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的宗教性与终极关怀

中华之本体

微孔子，我们将“无家可归”

——圣人孔子、圣地曲阜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论稿

时间：2011-09-13  作者：瘦竹

关于儒学是否宗教的问题，几十年来争论不休，于今尤烈。从三十年前任继愈先生提出“儒教是教说”至今，关于儒学是否宗教的观点大概不外三种：一种以任继愈及其弟*子李申的“是教说”，一种是众多学者所持的儒学非宗教说；另外一种就是折中派的观点，认为儒学有宗教性但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可以称为准宗教。值得注意的是，在支持儒教说的一方中，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立场。任继愈先生是站在马列主义唯物论的立场上批判儒教的；而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虽然也是力主“孔教”，但却是从拥护和弘扬的立场出发的。关于这一争论，可以参看韩星先生《儒教问题——争鸣与反思》一书。
    其实，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管是任继愈先生的“儒教说”还是对立面的反对者，对于“宗教”的理解都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定义和评价的影响。随着西方宗教学的新进展，人们开始跳出这一窠臼，用新的眼光来看待宗教。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定义和评价是基于基*督教等西方一神教传统而言的。因此，宗教在近现代中国遭到了近乎一致的否定。宗教是精神鸦片的认识更是广为人知，深入人心。因此，批判儒家的说“儒教是宗教”，为儒学辩护的就要否定儒学是宗教。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加深，西方宗教学研究的新的看法开始传入。在西方“religion”概念得到了扩展，不再仅仅以西方一神教传统为衡量的标准了。比如美国学者詹姆斯提出的“制度宗教”和“个人宗教”的看法，就加深了人们对宗教的理解。德国神学家蒂利希就这样定义宗教：“宗教，就该词最宽泛、最基本的意义而论，就是终极关怀。最为终极关怀的宗教是赋予文化意义的本体，而文化则是宗教的基本关切表达自身的形式总和。简言之，宗教是文化的本体，文化是宗教的形式。”
    关于儒学是否宗教，由于受到西方宗教学界和海外新儒家的影响，国内学者逐渐接受了儒学具有“宗教性”的观点，在“是教说”和“非教说”之间找到了契合点。比如，郭齐勇教授在《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一文中，接受了牟宗三、唐君毅等的观点，将儒学称之为“人文教”，此教含有“教化”和“宗教”两义。彭国翔先生《儒家传统》一书，也根据西方学者的意见，将儒家传统界定在“人文主义”与宗教之间。窃以为这些看法是合理的，也是笔者所认可的。
    但是，儒学的宗教性虽然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但是对于儒学创始人孔子思想的宗教性系统研究还不多见。除了海外汉学家安乐哲、郝大维等和唐文明的研究之外，具体论述则不多见。比如上述彭国翔先生的书中，更多的是对宋明理学家思想宗教性的分析，其最早的也仅仅从孟子开始。而学界对于孔子的定位更多的是“不语怪力乱神”的人文主义者形象，不谈生死，避谈鬼神，罕言天命，不言天道。其实，这些认识的出现与对研究孔子的资料的杂乱有关。虽然现存孔子言论资料非常博杂，但大家除了《论语》之外，对其他材料都大多不敢利用，即对其可靠性保持了高度的警惕。然而仅仅通过《论语》是不能更为真切完整理解孔子的。当我们把《易传》、《孔子家语》和《中庸》、帛书易传中的大量“子曰”与孔子剥离之后，孔子自然就仅仅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了。比如对《论语·述而》记载子贡那句“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的话，就成了人们否定孔子曾经谈论天道的“铁证”。殊不知，这更多的是一种片面的误解。根据李学勤先生和笔者的研究，这种话恰恰表明了孔子曾经谈论天道，只不过鉴于弟*子程度和气质不同，并非像诗书礼乐那样经常讲解而已。而孔子是否学易、研易、讲易、赞易更是聚讼千年的学术公案。
    然而通过对大量孔子言论资料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晚年的孔子对于天道有着精深的理解，其思想中蕴涵着宗教性因素。譬如他对礼的仪式、价值的论述就体现了深厚的“终极关怀”；对易道的研究更是基于对天道的兴趣。这已经开始受到学者的注意。
    比如，笔者不久前读到山东大学陈坚教授的《“韦编三绝”：孔子晚年的宗教诉求——孔子与<易经>关系新论》一文。陈先生提出了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孔子之读《易》只是为了使自己的个人生活合乎“天命”从而提升个己的生命品质，只是他个人的一种宗教诉求，孔子与《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宗教关系，而孔子与诗书礼乐之间的关系却是一种学术关系，两者不可同日而语。笔者以为，陈氏此说突破成说，肯定了孔子与易经的关系，甚至发现了孔子的宗教情怀。但是，他将孔子对易的认识与对诗书礼乐等的认识完全脱离对立起来，则有欠公允。
