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卜辞蠡测殷历

七秩龄童

    由卜辞蠡测殷历

               七秩龄童

        一、议历纪参照系：
   
    正如同置身于所在运动系统无法确定本系统的运动状态一样，考察一个历纪系统，也需采用另一个历纪系统作参照历系。作为“参照系”的历纪系统，必具备公信力（即需为曾经是也仍然是正用于授时的历数系统）、等效性（即有类似的历策常数）、和座标性（即有原点和正、负方向的等距离单位长度）等三个资格条件。
    张培瑜先生（1997年版，前1500－2500年）《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的主要用途，就是为便于考察中国、尤其是便于与古代中国历纪作对比而设的参照历纪系统。张先生把定：“公历是现今大家公认的通用的一种历法纪日标尺，并不是古罗马历”。因此，除公元后年份认定现行公历（即格历）是由原行的儒历修改而成，而保留1582年10月4日之次日即为10月15日而减去10个历日外，对于公元前46年古罗马颁行儒略历初期与公历的差异和因置闰曾发生过的失误均放下不计，从张先生所著历年的“公元前1500年开始，即记公历月日”，作为一种历法纪日标尺”，以“建立起中历西历的一一对应关系，而与各国出版的种种历书、历表也统一起来”。为什么对公元1582年所空白的10天保持原样，就是为了尊重作为公历使用的原儒略历授时长达1000多年的实际，且与“国际接轨”，以避免因更正旧错而造成新的混乱。张先生此作法无疑是十分正确而受到普遍欢迎的。
    中国今工具书如《辞海》附录所载《中国历史年代》，是从公元前 841年(共和元年)开始的。再往上直溯夏王朝，就只有帝王代次论廓，而无具体年代了。据《史记》作者司马迁交待：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於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过了两千年，现代科学的发展，使得解决这一难题有了新的转机：现代考古学使得对古代遗物和古代遗址的研究走上了现代科学的道路；现代天文学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计算3000―5000年前的行星位置、日月食等天象 有了相当的把握。尤其是近百年来，安阳殷墟和周原甲骨文字、史前以至西周时期的大量遗址、新出土和新收集到的商周铜器铭文等的新发现等，孕育着我国远古年代学研究等方面的一场新的巨大的革*命。
    作为例证：1996年由国家启动的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经过四年努力，讫2000年10月，写出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除将武王灭商之日，定位于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二月甲子)外，还给出了夏商周三代年代框架，和西周十王年的大致年表。此一成果作为阶段性成果本来就“不是最终结论”，除了别有用心者鼓噪“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可以不听之外，各种意见讨论都是有益的；工程的成果是否归于“失败”，至今还无人拿出强有力的论据。而通过讨论有益于学术进步，对于今后的学术研究起到了推动和借鉴作用。据说《工程》中有些成果也被国际学术界认可，例如张培瑜先生的研究。张先生的成果为国际学术界肯定，可喜可贺。或者“功也张君，罪也张君”吧！七秩龄童恰恰认为：张先生用“误差在一分钟内”的天文朔、气所制作的殷商历表，如果仅作为历史历纪的“圭臬”，处身最终裁判的位置，自无妨大雅；而张先生却肯定这份历日表“对于殷商西周时期（而言），这实际上就是其时的历日表”，如此宣称却无异于隔靴抓痒，却是最容易误人研究的。不必多说，仅举张先生的《历表》出现四个30天相连的月份就有BC1275，BC1267，BC1259，BC1205等年份，出现三个连大月如BC1258，BC1255，BC1252，BC1250，BC1248，BC1242，BC1240，BC1234，BC1231，BC1230，BC1229，BC1224，BC1223，BC1221，BC1216，BC1215，BC1214，BC1213，BC1212，BC1208，BC1206，BC1205，BC1204等等，其次数不胜枚举；其中公元前1216至公元前1212还连续五年出现三个连大月，另有BC1082三个连小月每朔月只29天多处等，是完全不符中国古代历治传统精神的。张先生既知公元后的公历并不“合天”，而尊重西方历史授时实际，也知道历法不是天象，没必要施天象时钟于历日，为什么倒要求施今日之天算于3000年前的古代呢？我们需要的是既与天象实际不即不离，又与中国古代历治传统有亲缘关系的中国古代历数表式，以对比研究和接近中国古代历治和历法实际。中国古代不是没有历法、历治，而是因年代久远因保护不力而散逸了，需要重新搜集、整理、补充、复原，其要求必需是补旧如旧，而无需整旧如新，更不要改头换面呢！
    国人对先秦历法早有研究。中国传统历法文明成果之一《古四分历》，能不能“古为今用”？这一条，首经原贵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安徽全椒县南张村人张汝舟（1899—1982）氏的研究。据张氏介绍，以修订后的古法推步今历，与今授时历书所载完全一致。又据贵州大学张氏遗著整理小组介绍：只要“读懂《史记·历术甲子篇》，利用一张表就能很便捷地推演上下五千年任何一年的朔闰中气，不过加减乘除而已，能解决，也解决得了很多历史上长期不得解决的具体年代问题。
    七秩龄童对张氏遗著精神身体力行，对古史研究，完全用张汝舟先生的办法，自行编制了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元年间的《经朔历表》，作为工具，供自己学习古史之用;十多年来，尚未出现舛误错失情行。

