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朝前中期耶稣会士与澳门的汉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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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清朝前中期耶稣会士与澳门的汉学活动

叶农
《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澳门曾经是世界早期汉学活动的中心之一，其汉学活动早在明代中叶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后不久就开始了。当时，在澳门活动的汉学家主要是以耶稣会士为主的天主教传教士。到明朝末年，澳门的汉学活动已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注：目前，学术界的成果，有张西平著《罗明坚——西方汉学的奠基人》（见《汉学研究》第四集）、（葡）阿雷斯塔（António  Aresta）著《葡萄牙汉学回顾》（载澳门《文化》杂志第36～37期）、万明著《西方汉学的萌芽时期：葡萄牙人对中国的记述》（载《世界汉学》第一期、吴志良著《十六世纪葡萄牙的中国观》（载《世界汉学》第一期）等论文；刘羡冰著《双语精英与文化交流》等学术专著。）。从清初至清朝中叶的18世纪60～70年代，大量耶稣会士以澳门为基地，进行汉学活动，他们是此时澳门汉学活动的主力军。由于长期受到“礼仪之争”、“国王数学家”和法国传教区的建立等重大事件的影响，耶稣会士们开始有计划地研究中国文化，并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从而使其汉学活动进入一个主动阶段，取得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但至1762年7月5日，澳门政府执行印度总督转达的葡国首相庞拔的命令，将在澳门的属于中国副省区的13名会士、属于日本教区的8名会士、属于法国传教会的3名会士拘捕，并逐离澳门，使耶稣会士们的汉学活动嗄然而止。本文拟就此略作论述，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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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撰写著作

　　这个时期，耶稣会士利用他们的学识，在介绍传教事业、汉语研究、历史研究、地图绘制等诸多方面撰写了一批著作。主要成就有：
　　狄若瑟（Joseph Tissanier，1618～1687）神父。法国人。1656年7月8日到达澳门。著有一份“记录”。（法）费赖之（Lois Pfister，S.J.）说：“若瑟除留有行记，1663年初刻于巴黎，重刻于上引孟德宗神甫以外，尚有一种记录，作于1677年，记述中国、日本、安南等地传教会状况。”（注：费赖之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第367页、第378页。）费氏没有明言系在澳门写作，但考其著作时间，应为在澳门著作。（法）荣振华（Joseph Dehergne，S.J.）说他“1675年在澳门，1677年12月6日被教廷传信部召回。”（注：荣振华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华书局，1995年，第647页、第230页。）即1677年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澳门的，故该份文献应在澳门写作。
　　方济各（Francois-Xavier Philipucci，1631～1692）神父。意大利人。1663年到达澳门。著有：“《中国礼仪事件》或《对祀孔、祭祀仪式的深入了解》，8开本，里昂，1700年。是编作于1682年，乃中国礼仪问题争辩时辨诬之文也。”（注：费赖之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第367页、第378页。）而他“1682年在澳门。”（注：荣振华著：《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华书局，1995年，第647页、第230页。）
　　利玛弟（Matias da Maia，1616～1667）神父。葡萄牙人。著有一本关于中国史的著作。“鲁日满（Fran Cols de Rougemont，1624～1676）神甫的《中国鞑靼史》题词中引有一手写本，记载1659至1662年间之中国事变，亦为玛弟手笔。”（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290页、第407页、第526页、第526～527页、第591页、第592页、第780页。）利玛弟“在1663～1666年又任中国副省会长，……1666年在澳门。”“于1666年1月1日在那里撰写了日本和中国的年度报告。”（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410页、第25页、第518～519页、第441页。）
