洲宗教复兴运动的大背景下，
瑞典新教派一出现就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他们各自大力发展教徒，建立教区，并积极向域外
开拓教区。瑞典自由教会运动的成功为瑞典各教会最终决心开拓中国教区奠定了组织基础。
第 三 ，瑞 典工业化的胜利为教会开拓海外传教区提供了经济支持。瑞典于1840年代进人
工业化时期，较西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晚得多，但它却拥有几个方面的优势。“是具有丰富的
自然资源。如除水力、森林外，还有优质且储量极其丰富的铁矿、铜矿和渔业资源等。这些得天
独厚的资源是瑞典发展工业的根本。二是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先进工业技术
的移植、引进对瑞典工业发展和提高有很大帮助。在此基础上瑞典发展了自己国家优势的工
业，如造船业、机械制造业、森林开采、木制品和造纸工业、钢铁工业等。三是瑞典长期奉行的中
立政策使其置身于纷繁的欧战之外，避免了战争可能带来的损失，争取到一个和平的发展环
境，促进了国家经济稳定高速发展。因而，仅用了半个世纪，经过了5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
三大发展阶段，到19世纪末，瑞典的工业化已取得显著成绩②。国力的增长，国民的富裕带来
文化的繁荣，思想的活跃，也相应地促进了瑞典海外传教事业的发展。
国 家 的 强盛增强了瑞典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参与国际事务的愿望17.18世纪以来瑞典
人对遥远东方古国的文化、艺术的迷恋和财富的渴求一直是强烈的，尽管战争使中国遭到巨大
破坏，但却似更容易接近，因此不仅宗教界人士，而且许多学者、青年学生、医生、记者和探险家
也都想通过传教的途径到中国开拓自己的事业。这股” 世纪兴起的中国热为来华传教提供了
充足的人力资源。这样，瑞典人终于在19世纪晚期经由教会派遣进人中国，开始他们在华的传
教历程。
二、瑞典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瑞典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历史可分为探索期(1847-1888年)和开拓、发展期(1888-1949
1.A.林奈尔《劝典浸信会在中国，，第9页。
安.生:《珊典史，，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562-568页. ①
②
世界历史2000年第5期
年)二个阶段。
(一 ) 在 探索期只有少数的瑞典传教士来到中国。1847年瑞典巴色会传教士韩山明
(Theodor Hamberg)接受德国巴色分的派遣，来到中国香港和两广一带传教①,7年后卒于香
港。1845年瑞典隆德教会独立，并于1849年派遣卡尔·J.法斯特和安得士·依尔奎斯特2名
传教士到香港和广州地区，尝试在中国开设教区。1850年法斯特被当地反抗洋教的群众杀死，
依尔奎斯特藉着夜色掩护，循水路逃离中国②。瑞典教会得此消息后，曾暂时打消了到中国传
教的念头。隆得教会的会长还明确地表示:到印度与非洲传教，我有坚定的信心，但对于中国的
传教事业，我绝望得如同北极的冰山③。其实这一时期西方传教士已经享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所给予的诸多优惠特权。1855年西方列强再次以武力相逼与清政府签定了《天津条约》，规定
外国传教士和所有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允许外国传教士和持护照的所有外国人自由地进出
内地。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进一步规定传教士在中国有租用和购买土地的自由。1876年中
英《烟台条约》规定，清政府有保障外国人到内地旅行安全的义务。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保护
下，英美德法等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大批进人中国内地，瑞典教会再次把目光投向中国。瑞典驻