乾坤客

“对于殷商西周时期（而言），这实际上就是其时的历日表”。

这一句话确实有点问题，古代历法的重大区别其实是置闰的区别，历法不同，置闰不同，《天象》之置闰，与商周历法未必相同，自不应说其表“就是其时的历日表”。

乾坤客

只要“读懂《史记·历术甲子篇》，利用一张表就能很便捷地推演上下五千年任何一年的朔闰中气。

这个观点似也不完全正确，《史记·历术甲子篇》作为古历推法，于复原古历确有借鉴意义，然正因不同的历法置闰规定不同，至使不同时期采用的实际历法推算上有区别。因此，用同一推算数据和推算方法推演上下五千年的朔闰与实际历法的朔闰当有较大的差别。

七秩龄童

《历术甲子篇》是古代各种历法的宗师  据《史记》和《汉书•律历志》记载的说法，由于家业世守相传的史官在周朝后期失业了，原来一胍师承相传的精于推历的子弟们四散自谋职业，于是其在诸侯方国所记五花八门，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以上即“古六历”名义的出处。其实在古六种历法中，先秦古籍中属“时王之历”、有历数根据的仅《殷历》和《颛顼历》，其余多则或只有授时记载，或由后人拟作追述。其中《颛顼历》虽曾由秦献公于前366年颁行，但真正用于记史，则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执行至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改历时为止。因前366年干支乙卯，故历家称《颛顼历》为“乙卯元”，该历又由于汉续秦用，短时被当政者视有“正统”名份，实则仍不过古四分历一支。总之，先秦之时，无论历法用了多少种名目，由于都源出于一个师门，只有岁首月份的不同，而无历理的任何区别，因此由祖师爷授受相传的历术宝典《历术甲子篇》，在中华古代历法史中，具有极崇高的地位。

七秩龄童

     《历术甲子篇》是古代各种历法的宗师  
      据《史记》和《汉书•律历志》记载的说法，由于家业世守相传的史官在周朝后期失业了，原来一胍师承相传的精于推历的子弟们四散自谋职业，于是其在诸侯方国所记五花八门，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以上即“古六历”名义的出处。其实在古六种历法中，古籍中属“时王之历”、有历数根据的仅"假"《殷历》和《颛顼历》，其余多则或只有授时记载，或由后人拟作追述。其中《颛顼历》虽曾由秦献公于前366年颁行，但真正用于记史，则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执行至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改历时为止。因前366年干支乙卯，故历家称《颛顼历》为“乙卯元”，该历又由于汉续秦用，短时被当政者视有“正统”名份，实则仍不过古四分历一支。总之，先秦之时，无论历法用了多少种名目，由于都源出于一个师门，只有岁首月份的不同，而无历理的任何实质区别。因此由祖师爷授受相传的历术宝典《历术甲子篇》，在中华古代历法史中，具有极崇高的地位。
      关于“三正”问题，下文将上网论及。请批评。

