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时代的杭州与佛罗伦萨城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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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挺之
出处：《四川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88-96


13世纪末的杭州经济繁荣，人口众多，市民文化发达，在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大约在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佛罗伦萨是中世纪欧洲的五大城市之一，在经济文化上居于欧洲城市的前列。同时，杭州和佛罗伦萨在地理环境上亦大体类似。因此，笔者选择大致同时(即马可·波罗时代)的这两座城市作为典型，从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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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城市作为人口高度密集的聚合体，总是离不开地理环境的制约。自城市兴起之日起，地理环境就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城市的发展规模，经济类型，甚至包括城市在历史发展中的政*治地位。
　　13世纪末的杭州地处大运河南端，地势西高东低，“襟江抱湖”，西边紧靠西湖，东南有钱塘江环绕，水路交通发达，陆上四面通衢。
　　杭州城区呈南北纵长的矩形。这种分布的形成大约与城市紧靠西湖韧城内几条贯穿南北的河流走向有关。饮水和交通是城区居民生活的重要因素，河内船只通航和饮水的便利对城市的格局无疑具有重大的影响。据《咸淳临安志》记载，杭州的城墙周长在隋代仅“三十六里九十步”，到了五代时期，吴越王“钱镠发民夫二十万及十三都军士筑罗城，周七十里”，“诸城壁各高三丈余，横阔丈余。”至宋代，杭州有城门十八道，其中旱门十三，水门五道。
　　南宋末年，杭州城区在行政区划上分为九厢。城区最南面为自成一体的宫城厢，这是当时的皇宫所在地，与普通市民没有联系。其余八厢以纵贯城区南北的御街为中轴分开，左右各四厢，即左一南厢，左一北厢，左二厢，左三厢，右一厢，右二厢，右三厢，右四厢。厢以下再分坊，共九十多坊，这种区划的行政职能主要是巡防“烟火盗贼”。
上述区划仅仅是由政令而进行的人为的分割，而城市在其自身的发展中，具有对空间环境选择，分配和调节的能力，从而形成了城市的生态区划。一、居住区。南宋末年，杭州城区由钱塘、仁和两县分辖，共有人口432046人。从居民分布看，城区内有众多的皇亲官僚，在右三厢丰禾坊一带有相对集中的皇亲府第。但是，在整个城区内尚未形成单独的贵族官僚区，大多数官僚府第还是同一般市民的住宅混杂在一起，散布在各个城厢。而一般市民的住宅也没有形成各别的富人区和贫民区。二，工商业区。以御街为中轴，沿街有各种作坊和店铺。在左一北厢、左二厢南段、右二厢南段沿御街一带，形成了明显的商业中心区。自五问楼以北至官巷南街，集中了金银盐钞交引铺。白融和坊至市南坊，则有所谓的“珠子市”，“如遇买卖，动以万数”。这些金融珠宝业构成了商业区的核心，围绕这一带，“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空虚之屋”。从杭州整个城区的布局看，这个商业繁华区正好座落于城区中心。三．娱乐区。杭州城区遍布各种茶肆，酒肆和瓦子。这些娱乐设施最集中的还是在上述商业繁华区，这里有杭州最大的几个游乐场所一大瓦子，中瓦子和南瓦子，有武林园，熙春楼、聚景楼等洒肆，还有百戏艺人聚集的上；下百戏巷，以及各种月臣务性行业，这种结构反映了城市发展过租中，商业繁华区日益集中于城市中心的趋势。四，宗教文化区。据《咸淳临安志》载，“今浮屠老氏之宫遍天下，而在钱塘尤众。”在杭州城内外，佛道二教的宫观寺院不下数百座，但市民参谒并无固定划分。文化教育机构(即礼部贡院、太学、武学、宗学等)集中于城北左二、三厢一带。至于一般市民文化，则寓于遍布城内的各娱乐场所之中。