印度传教士和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哈德逊·泰勒分别在瑞典作“赴中国传教”的演讲，受到
激励的青年艾立克·弗尔盖，在没有任何教会支持的情况下，于1887年只身来到中国，探索在
华传教之路。1887年底艾立克回国组建了“艾立克·弗尔盖中国传教委员会’'x,1888年此会
易名为“瑞典中国传教会”，简称“瑞华会”。自1847年韩山明到中国至1888年第一个瑞典赴华
传教会“瑞华会”成立，完成了瑞典教会对来华传教的探索。
(二 ) 开 拓与发展期。在19世纪末共形成了9个瑞典来华传教会。“瑞华会”传教区地跨山
西、陕西、河南三省相毗邻地区，囊括33座大小城镇和上千个村庄，居民人数为500万⑤。在开
创的前10年艾立克和他的同伴历经了许多困难，不仅有文化上的差异，而且还面临着多民族
地区混战所带来的不安定，更主要是义和团运动对洋教的打击，因而传教的成果甚微。义和团
运动被镇压后，瑞典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才得以发展。“瑞华会”在50年的时间内共发展教徒
6000人，建教堂60余所，往来于此间的瑞典传教士达115人，基本固定于教区工作的40人。
中国本土男女传教士270人。教会在河南新安建有1所孤儿院，在山西运城开办中等师范学校
1所，在陕西大荔设有女子神学师范学校1所⑥。在该会的每一个大的传教点都设有主日学校、
教会小学。此外还设有戒烟所、医疗诊所和药房，以及女助会一类的妇女组织。
“瑞 华 浸 信会”建于1891年，创建人文道慎、令约翰、任其斐选择了基督教势力最强的山东
弗列德里克·约翰松;《为上帝在华60年》(Fredrik. lohsson,6aar f'r Gad i Kim)，斯德哥尔康瑞典信义会出版社
1997年版，第5,6页.
弗列协里克·约翰松《为上帝在华60年》，第9页。
阿克赛尔、王得生‘同州传橄50周年d.第14页。
乌莱卡德·古德受松《先驱在中国一瑞典教会在中国和日本》(6llegard.Gadmanssm,Pt句ari Kiaa-Svenska
mission... i Kim cnh J.pun),斯娜哥尔康古狱松印书馆1954年版，第16,23页。
海尔曼·舍里特:《艾立克·弗尔盏— 中国教会的创始人》(Herman.S chlytes.ErikF blke-missimsgrundares
Kim),隆位出版社1964年版，第31页.
阿克赛尔、王得生心同州传徽50周年》，第17页。
① ② ⑧ ④
瑞典传教士在中国(1847-1949)
作为传教区。初始期10年内只发展了8名信徒。此后至1941年全教区共发展教徒6628名，
开办男女小学校90余所、男女中学各1所(1937年合并为瑞华中学)、圣经学校1所、医院2
所、药房数处、医护学院1所。此外还有孤女院1所，收女弃婴50余人，存活并长大的27名。女
助会7个，会员200余人。戒烟所数个、济贫库1个①。
“瑞 华 行 道会”建于1890年，创建人弗兰斯·艾德华尔德·路德。传教区设在湖北和新盔
两地。由于湖广总督张之洞采取保护教会的政策，因此在最初的10年内该会就已建起3个传
教站,7个布道点。当时全1K有25名瑞典传教士，发展教徒128名，建学校6所，学生220余
人⑧，后逐渐发展成环汉口、武昌、沙市、荆州、监利、薪水、黄州等7个城市及相邻农村的传教
区。至抗日战争前，该会开办学校35所，医院1所，有41名瑞典传教士在此地区工作过⑧。
“瑞 华 行 道会新疆分会”建于1892年，传教区在喀什噶尔、疏勒、英吉沙和沙车4个地区，
15个传教士在此工作至30年代末④。传教士们主要以办教会学校、医院、施药治病等活动来吸
引信徒。该地区绝大多数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强烈排斥基督教，板依了基督教的人不仅本人，连
同他的家庭都要受到人们的唾弃和社会的排斥，因而很少有人饭依基督教。
“平 斯 特 会”建于1907年，1915年以后137名传教士陆续进人中国。该会的传教区分布在
8个地区:山东、上海、内蒙古东部、河北、内蒙古西部、西藏、成都和云南。其中最大的传教区在
京汉铁路沿线地区。传教士在云南和西藏地区都采用当地民族语言传教⑤。