乾坤客

首先，《史记历术篇》是十九年七闰历术，我想这一点七秩先生是不会否认的。其次，至少在汉代以前有过非十九年七闰的历术，这一点不知七秩先生是否了解？

七秩龄童

“非十九年七闰的历术”？恕老朽孤陋寡闻，请道其详，以增广见闻！

七秩龄童

    二、议干支与干支记日的连续性：
      早在夏季前期，中国就出现了从一到十，加上百、千、万共十三个计数单词，说明中华文明早在甲骨文之前，就已产生了熟练运用的十进制记数方法。同是在甲骨上，还出现了虽不是数词，却可以作为次第顺序使用的“天干”十个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十个字有严格的先后顺序，却与数象似乎毫无关系，甚至于连辞典上也说不出有什么意义，只解释作“天干第x位，表示顺序第x”。但在古老的中华文明里，它们却并非毫无关联的十个字码，只不过因为它太古老了，用后人，尤其是现代人的思惟套路，使用概念和定义很难给予园满的诠释。有一种解释说：
      甲（甲壳），乙（轧压，求伸），丙（炳，显露），丁（壮盛），戊（丰茂），
      己（起，立起），庚（更好），辛（新，变易），壬（妊，重身），癸（揆，萌芽）
      粗看一眼，觉得很勉强，细细揣摩，才会体会出有一线模糊的思想。按肢体有十指，又古人以十为最大的个位数。孔子曰：十，数之极也。因之，“十”这个数象，不仅启示了古人使用十进制计数方法，而全启示人在考察发生发展，生生不息，永无止境的生命过程时，很自然地将之分为十个阶段 ，并设出十个关戾点，名之为“十天干”。这是用中国古代扑素的唯物主义思唯方法，对物质生命运动最简约的概括，也是最生动的描写。如若从这种境界去重新发掘天干十词的意会，那么，像这么看起来干巴巴的十个字，就会重新鲜活起来。《汉书•律历志》在提到天干地支的意义时，引刘歆的话说：“故阴阳之施化，万物之始终，既类于律吕，又经历于星辰，而变化之情可见矣。”细细玩味这名话，见地是非常精辟的。
    公元前1742 年顷，大概是天干十字流行于世最火红的岁月，夏朝第14位君主（连夏禹也计算在内）孔甲登位。孔甲不务德政，笃信鬼神，但又是传说里有胆量第一位吃过龙肉的君主。以下夏朝的第17位君主名桀，又名履癸。这两人都用了天干字作名字。公元前1600年顷，商立国。立国的君主商汤，他也用了带天干的字作名字，叫“大乙”。从大乙往上溯，父主癸，癸父主壬，壬父报丙，丙父报乙，连着五辈人都用了十天干为名，已经是稀罕了。更为稀罕的是：从商汤往下，殷商传世31位君主，竟无人不用天干十字取名字。这甲、乙、丙、丁，…十个词，其风靡于世的时间之长，延绵达七个世纪，比起现代任何一个出世的新词儿，都不知风光凡几倍呢。
      循着天干十字（词）的同一思路，比照着一平年月影十二次园缺，连想到地上景物也是一年一度周而复始的变化，我们的先祖又设计了一套次第顺序数码：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亥共十二个字（词）。这十二个字顺序不能变动，但却并不具有数词的意义。其说法是：
     子（孳生），丑（纽系），寅（引伸），卯（茂盛），辰（振作）；巳（已成），
     午（忤逆），未（滋味），申（身形），酉（成熟），戍（息灭），亥（内核）。
要求作出更进一步清楚明白的诠释，就困难了。总的看，十二地支，也是事物周而复始顺序变化过程的一种哲学抽象。不过，从有些字的今义，仍未脱离其本义和原意看，如“子“有“儿子、种籽、子宫、孳生，等，”今古两义，还是遥相呼应的。过份的清楚，反使人糊涂；模模糊糊，倒是一种清楚。中国古人重视传神不重视传形，就是这样一种境界。
      像八卦由两爻衍生出六十四卦一样，将十干十二支依次搭配成干支六十组次第数码甲子、乙丑、丙寅、……等，则称之为“六十甲子”，既扩充了次第数字的队伍，又符合中华哲理之阴阳相济的思唯方式，首先用于干支纪时、纪日，便成为殷商之际历治思想的一大成果；尤其是以干支纪日纪年，从未间断，绵绣了中华文明的一道亮丽图景。 郭沫若氏30年代著《卜辞通纂》是一本商殷甲骨出土文献资料的集中，尤其是将散乱出土的契骨编号入册，极方便于引用。郭氏《卜辞通纂》第一号卜骨就是“契刻六十甲子”片，
