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新野与湖北枣阳两地的曾国墓葬中何故同出曾子中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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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野与湖北枣阳两地的曾国墓葬中何故同出曾子中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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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L. L4 P1 u: c% D% D/ ]1 Y" Z——葬入曾子中诲器的二处墓地应与卿大夫置侧室立贰宗有关

* @3 j& r7 h- S) l                              徐伯鸿

1971年8月，在河南省新野县城关镇小西关村南寨沟内发现一座春秋早期晚段（或以为春秋中期偏早）的曾国墓葬，出土铜器、玉器、骨器等数十件。铜器中有一件曾子中[]（诲）甗。该甗通高36厘米，甑、鬲分铸，但已锈结在一起。甑，敞口，唇外折，直腹，平底，底部有长条状和十字形箅孔8个，两个方形附耳，耳内外饰重环纹，颈饰窃曲纹一周。鬲为直口，鼓腹，三款足，附两耳，素面无纹饰。甑的内壁铸铭文十九字，铭曰：“唯曾子中诲用其吉金自作旅甗，子子孙孙其永用之”。该墓出土器物有：鼎2件（一件为敦形鼎），簠2件，甗1件（即中诲甗），[]1件，盘1件，匜1件，兵器及车马器。无乐器。与此墓相距20米处尚发现另一座墓葬，出土器物有：鼎3件，簋4件，鬲4件，壶2件，以及盘、匜、甗、[]各1件和兵器、车马器。铜器都没有铭文（《文物资料丛刊》第二辑）。这座墓葬虽然没有发现铭刻文字，但用该墓资料与小西关村出土曾子中诲甗的墓葬相比较，可以断定它也应该是一座曾国贵族的墓葬。随葬的铜器，无论就其时代或是形制论，均与出土曾子中诲甗的那座墓葬的铜器相近。尤其是三件列鼎最惹人注目，这三件鼎均为折唇，敞口，浅腹，附耳，蹄形足，上腹部饰窃曲纹和凸弦纹各一道。它们的形制和纹饰与枣阳茶庵出土的曾子中诲鼎、京山苏家垅出土的曾侯中子游父鼎如出一辙。最为突出的是，纹饰已经具有比较多的繁缛特点，这种纹饰源于窃曲纹，而接近于蟠螭纹。这三件列鼎的造型、纹饰均具有曾国铜器的特色。此外，这座墓葬与出土曾子中诲甗的墓葬不仅只相距20余米，而且，还东西并列。按照这一时期贵族盛行族葬墓的习俗判断，它们还应是同属于一个家族墓地的两座墓。
# C! q9 {- N. \6 W' s4 B+ `7 d无独有偶，就在发现小西关曾墓之后的一年之际，又在比邻新野的枣阳再一次发现葬入曾子中诲器的曾国墓葬。老天有眼，地不爱其宝必以时献之。1972年8月，湖北省枣阳县熊集区茶庵乡段营村也发现一座葬有曾子中诲器的春秋早期晚段的曾国墓葬。该墓出土铜礼器、兵器、车马器及小铜器近三百件。其中有一件曾子中诲鼎，该鼎通高17、5厘米，口径25、3厘米，附耳，蹄形足，腹较浅，上腹部饰窃曲纹和凸弦纹各一道。内壁铸有铭文十九字，铭曰：“唯曾子中诲用其吉金自作[]（鬺）彝，子子孙孙其永用之。”（子孙为重文）。同出的青铜礼器还有另外2件鼎、4件簋、和2件壶。枣阳县多次发现曾国墓葬和铜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地区。1972年，枣阳吴店的赵湖大队发现曾国墓葬，出土鼎2、簋2，时代属两周之际。1982年，吴店赵湖曹门湾发现曾侯絴白戈，有铭文六字：“曾侯絴白秉戈”，时代为两周之际。1983年，枣阳赵湖曹门湾再次发现曾国铜器，计鼎1
件、簋2件、壶1件，时代属春秋早期晚段。
8 ]: W0 V. b9 W6 p现将新野、枣阳两地三座曾墓的青铜礼器组合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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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墓	鼎	簋	簠	鬲 : E" T- H4 g4 A! v; t	甗 6 a5 D) {* R, F, Z9 ~7 L	[] " n2 ^1 V: Z" f( }: V7 k	盘 9 C' ~& ?. f- e5 G; p9 h) L	匜	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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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野小西关与枣阳茶庵两处曾墓所出青铜礼器的组合虽略有差别，但大体接近。