现在让我们来看佛罗伦萨的情况。佛罗伦萨位于意大利中部托斯坎尼地区的亚诺河岸，它不像托斯坎尼众多的城市地处山丘顶部，而是位于河滨之地，饮用水及手工业生产用水的充足和地势的平坦对城市的发展极为有利。亚诺河穿城而过，注入80公里外的弟勒尼安海，这条河是联系佛罗伦萨与港城比萨和亚诺河上游地区的水上商道。在陆路交通上，佛罗伦萨
是一条跨越亚平宁山脉主要大道的南端终点，北联伦巴弟平原诸城市和威尼斯，往南则沿两条大道至罗马和南方各省。
　　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佛罗伦萨筑起了第三道城墙，划定了中世纪盛期佛罗伦萨城区的范围，城墙总长约8.4公里，呈不规则多边形，城墙高约6米，共有城门十道，13世纪中期，佛罗伦萨城内从行政上划为六城区，在区以下全城又划为二十旗区，据马基雅锥里说，这种旗区的主要职能是召集民兵。1343年以后，全城区重新划为四城区，每区下分为四旗区，共十六旗区，而旗区的职能除召集民兵外，又增加了纳税的作用。
从生态区划上看，佛罗伦萨大致情况如下：一、居住区。据乔万尼·维兰尼估计，在黑死病之前，佛罗伦萨有居民100000人。他们在居住上最兵有特色的是，居民分别以家族为核心居住一处。每个著名家族总是和某个具体的街区紧密相连，决不轻易迁居。这些家族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亲戚邻居的支持以加强他们在城市公社内的政*治势力。如大教堂甫面的阿尔比齐街是阿尔比齐家族，皮鲁齐广场一带是皮鲁齐家族，巴尔弟家族的根据地在亚诺河南岸的巴尔弟街。佛罗伦萨的各城区都散居着一定数量的贫民，这些贫民在各街区内与富人混杂居住。但在城墙边的偏僻地区，仍是贫民相对集中的地方，如圣弗雷迪亚诺教区，圣皮耶罗·哥托利诺教区，圣阿姆布罗焦教区，都聚居着大量的搬运工，园林工、小贩和临时工。二，工商业区。由于手工业的发展，佛罗伦萨城内形成了一些行业相对集中的地区。虽然全城各处都有和毛织业有关的作坊，但毛织业主要集中于两个地区：圣斯彼里托区的马吉奥街和大教堂附近的圣马尔蒂诺区。与毛织业密切相关的印染、洗毛，制皂业则集中于圣克罗齐教堂附近的亚诺河岸一带。大多数制造武器装备的炉灶作坊都位于大教堂东北面的圣乔万尼区。商业方面，城中心的旧市场是农产品的主要交易场所，在大教堂和执政团广场一带是各种商店集中的地区，我们可以从这一带店铺租金的昂贵推测到这种情况。三、宗教文化区。佛罗伦萨市民是分教区进行日常宗教活动的，数十个教区内均有本教区的教堂，因此，佛罗伦萨城内的教区是基本宗教区划。此外，尚有若干大小修道院分布于城内各个地方。文化教育方面，各种学校分布于城内务区。维兰尼说黑死病之前，佛罗伧萨十万人口中，有八千至一万肯年在城里私立学校上学。由此看来，学校的数量一定不少。“此外，根据史料来看，佛罗伦萨城内的娱乐设施显得有限，除50个散布于城内各处的广场是市民日常交往的场所外，消费性娱乐设施不多，也没有形成集中的娱乐区。
通过上述对照，我们可以看出，同处于中世纪盛期的杭州和佛罗伦萨在地理环境上并无太大差别，行政上亦有大体类似的区划。但在城市发展状态上则呈现出某些差异性。一，城市的面积和人口。杭州城区面积约为18平方公里，人口43万余人。在面积上几乎是佛罗伦萨的3倍，人口亦为佛罗伦萨的4.3倍。二、居住区。佛罗伦萨居民还维持着具有明显封建倾向的聚族而居的习惯，杭州市民的这种联系已大为削弱。三、宗教区。尽管两城内都遍布各种宗教性建筑，但佛罗伦萨的教区划分严格，市民在自己的教区内作礼拜。杭州市民则突破了宗教区划的界限，显得散漫而不固定。四、文化娱乐。杭州已形成具有都市特征的娱乐中心区，但佛罗伦萨尚未达到这种水平。总之，在这一时期，杭州在上述几方面的发展水平上巳超过佛罗伦萨，从而居于世界大城市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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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城市不仅仅是地理学上的一个单位，它同时还是一个经济单位。而且，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经济仍是最基本的因素。因此，我们在对比杭州和佛罗伦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集中讨论两城的经济类型。