    “契刻六十甲子”片既不是卜文，更不是历纪，郭沫若氏将之摆在《卜辞通纂》第一号位置，首先就有尊重它具有天下第一干支契刻的意义，其次就是顺从“六十干支”契片是置于古人手头，给推演干支日期以方便，原来就有作为“工具书”而设的意思。
      经国家组织人力，出资考订的《夏商周年表》公布后，“官定”其日期为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甲子。此日期一出，虽然非官方加上国外的议论较多，窃意以为并不妨害作为一个比较接真实的参考日期。又尽管武王伐纣克商的日期还有商榷的余地，但是中国历史上以干支记日的方式，在考订古代历史的年月日期中，又得到了中外专家的运用，全无人怀疑或否定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的记日干支为甲子日！因此意外的收获是：中国以干支记日的延续时间，由原来以《左传》所记前722年3月5日己巳为始，得以向前推300多年!
      从所周知：公元前722年3月5日，周平王四十九年、鲁隐公元年正月二十日鲁历“二月已巳”，为中国《经》、《传》连续用干支记日之始。如果以出土龟甲所刻干支记日算起，比上记载的当早一千年以上。至于连续用干支记日之始，也可以推到公元前一千年以前。比如，我们己知，前1047年11月30日（公元前1046年岁首十一月初一日）癸酉，至公元2001年1月1日（2000年十二月初七日）甲子，推积日为1112571天。由1112571÷60＝11542 … 51；表示：由公元前1047年11月30日到公元2001年1月1日相距的积日为1112571天，六十甲子经11542次循环后，另天（大余）为51天。起日的干支为癸酉 (NO：10)，由10＋51 ＝ 61 ≡ 1，得止日2001年1月1日干支记日为甲日。
      由以上叙述知：中国历法以干支记日的方式，由大量史料和记年史的记载证明，从公元前1047年11月30日癸酉开始往后，尽管对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二月甲子)为殷周换代绝对日期多有争论，但对于用干支纪日的连续性，尚没有人提出有重复、中断或是有多头并行等情形，即说明：中华历法文化中独有的以十天干十二地支相配合以记日的方法，既饱含有中华文明关于阴阳施化，万物始终，日月星辰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思想内涵，又用这种方法记日以来，更未因战乱和政局的变化而生中止零乱，因而保持了我国史料至少有三千年以降记载的连续和准确。
     上述天数，可以仿“儒略日”方法，而保持中国读数的习惯，从周元1047年11月30日癸酉开始往后，至公元2001年1月1日，为第111 万 2571 天。
      关天六十甲子首先用于记时记日，比如研究夏商周早期断代定年，首先得需要有一条假定：从要考证之日往下，干支纪日没有间断，也没有错乱。早在1945年时，董作宾（1895~1963）先生以12年时间利用甲骨文等资料撰写的研究殷代历法与周祭祀谱的巨着、以石印出版的《殷历谱》，在其第一卷就首先提出了商人采用干支纪日，当“一直连续至今日而未间断”。此论善善。
      从现代研究看，比如以不间断按积日推干支记日：以公元2001年1月1日甲子为参考点，反溯至公元前1111年（1111 BC ）1月1日，共113万6281天，合18938个甲子循环又1天。由此可知1111 BC1月1日为甲子日。因为用《儒略历》规则于公元1582年10月4日以前，每相距80年都是29220天，是六十干支天数的487倍，是其同月同日，干支相同，所以用公元前1111年1月1日为基准，以80公历年29220天为单位，可以往上推知如BC1191、BC1271、BC1351、BC1431、BC1511…BC1911…BC2311…BC2711…BC3111…等年份的元月1日同为“甲子日”，且其相距天数为29220天的倍数。又如由公元10年元月1 日甲子往后亦然，如AC90、AC170、AC250、AC330、AC410…AC1450等年份均如此，好记好算，便于应用。