“瑞 华 圣 洁会”建于189。年，传教区在山西北部包括运城、大同、左云、朔平等13个城镇及
相邻农村。该会创办初期与英国内地会联手传教，1895年独立。在近50年的时间里该会建有
教堂8座，发展信徒1519人;开办小学21所、盲童学校1所、圣经学校1所、主日学校多所气
该会在四川巴州还另有一个传教站，由2名女传教士主持。
“瑞 美 协 同会”建于1893年，传教区在长城与内蒙古之间。最初派遗来华的传教士多达30
人，仅用7年时间就建起25个传教点。义和团运动期间，该会教堂被毁,1908年传教士重回该
地区传教。“瑞美协同会”在其教区内建有1所中等工业学校、1座医院和若干所儿童之家(即
教会小学)⑦。
“瑞 华 信 义会”创建于1918年。尾茜·纳特霍斯特与英格尔伯格·维纳德尔二位女士作为
开路先锋到湖南开辟传教区。该会总会设在长沙，另辟有环洞庭湖地区传教区。该会于1923年
在湖南桃花卷建起一座高等神学院。1926年中国反基督教运动和要求收回教育主权的运动高
任其奖、令约枪、侯述先‘山东用华授信会50周年纪念集》，*岛落华浸信会出版社1941年版，第132,133,134,
135页，
弗列德里克·的.松《为上帝在华60年》，第26,56页
中国签任教会妇:《基任教会在中国的分布》，上海广熙出版社1927年版，第63页
卡纳尔·雅林:‘重返啥什嘴尔》，断班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4,75页
扬·南迪·约翰纳松《在中国括种W an.E ndy.J ohanne,son,Sbdd iM ittensR ike),斯翻哥尔康神学院出版社1988
年版，第8-9页。
教会出版社编心圣洁会40周年纪念文集)(Minnesskrih vid Helgel ja'rbundets 40!<s jvbilenm),斯抽哥尔康1937年
版.第52,54页.
尼尔斯·艾克伯格绷辑《教会图片集)(Nil,. Ekberg, Missionen i bild),斯抽哥尔库断闻出版社1942年版，第140
页。
① ② ③ ④ ⑤
100 世界历史2000年第5期
涨，该校被迫关闭。1936年该校被改建成一所高级中学，前后共培养学生850名。抗日战争爆
发后，因无法再开展传教活动，“瑞华信义会”的全体传教士撤回瑞典。
“北 欧 基 督教佛教徒会”于1921年由瑞典信义会与娜威、丹麦共同创建。该会的创始人K.
L.里舒特教授通过深人寺庙对佛教文化和佛教徒的思想境界进行研究，决心引导佛教徒阪依
基督教。1922年他在南京城外专门为佛教徒建了一所教堂，起名为“兄弟之家”。1927年因南
京遭美国军舰炮击，“兄弟之家”迁往上海，193。年又迁往香港，1941年毁于日本飞机轰炸。
“瑞 蒙 宣 道会”建于1891年。该会的神职人员由基督教不同派系的传教士组成，传教区设
在张家口、扒子埔隆、五原等地。该地区多为蒙古人，宣道会的传教士通过施药治病的方法与蒙
古大喇嘛和一些高层人士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从而打开传教局面。牧民随畜群迁移住所，因而
传教士多采取巡回传教的方式传教。
瑞 典 传 教士在中国开拓传教区的初期十分艰难他们面对的是深受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
文化浸润的中国人，中国人有着对本民族文化的骄傲，对外来文化不会轻易接受。而西方列强
肆无忌惮地侵略和掠夺的强盗行径深深地激怒了他们，因而自发地或受到政府支持的抗击行
动此起彼伏。义和团运动期间，瑞典在华各教会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以山西、陕西、内蒙古、
河北地区的教会受到的打击最大，有的教区几乎被债怒的义和团踏平。这一时期共有56名瑞
典人丧命①。在这种形势下，西方传教士和他们的传教行为很难被接受，故而在进入中国的头
10年里瑞典各教会取得的成果非常有限
义 和 团 运动被镇压后，西方传教士在《辛丑条约》的保护下，传教活动逐渐得到发展。瑞典
传教士采取开办戒毒所为患有鸦片毒瘾的人治病施药，开办免费的主日学校及教会小学，吸引
无钱念书的穷孩子们前往就读等方法拉近与中国人的距离，逐渐打开局面。各教会的传教活动
进行得比较顺利，教区不断扩大，教徒人数逐渐增加。这一时期瑞典传教士的传教活动特点是
以“福音传道”为主。他们通常采用的传教方法是:(1)传教士通过各种方式直接向群众传教，如