　　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神父。比利时人。1682年7月4日抵达澳门。他著有：“《为耶稣会传教事受诬告申辩书》，4开本，科隆，1684年。……是编作于澳门，题1682年12月20日。缘宣教部有若干传教师散布诬枉之说，特撰是编而自辩也。”（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290页、第407页、第526页、第526～527页、第591页、第592页、第780页。）
　　金弥格（Miguel do Amaral，1657～1730）神父。葡萄牙人。1685年到达澳门。他曾撰文介绍澳门：“有关他对澳门的描述，见梵蒂冈档案馆传教区特藏第114号。”（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410页、第25页、第518～519页、第441页。）
　　马若瑟（Joseph-Henrg-Marie de Prémare，1666～1735）。法国人。1698年10月24日抵达澳门。他来华后，专心于传教与研究中国文化。“若瑟自抵中国后，即专心于此二点：质言之，传布教务，精研汉文是也。”（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290页、第407页、第526页、第526～527页、第591页、第592页、第780页。）通过精心研究，他取得了诸如《六书析义》（法文译本）、《中国语言志略》等丰硕的成果，还翻译了中国元代戏剧《赵氏孤儿》，这是西方人士首次翻译中国戏剧。他对中国文化，特别是汉字的研究属于索隐派。是对中国古典文化了解最深入的一位，特别注意分析汉字，其研究方式也较为理性审慎，神秘主义色彩较浅。
　　“若瑟之传教热忱，鼓励其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其研究与一般传教师异，盖其志不仅在肄习传教必需之语文，而尤注重于寻究中国载籍中之传说，有裨于宗教者予以利用，发挥教理，若瑟此类研究成绩甚优，甫数年即能用优美的中国文字著书立说。……若瑟研究中国古代史采用一特殊方法，后此有传教师数人曾采用之。其法则在中国之经书与古籍中寻求最古之传说，凡有不明之段落，历代意见纷歧之解释，《诗经》中之譬喻，《易经》中之卦爻，咸加利用，以备传教之引证。……若瑟致富尔蒙信札曾明白解说云：‘余作此种疏证及其他一切撰述之目的，即在使全世界人咸知，基督教与世界同样古老，中国创造象形文字和编辑经书之人，必已早知有天主。余三十年来所尽力仅在此耳。”（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290页、第407页、第526页、第526～527页、第591页、第592页、第780页。）
　　他的这种研究方法曾多次被人举发赞成中国礼仪而受到耶稣会的处罚。荣振华说：“1726年左右被教廷传信部召回，其原因如下：‘他在鼓励学习汉籍《易经》的时候破坏了对《旧约》的崇拜。’”（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410页、第25页、第518～519页、第441页。）他还曾在澳门翻译或修改定稿过一部拉丁文汉文对照字典：《拉丁文汉文对照字汇》（与赫苍璧（Julien-Placide Herieu，1671～1746，合作）。
　　会士，何人不详。（葡）施白蒂（Beatriz Bastao da Silva）说：“1719年（4月1日）传教士们向中国皇帝呈交受委托编写的‘中国宪章’”（注：施白蒂编著：《澳门编年史》，澳门基金会，1995年，第98页。）。
　　埃斯特旺·洛佩斯（Estêvao Lopes，1693～1766）神父。葡萄牙人。1715年7月10日到达澳门。他曾在澳门翻译“劄”。劄（葡）潘日明（P.Benjamin António Violeira Pires）神父说：“葡萄牙的澳门史一贯认为，约在1557年中国嘉靖皇帝向击败海盗的葡国航队司令颁赐了‘金劄’。‘金劄’为外国在中国领土上拥有地产提供根据，……市政厅收藏的钞本第76册第120～121页告诉我们，根据印度总督马贵斯·德·阿洛尔纳1749年下达的命令，耶稣会神父埃斯特翁·洛贝斯把收藏在市政厅内所有石刻和木版的中国‘劄’译成葡文。历时几个星期的翻译工作完成之后，由市政厅首席法官和检察官安东尼奥·佩雷拉·达·席尔瓦在1750年季风季节寄往果阿。”（注：潘日明著：《殊途同归：澳门文化交融》，澳门文化司署，1992年，第93页、第93～94页。）