乾坤客

“非十九年七闰的历术”？恕老朽孤陋寡闻，请道其详，以增广见闻！
七秩龄童 发表于 2011-12-12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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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汉时期，有一些民间高人，掌握着一些历术推法，包含阳历推法和阴阳合历的推法，其中七秩先生发现的“一0三经朔”规律，其实在那个时期就已经为这些民间人士所知晓。为什么这些人会知道呢？我猜想，这些历法数据，当为汉代以前朝代的官方所掌握，一流传到民间，由于统治者对历术的笼断性，无人敢于直接写出来，因此，这些数据都以隐语的形式存在，并零零星星地偶然性出现在《易纬》、《汉书》等古藉当中。
这些数据不同于汉代历法数据，但存在于汉时成书之中，因此，我猜想，它们只能是汉以前的朝代曾经行用过的历法数据。据多数学人考证，四分历于春秋晚期或战国时期曾经行用，那么，这些非四分历非十九年七闰的历法数据，就应当为此前的数据。
小生即以这些数据，按《史记历术篇》介绍的古历平朔平气推步法理，试推演并复原了一下这些历谱，结果发现，确能推出十三月和十四月所在，周成王时期确有十四月，历谱也能显示出来。因为有了这些数据，按大衍求一术，也完全可以推出其上元所在。
小生再按历谱推求汉时其他文献中的类似的相关历日记载，历术完全合乎记载。再以西周青铜器记载历日考之，自洽。
然，此等数据，仅合于西周，春秋到公元前427年间的周人数据，还不曾找到。具体数据，的确存在，只是此为吾《周易历算》之核心数据，小生的“儒源易学”尚未完稿，请七秩先生稍待一段时间，小生一定会以详情禀示。

乾坤客

七秩先生的推步论既然承自张汝舟先生，与张闻玉先生的推步术当不会有太大的差别，那么，一当可以为西周青铜器历日加考，进而推断西周王年，先生甚或做个这个工作，小生的确不知。