在集市及庙会上搭棚传教、做流动巡回传教、教堂传教、家访传教、节假日组织特别大会传教;
(2)举办各种类型的训练班，识字班传播基督教;(3)举办长短期不一的男、女神学训练班，开办
圣经学校、学院及师范学校培养本土神职人员，为逐步实现基督教本土化作准备;(4)编写、散
发各种宜传品，如福音卡、福音手册、识字课本等，广泛地宣传基督教义。
20 世 纪 20年代，中国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的剧烈阵痛期，新文化运动的矛头指向陈腐的封
建文化和带有文化侵略色彩的西方基督教于在中国共和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下的青年学
生掀起了“反西方基督教会”、“收回教育主权”的运动。1926年中国政府公布了“私立学校董事
会设立规程”，限制并规定教会未经中国政府同意注册，不得私办教育②。这一切都沉重地打击
了西方在华教会的势力，他们不得不采取一些应对的措施。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瑞典各教会采
取了一些改革教育的措施;(1)合并男女校，削减教会小学。在学校里实行政府要求的新学制，
增加自然科学课程。学校里逐渐由中国人担任学校领导，并增加中国教师人数。(2)加强神学
院的建设，培养本土神职人员，增加本土传教士的数目，并让他们逐渐承担主要的传教工作，瑞
① 弗列德里克·约翰松《为上帝在华60年》，第67页
盆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编Y东西方文化交触的道路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237页口
瑞典传教士在甲国(1847-1949) 101
典传教士辅助工作。此外，瑞典在华各教会加强了“社会福音”工作。如开办医院、医护学校、妇
女卫生学校。建孤女院，收养被弃遗的女婴。开办济贫库，救济灾民等①。瑞典传教士们迫于中
国政府和民众的压力，采取了一些侧重于“社会福音”的措施，其本意是借此维持他们的传教活
动，但对于正在走向近代化的中国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
抗 日 战 争时期，由于局势混乱，不少传教士或是转移到其他国家，或是回国，留下的传教士
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残害，他们中也有人被日本炸弹夺去生命，从而激发了他
们对战争的义愤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有些传教士以其中立国教士的身份利用教堂保护了部
分中国百姓，使他们免受日本兵杀害。“山东浸信会”瑞华中学在瑞典藉教师任汝霖的掩护下，
拒开日语、“公民”课等日本侵略军要求开设的课程②。
三、对瑞典来华传教士的评价
如 何 评 价瑞典传教士在华一百多年的传教活动，是个复杂的问题。
第 一 ，瑞 典传教士是随着西方国家传教士蛛涌之潮进人中国的，他们有着共同的国际历史
背景。西方列强用武力战胜了闭关而滞后的清政府，贪婪的掠取他们垂涎已久的古老中华的财
富。而西方传教士举着《圣经》以救世主的身份企图用基督教文明战胜有五千年之久的中华文
明，实现对一个民族的彻底征服。为了更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西方列强认为有两
条路可选择:一是瓜分中国。但这一目标不仅是很难达到而且对他们各自的利益有碍，因此他
们选择了“使基督教的势力遴布中国的第二条路，使中国变为最友好的国家，戮破义和团的气
球，把球中鼓起的民族仇恨和‘危害世界前途的毒气’放掉”③。身负着列强这种期望的西方基
督教传教士激起了中华民族的僧恶，反对用基督教来达到奴化中国人的运动一直此伏彼起。瑞
典作为中立国虽然没有参加鸦片战争，也没有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但瑞典确实
是享受了与西方其他国家同样的最惠国待遇进而把传教士送人了中国。瑞典传教士与西方其
他国家的传教士一样，根据不平等条约，自由地在中国沿海及内地传教。当这些活动遇到阻挡
