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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 發布日期：2009-12-16
宋莉華
丁韙良（1827—1916） 李提摩太（1845—1919） 任何文化的交流與傳播都不會是簡單的復制和移植，其結果往往導致不同文化主體一定程度上的變異。傳教士漢文小說所包含的文化內涵和中西調和的美學形式，對中國文學的變革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近世中國天翻地覆，文學亦為之一變。在這一過程中，西方文化的強力介入無疑是個直接誘因和不可或缺的異質文化資源。西方來華傳教士用中文撰寫或譯述了大量小說，試圖利用中國民眾對于小說這類休閑讀物的需要達到傳教目的，卻無意中承擔了最初譯介西方文學的職責。任何文化的交流與傳播都不會是簡單的復制和移植，其結果往往導致不同文化主體在一定程度上的變異。傳教士漢文小說所包含的文化內涵和中西調和的美學形式，產生于晚明以來耶穌會士的歷史經驗和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歷史語境，對中國文學的變革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本色化策略與中西文學傳統的調和
西方傳教士的文學譯介活動，最早可以追溯至明萬歷、天啟年間耶穌會士們翻譯《伊索寓言》，不過他們並非出于自覺地翻譯文學讀物的目的，而是將其化身為証道之用的故事手冊。盡管如此，這些類似于歐洲中古証道故事的流風遺緒，在19世紀以后逐漸演變為文學史上的正面貢獻。從1819年第一部公開發行的傳教士漢文小說《張遠兩友相論》問世起，傳教士對于這類敘事文學的熱情便一發不可收，到了20世紀初期，由傳教士創作和譯述的小說大約達到兩百種之多。
傳教士漢文小說的產生與流傳，與本色化的傳教策略密不可分。盡管基督教新教在華的傳教事業比耶穌會晚了兩百多年——到1807年倫敦會馬禮遜奉派東來之后才得以開創，但新教傳教士們仍然無法避免耶穌會士曾經歷的困境，中西文化之間的嚴重隔閡並未消除，基督教仍然是中國社會文化機體上的一個外來體。漢文小說的創作與出版正代表了這一時期新教傳教士實施本色化傳教策略卓有成效的努力之一，它呈現出中西調和的文化形態。中西方不同的宗教思想、語言表達方式、寫作手法交織在一起，帶給讀者獨特的審美體驗。
傳教士漢文小說不僅比19世紀70年代出現的中國人翻譯的福爾摩斯短篇小說、林紓翻譯的《茶花女》等時間上更早、數量上更多，對中國小說也產生了直接的影響，使中國小說的新的子類得以確立。如李提摩太所譯《回頭看紀略》，不僅為維新人士提供了理想社會的范本，也開啟了晚清士人寫作理想小說的先河。小說對于未來大同社會的狂想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1902）、旅生《痴人說夢記》、碧荷館主人《新紀元》（1908）、陸士諤《新中國》（1910）等。
白話文運動的先聲
五四新文化運動最確定不移的成果之一便是白話文的勝利，而小說作為晚清最重要的文體，見証了中國傳統文學體制的劇變。
事實上，早在1729年，法國耶穌會士馬若瑟就用白話創作了章回小說《儒交信》，不過未獲公開出版。19世紀新教傳教士大批來華后，他們急于尋找適合中國民眾的有效的傳教方式。很快，白話小說就與這些西方的布道者之間產生了契合，只是苦于沒有現成的范本可供模仿。歷史演義作為最受中國讀者喜愛並且也是最易于獲得的范本進入了傳教士的視線。德國傳教士郭實臘對歷史演義的偏愛是顯而易見的。他先在《中國叢報》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紹《三國志通俗演義》、《五虎平南后傳》、《群英杰》、《東周列國志》、《萃忠傳》，進而嘗試用其中的語言和體例創作，如《大英國統志》（1834）、《古今萬國綱鑒》（1838）等。
