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清史研究概述

2002年清史研究概述
      李华川
            
               
            由于相关领域学者的共同努力，2002年中国大*陆的清史研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某些重要问题的讨论取得了较大进展，一批较有分量的专著和论文相继问世，研究者的学术视野进一步拓展、问题意识进一步加强，清史研究整体上是在以一种较为开*放的姿态向未来兼容并包、多元繁荣的局面迈进。
            一
            2002年有两个问题的讨论成为清史领域的热点。首先是新修大型清史的问题。学术界关于重修清史的讨论已经持续了数年。2002年，新修大型清史项目获准启动。不言而喻，在未来十年中，大型清史的纂修将对清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一工作不止是清史研究领域的事情，也是今后十年其他相关史学领域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戴逸《〈清史稿〉的纂修及其缺陷》（《清史研究》第1期）、陈其泰《纂修大型清史宜采用新体》（《清史研究》第1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与清史修撰》（《清史研究》第3期）、秦国经、高换婷《清朝修史与〈清史稿〉编纂研究》（《清史研究》第3期）等文章就一些具体问题发表了看法。
            另一个引起关注的重要问题是“晚清史的回归”。晚清七十年（从鸦片战争至清帝逊位）被从清史整体中割裂出来始于民*国时期。20世纪50年代以后，晚清史更被纳入近代史范畴。不可否认，20世纪50-80年代，近代史范畴内的晚清史取得了很多基础性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至今还被研究者所广泛征引。但是，受到特定时代气氛的左右，晚清史研究中被附加了许多先入之见，很大程度上成为“革*命史”、“政*治史”的注释和附庸，其研究的结论往往即是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前提（当然，这不只是晚清史一个领域出现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晚清史“与属于中国古代史范畴的清代前中期史的内在联系已开始愈益现露”，而近几年来的研究实况（比如《清史论丛》和《清史研究》的论文早已涵盖了晚清七十年）也表明，晚清史研究回归到清史研究的整体中去，或者在清代史的整体框架内反思晚清七十年的历史，已经成为海内外许多研究者的共识。本年姜涛的文章《晚清史研究向何处去》（《清史研究》第2期）对这一问题有较为公允的评论。
            二
            2002年召开的两次学术会议也应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即7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八旗学术研讨会”和8月在大连召开的“第十届清史国际研讨会暨第七届清宫史研讨会”。一些有质量的清史论文在这两次会议中宣读。
            在文献整理方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整理《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中国书店影印，7月）、朱彭寿编纂《稿本清代人物史料三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4月）、陈祖武点校《杨园先生全集》（中华书局，7月）、王树民、韩明群、韩白强编校《戴名世遗文集》（中华书局，3月）、安京《海录校释》（商务印书馆8月）等应引起大家的关注。
            两部译著的出版也为清史研究增色：即伯德莱（Michel Beurdeley）著、耿昇译《清宫洋画家》(Peintres Jésuites
            en Chin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Anthèse,
            1997)（山东画报出版社，1月）和何伟亚（James L.