　　徐茂盛（Jacques-Philippe Simonelli，1680～1755）。意大利人。1719年10月30日到达澳门。他曾以中国日本教区视察员身份，于1748年命令北京、澳门两地神甫聚会讨论教略。并奉命在澳门将中国政府颁给澳门的“劄”译为葡文。“1752年10月12日日本教区主持、耶稣会神父若瑟·蒙坦尼亚（1749～1752年）向市政厅转达了马贵斯·德·塔沃拉[Francisco de Tavora）总督同事3月23日下达的命令，要求由中国问题专家，耶稣会士查科波·菲利贝·西莫内利神父[即徐茂盛]把市政厅档案馆收藏的所有‘劄’译成葡文。”（注：潘日明著：《殊途同归：澳门文化交融》，澳门文化司署，1992年，第93页、第93～94页。）
　　赫苍璧神父。法国人。他于1701年9月9日到达珠江口。从1726年开始，就在广州与澳门两地活动。1732年8月20日，被流放到澳门。此后至1746年8月22日去世，一直在澳门停留。他来华一直从事中国的经书和中国文学的研究工作：“唯据马若瑟神甫所记，苍璧除有要事以外，始终研究中国经书。”（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290页、第407页、第526页、第526～527页、第591页、第592页、第780页。）“他精通中国文学，‘优秀的而不是拙劣的中国文学专家’。”（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310页。）他在澳门的著作有：“《拉丁文汉文对照字汇》，4开本2册：第1册共936页，第2册页数几同第1册写本。每册第1页题曰：‘赫苍璧神甫从达内特氏拉丁语词典翻译。’”（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290页、第407页、第526页、第526～527页、第591页、第592页、第780页。）
　　格莱莫纳（Basilio de Glemona）。会籍不详。意大利人。他在1733年在澳门出版了汉拉对照的《汉字西译》（注：张国刚著：《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41页。）。
　　刘松龄（Augustin de Hallerstein，1703～1774）神父。奥地利人。1738年9月4日抵达澳门。他深通历算。曾“应澳门参事会之请，测绘澳门城郊地图。”（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290页、第407页、第526页、第526～527页、第591页、第592页、第780页。）
　　若泽·德·热苏·玛利亚（José de Jesus Maria）。传教士，葡萄牙人。1745年，在澳门完成了两卷本的《中国与日本的亚洲》，并带回葡萄牙，但是，并没有出版。百余年后，它的部分章节于1889～1890年间在《大西洋国》杂志上刊出。（注：张廷茂：《澳门史葡文史料举要》，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9期。）
　　约瑟·门丹哈（José Montanhm，1708～1764）神父。葡萄牙人。1742年11月5日到达澳门。“他在那里耗费了很大精力从事翻译《日本档案》。……本人之所以值得于此提及，那是由于他的一部对于中国和日本传教区历史非常有益的巨著。”（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410页、第25页、第518～519页、第441页。）
　　嘉类思（Louis du Gad，1707～1786）神父。法国人。他在1762年到达澳门后不久，即因澳门拘捕耶稣会而在7月5日被捕。他在澳门著有：“（一）1762年耶稣会士被逐时上澳门官宪书，与纽若翰（Jean-Sylain de Neuvialle，1696～1764）、赵加彼（Gabriel Boussel，1699～1764）二神甫同署名。（二）澳门耶稣会士受难《记略》，载卡拉云神甫撰《庞拔候爵之监狱》，1865年巴黎刊，8开本，123至142页。又见帕利（Paris）《凡尔赛及外省》一书。”（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817～819页、第367页、第533～5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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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撰写书信

　　耶稣会士来华后，开始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融入中国社会。他们勤于写信，大量有关中国的信息便通过他们的书信传到西方。其中许多信件是在澳门写作的，这也是他们汉学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我们探讨汉学活动时，不能忽视耶稣会士们的书简。
　　（一）报告中国情况
　　狄若瑟。“1682年4刊《友好信使》（Marcure Galant）曾据1681年1月27日若瑟发自澳门之信札，登载中国消息。”（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817～819页、第367页、第533～537页。）