13世纪的杭州经济相当发达，商业尤为繁荣。唐代城市实行坊市制度，居住区和商业区严格分开，商业贸易活动只能在指定的“市”内进行。自五代以来，这种坊市制度逐渐被打破。至南宋时，坊市制度进一步废弛，这样，更有利于商业的发展。杭州商业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手工业和农业产品贸易的数量巨大，种类繁多。杭州街头店铺林立，“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在城中商业中心区集中了金融业和销售手工业产品的店铺，如市西坊的沈家、张家金银交引铺，市南坊的沈家百衣铺，市西坊北的纽家彩帛铺，张家铁器铺，修义坊北张古老胭脂铺，水巷桥下温洲漆器铺等。农产品则在城内外各种定期或不定期集市销售。如寿安坊内的花市，余杭门外黑桥头的米市，修义坊的肉市，后市街的柑子团，浑水闸的鲞团，候潮门外的鲜鱼行。这些产品交易的数量极大，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详细描述了这种情况，他说杭州城中有十个大市场，各种产品极为丰富，“当你看到运来的鱼数量这样庞大，或许会认为无法卖光，可是在几小时之内，竟一售而空。”他还说，“每日胡椒的销售量竟达三四十担，每担达一百零一公斤。”二，服务性行业发达。商业的繁荣必然带来服务性行业的兴盛。商品交易的频繁和流动人口的增加，要求有相应的服务行业为之解决日常生活问题。杭州城内有各种档次的酒肆食店，高级的酒楼有南瓦子熙春楼，新街巷口花月楼，融和坊嘉庆楼等。更多的是适应一般商贾市民的洒肆食店，如各种包子酒店，分茶酒店，面食店。最次等的有卖菜羹饭店，“此等店肆下等人求食粗饱，往而市之矣。”杭州械内还有很多茶肆，这是中国城市的特点之一。茶肆是士大夫和普通市民消闲的场所，同时，商贾小贩亦可在这里休息，洽谈生意。杭州城内“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为进行商业活动的人们提供服务，“盖经济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三，仓库储存业的发展。大量的商品需要储存，于是“自梅家桥至白洋湖，方家桥到法物库市舶前，有慈元殿及富豪内侍诸司等人家于水次起造塌房数十所，为屋数千间，专以假赁与市郭间铺席宅舍，及客旅寄藏货物”，这种塌房四面环水，并雇人巡视，既防火又防盗。马可·波罗也谈到在运河岸边，“建有容量很大的石砌仓库，供给从印度和其他东方来的商人储存货物财产之用。”四，货币流通的便利。北宋时在川陕一带便已出现了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后南宋政府在杭州设“行在会子务”，正式发行纸币“会子”。这是商业活动规模和范围扩大的需要，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一时期，杭州的手工业也有发展，其中以丝织、制瓷、印刷、军器制造业较为显著。但值得注意的是，手工业中，为宫廷贵族服务的官营手工业占了相当的比例。民间手工业的分工较细，有各种作坊，如碾米作，腰带作，铺翠作、木作、砖瓦作等，但产品尚未形成突出优势，未能大量外销。因此，在13世纪末，杭州的手工业发展的规模尚不及商业。
　　从13世纪末杭州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看，杭州基本上属于城市社会学分类上的商业社区，在这一时期中，杭州是中国最大和最繁华的商业城市，是东南沿海一带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各种商品经大运河、钱塘江的水路和陆上商道集中于杭州进行交易，然后又从这里分散于全国各地。其中以通过钱塘江水路的国内和海外贸易尤为活跃。吴自牧在《梦梁录》中说，“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是泉州便可出洋”，“其浙江船只，虽海舰多有往来，则严、婺、衢、徽等船，多尝通津买卖往来，谓之‘长船等只’，如杭城柴炭。木植、柑桔，干湿果子等物，多产于此数州耳。明、越、温、台海鲜鱼鲞腊等货，亦上潭通于江、浙。”活跃的商业贸易有力地带动了手工业和其他行业，从而推动了整个都市经济的发展。　佛罗伦萨的经济结构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又有其自身的特色。这一时期，佛罗伦萨的经济由21个行会控制。在手工业方面，毛织业有了高度的发展，据乔万尼·维兰尼记载，在