新野出中诲器的这座墓出二鼎二簠，但同一墓地的另外一座墓却出三鼎四簋二壶。枣阳的这座出曾子中诲器的墓也出三鼎四簋二壶。此两墓用的都是三鼎四簋之制，可见，墓主都是身份相近而地位又都不高的曾国贵族。鉴于两墓地同出曾子中诲器，因此，王世民先生指出：“两处墓地应有着某种密切的关系。”（《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299页）
4 c$ S5 o- u3 F1 z关于曾子中诲器的年代及两处墓地的关系，有学者做过研究。认为：此鼎（曾子中诲鼎）形制为附耳，浅腹，腹上部饰窃曲纹，中凸弦纹，与京山曾中游父鼎形、纹相近。结合墓内其它器物考察，此鼎及墓的年代可定为春秋早期。一九七一年在河南新野城关镇小西关村一墓中，出土了一件曾子中诲之甗，铭文与曾子中诲鼎铭相同。此甗纹饰与曾子中诲鼎同，但器形为圆腹分体甗，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流行的方甗不类。过去一般认为这种分体的甗出现于春秋中期，由此器可知在春秋早期应已开始使用。曾子中诲鼎、甗的年代为春秋早期，但新野出土此甗的墓的年代则要晚至春秋中期（偏早）。如果此两墓是一个家族之墓，则新野墓之墓主应是曾子中诲的下一代（刘彬徽《湖北出土两周金文国别年代考述》）。
( k  m9 n; S! r$ x' K0 L透过上面这段文字，可以了解到以下两点，（1）这位学者认为此两墓可能是一个家族的墓葬；（2）枣阳墓的墓主是曾子中诲或其同辈人，而新野墓的墓主是曾子中诲的下一代。对于上述两点，笔者赞同其中的第一点；对于第二点，则持有不同的看法。现在，让我们来探讨两墓何故同出曾子中诲之器，同时，探讨两墓之间的某种密切关系。
新野小西关与枣阳茶庵出土的这二件中诲器，作器者均为曾子中诲，何故会葬入二人之墓？我们知道，青铜彝器，除非被他人掠夺，一般是不会假借给他人的。那只会传于子孙，其“子子孙孙永保用之”。古人对名与器看得很重，这在《左传》中就有记载。《左传·成公二年》载：“新竹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桓子是以免。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县，繁缨以朝，许之。仲尼闻之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卫国人把城邑赏给仲叔于奚，仲叔于奚不肯接受，反倒请求得到诸侯所用三面悬挂的乐器，并用繁缨装饰马匹以朝见，卫侯允许了。孔子听说这种事后，对卫侯违背礼制的做法感到十分遗憾，感慨地说：“可惜啊！还不如多给他点城邑的好。惟有彝器和名号，不能授予别人，这是君王所掌握的。名号靠彝器来维系，假如授予别人就等于把政权给了别人。政权丢了，国家也就跟着丢了。”可见彝器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是不能授给别人的，只能传之子孙，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之。彝器丢了，国家也就将亡了。历史记载殷之将亡，微子抱祭器奔周。《史记·殷本纪》：“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遂去。……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也记载：郑国的军队打进了陈国的都城，陈侯让司马桓子把宗庙里的祭器送给郑国的子展、子产二人，然后穿上丧服，抱着土地神的神主，让他手下的男男女*女分开排列、捆*绑，在朝廷上等候子展、子产二人，以表示对郑国臣服。统治者对彝器是十分看重的。楚庄王伐陆浑之戎，直逼洛水，观兵于周疆，使人问周之九鼎大小、轻重，对周天子大有取而代之的意图。王孙满智对楚王，就是不愿把象征周王朝权力的九鼎轻重告诉庄王，所谓“鼎之轻重，未可问也。”相传九鼎铸于夏朝，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朝代更迭，鼎才易主。统治者连鼎之轻重都不愿告诉别人，岂肯将这象征权力与地位的彝器轻易送于他人！不止天子、诸侯如此，大夫、士也如此。《礼记·曲礼（下）》：“大夫、士去国，祭器不逾境。大夫寓祭器于大夫，士寓祭器于士。”《礼记·王制》也说过：“大夫祭器不假。”由此观之，可以认为小西关及茶庵两墓中的中诲之器必然得之于曾子中诲，换言之，也就是曾子中诲将这象征权力与地位的彝器传给了他的子孙。铸造彝器的目的，一则是为了标示地位与权力；一则也是为了要将它传之子孙，其永宝用之，以永记先人明哲之德并以之光扬门楣的。