            Hevia）著、邓常春译《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0月）。前者对于清代中西关系史和美术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后者在以往的马戛尔尼研究基础上，做了更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从礼仪层面剖析了马戛尔尼使团所体现的中英冲突的本质，认为这是两个扩张性帝国的会面，而不是两种文化的冲突。
            几篇有质量的评论文章的发表也应引起注意，即曹树基、陈意新《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历史研究》第1期）、王丰、李中清《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兼论历史人口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历史研究》第1期）、何龄修《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中国史研究》第4期）以及辛德勇《〈清人别集总目〉书后》（《中国史研究》第4期）。如果充斥史学界的是没有批评的评论，这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上述作者的文章带来了一种值得欢迎的批评气息。
            三
            2002年清史研究专著的出版数量较多（目前仅笔者所见即有25部），已经构成了本年这一领域的一个显著特点。而清史研究论文的发表仍然是以讨论社会史问题的为多。据笔者的初步统计，研究社会史问题的论文数量约占清史论文总数的百分之四十，遥遥领先于其他领域。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近年来清史研究的趋势。社会史之外，依据笔者掌握的材料（还不能说十分全面），清史学者对各领域的关注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学术文化史、政*治史、中外关系史、边疆史。下面试分述之。
            社会史
            李尚英《清代政*治与民间宗教》（中国工人出版社，6月）、宋军《清代弘阳教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月）、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出版社，4月）三部专著研究的是社会史问题。《清代政*治与民间宗教》收录了作者20年间发表的论文22篇，其中主要是论及清代民间教派的文章。《清代弘阳教研究》的作者网罗了大量相关档案、宝卷，并利用日文文献，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对于弘阳教的考证颇多重要发现，如对弘阳教的教主、弘阳教的创立过程及其经卷内容等做了信而有征的论述。《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一书大量运用西方现代社会学和史学理论，从问题意识到方法*论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作者的研究以明清庙会为切入点，着力探讨了中国民间社会的信仰问题，许多论述给人以启发。但由于本书的某些表述方式相当西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其作为中国史研究结论的力量。
            李伯重《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通过分析江南与外部市场的关系，认为明清江南与其外部经济联系的加强，对江南经济发展具有巨大影响。而在19世纪之前，这种影响的积极因素较多，19世纪之后，其消极影响则日益上升。《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中、下）（《清史研究》第1、2期）分析了苏州从明中叶至清中叶发生的城市变化，认为这一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城市工业的发展，而经过三个世纪的工业发展，到了清中期，城市工业在苏州地区经济中已经居于主导地位，苏州城已成为一个工业城市。本文的结论也印证了宫崎市定和傅衣凌二位学者的研究结论。高王凌《地租征收率的再探讨》（《清史研究》第2期）对土地制度史中“地租率”这一问题加以探讨，认为研究地租率应从实收率入手，其初步结论为：实际地租率只有单位面积产量的百分之三十，远不是以往所说的百分之五十。许檀《清代前期的山海关与东北的沿海贸易》（《清史论丛》）一文主要利用山海关税收档案，在日本学者加藤繁的研究基础上，对清前期山海关与东北的沿海贸易做了进一步考察，认为山海关是清前期随着东北沿海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沿海税关，而锦州和牛庄则是其所辖的当时最为繁盛的两大港口。