    笔者在前人基础上对此进行过专门研究，孔子曾经学易、研易、讲易、赞易是可以肯定的，“易教”在孔子“六经教化”思想中居于重要地位。孔子的“易教”思想在本质上，仍与其“六经之教”的思想一致，是一种道德的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王道教化的具体实现手段之一。同时，在“易教”中，孔子从“性与天道”的形上角度，保留并发展了“宗教性”的层面，这与其他五经之教是不同的。
    《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所谓“六艺”实际上即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吕思勉先生说：“以设教言，谓之六艺。自其书言之，谓之六经。”《诗》、《书》、《礼》、《乐》属于传统科目，亦为普通科目，而于此之外，又兼通《易》与《春秋》者，只七十余人。这可以佐证《易》、《春秋》乃孔子晚年所赞所作的说法，另外又说明《易》与《春秋》，言“性与天道”，非一般的及门弟*子所得闻，乃孔门精义所在。所谓《易》为“孔门精义”，是指与传统的《诗》、《书》、《礼》、《乐》等科目相比，更具哲学性和神秘性，因之它所具有的教化功能就颇具特色。在孔子的六经教化思想中，“易教”居于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这可从历代对《易》之功用特色的不同表述中略窥一二。
     《庄子·天下》云：“《易》以道阴阳。”司马迁云：“《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易》以道化。”这些说法，皆是着重强调了《易》的哲理性，这与孔子所谓“洁静精微”的说法颇为相类。贾谊以为，《易》的特色在“占”，而董仲舒以为《易》长于“数”，二者皆从《易》的卜筮性质出发加以认识。而班固“（《诗》、《书》、《礼》、《乐》、《春秋》）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的说法，将《易》在六经中的地位彰显出来。各家说法，虽然颇有歧异，但也恰恰反映了《易》本身的特点，而这些不同，是建立在“六艺于治一也”的前提之上的。
    《易》直到孔子晚年才被重视，加之又非“常科”，只有部分弟*子得闻此教，因此在一般人看来，“易教”不在孔子教化思想的范畴之中，无须研究探讨。实际上，孔子在晚年非常重视《周易》，已如前文所述。他通过对《易》的研究，思想有了一个极大的转折和提升。我们将孔子思想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礼学——仁学——易学”，正是基于此种认识。晚年的孔子对《易》发生浓厚兴趣，开始关注“天道”，以“天道”来指导“人道”，从而形成了其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
    这里就引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孔子的“易教”与其他五经之教的不同。“易教”之“教”有不同于其他五经之教的含义。它除了“教化”之义外，也同时含有“宗教”的意味，更确切地说，其中蕴涵着“宗教性”。我们认为，“易教”之“宗教性”是包涵着两层意思的。一方面，即“神道设教”的层面，这是针对“下愚”用的，体现了《周易》是富有神秘色彩的卜筮之书的功用；另一方面又包涵着针对君子修身的“宗教性”，这又是《周易》作为“性与天道”的哲理之书的功用。这一点是需要甄辨清楚的。
    为什么作为哲理书的《易》会有“宗教性”？杜维明先生说：“哲学与宗教在西方是两个传统，但在中国乃至东方只是指向同一传统的两面。”牟宗三先生对此也有深刻论述：“天道高高在上，有超越的意义。天道贯注于人身之时，又内在于人而为人的性，这时天道又是内在的。因此，我们可以用康德喜用的字眼，说天道一方面是超越的，另一方面又是内在的。天道既超越又内在，此时可谓兼具宗教与道德的意味，宗教重超越义，而道德重内在义。”孔子重《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在于《易》所具有的天道的超越意义，由此超越义进而所具有的神圣性、宗教性。杜维明说：“儒家的性命天道虽不代表特定的宗教信仰，却会有浓厚的宗教意义。不过儒家的宗教性并不建立在人格上帝的神秘气氛中，而表现在个人人格发展的庄严性、超越性与无限性上。”而《中庸》和《易传》中，孔子对“诚”的认识，已经表现出浓郁的超越意味。“诚”在孔子看来，是天之道，因而属于超越的。从他对“诚”的描述和阐发，我们可以感受到天道所具有的庄严性、超越性与无限性，这正是其宗教性的涵义所在。在孔子“易教”思想中，这种带有形上超越性的思想也有突出的表达。比如，天人合德、与时偕行、极深研几等，无不是“精微”之思，是窥天道而来。在其晚年，孔子思想形上色彩愈加浓厚。
    我们肯定孔子儒学思想的“宗教性”，并不意味着对于“儒教重建”的认可。近年来，号称大*陆新儒家的蒋庆、康晓光以及唐文明等先生都提出了“儒教重建”说，这在思想文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面对着儒门淡薄、花果飘零、魂不附体和西方基*督教在华的盛行，自居为儒家的蒋、康等人提出重建儒教，自然有着某种合理性与必要性。但是，基于历史上儒教的特点和近代孔教运动的失败教训，笔者对于儒教重建抱有深深的怀疑。尽管我们对于宗教的理解可以超越那种一神教和负面否定的态度与立场，但是国人对于宗教的整体认识还停留在那个阶段，改变这一认识需要漫长的时间。再者，重建儒教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更是关键。而且，重建儒教之后，会不会开出事与愿违的“恶之花”、结出背离初衷的“恶之果”，是不能不考虑的大问题。

古越中兴

最好的学说,经历二千余年历朝历代换汤不换药的粘贴,早已变得狰狞古怪.作为儒教,一直充当封建帝制纲常的喉舌,于今而言,重新分割其"为上为下"二大体系,发扬儒教"为民'之道于今为用,此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