3 Y  d6 k! {; ]2 D+ p! q- V* M曾子中诲为什么要把他自己的彝器分给他的儿子呢？这应当与春秋中叶以前周代的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有关。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是互为表里的。“因为在政*治上，适应于等级从属的基础上，便构成了其所谓‘尊尊’制度；另一方面，适应于氏族制度联系的遗留和农业生产组织与财产形态的基础上，便构成其所谓‘尊祖’、‘亲亲’的宗法制度。从这二个方面去表现其政*治形态上的特点及等级制和宗法制相表里的统治机能。”（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在这里，有必要对周代的分封制及由此产生的等级制以及宗法制度作一点回顾。北宫錡曾向孟子问起周室的分封制度，孟子回答说：“其详不可得闻也。……然轲也尝闻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孟子的这段话说的是封建等级构成的理想化的模式，比较绝对，但原则上还是比较真实的。
; Q6 O6 }. c5 G0 F" E( n# M& i' [周天子把他的土地连同土地上的民人，分封给他的亲族和姻戚，叫他们辅翼王室，这就是诸侯。周代分封的诸侯最多的是同姓侯，当然也有一些异姓侯。这些被封的诸侯，在他们本国，也进行同样的对其属下的分封。诸侯所封的人，大体都是诸侯的宗族，也有异姓。他们受诸侯的封，也各被封予采邑，这些受封者就是所谓“卿大夫”。卿大夫之下有“士”，大体都是卿大夫的宗族，他们受卿大夫的封，也有食地。“士”不再分封，只把土地直接交给庶民耕种（王玉哲《中国上古史纲》）。西周有两类卿大夫，一类是直属天子的官吏和家臣，一类是直属诸侯的官吏和家臣。畿内同姓卿大夫因与天子有或远或近的血缘关系，故在政*治、经济的待遇上，享有诸侯贵族的特权。但与周王室没有血缘关系的一般卿大夫却仅食其田之禄，不得有土地和人民。东周的卿大夫与西周的卿大夫“食土不临民”形成鲜明对照，不但有土，而且有民（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
7 h) K( Y7 W* P: u- r( V西周的宗法制度大略是：天子世世相传，每世的天子都是以嫡长子的身份继承父位为第二代的天子，奉戴始祖，是为“大宗”；嫡长子的同母弟与庶兄弟受封为诸侯，是为“小宗”。每世的诸侯也是以嫡长子的身份，继承父位，为第二代的诸侯，奉始祖为“大宗”；他们的诸弟受封为卿大夫，为“小宗”。每世的卿大夫，也是以嫡长子的资格继承父位仍为卿大夫，奉始祖为“大宗”；他们的诸弟为“士”，为“小宗”。士的嫡子仍为士，其余诸子皆为庶人。凡“大宗”必是始祖的嫡系子孙；而“小宗”则或宗其高祖，或宗其曾祖，或宗其祖，或宗其父，而对“大宗”则称为庶。诸侯对天子为“小宗”，但在其本国则为“大宗”。卿大夫对诸侯为“小宗”，但在其本族为“大宗”。大宗成为“百世不迁”之宗，而“小宗”传至五代即与大宗丧失关系。周代的这种宗法制度是维持周代的分封制度的（王玉哲《中国上古史纲》）。
在东周封建制的发展中，周天子虽然因无地可封而停止了“建国”，诸侯们则因疆土的扩大而继续“立家”。所谓立家，即分封子弟以采邑，或任命为卿大夫，这种分封，有的大到了几乎与建国无异的程度（李亚农《西周与东周》）。郑庄公把京城分给了大叔段；晋昭侯封桓叔于曲沃，桓叔得以诸侯子弟的身份称为曲沃伯。不仅诸侯如此，就连卿大夫的分封也愈演愈烈，所谓“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左传·桓公二年》载：“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自春秋初期到春秋中叶以前的这段时间里，由于王室权力的衰弱，使得各大诸侯的实力迅速地膨胀；与此同时，次一级的卿、大夫宗族亦走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各诸侯国权力机构的实际执掌者。