14世纪初，佛罗伦萨有100个呢绒作坊，每年生产100000匹呢绒，这些呢绒主要出口，远销欧洲各国。另外尚有舶来毛呢加工行会的20个公司每年从国外进口10000匹呢绒，经过精细工后再行出口。毛织业的发展直接带动了与之有关的行业，形成了以毛织业为中心的手工业体系，生产以外销为主的呢绒。乔万尼·维兰尼估计，毛织业为佛罗伦萨三分之一的人口提供了生计。与手工业平行发展的是商业。佛罗伦萨商业的最大特点是进行国际贸易，英市场主要在欧洲，有大批佛罗伦萨商人从事这项带有风险的活动，因为如果冒险成功的话，利润是相当可观的。巴尔弟和皮鲁齐是当时佛罗伦萨最大的两家商业公司，拥有几十万佛罗琳的资本，商业触角伸及欧洲各国及亚非一些地区。巴尔弟公司每年雇用100至120个代理人，分别驻在国外的25个分支机构。皮鲁齐公司在其盛期雇有90个代理人，在国外有16个分公司，这些公司的分布从伦敦、巴黎、布鲁日到塞浦路斯和罗得岛，为巴尔弟公司工作 30余年的佛罗伦萨人法兰西斯科·皮果罗蒂曾写过一本《经商指南》(La Pratica della Metcatura)广泛述及欧亚各地区商业情况，包括银钱价值，关税、度量衡等。最值得一提的是，《指南》中谈到各条商路，精确地计算出从亚速海的塔纳到北京的旅程需要270天，这条路“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很安全”。同时，佛罗伦萨的金融业亦非常发达，巴尔弟家族的银行业也是渗透到欧洲各国。根据上述工商业两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认为，佛罗伦萨在城市社会学分类上属工商业并举的社区。

14楼

　　杭州和佛罗伦萨的两种经济类型各有其自身的特点，但都具有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致趋势。单一的商业社区与工商业并举的社区同样都具有发展潜力，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制度与城市周边经济环境诸多因素对都市经济的发展就有了重要意义。因此，尽管杭州的商品经济在13世纪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元朝对南方各项不利政策的遏制和周边经济环境的影响下，在以后几个世纪中发展迟缓。而佛罗伦萨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其经济在政府的扶持下，在与欧洲各地活跃的商品经济竞争小，发展迅速，14世纪以后，便在手工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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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讨论了两座城市的地理环境、城市生态区划和经济类型后，我们再来看两城的社会生活。
　　杭州市民社会生活的内容丰富多彩，我们可以从如下几方面窥见其概略。一、中国民间各种节庆，诸如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日，是市民交往游乐的主要形式之一。每逢节日，无论士庶，均进行各种形式的庆祝。新年之际，“士夫皆交相贺，细民男女皆鲜衣，往来拜节。……不论贫富，游玩琳宫梵宇，竟日不绝”。圆元宵节灯会最为盛大，是时夜晚，杭州城内灯火灿如河汉，南至龙山，北至北新桥，沿街灯火绵亘不断，各种制作精巧的花灯竞相斗艳，全城市民尽皆上街观灯，万人空巷，热闹非凡。街上还有艺人组成的各种舞队，其表演内容各具特色，《武林旧事》中列举了各种舞队，其数目这70种之多。每年八月的观潮也是杭州市民一大乐事，从八月十一日起，便有人开始观看，至十八日更是倾城出动，“自庙子头直至六和塔，家家楼屋，尽为贵戚内侍等雇赁作看位观潮”。直到二十日观潮者才逐渐减少。二、杭州城内有数量可观的娱乐设施，各御瓦子、酒楼、茶肆，有名可考者便近百家。这是杭州市民日常娱乐的场所，人们既可在这些地方会友，亦可进行其他娱乐。