            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与香会——根据碑刻史料的考察》（《燕京学报》第12期）一文通过对较少有人涉及的清代北京旗人香会（包括都城隍庙、白云观、东岳庙、药王庙香会、大觉寺献灯会、关帝庙掸尘会、戒台寺广善米会）的研究，探索了香会组织、会首、会费的范围及构成问题，描述了普通旗人日常生活的一个侧面，对于理解清代民间满汉关系也很有启发性。郭松义《从赘婿地位看入赘婚的家庭关系——以清代为例》（《清史研究》第4期）对清代由入赘婚引出的家庭关系加以考察，认为由于入赘婚破坏了原有的承嗣和财产继承，这在以男性为主的社会中是一种悖论，因而遭到人们的贱视。郝秉键《清代精神病人管制措施考述》（《清史研究》第2期）通过分析清代有关精神病人“犯罪”的律法，认为清政府对精神病人管制的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宽到严再到宽的过程，而清廷把精神病人纳入其专*制炼狱之中（世界其他国家所无），亦可见清代专*制政*治之严酷。王成兰《从“陈四案”管窥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会控制》（《清史研究》第2期）以“陈四案”为切入点，分析了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会环境，认为这一案件的处理，体现了满族统治者对汉人的“过敏性猜疑”，基于这种猜疑，统治者不惜采用屠戮手段进行震慑，企图以此来维护“盛世”的繁荣。刘平《清代教门的神秘语言文化研究》（《清史论丛》）解析了符咒、谶语、乩语的文化含义，认为清代教门之语言文化功能主要体现为：1、引人入会、扩张势力；2、坚定教众信仰，发动叛乱。常建华《乾隆前期治理僧道问题初探》（《清史论丛》）认为乾隆继位伊始，便采取措施治理僧道，其为政“宽严相济”，承袭了其祖康熙的态度。张晋藩《清朝法制史概论》（《清史研究》第3期）对清朝法制的学术价值、现实意义及其发展阶段与特点做了详尽阐述，论述了清朝法制从兴起、成熟到衰亡的过程。张世明《时间与空间：清代中国与西方在税法上的文化选择》（《清史研究》第3期）运用比较文化的方法，论述了清代中西方税法的异同、税法制度变迁的动力和原因、学术界对清代税法的认知误区等问题。
            另外，应该引起注意的论著还有：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1月）、孙燕京《晚清社会风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6月）、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8月）、康沛竹《灾荒与晚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9月）、范金民《清代江南棉布字号探析》（《历史研究》第1期）、邱澎生《由放料到工厂：清代前期苏州棉布字号的经济与法律分析》（《历史研究》第1期）、董建中《耗羡归公政策究竟是如何出台的》（《清史研究》第2期）、李琳琦《徽商与清代汉口紫阳书院——明清商人书院的个案研究》（《清史研究》第2期）、毕苑《晋中商人的角色特征与阶层流动分析》（《清史研究》第2期）、郑振满《清代福建地方财政与政府职能的演变——〈福建省例〉研究》（《清史研究》第2期）、李俊甲《清代中期四川白银流通的扩大及其影响》（《明清论丛》第3期）、倪玉平《道光六年漕粮海运的几个问题》（《清史研究》第3期）、祁美琴《晚清常关考述》（《清史研究》第4期）、朴基水《清代珠江三角洲的商品生产和墟市之发展》（《清史论丛》）、刘平《民间文化、江湖义气与会党的关系》（《清史研究》第1期）、汪毅夫《试论明清时期的闽台乡约》（《中国史研究》第1期）、邵鸿《清代后期江西宾兴活动中的官、绅、商——清江县的个案》（《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张研《对清代徽州分家文书书写程式的考察与分析》（《清史研究》第4期）、张小也《“吃醋始知酸，有妾始知难”——清代一夫多妻家庭的矛盾与诉讼》（《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吴建华《清代江南非政府性人口社会管理》（《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李俊甲《清代中后期四川的社会秩序与各个阶层的动向——以绅士、胥吏、无赖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孔祥涛《论罗教、大乘教的道统和辈份制——青帮辈字由来考》（《清史研究》第3期）、张小也《从分家继产之讼看清代的法律与社会——道光、光绪年间陕西相关案例分析》（《清史研究》第3期）等。
            学术、文化史
            在本年出版的专著中，王俊义《清代学术探研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8月）、汪学群《王夫之易学——以清初学术为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5月）、林存阳《清初三礼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2月）三种都在探讨清代学术史问题。《清代学术探研录》一书是作者“主要研究成果的选录和汇编”，研究跨度较大，从清初至晚清的主要学术史问题均有涉及。《王夫之易学》和《清初三礼学》则是对各自问题进行的微观研究，而二书又不约而同地强调“学术史与社会史结合”的方法，因此都能够做到“小处下手，大处着眼”。《王夫之易学》是迄今为止对其论题进行的最为深入的研究，而《清初三礼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明清之际理学向三礼之学转变的专著。