他们凭借手中的政*治权力，贪婪地掠夺人口、土地、财富，开始了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转化（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这些强宗卿大夫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和维护宗族的利益的需要，加剧了对子弟的分封。面对这些强宗卿、大夫势力的膨胀，处于弱势的弱宗卿、大夫为了抵御兼并、维护自己宗族的利益，便顽固地维护着西周以来的宗法制度，也加剧了对子弟的分封。但这些弱宗卿、大夫一代一代的把自己的田地分封下去，他们的子孙分得的土地越来越少，采邑小得可怜，最终也无法摆脱被兼并的命运。基于上述原因，便出现了“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的现象。我们回顾了周代的分封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等级制及宗法制度。从这里，不难知道，曾子中诲的父亲曾侯一定把采邑分了一些给他，他又分封给了自己的儿子。而且，连同象征权力与地位的彝器也分给了儿子们。周代分封，常班赐彝器给受封者。周王分封诸侯，常常分给彝器。《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载：“成王长，用事，举康叔为周司寇，赐卫祭器。”并分给了一些仪仗、乐器。《左传》曰：“分康叔以大路、大旂、少帛、綪茷、旃旌、大吕。”诸侯尚有因分封没有得到彝器而颇有微辞者。《左传·昭十五年》就记载了这种事。“晋荀跞如周，葬穆后，籍谈为介。既葬除丧，以文伯宴，樽以鲁壶。王曰：‘伯氏，诸侯皆有以镇抚王室，晋独无有，何也？’文伯揖籍谈，对曰：‘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于王室，（杜注：谓明德之分器。即彝器。）以镇抚其社稷，故能荐彝器于王。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献器？’王曰：‘叔氏，而忘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无分乎？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处参虚，匡有戎狄。其后襄之二路，鏚钺秬鬯，彤弓虎贲，文公受之，以有南阳之田，抚征东夏，非分之而何？夫有勋而不废，有绩而载，奉之以土田，抚之以彝器，旌之以车服，明之以文章，子孙不忘，所谓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诸侯受封的时候，都在王室接受了明德之器。周王用彝器来安抚诸侯，不仅周王如此，诸侯也是这样。诸侯在分封子弟时，也班赐彝器给儿子们。儿子们有时也将得之于其父的彝器再传给自己的儿子。这就是新野小西关与枣阳茶庵两处墓地同出曾子中诲器的缘故。
一个人的自作用器，在考古发掘中也曾发现分别葬入二人与三人以上墓葬的现象。[弓鱼]伯的自作用器分别葬入[弓鱼]伯墓（M1乙）和其妻墓（M2）中，其中二件连环耳[弓鱼]伯簋（茹M1乙：8、茹M2：11）的形制、铭文完全相同，大小亦相近，应是一套簋中的二件。北赵晋侯墓地也有类似的现象。對所作之器分别葬入了M1和M92，僰马所作之器也分别葬入了M33和M91、M92。这种现象，从已知的情况看，均出现在同一处的诸侯族葬墓地——公墓里，并且葬入同一人自作用器的二座或二座以上的墓葬关系密切，非夫妻即是父子或祖孙。葬入曾子中诲器的新野小西关与枣阳茶庵的墓葬也应具有以上的密切关系，但它们与[弓鱼]伯墓地、晋侯墓地的情形有所不同。下面，我们来讨论这两处墓地的关系以及两墓的某种密切关系。
葬入曾子中诲器的二座墓葬，一在新野，一在枣阳。它们仅距100来里，同在曾国的疆域内，但分属二处墓地；看来，这二处墓地既有联系又存在着区别，应是曾子中诲繁衍的不同宗支的墓地。这种情形联系到西周晚期至春秋中叶以前这段历史时期的等级制度与宗法制度考虑，不难使人想到典籍上所说的“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的情况。关于“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这在《左传》中有两处记载。《左传·桓公二年》：“（鲁）惠之二十四年（春秋初，约前745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孙栾宾傅之。