泛舟西湖，也是杭州市民一项极有特色的娱乐，湖中既有载数十人的画舫，也有载一二人的扁舟。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记述了这种情景，人们携家带眷，邀朋约友在西湖上游玩，甚为欢快。三、杭州市民还结成各种技艺团体，或共同研习，或在各种节床上竞赛。从文士武人到庶民百姓皆各有所归，如文人有西湖诗社，演杂剧者称徘绿社，蹴球者称齐云社，相扑者称角抵社，射弩者称锦标社，说书者称雄辩社。四，杭州的戏剧杂技也很发达，杂剧是戏剧中最主要的形式，内容极丰。仅《武林旧事》中罗列的官本杂剧段数就有279种。傀儡戏形式多样，有悬线傀儡、仗头傀儡和水傀儡。此外，杂技，皮影也是名目繁多。这些百戏艺人聚居在左二厢的积善坊和秀义坊，这两坊巷也由此而称之为上，下百戏巷。
上述所列仅仅是杭州市民生活的几个侧面，但我们巳可以从中看出一些特点。一，杭州市民社会生活的内容丰富，市民兴趣广泛。除了每年正月；元宵，端午，中秋一类固定节日都要进行庆祝，日常娱乐游玩也相当频繁，西湖泛舟，瓦舍听戏、茶肆品茗、酒楼美餐，正如吴自牧所言，“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这种消费性娱乐的广泛，体现了杭州作为大商业城市的特点。二，无论士庶，皆遵从共同的风习。各种节庆，官绅平民均参与庆祝。元旦时节，“不论贫富，游玩琳宫梵宇，竟日不绝”。寒食节时，“凡官民不论小大家……以此日上头”。七夕节晚，“倾城儿童女子，不论贫富，皆著新衣”。观潮之日，更是倾城同出。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存在等级差别。但在人口集中的大城市中，民族共同的文化传统仍显示出强大的凝聚力。三，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松散，无严格组织。杭州城区有厢坊行政区划，但在各种公众活动中，厢坊并不承担组织职责，市民*主要还是以家庭或个人为单位参与活动。同时，杭州作为商业城市，流动人口众多，这部分人同样参与各种公众活动，但不可能将他们纳入某种固定的组织。前述所言的各种技艺团体，也主要是着眼于研习比试技艺，而无严格的组织约束力。四、社会生活观念开*放自由。13世纪杭州市民社会生活观念较之前代更加开*放，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以后几个世纪。这是城市人口集中，市民文化发达的结果。节庆的盛大，娱乐形式的多样，百戏技艺的兴旺，都显示出市民对文化生活
的需要和热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杭州的“夜市”生活。唐代尚实行宵禁，至宋代古禁废弛，兴起夜市，杭州夜市又胜于汴京。夜市上有算命先生卖卦，文人卖字画，精巧的小商业和可口的便利饮食，诸多名目，应有尽有。游逛夜市的既有富家子弟，也有一般市民，甚至刚离考场的举子，也欣然游逛夜市。“夜市”生活集中反映了杭州市民社会生活观念的放任。
13世纪末佛罗伦萨社会生活的最大特点就是大多数社会活动都与基*督教紧密联系在一起。一、佛罗伦萨每年在固定日期庆祝各种宗教节日，这些节日既有属于全欧性的，如圣诞节，也有属于佛罗伦萨本城特有的，如俳罗伦萨城的保护圣徒——施洗约翰节。各种宗教节日每年有几十个之多，这是佛罗伦萨人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每逢节日，佛罗伦萨便举行规模宏大的庆典，全城教士和俗人都涌向街头，有的参加游龘行表演，有的则乐于旁观。节庆表演的主要形式有四种，一是非竞赛性骑马表演，参加者盛装骑马，沿街游龘行。二是骑马比武，这是一种竞赛性项目，获胜者可获一笔数目可观的奖金。三是竞赛性舞蹈，参赛者表演舞蹈，由裁判评出优胜者并发给奖金。四是戏剧表演，这是在各种公共场合进行免费表演。节庆中最壮观的是游龘行队伍，走在队伍前面的是执政团长老和高级官员；市民别分旗区由旗手率领参加游龘行，教士也身着豪华的法衣，自成一体地招摇过市；除上述周期性节日外，佛罗伦萨常因外交需要或根据特殊情况临时举行各种庆典仪式。佛罗伦萨市民正是通过这些庆典扩大他们之间的交往，丰富日常生活。二、一部分佛罗伦萨市民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结成一种宗教性团体——兄弟会。