　　马若瑟。在澳门曾写下过两封信：“若瑟所撰《文法》之外，曾与赫苍璧神甫合撰有拉丁语汉语对照字典一部，曾将达内（Danet）字典几尽转为汉文。……1733年10月16日自澳门致弗雷尔（Fréret）信札，言中国编年事。藏泽西城神学院图书馆。”（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817～819页、第367页、第533～537页。）
　　（二）报告中国传教情况
　　郭巴托（Bartolomeu da Costa，1629～1695）神父。“他于1664年11月11日从澳门写好并寄出了一封致总会长奥利瓦（Oliva）的有关澳门及其所属住院的年度报告。”（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54页、第113页、第256页、第600页、第669页、第669页、第753页、第868～869页、第817～819页、第870页、第923页、第932页。）
　　曼努埃尔·德卡瓦略（Manuel de Carvalho，1661～？）。“有一位叫作曼努埃尔·卡瓦略的神父于1700年12月20日从澳门写过一封书简说他参观了澳门学院。”（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54页、第113页、第256页、第600页、第669页、第669页、第753页、第868～869页、第817～819页、第870页、第923页、第932页。）
　　杨若乐。“他于该年（1727年）2月16日自澳门发出了书简[以通知意大利人利国安（Giovanni Laureati，1666～1727）神父之死]。”（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54页、第113页、第256页、第600页、第669页、第669页、第753页、第868～869页、第817～819页、第870页、第923页、第932页。）
　　卜文气（Louis Porquet，1671～1752）神父。法国人。1701年9月9日到达澳门。“1732年12月11日自澳门致戈维里（Pierre de Goville）神甫信札，言广州诸神甫被逐避走澳门事。”（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54页、第113页、第256页、第600页、第669页、第669页、第753页、第868～869页、第817～819页、第870页、第923页、第932页。）
　　席宾（Philippe Sibin，1679～1759）神父。德国人。1732年被流放来澳门任耶稣会澳门会团长。他在澳门写过两封信：“1732年12月30日澳门信札，言传教师被逐出广州，诸堂被摧毁事。……别有一澳门信札，刊行于科隆，8开本，1737年。”（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54页、第113页、第256页、第600页、第669页、第669页、第753页、第868～869页、第817～819页、第870页、第923页、第932页。）
　　米来迩（金亮）（Balthazar Miller，1682～1742）神父。奥地利人。1718年5月27日到达澳门。他“1718年9月13日自澳门致莫达斯（Antoine Mordax）神甫信札，言自里斯本赴中国行程，诸传教区状况。”（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54页、第113页、第256页、第600页、第669页、第669页、第753页、第868～869页、第817～819页、第870页、第923页、第932页。）
　　纽若翰。法国人。1729年8月4日到澳门。1747～1752年任法国传教区总会长。他“1751年12月20日自澳门致耶稣会会长信札，报告教务及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傅安德（André-NicolasForgeot，1716～1761）、尚若翰（Jean-Gaspard Chanseaume，1711～1756）三神甫到达，并请会长允许再派中国青年赴法研究修养。未刊。1757年1月25日自澳门致宣教部枢机员信札，报谢，详陈1754年教乱，报告各会传教师11人新抵中国。未刊。”（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54页、第113页、第256页、第600页、第669页、第669页、第753页、第868～869页、第817～819页、第870页、第923页、第932页。）
　　尚若翰。法国人。1746年8月30日到达澳门。他“1748年末自澳门致亚森特夫人信札，言1746年教难普及，主教与多明我会葡籍会士四人致命于福建，杨若望神甫之受刑讯及殁于澳门，方济各会意籍阿伯尔米神甫之入狱，各省传教士数人之蒙难，居京诸神甫之营救。”“1752年7月澳门信札，记树蜡。”（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54页、第113页、第256页、第600页、第669页、第669页、第753页、第868～869页、第817～819页、第870页、第923页、第932页。）