不過，歷史演義中的舊式白話，對于側重傳教和交流的傳教士而言，弊端日益凸顯，因而要求使用北京官話的呼聲越來越高。1867年威妥瑪的《語言自邇集》是第一部以北京官話為描寫對象的漢語讀本，后來又有意大利傳教士晁德蒞的《中國文化教程》、法國傳教士戴遂良的《漢語入門》等，都試圖擺脫章回體的舊式白話，而采用當時通行的北京官話。
傳教士對傳統漢語文體的改造，是西方現代文體自由間接地對傳統漢語文體的改造過程，慢慢滲透到現代漢語每一個角落，從敘事文體、語言風格、語法結構到遣詞造句。傳教士的白話寫作及對白話的成功推廣可以視為五四白話之前所進行的多元準備之一，為現代白話研究提供了早期樣本。不過傳教士對白話的運用還相當混亂，舊式白話、北京官話、各地土白並存，同時對于白話缺乏理論的自覺，更多地停留在實用的工具層面。
重建兒童文學與兒童觀
從晚清到五四，是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萌蘗期。它的發生有特殊的路徑，即先有西方兒童文學的譯介，再有本土的兒童文學理論與創作。在這一過程中，西方來華傳教士有篳路藍縷之功。他們不僅譯介了大量西方童話，編纂各類兒童文學圖書和期刊，最早將世界各國的童話介紹給中國的小讀者，同時也把西方現代兒童觀引入中國。
傳教士兒童文學是以福音小說作為起點的，至少在19世紀末期以前，它們占據了主體。第一部由傳教士翻譯的兒童福音小說是《金屋型儀》，譯者葉納清是德國禮賢差會牧師。繼之有吉士夫人的《亨利實錄》（1856）、高第丕夫人的《三個閨女》（1856）等。1875年上海基督教清心書院主辦、范約翰編輯的中國啟蒙兒童第一報《小孩月報》，是一個帶有標志性的事件。從1875年開始，由傳教士翻譯出版的兒童讀物數量劇增。以兒童作為預設讀者的喻道故事大行其道，同時許多宗教文學出現了孩童版，最為著名的例子是《天路歷程》的兒童版本及仿作，如《小天路歷程》、《天路日程》。女性傳教士熱心于福音小說的譯介，對女性作家以及孤兒題材格外關注，有意識地引導中國女性、女童發揮她們的才能，鼓勵逆境中的孤兒堅強、勇敢，如《貧女勒詩嘉》、《小美加》、《獨在倫敦》等。
晚清傳教士還強化了寓言作為兒童讀物的功能，披載于報端、連載于刊物、選載于課本，寓言開始成為兒童文學領域中的一畦新土。丁韙良撰寫了《喻道傳》、《三神寓言》、《二蛙寓言》等，林樂知譯介克雷洛夫寓言，美國傳教士劉樂義編譯《孩訓喻說》等，凡此種種引起中國作家對寓言的關注。孫毓修、周作人等提出，應把寓言作為純粹的兒童文學。由傳教士開啟的寓言譯介，使中國的寓言傳統在汲取了外來的營養之后，煥發出新的生機。
此外，傳教士譯介的童話值得關注，其內容幾乎涵括了當時的世界經典，包括《一千零一夜》、《安徒生童話》、《魯賓遜漂流記》、《格林童話》、《豪夫童話》等，並將莎士比亞、托爾斯泰、狄更斯、霍桑等名家著作改編成兒童讀物，表現出用世界眼光發展和重建中國兒童文學的意圖。
社會性福音行動的拓展以及漸趨社會化的基督教秩序的挑戰，使傳教事業越來越多地為世俗性事務留下空間。傳教士的宗教角色日益趨從于作為大眾啟蒙者的角色界定，催生了從晚清到五四傳教士兒童文學的繁榮，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兒童的精神世界。
（作者單位：上海師范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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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5 15:0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