师服曰：‘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国。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弟*子，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也，能其久乎？’”师服在这里表述的是一种标准的封建领主式的政*治体制，代表着旧贵族和弱宗卿大夫的思想。《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说：“良臣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天生民而主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卿佐），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师旷在里表述的是一种封建地主官僚体制，代表着新贵族和强宗卿大夫的思想。尽管对“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的认识与目的不同，但不管如何，不论是强宗卿大夫，还是弱宗卿大夫，这一时期，都在推行“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
+ G7 c4 _+ c( L( b8 X7 {  o2 O: E, e侧室，《左传·文公十二年》：“赵有侧室曰穿，晋君之婿也。”杜注：“侧室，支子。穿，赵夙庶孙。”疏：“郑玄云，正室，嫡子也。正室是嫡子，知侧室是支子，言在嫡子之侧也。……穿，赵夙之孙。则是赵盾从父昆弟之子也。盾为正室，故穿为侧室。”《左传·桓公二年》：“赵有侧室”，孔疏曰：“穿是卿，得立此官也。卿之家臣数多矣，独言立此一官者，其余诸官，事连于国，临时选用，异姓皆得为之，其侧室一官必用同族，是卿荫所及，唯知宗事，故特言之。……穿是夙之庶孙，于赵盾为从父昆弟而为盾侧室，然选其宗之庶者而为之，未必立卿之亲弟。”孔颖达，以为“侧室”为宗事职官，乃就其职司言之。赵穿是赵盾的同祖父庶兄弟，所谓同族支子，而得以置为赵盾侧室。可见，侧室是依据宗法关系设置的。置“侧室”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以相辅佐”正室。
" j3 U3 y. b+ x  z* j8 R6 r4 t贰宗，《左传·桓公二年》：“大夫有贰宗”杜注：“嫡子为小宗，次者为贰宗，以相辅贰。”孔疏：“大夫身是嫡子为小宗，故其次者为贰宗，以相辅助为副贰。……杜知非大宗而云小宗者，以其大夫不必皆是大宗，据为小宗者多，故杜言之也。若大夫身为大宗，亦止得立贰宗官耳。……嫡子为小宗谓是大夫之身为小宗，次者为贰宗谓大夫庶弟贰宗。”“贰宗”也是依据宗法关系设立的。总之，卿大夫置“侧室”、立“贰宗”的目的是“以相辅佐”，使自己承嗣的宗支延续下去。葬入曾子中诲器的二处墓地应与卿大夫置侧室立贰宗有关。
# H# k6 }& \, {0 G9 B现据宗法关系与等级制度将这二处墓地的墓葬关系列表如下：
; s( L& Q$ S  Y曾侯絴白（七命）（两周之际）（器出枣阳吴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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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侯 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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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D7 x& f) @; M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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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 1 [* R7 M5 {( T3 I& T 七命 ! V  x: d( \# ~9 X. o& S) t/ j; y [曾侯嫡子]