　　嘉类思。他“1751年12月20日自澳门致耶稣会会长信札，誉扬卜日生（Jean Baborier，1678～1752）。”“1757年12月13日自澳门致布拉索信札，言索智能（Polycarpe de Souza，1697～1757）主教与汤执中（Pierre d’Incarville，1706～1757）神甫之殁，传教状况。”“1757年12月21日致耶稣会会长信札，召回留法中国学生，不赞成加派他生，拟在中国建一修院，请派人来华，报告在广州收养弃儿之成绩（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54页、第113页、第256页、第600页、第669页、第669页、第753页、第868～869页、第817～819页、第870页、第923页、第932页。）。
　　傅安德神父。法国人。1746年8月30日到达澳门。他在澳门留下一封信：“安德遗有信札一件，乃于1750年12月2日自澳门致帕图耶神甫者，言黄安多、谈方济二神甫于1748年9月12日在苏州致命事。”（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54页、第113页、第256页、第600页、第669页、第669页、第753页、第868～869页、第817～819页、第870页、第923页、第932页。）
　　骆尼阁（Nicolas-Marie Boy，1726～1769）神父。法国人。1754年8月15日到达澳门。他“1754年11月18日自澳门致河弥德（Mathurin de Lamathe，1723～1787）神甫信札，言传教士在舶上应持之操行。1754年末自澳门致布拉索神甫信札，言马松神甫之殁。”（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54页、第113页、第256页、第600页、第669页、第669页、第753页、第868～869页、第817～819页、第870页、第923页、第932页。）
　　河弥德神父。法国人。1755年8月23日抵达澳门。他“1756年1月6日自澳门致布拉索神甫信札，言教士教民所受之窘若。”（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54页、第113页、第256页、第600页、第669页、第669页、第753页、第868～869页、第817～819页、第870页、第923页、第932页。）
（三）其他书信
　　利玛弟。“他1646年从澳门发出了书简。”而皮埃·阿尔比埃（Pierre Albier）神父则在“1657年2月14日自澳门发出的书简声称，P·戈贝尔（Gaunbert）神父在波斯附近逝世。”（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401、269页，第292页、第456页。）
　　聂仲迁（Adrien Grelon，1618～1696）神父。耶稣会士，法国人。1650年6月中旬到达澳门。“他于1659年1月23日从澳门发出了一封信。”（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401、269页，第292页、第456页。）
　　方济各曾在澳门等编辑过来远东开教者、耶稣会士圣方济各·沙勿略（St.Fran Cois Xavier）的书信：“济各感圣方济各恩，在里斯本、果阿、澳门等地将此圣者未刊信札数件钞录副本寄送波西努斯神甫。”他“1688年10月19日自澳门致耶稣会会长信札。”（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377～378页、第317页、第407～410页、第422页。）
　　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4～1692）神父。比利时人。撰有《中国哲学家孔子》（亦称《西文四书直解》）、《中华帝国历史年表》、《汉文字典》等。曾因中国礼仪问题获派回罗马时，于1681年来到澳门。他有“1659年2月4日在澳门致某神甫书。”（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377～378页、第317页、第407～410页、第422页。）
　　安多。他有书信一批，除其中一封谈与日本建交外，其余未知其详细内容：“《1688年12月3日自澳门致葡萄牙驻印度总督塔沃拉书》，建议与日本建交，派遣使节赴日，并列举当时建交的有利因素。该书为4开本，1684年，澳门。”“1682至1689年北京、澳门信札数件，藏圣热内维夫学校图书馆。”“1680至1687年信札3件，藏比利时档库。”“1683年1月6日及1684年12月3日自澳门致亚历山大神甫信札2件，藏比利时档库。”“1685年1月20日自澳门致耶稣会会长诺耶信札。”“1685年7月10日自澳门致南怀仁神甫信札。”（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377～378页、第317页、第407～410页、第422页。）