兄弟会参加者的身分没有限*制，在同一个兄弟会中，有各个阶层的人，如圣保罗兄弟会成员的职业达36种，从商人、银行家、公证人到画家、雕塑家，从面包师，鞋匠到毛织业工人都有。兄弟会有一定的法规，有自己特定的保护圣者，自己聚会的场所。每年兄弟会要通过正式的形式选举领导人。一个兄弟会成员，无论他的教育和文化水平如何，都得熟悉团体的法规，这种法规就是团体的行为准则，内容往往是引白《圣经》或教父的训导。兄弟会的日常活动是成员共同忏悔和接受圣餐，成员之间还相互洗脚以净化灵魂，同时也增进成员之间的友谊。在公众场合，兄弟会的活动主要是举行不定期的游龘行，其形式有两种，一种称之为“赞颂”(Laudesi)，由参加音高唱赞美诗颂扬圣徒和圣母，另一种称之为“惩戒”(Disciplinati)，参加者自行鞭苔以表示皈依和悔罪。从1224年到13世纪末，佛罗伦萨各种兄弟会至少有20个以上。兄弟会密切了市民之间的关系。
三，佛罗伦萨市民的日常生活就没有节庆日那样丰富多彩，每天的早祷或清晨弥撒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活动，人们既可利用这时满足其宗教信仰的精神需要，也能利用这时进行交往。教士与其教区的居民保持看密切的关系，他们要为市民*主持洗礼，婚礼，葬礼，并且常常是临终者遗嘱的见证人。每逢节日，修道院还要邀请左邻右舍的俗人参加露天宴会。佛罗伦萨市民的非宗教性社会活动常常在城内广场中进行，市民们既讨沦政*治事务，也作商业交易，甚至攀谈亲事，为各种个人问题寻求支持与同情。在佛罗伦萨城内有50个广场供市民活动。此外，城内尚有相当数量的洒馆饭店，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不能确定其具体数量。至于晚上，城内实行宵禁，市民的活动就很少了。
　　纵观杭州和佛罗伦萨的社会生活，我们能够看到，杭州市民社会生活观念比佛罗伦萨市民更加开*放，更加世俗化。基*督教道德准则对佛罗伦萨市民还具有相当的约束力(尽管这种约束力正在削弱)，他们的节庆和结社活动都还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他们对待财富的观念也还受着基*督教道德，特别是法兰西斯派关于安贫禁欲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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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通过上述三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
　　（一）在马可·波罗时代，中国城市在城市规模的发展上高于欧洲城市。首先，杭州在城市的面积、人口的数量、服务性行业发达的程度等方面都甚于佛罗伦萨。赫尔和赖肖尔等人曾提出过关于城市近代化的八条标准：（1）人口较高地向城市集中，整个社会日益以都市为中心组织起来。（2）非生物能源高度利用，商品广泛流通，服务性行业发达。（3）社会成员在广泛空间范围内相互作用，社会成员普遍参与经济和政*治事务。（4）村社和世袭社会群体普遍解体，个人社会流动性增大，个人的社会表现范围更加多样化。（5）伴随个人非宗教地并日益科学地应付环境，普及读写能力。（6）广泛的、具有渗透性的大众传播网。（8）各庞大人口集团逐渐统一杂单一的控制（国家）之下，各国之间相互作用（国际关系）日益加强[40]。当然，上述标准并非针对13至14世纪的城市，同时这些标准也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我们将这些标准作为城市发展趋势的一种参考系数还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因此，根据这些标准看来，杭州城市发展状况在若干方面似乎比佛罗伦萨要更接近这些标准。其次，杭州的城市公共设施在很多方面较佛罗伦萨优越。如杭州的消防设施便十分完备，官府于诸坊界设立防隅官屋，屯驻兵卒，配备消防用具，并由兵卒日夜守望，一有火警即行扑救，以免火势蔓延。佛罗伦萨则缺乏有效的消防措施，1303年的一次火灾便在市中心烧毁了房屋1700间。佛罗伦萨的公共卫生设施亦不如杭州，1340－1348年，佛罗伦萨曾发生大瘟疫，全城人口死亡几近一半。而杭州则没有发生过如此大规模的瘟疫，可以肯定，这是由于公共卫生设施的效能。第三，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记叙了数十个中国城市的情况，对杭州的描述尤为详细，他盛赞杭州的庄严和秀丽，认为它“堪为世界各城市之冠”。我们完全可以推测，马可·波罗的《游记》在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人根本就不相信他的叙述，认为完全是天方夜谭，这也可以从反面说明中国城市在当时的发展程度。当然，马可·波罗在叙述某些事情时有所夸大，但在大体上还是符合实际的。事实上，我们仅就杭州城市当时的实际规模和人口数量来看，也是完全可以令欧洲人惊讶的。