            林存阳《清代礼学思想演进探析》（《清史论丛》）勾勒了礼学从清初至清末的演进轨迹，认为顾炎武等人发礼学之思肇端于前，凌廷堪、阮元倡“以礼代理”扬波于后，至晚清陈醴、黄以周会通理学、礼学思想之畅发，清儒的崇礼思想得到成功总结。全祖望与杭世骏之间的恩怨在学术界争论已久，杨启樵《全谢山与杭堇浦的恩怨纠葛》（《明清论丛》第3期）在分析了全、谢交谊之后，认为杭世骏“卖友说”不能成立。高翔《清初理学与政*治》（《清史论丛》）考察了清初理学与政*治这个较少被关注的问题，认为理学在清初社会伦理道德秩序的重建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康熙前期和中期的意识形态中占有主导地位。而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和学术内部的转型，理学在18世纪趋于衰落。汪学群《清初儒学的经道合一论与学风演变》（《中国史研究》第3期）认为清初儒学经道合一论的提出，意在矫正明末经学空疏之弊，这使儒学由明道向经世转变，由穷经向通经学古转变。陈祖武《从经筵讲论看乾隆时期的朱子学》（《朱子学会议论文集》，台*湾2002年6月）从乾隆经筵讲论内容的变迁入手，就乾隆一朝朱子学不振的原因进行探讨。认为乾隆初政经历了一个从提倡朱子学到崇奖经学的过程，这一过程正是他将专*制皇权空前强化的过程。以乾隆二十一年前后的文网大张为标志，宣告了宽大为政的终结。以之为背景，乾隆选择崇奖经学、立异朱子的方式，把学术界导向穷经考古的狭路之中。周积明《〈四库全书总目〉与乾嘉“新义理学”》（《中国史研究》第1期）通过对《四库全书总目》与乾嘉“新义理学”内在联系的分析，认为中国早期启蒙学术在乾嘉时期的整体形态为：重人情、反灭欲的理欲观，重实征、重实验的知性精神，重实行、励实用的实学观念。黄爱平《乾嘉汉学治学宗旨及其学术实践探析——以戴震、阮元为中心》（《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乾嘉汉学的治学宗旨是由文字、音韵、训诂入手以寻求经书义理，这一宗旨既有其内在的科学性，也有其与生俱来的局限性。郗志群《〈水经注疏〉版本考》（《中国史研究》第2期）对杨守敬、熊会贞所撰《水经注疏》的多种版本做了详细考证，解释了其版本流传过程中的诸多疑点。那仁朝格图《果亲王允礼以及蒙译伏藏经》（《清史研究》第3期）介绍了康熙皇帝第十七子允礼的生平及其组织将藏文《伏藏经》翻译成蒙文的经过。
            另外，阮明道《中国历史与地理论考》（巴蜀书社，4月）、王戎笙《科举考试与明清政*治》（《清史论丛》）、林存阳《黄宗羲与万氏兄弟的礼学思想析论》（《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辑）、汪学群《张尔歧易学中的经世思想》（《清史论丛》）、陈居渊《论乾嘉汉学的更新运动》（《中国史研究》第4期）、林存阳《凌廷堪生年考》（《清史研究》第1期）、邹爱莲《清代的国史馆及其修史制度》（《史学集刊》第4期）等论著也值得关注。
            政*治史
            郑天挺《及时学人谈丛》（中华书局，9月）收录了先生生前成文而未及发表的存稿等文献，其中有关清史者十余篇，讨论了清代八旗制度、土地制度、国家机构、内务府等问题。邸永君《清代翰林院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月）从政*治制度史的角度研究了清代翰林院的起源、职能及其与皇权的关系。王思治、阎守诚主编《陈廷敬与皇城相府》（北京燕山出版社，1月）收录了20余位学者讨论陈廷敬这位康熙朝重臣的文章。
            乔治忠《清朝“敬天法祖”的政*治原则》（《清史论丛》）讨论了“敬天法祖”这一政*治观念的形成、强化及其本质和政*治影响，认为“法祖”观念从防范“汉化”起源，发展为排斥所有可能触动旧体制的外来因素。而人们往往将近几百年中国的自我封闭归结于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其实传统的儒学文化未必具有如此强烈的排外性和保守性，其原因应从清廷“敬天法祖”的观念中予以分析。张玉兴《关于清代八旗等某些表述问题的辨正》（《中国史研究》第2期）分析了《清实录》、《清史稿》以及近人著作中某些满族称谓的误用，认为这些错误于理不通、于史相悖，必须加以辨正。杨珍《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特点研究》（《清史论丛》）认为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具有三个特点：继承形态的多样性、以建立新的皇位继承制度为主要内涵的开创性、较大的包容性。《论清朝的储权》（《清史研究》第4期）认为清朝储权经历了一个从没有建储而无储权，到策立储君、建立公开性储权，又到削弱、取消储权，再到秘密建储、建立隐性储权，最终又回到既未建储又无储权的演进历程。