　　卫方济（Fran Cois Noёl，1651～1729）神父。比利时人。1685年8月9日到达澳门。他曾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小学》译为拉丁文，著有《1674至1686年间中国内战史略》等，撰写有关“礼仪之争”的著述。但他在澳门只写了一封信：“1685年11月4日澳门信札，藏圣热内维夫学校图书馆。”（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377～378页、第317页、第407～410页、第422页。）
　　约瑟夫·诺伊格鲍尔（Josef Neügebauer，1706～1759）神父。德国人或奥地利人。“他于1739和1750年从澳门寄出了一些书简。”（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401、269页，第292页、第4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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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中医药

　　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将在中国进行科学调查，研究动植物，研究中医和中药，测绘地图，介绍和调查中国工艺、农耕技术作为己任，并取得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如法国会士汤执中神父，担任法国科学院通讯院士，曾著有《华人制造灯角之异法》、《中国漆记》、《中国烟火制法》、《（在中国所绘）动植物图》（72幅）、《养蚕法》等。
　　此时有一批耶稣会士以澳门圣保禄学院的大药房为基地，对中医进行了研究。李向玉博士说：“圣保禄学院设有一所这么大的药房也可能有另一个目的，即用来研究中国的‘草药’。耶稣会士对中医中药感到神奇，并纷纷加以研究。据耶稣会1625年12月21日从澳门发出的年报记载，17世纪上半叶，圣保禄学院药房已从广东获得大量中草药。”（注：李向玉著：《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澳门日报出版社，2001年，第171页。）
　　卜弥格（Michael-Pierre Boym，1612～1659）神父。波兰人。1649年到达澳门。1651年1月1日受南明王朝的派遣，离开澳门出使欧洲。他“是欧洲汉学的先驱者之一。他是第一个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的欧洲人，他向欧洲报道了关于中国的科学、哲学、自然、地理、语言和民俗的第一批信息”（注：爱德华·卡伊丹斯基（Edward Kajdanski）著，张振辉泽：《中国的使臣——卜弥格》，大象出版社，2001年，前言，第1页、第171页。）。他在澳门居住时，曾研究过中草药，并撰有著作。“卜尔格神父是波兰国王医生的儿子，1650年寄居澳门。他写有多部著作，其中有《中药标本》。他还翻译了四本王叔和（《脉经》作者）所著关于脉象、舌诊和中国药用果实的书籍。”（注：玛罗：《中医对圣保禄学院药房的影响》，载澳门《文化杂志》第30期。）“1650年，寄居澳门的卜尔格神父就曾认真研究过中草药，并拟定了《中药标本》一书。其他一些神父还翻译过不少中医典籍。”（注：爱德华·卡伊丹斯基（Edward Kajdanski）著，张振辉译：《中国的使臣——卜弥格》，大象出版社，2001年，前言，第1页、第171页。）
　　安东尼奥·德·巴罗斯（1717～1759），澳门人。他在交趾支那的巴里亚完成其译著《中国本草》。“《中国本草》是耶稣会神父安东尼奥·德·巴罗斯根据《医方考》翻译成葡文的。……他于1717年4月14日生于澳门，1737年9月7日加入耶稣会，1759年在交趾支那的巴里亚任副主教。他在那里传教多年，1759年在科钦逝世。他逝世前三年才完成自己的译作，当时他还相当年轻。巴罗斯的手稿共有102页，未编页码。书中介绍了652种中医药及其功能。另外还附有9页，其中3页写有化学符号和不能合用药物说明，另外几页是目录，最后一页空白。”（注：玛罗：《中医对圣保禄学院药房的影响》，载澳门《文化杂志》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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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在清朝前中期，耶稣会士在澳门进行的汉学研究活动，主要是上述的撰写与中国有关的各种著述、书信和研究中医药等。这些活动对汉学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学界对汉学的研究正朝着不断深入的方向发展，但从总体看，我们还做得不够，仍需拓展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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