……

曾子（五命） * o1 u6 p! ^' T中诲 * }2 \  |5 l. L3 E（春秋早期） & A' a6 S0 e6 m+ k[曾侯庶子] 3 h. Y+ i6 x. ]6 U  e- a8 @

曾子[][]（五命）

曾子[][]（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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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诲 的 小 宗 # L( S9 [) G; v  u# p9 d9 T% `

庶 , a- F% R+ T  {% F# H* U 子 . Z! F/ d6 ^5 u7 z* CA & h0 O3 A! t3 M ; o* _! J: K1 W大 宗 * W( z3 F0 w. I8 M9 M

卿（三命）[中诲庶子A]（茶庵墓主）食邑枣阳（春秋早期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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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三命）[中诲庶子B] 食邑新野 - q, o6 c! w9 f; m/ A

中 诲 3 }0 f. P/ k8 x+ y) }2 A1 e" t 大 宗

曾子（五命） ' n1 Y' V" U) n 中诲嫡子 9 K7 ~( X" F+ D5 k( B; {

曾侯 七命 ! {& q6 J# L1 R) X

曾子（五命） 中诲嫡孙 & j" Y6 I( w0 x1 ~/ e8 K. V8 v7 o

卿（三命）[中诲庶子A的嫡子] 正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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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三命）[中诲庶子B的嫡子] 正室

B小宗

卿（三命）[中诲庶子A的庶子] 0 l6 c3 b7 J$ w! r2 Q侧室

卿（三命）[B的庶子 : ]8 o6 T% S, ~, r) a]小西关三鼎墓主 " M  y1 R* T! b( W" `$ i  s' ] 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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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三命）[中诲庶子B的庶子]小西关三鼎墓主 ! q3 ^+ a7 F0 V* s$ ^7 ?8 X 侧 室 （春秋早期晚段） 8 q4 E% C* @5 B" M, [  k

大夫（二命）[中诲庶子B的庶子]食邑新野 & @6 S% Q  `: n2 g 小西关墓主（出中诲器）春秋中期偏早 6 p0 d7 e+ W9 I( ~& `/ v