这些曲折变化，构成了清朝储权不同于其它王朝的独特之处。阎崇年《努尔哈赤论》（《明清论丛》第3期）分析了努尔哈赤成为英雄人物的主、客观原因，对他在历史上的功过做了全面评述。韦庆远《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明清论丛》第3期）针对顺治十三年到康熙二十二年的禁海和迁界问题做了论述，详细分析了禁海和迁界的背景、法令实施、政*治目的、对海外贸易的影响及其后果。谢正光《清初贰臣曹溶及其“遗民门客”》（《明清论丛》第3期）对曹溶与明遗民的交游做了详细考证，认为后人称曹溶为“蒙面灌浆人”是想当然的捏造之辞。郭成康《政*治冲突与文化隔阂：杨名时案透视》（《清史研究》第4期）引证雍正朱批奏折等史料，试图揭示杨名时案背后隐藏的委曲情节，并通过比较官方与民间两种不同文本系统的杨氏传记，对雍正蓄意制造这一冤案，不仅从政*治角度做出解释，而且把杨案放在满汉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加以分析。汤志钧《关于〈诡谋直记〉》（《清史研究》第2期）评述了毕永年《诡谋直记》一文的来源及史料价值，认为该文来源有据，记有戊戌“围园”的具体事迹，具有史料价值。
            讨论政*治史的论著还有：张宗洽《细说郑成功》（北京燕山出版社，3月）、支运亭主编《八旗制度与满族文化》（辽宁民族出版社，5月）、张研、牛贯杰《19世纪中期中国双重统治格局的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6月）、杨启樵《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7月）、阎崇年《清朝皇帝列传》（紫禁城出版社，8月）、张玉兴、支运亭主编《中国北方各族人物传·清代卷》（辽海出版社，12月）、王思治《施琅平台三题》（《明清论丛》第3期）、朱诚如《论嘉庆亲政后中央权力的重组》（《明清论丛》第3期）、王开玺《辛酉政*变与正统皇权思想——慈禧政*变成功原因再探讨》（《清史研究》第4期）、房德邻《论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清史研究》第1期）、郭卫东《再论戊戌政*变中袁世凯的“告密”问题》（《清史研究》第1期）、罗志田《社会分野与思想竞争：传教士与义和团的微妙互动关系》（《清史研究》第1期）、欧立德《清代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意识与满洲人的中国统治》（《清史研究》第4期）等。
            中外关系史
            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6月）一书研究清代前期的海防问题，认为清代前期的海防思想具有“重防其出”的特征，而这又与后来的闭关自守政策关系密切。这一论断对于近年来对于中国“闭关锁国”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莫小也《十七-十八世纪传教士与西画东渐》（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月）从艺术史角度研究了清代中前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国内系统论述“西画东渐”问题的首部专著，拓展了传统清代中西关系史研究的视野。吴伯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宗教文化出版社，12月）一书剖析了康雍乾三帝的海外政策、他们对西教和西学的认知与态度，涉及清代前期和中期中西关系史中的诸多重要问题，该书是大*陆目前对相关领域研究最为系统的专著。
            庄国土《论15-19世纪初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发展》（《中西初识》二编）认为从明初到鸦片战争前夕，海上华商网络经历了摧毁、重建、武装、渗透等恢复和发展阶段。清初郑氏集团之后，没有清帝国保护的华商网络与华人移民相互依存，从商贸向产业、从沿海向内陆渗透，海外华人社区成为华商网络的商品生产和加工地。郭孟良《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管理中的具结现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分析了清前期海外贸易管理中普遍存在的具结现象，认为具结是官府规范管理的基础，对于维护传统海外贸易体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阻碍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吴伯娅《耶稣会士白晋对〈易经〉的研究》（《中西初识》二编）主要利用《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对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白晋研究《易经》一事加以探讨，并分析了康熙对白晋工作的指导及白晋与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之间的书信往还。