时，他们也会根据不平等条约来制裁中国。如1893年在湖北松布地区发生的教案就是一例。松
布民众抵制瑞典传教士进人松布，虽经地方官再三劝说和替告都没有使传教士退出松布，最后
发生冲突，债怒的松布人杀死了2名传教士。事后“瑞华行道会”的瑞典传教士通知本国政府并
大造舆论。那一时期瑞典的《每日新闻》报每天都报道所谓中国人无故屠杀瑞典传教士的消息，
这种片面的宣传影响了不明真相的瑞典民众。另外他们又联合西方国家的传教士在武汉搞了
一个大型抗议示威活动，美、英、德等国的军队武装参加游行示威，通迫清政府制裁松布事件领
头的人、罢免地方官、允许传教士进人松布地区、武装保护瑞典公使去松布视察、赔款32000美
元。“圣洁会”、“瑞华会”和“美瑞协同会”传教区的教案发生后，都以镇压民众，清政府付以巨额
赔款，罢免地方官员结案。瑞典传教士虽没有承担为瑞典政府在中国谋取某些特权的任务，中
① 任其赞、令约翰、侯述先《山东浸信会50周年纪念集》，第27,28页。
② 李乖诚，宋春和等编《瑞华中学同学联谊会纪念册》(未公开发表),1993年10月。
③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页。
102 世界历史2000年第5期
立的瑞典政府也通过驻华公使要求传教士在中国政府允许他们去的地方传教，不可滋生事端，
但他们中多数人受西方舆论的影响，在利用不平等条约的态度上与其他西方国家传教士没有
什么不同。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他们的传教活动实现着改变中国的迷梦。
第 二 ，瑞 典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所开展的一系列“社会福音”活动，带有资产阶级上升时期
的民主思想，对处于封建落后状态的中国社会的进步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瑞典传教士为配
合传教活动的开展而开办了众多学校，由于免费教学，使无钱上学的一些儿童得到学习的机
会，有益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年代，教会学校培育出来的学生中有不少人
毅然参加了中国的革命事业。教会开办的女子学校、组织的女助会、女子圣经学校及孤女院等
使长期受封建礼教束缚的中国妇女有机会走出家门，接触新鲜事物。教会提倡的男女平等的家
庭生活形式和反对纳妾、裹足等活动对提高中国妇女地位、打破封建侄桔具有积极的推动作
用。来华的瑞典传教士中有相当数量的独立女性，他们以独立的姿态参与社会生活的精神风
貌，给争取解放的中国妇女以启迪。教会办的戒毒所、禁烟会帮助受鸦片毒害者解除了一些痛
苦。禁烟的宣传和戒毒治疗于个人于社会都是有益的。
第 三 ，瑞 典传教士通过在中国长期生活的机会较多地了解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和传统习俗。他们通过考察研究写出的著述中有一部分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实，产生
了强烈的社会影响。1847年来华的瑞典传教士韩山明著《中国的起义首领洪秀全和造反的起
因》一书，就是其代表。此书详细地介绍早期太平天国起义的情况①。韩山明在书中流露出他对
农民参加太平天国运动的同情，对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人品的称赞，更可贵的是显示出他对中
国社会深刻的理解。这对后人研究太平天国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书遭到西方国家和教
会的严厉批评。
J.A . 林 奈尔亲身经历了义和团运动这一历史阶段，与约翰·斯凡德松共同写出了《中国
拳民— 暴动和反对基督教，1900-1901》一书。他在书中论及爆发义和团运动的原因时指出:
一部分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把自己摆在中国王公大臣的位置，享受特权。引起中国人的反
感。鸦片给至少一亿中国人带来了破坏性影响，而中国人不会忘记这毒药是外国强加于他们
的。因而对之怀着仇恨。
他 们 指 出，西方的机械，如磨粉机、汽轮、铁路进人中国后挤压了中国的民族工业。修建铁