大夫（二命） * K; j7 a' j. v  Y7 W$ ~ B的庶子的嫡子 小宗

大夫（二命） 9 P' C; R8 p; t0 n4 N6 L2 J5 q" B B的庶子的庶子   F7 r" E4 r7 y7 k0 ? 1 r0 T2 q, Q* Q! d* \- y  D6 ]& [贰宗 : C5 q" R8 @) R# f6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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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列表中，可以看出，枣阳茶庵墓地与新野小西关墓地均属曾子中诲的小宗墓地。然而，枣阳茶庵墓地是曾子中诲庶子A的大宗墓地，也就是后来的庶子A的嫡子的卿正室墓地；而新野小西关墓地则是中诲的另一庶子B的小宗墓地，也就是庶子B的庶子的卿侧室墓地。枣阳茶庵墓主位在曾国之卿，为三命级，故用三鼎四簋之制。新野小西关两墓，一墓主位在卿，为三命级，用三鼎四簋之制；另一墓主（出中诲器墓的墓主）位在曾国大夫，为二命级，故用二鼎二簠之制。小西关墓主系茶庵墓主的侄辈，而茶庵墓主则是小西关墓主的伯父。这种推考如果不误，假如两墓的墓主骨骼有所保存，那么，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则或可用DNA技术检测出他们的亲属关系。这当然是以后考古新技术的课题。但墓主骨骼的提取与保留，恐怕真是以后考古实践中应该注意的事了。
8 p) g4 P+ D2 e; `以上，我们讨论了枣阳与新野两处同出曾子中诲器的墓地之间的某种密切关系以及二墓墓主之间的关系。下面，再附带梳理一下已出土的曾国铜器及墓葬，将西周晚期至战国早期的曾国谱系粗略地列成一表，以供关心曾国历史和考古的同志们参考。（所用资料为刘彬徽《湖北出土两周金文国别考述》以及《考古》、《文物》、《江汉考古》发表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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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伯文	西周晚期偏早 , x( W8 b; X% D0 y* y& T0 o	* g: C  k" c% J: R3 F	4 K$ c' ?8 D) m" N4 ~
	………… ' B/ m8 b; z8 L; z4 d/ n+ _6 x  V	曾中大父[友] - t; [6 ^/ |4 C	西周晚期 5 ^  a4 K- }9 b9 |  w* K
曾伯[] 7 d' C0 O/ ]! d. X8 s; z$ \	1 G, W+ |% n( l. R4 S* R( p  I: p	6 P' z' F+ I0 Z& f. L+ }' u
曾伯从宠 ! `3 p/ r! `6 ^; y0 j- ~- f	西周晚期	6 f' C4 n1 ]0 Y+ S. |  ~4 _' e5 p
	…………	曾子单	西周晚期 ' Q5 J: s4 K. Q* i
曾侯[] $ @' h9 f+ q. ~0 C/ V4 x0 e	1 |* P- x# H+ _1 o- {* T( X		5 x& U, W( ?8 L* J; U
曾侯中子游父	西周末	& ~; u: I* _6 B( U% n7 [	/ g3 I2 v- Q  }; t8 H  D5 A1 ]  _) [
曾侯絴白	两周之际 7 g! A( X! o* ?$ [- L
0 M" t# F# N2 j: \% r; r	…………	曾子中[]（诲）	春秋早期 + h" n4 q5 G( b1 F. R$ B' ^& _! e
曾侯[]
- }4 t4 R( `' [; e! C	………… + ?9 M& ]! i  _2 A% n9 b$ M	曾子原[爾] : W1 {2 u# l, r% c# c	春秋中期
曾侯[] + }( y, W. j: T! j		# j7 r% i- P7 i9 D* x0 W' p% y
…………	…………	曾子义行	春秋晚期 3 ~6 K) H; }3 _3 V
曾侯[]（與） ( n! t: E$ ]5 q1 h/ ?2 a. `) S! T	春战之际 & j% b, Y) G8 x! d0 |		" p. H, n) K5 Y8 }) |
曾侯[]（戉） * A4 I+ w% r4 Z! Q/ U	战国早期		$ f+ `3 j; r. e7 R, D2 O+ o0 O" q
曾侯乙 ) @# e1 p8 l2 _' C) u3 q  z	战国早期 & ^) G9 Z3 ?4 V& ~. L6 z		* k, B1 \5 r2 t. m5 U"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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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初稿，2001年再稿，2003年12月25日星期四打稿。
2 D$ L# R8 z6 a2004/1/9将文稿中所缺之字补填完毕。
' ]$ H: |& ~8 d) h! c. V附图：