（二）从都市经济繁荣的程度看，13世纪时的杭州完全堪与佛罗伦萨匹敌。在商业方面，杭州的商业在规模、范围、货币的使用等方面均不亚于佛罗伦萨，而城市市场的繁荣尚有过之。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从表面上看，佛罗伦萨的商业主要是国际贸易，其市场主要在欧洲，而杭州的贸易市场则主要在国内。在这一点上佛罗伦萨似乎是优于杭州。但假如我们从13世纪欧洲民族国家尚未形成，其国际的概念不能等同于现在的事实，着眼于商业贸易的活动半径来看的话，应该说杭州的商业贸易比佛罗伦萨并不逊色。在工业方面，尽管杭州的手工业发展不及佛罗伦萨，但都市经济发展亦有自身的取向和惯性。皮雷纳在论及中世纪的城市时指出，“在任何一种文明中，城市的发展都必须依靠工商业……。城市事实上只有从外面进口食物才能生活，另一方面必须出口对等的或曰等价的工业产品，以与进口相适应。于是在城市与其附近地区之间建立起一种经济性的互相帮助的关系。商业和工业对于维持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进口保证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没有出口用交换品抵偿进口，城市就要灭亡。”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估计，假如没有蒙古的入侵，元朝对南方的不利政策，以及元末明初战乱的干扰，杭州高度繁荣的商业贸易完全可能带动手工业的发展，从而导致推迟到明代方才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茅的产生。当然，我们应该看到，杭州的经济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宋室南渡，也应该看到，由于农本经济的影响，杭州经济结构中存在的弱点。但我们也不应忽视13世纪的佛罗伦萨同样是政*治中心，整个欧洲亦同样处于封建的农本经济阶段。因之，两座城市是具有大约相当的基点，只是以后的发展道路不同而已。
　(三)在节庆、娱乐、结社等社会活动中，杭州市民的社会生活观念比佛罗伦萨市民更加开*放，更加世俗化。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佛罗伦萨市民的思想观念正处在一个转变时期。汉斯·巴隆认为，在15世纪以前，基*督教道德准则，特别是法兰西斯派关于安贫禁欲的思想都还对佛罗伦萨市民具有相当影响，直至15世纪，人文主义者提出了新的社会伦理观，否认法兰西斯派关于安贫禁欲的说教，肯定了“人欲”，特别是个人拥有财富的合理性，佛罗伦萨市民的社会伦理观、价值观才有了一个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当佛罗伦萨市民的思想观念在转向之时，杭州市民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开*放已大大走在前面，无论其庆节盛典的踊跃，不拘一格的结社，丰富多彩的夜市都显示出杭州市民思想观念的放任，这种精神氛围已经为某些具有近代意义的思想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可以这样说，假如没有元代的中断，在13世纪末中国东南一带城市中发达的市民文化的基础上，完全可能产生类似文艺复兴那样的具有近代意义的思想文化运动。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具其多层次性，高层次的精英文化总是植根于低层次的大众文化之上，从而作为整个文化的表征，但它决不可能超脱其社会精神氛围单独产生和存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亦复如是。