《乾隆对天主教的认知与对策》（《清史论丛》）认为乾隆继位后，继承了康熙末年的禁教政策，但在实施过程中又采取了与康雍二帝不同的做法，即宽严相济、时紧时松的策略。张晓《为南怀仁〈穷理学〉正名》（《明清论丛》第3期）通过对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穷理学》残抄本的细读，认为南怀仁的这部著作并非如有些学者所称的逻辑学著作，而是集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之大成的一部汉译西学书。汤开建《顺治朝全国各地天主教教堂教友考略》（《清史研究》第3期）结合以往的统计数字，对顺治朝各地天主教教堂、教友的数量加以考察，其结论为：康熙三年前，全国天主教教堂总数为356座，教友为255180人。李华川《陈季同生平史事考》（《清史论丛》）利用法国外交部档案馆的外交史料及相关中、法文文献，对这位晚清外交官一生中的三桩公案加以辨析。米歇尔·法帝卡《意大利〈论坛报〉中威达雷关于义和团的报导》（《清史论丛》）研究了意大利外交官威达雷对义和团的报道，认为威达雷对八国联军暴行的谴责具有一种理想意义。
            另外，白新良主编《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世界知识出版社，9月）、李金明《清代前期澳门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中西初识》二编）、吴伯娅《礼仪之争爆发后康熙对传教士的态度》（《历史档案》第3期）、张建华《子虚乌有的“中意五口通商章程”》（《明清论丛》第3期）、赵英震《乡土信仰与异域文化之纠葛——从迎神赛社看近代山西民教冲突》（《清史研究》第2期）、胡孝德、高小平《同曲异工——16-18世纪西学东渐在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中西初识》二编）、刘为《清代朝鲜使团贸易制度述略——中朝朝贡贸易研究之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等也对中外关系史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
            边疆史
            刁书仁《论清朝对东北边疆各族的管理体制》（《史学集刊》第4期）将清代对东北边疆各族的管理体制分为四种，即驻防八旗制、州县制、姓长制和盟旗制，并对各种体制的特点做了分析。李世愉《清前期治边思想的新变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认为清前期一些传统的治边思想发生了变化，这主要表现在“明华夷之辨”观念受到批判，“以夷治夷”被“以汉化夷”所取代，“羁縻而治”遭到了否定，从只求“夷汉相安”发展到追求“长治久安”。这些变化是对传统治边实践的总结，并最终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完整的边疆政策体系。张荣、王希隆《清末科塔借地之争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讨论了清末科布多、塔尔巴哈台之间的阿尔泰山借地之争，对这一清廷内部之争的原委和历史影响做了详尽分析。吴宝晓《清季藩属观念调适与边疆政策变化》（《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19世纪70至90年代，清朝的藩属政*治在传统体制框架内进行了调整，重心是扶持属国以抵御列强入侵、巩固中国边防，并据此对不同属国采取不同对策。
            其他相关论著还有：马汝珩《清代西部历史论衡》（山西人民出版社，7月）、徐晓光《清政府对苗疆的法律调整及其历史意义》（《清史研究》第3期）、吐娜《清代塔尔巴哈台额鲁特蒙古十苏木的戍守和开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薛晖《清初新疆的官主祭仪与多神崇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许建英《试析清政府在帕米尔交涉中的对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赵云田《清末新政期间东北边疆的政*治改*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孙春日《清末中朝日“间岛问题”交涉之原委》（《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黄松筠《论清代东北封禁与流人文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4期）等。
            附记：本文的写作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多位先生的指导和协助，在此谨致谢忱。但由于笔者学识浅陋，文中不当之处还有很多，敬希方家有以教正。
               
                 (资料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