路占了农民的土地，迫使成千上万座坟基迁移。不仅使中国人耗费钱财，也伤害了中国人的传
统和感情。
他 们 说 ，西方国家为了在中国获取贸易权，于17世纪初就开始以各种手段和方式企图打
开中国的门户。在他们得到了这种权利大量进人中国后却总是威胁中国，要求占领最好的地
方，迫使中国接受不情愿的谈判。中国人最小的骚动都被他们用做口实去掠夺中国的领土和美
好的东西，迫使大部分和平的中国人站到了对立面。
这 本 书 针对西方国家污蔑义和团无理性地疯狂残杀外国人之说，真实地揭示了事情的真
相。J. A 林奈尔在书中质问:“哪一个外国人是被暴力驱使进人中国的，谁让他们用鸦片毒害、
① 李桂《台徽奥宗教极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92页.
瑞典传教士在中国(1847-1949) 103
压迫中国人的?’，①
传 教 士 弗雷德里克·哈林在她的文章中描述了中国人吸食鸦片的惨状和吸食鸦片所带来
的恶果。她指出:“这是英国人造成的，是对一个民族的摧残。”②他们对鸦片战争及义和团运动
的评价代表了西方的正义舆论。
艾 立 克 ·弗尔盖要求自己在研究中国文化时，既不能像18世纪欧洲人那样用神话色彩来
描绘中国，又不能用完全否定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古代哲人的理论③。他在书中客观地介绍老
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孙子和列子的生平，探讨他们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
分析其理论对社会的影响。
在 河 南 的部分瑞典传教士还以十分的热情和积极态度响应世界著名地理地质学家、考古
学家、人类学家安德生的呼吁，收集和寻找古生物化石及地质资料，对安德生最终发现中国新
石器文化的遗址仰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是这一时期中国重大考古工作的直接参与者。
综 观 瑞 典传教士在中国一百多年的历程，作为传教士，他们执着地迫求在中国开拓基督教
阵地，希望以基督教文明替代中国的传统文明，这种强烈的排他性的宗教狂热使他们客观上站
在了西方列强以文化侵略中国的阵线上。作为西方文化的载体，瑞典传教士带进了西方资产阶
级上升时期的民主思想，并通过传教活动使之得以传播，在促使中国冲破封建束缚走向现代的
过程中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作为中国文化的研究者，瑞典传教士以其丰富的著述，带给瑞典
人有关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各种问题的最直接的信息和资料，成为当时和以后瑞典人研究中
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第一手宝贵资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写出了中瑞文化交流史中
的重要篇章。
〔本文作者尹建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06]
(责任编释:马新民)
1.A.林奈尔、约翰，斯凡翻松:《中国攀民— 基动和反对基份教,1900-1901)(1. A. Rinell och John. Swandson,
Boanre-aPOroret oh fo'rljels-na mot de krinna i Kina. 1900-1901),斯德哥尔眼远征出版社1927年版，第12,21
页。
弗列位里克.哈林(鸦片盯的功效),( Fmdrika.H allin,"O piemylverksamthetena vK ina-Konfemnsen"),刊于
(1899年斯彼哥尔康有关中国问月会议) ( Swkholm Den 4-8 mars 1899)斯翻哥尔康远征出版社1899年版，第
276页。
艾立克·勇尔盖《中国古代思想家)(Frik. Folke,Tankare i do gamla Kina),斯位哥尔章比尔卡庄园出版杜1922
年版，第?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