图一：新野小西关三鼎墓列鼎
7 G1 s6 y# P' ^7 g; s+ `$ Q. N- B图三：曾侯中子游父鼎
图二：枣阳茶庵墓曾子中诲鼎
; f. L" V% o' q. ~- o: ]图四：曾子中诲鼎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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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见曾侯谏鼎出土，特将旧文稿贴出，以供关心曾国历史的朋友讨论。
自曾侯乙墓发现后，有关曾国的来源和始封问题一直困扰学界，大多学者认为曾国是在西周晚期周灭鄂后立国的。叶家山墓地西周早期所见铜器“曾侯”铭文表明，西周早期不仅有曾国，且已称侯。随州叶家山墓地65号墓出土的青铜鼎上，可见“曾侯谏作宝彝”六个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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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京山宋河区坪坝苏家垅曾侯中子游父墓，时代为东西周之交。出土铜器有：鼎九、簋七、鬲二又七、甗一、豆二、盘一、匜一、壶二、盉一。九件鬲中有二件较大的鬲系黄国所作之器，其余七件鬲应属于这套礼器组合中的器物。考虑到这一时间内三鼎级以上的墓葬中往往出土相等数量的簋、鬲，因此，该墓应是七簋七鬲的组合，并非如有些学者宥于用鼎制度而以为少了一只簋。此墓用的正是九鼎七簋之制。诸侯七鼎，何以用九鼎？我以为从墓葬的命级制度出发应有二种可能。（1）此墓用了九鼎七簋，我们承认这个现实的合理性，那就是这个曾侯曾在王室做过上公（九命）或是做过三公（八命）而后出封（九命），所以用了九鼎。但只用七簋，这说明他的命级是九命中的偏低的或略高于八命的等级。（2）或因曾与周王室血亲关系极近以及特殊的册封而命级极高。曾国，姬姓，是周王室的一支。随县季氏梁曾墓出土的曾大工尹季[]戈铭说季[]是穆侯之子西宫之孙，又自称周王孙。这正是曾与周王室血亲极近的明证。曾国的有铭铜器发现较多，时代最早的是曾伯文铜器，年代约为西周晚期稍偏早，也就是说，此时曾国已经存在。曾可能始封于西周晚期。这个时期，周王分封诸侯的事是依然存在的，周宣王就封其弟友于郑。也命其舅申伯作邑于谢，建申国。即使到了春秋早期，这种事也并未绝迹。不只是周王封侯，就连诸侯也还有分封子弟的事。周平王二十六年（前745年），晋昭侯封其叔父成师于曲沃，而称曲沃伯。特殊的册封，或因其担任周王朝的职官，均可使他的爵位（也就是命级）高于本爵。史载：“成王长，用事，举康叔为周司寇，赐卫宝祭器，以章有德。”并赏赐了一些仪杖、器物，“分康叔以大路、大旂、少帛、綪茷、旃旌、大吕。”康叔本爵为侯，但因担任周司寇，其命级就远比侯高。不仅如此，其子也因“康叔之德”而得以称伯，他的命级也比本爵高。《周礼•大宗伯》疏云：“卫康之封爵称侯，今曰伯，时为州伯。”《史记•索隐》说：“康叔初封已为侯也。比子康伯即称伯者，谓方伯之伯耳，非谓至子即降爵为伯也。……五侯之长，谓方伯。方伯，州牧也。故五代孙祖恒为方伯耳，至顷侯德衰，不监诸侯乃从本爵称侯。”史书也记载有周襄王册命晋文公为伯的事。《史记•晋世家》：“天子使王子虎命晋侯为伯，赐大辂、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瓒、虎贲三百人。……於是，晋文公称伯。”这样一来，晋文公的命级就高于本爵了。因此，极近的血亲关系或特殊的册封，皆可使诸侯的命级高于本爵。曾侯中子游父的墓葬用了九鼎七簋七鬲。他何以有这么高的命级？这抑或是周王效法康叔宅卫的故事，册命曾侯让其宅随以监临诸侯的缘故。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北到新野，南到京山，是一块动荡不羁的土地。西周晚期，与之相邻的申、缯、随、荆蛮等威胁着成周，使“王室将卑”。春秋早期，此地又“汉东之国随为大”。推测，为了周王室的安危，或周王给予曾以特殊的册命，让其宅随以监临周边诸侯。果真如此，则曾随就不是一回事了，这也才会出现铜器有曾，史载有随的不可理喻的事。西周晚期，的确有曾侯被册命为方伯的事情，曾伯从宠鼎就是证据。此鼎形为立耳，半筒状蹄足，腹饰重环纹和环带纹，与虢文公鼎相近。虢鼎年代约为周幽王之时，此鼎年代与之相当，年代为西周晚期（《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二四五页）。曾本爵为侯，此鼎器主从宠却自称曾伯，可见是经过加命册封的。非经册命，是不会这样称呼的。方伯为五侯之长，所谓“州牧”，大概是周代职官中的“诸监”。《周礼•大宰》注文说：“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长谓之牧。”周代建牧立监的目的是什么呢？《周礼•大司马》说得很清楚：“建牧立监，以维邦国。”也正如张亚初、刘雨二位同志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所指出的“他（周王）如何控制这么多的同姓和异姓的诸侯呢？金文材料说明主要是设监。”（该书第104页）以诸侯的身份加命为伯而做“诸监”，这个职位权比上公，所谓“州有牧，使维持诸侯。立一监以监察一国上下相维。”其命级应为九命。曾侯中子游父当因其祖曾伯的缘故得以袭用九命之礼。故此，京山的曾侯墓用了九个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