正如费弗尔所指出的那样，“社会环境事先就巳浸透着历史业绩的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者的创造。而当创造完成时，要么它凋落，要么使它活下来，它就得承受积极的合作，承受群众令人生畏的合作，承受环境的不可抗拒的和强制性的衡量。”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马可·波罗时代，尽管中同城市由于农本经济的影响而在经济，结构上存在着弱点，但在总的发展水平上并不逊于欧洲城市。13世纪以后。由于政*治经济诸方面原因，中国城市发展迟缓，在很多方面甚至是走向衰落。而欧洲城市在文芒复兴之后有了迅速发展，由中世纪城市逐渐向近代城市过渡。中西城市这种呈反方向发展趋势的原因不属本文讨论范围，此处不再赘述。
　　施本格勒认为，“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这是一件结论性的实事，但前此谁也没有认识到。第二时代的高级人类是一种被市镇所束缚的动物。世界历史就是市民的历史，这就是‘世界历史’的真正标准，这种标准把它非常鲜明地同人类的历史区分开来了。民族，国家，政*治、宗教、各种艺术以及各种科学都以人类的一种重要现象、市镇为基础。”施氏的论断是否得当我们姑且不论，但城市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据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则是确定无疑的，而且，人类社会愈向现代化迈进，这种重要性就愈加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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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正月。
吴自牧：《梦粱录》卷二，清明节，
吴自牧：《梦粱录》卷四，七夕。
吴自牧，《梦粱录》卷四，观潮．
吴自牧：《梦粱录》卷四，观潮。
吴自牧：《梦粱录》卷七，杭州。
吴自牧：《梦粱录》卷七，禁城九厢坊巷。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后戚府。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防隅**，帅司节制军马。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江海船舰。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铺席。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夜市。
吴自牧：《梦梁录》卷十七，面食店。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塌房。
周密《武林旧事》卷二，舞队。
周密《武林旧事》卷三，社会．
周密《武林旧事》卷十，官本杂剧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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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淳临安志》卷十九，疆域四，厢界。
《咸淳临安志》卷五十八，户口。
《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五，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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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牛

巅峰和萌芽不可比
我们得成年公鸡和他们得出壳小鸡一样大小和健壮。。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