如果先生做过这个工作，则吾二人可以各以自已历谱，试为西周四要素俱全之青铜器断代，小生可能从先生处获益更多。

七秩龄童

    三、关于“三正”论的认识史：
      古文献中对夏、商、周三代的建正，有所谓"三正"之说，即周正建子，殷正建丑，夏正建寅；也即周代以子月十一月为正月，商代以丑月十二月为正月，夏代以寅月一月为正月，均以之视为一年的开始。今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就是认定一年的“春天”是从正月开始之意。
“三正”一词最早的出处在《尚书•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据《左传•文公七年》晋郤缺讲解《夏书》云：“正德、利用、厚生三事”，“三事即三正”。 陆德明（约550-630）释文引东汉儒学家马融（79-166）的话说：“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可见“三正”之专指历法上的建正认知，是从秦汉之际开始的。
      据史载，秦相吕不韦用五行运转向秦始皇陈述天下大变的规律，说明了秦国以水为国德来取代周朝的必然。例如，《吕氏春秋》说：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
　　“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
　　“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
　　“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
　　“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
　　“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
　　到了汉代，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用阴阳五行来说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道理，阴阳五行、三正、三统成了代表“天意”的经学。按董仲舒的“三统论”说：三统朝代有夏、商、周；三统国色为黑、白、红；三统建正则寅 、丑 、子。于是将历法推算作为获取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了。是故《汉书•律历志第一上》云：“秦兼天下，未皇暇也，亦颇推五胜，而自以为获水德，乃以十月为正，色尚黑。”至汉武帝修《太初历》的“大道理”，还是“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
      近代，董作宾（1895~1963）先生以12年时间利用甲骨文等资料撰写的研究殷代历法与周祭祀谱的巨著《殷历谱》（1945年版）也是深信“三正说”的。他在《殷历谱》一书中，力图用甲骨卜辞证明“殷正建丑”说是正确的。董先生的“坚证”是：“卜辞所载武丁时代之庚申月食”，说是月食适逢十一月的望日，正当冬至节令。十二月又逢建子的当令“中气”大雪，当为殷之一月。是为武丁时正月(即一月)建丑之坚证。坚证不坚！但董先生认定殷正建丑的决心却十分坚定。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陆续有学者对“殷正建丑”说提出质疑。根据卜辞材料，如以“建丑”衡量，殷季冬春多雨？而且卜雨反映殷人盼雨心情急切，常常希望多降，岂非怪事！学者常正光利用记载种黍在正月、二月间卜辞（至少可以从卜骨文字里寻出6条此闻，常氏只举出了1条）由于所记与农业气象不合；又对郭沫若先生《卜辞通纂考释》第六号卜辞中的“一正月食麦”当是麦收季节夏历四月份大事，再据一月大辰星出现于南方天际的时令，于是于1981年在《古文字研究•第六辑》刊文《殷历考辨》，首次提出殷历正月在夏历四月的主张。
      温少峰、袁庭栋两先生于1983年提出“殷正建辰”，也即夏历三月为殷历一月的主张（《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四川省社科社1983）温少峰、袁庭栋两先生就董作宾在《殷历谱》中主张“全殷代皆认建丑之月为正月”，“小寒为丑月之节气，凡某一太阳月内含有小寒之节，即认其月为建丑，亦即认其月为殷之正月”的说法，批驳说：“这是没有根据的武断之论。在卜辞材料中，二十四节气远未齐备，根本无‘小寒’的痕迹，怎能确定‘小寒’，而且有意识地以‘小寒’所在之月为正月呢？
      接着，郑慧生先生从“年”字构造推测入手，从“月一正日食麦”作推论，从商人以大火星纪时，再加上殷王“一月”问黍受年的季节等的考虑，于《史学月刊》1984年第1期刊文《殷正建未说》，提出以为夏历六月为殷商历之一月，将改变“殷正建丑”的主张推向高峰。
      1987年张培瑜、孟世凯两先生于《先秦史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刊文《商代历法的月名、季节和岁首》的文章，提出“殷历岁首没有严格的固定，是建申、建酉、建戌并行，也即在夏历七月、八月、九月的几个月内”的新看法。
      1988年，谢元震著《西周年代论》云：旧说《三正论》夏历岁首建寅，殷历建丑，周历建子，出于后代附会，并不足据。"拙著《西周年代论》西周岁首建寅建丑，但不是建子"。
      1988年，陈梦家先生（1911～1966）于1988年出版的《殷虚卜辞综述》中（第541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也有过以夏历二三月为殷历一月的看法。
      1994年王晖、常玉芝两先生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提出夏历五月是殷历的一月的《殷历岁首新论》。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出台以后，刘桓先生也提出了“夏历四月相当于殷历一月”的文章《关于殷历岁首之月的考证》（《甲骨征史》，第87—114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
      总之，近代安阳殷墟和周原甲骨文字、史前以至西周时期的大量遗址、新出土和新收集到的商周铜器铭文等的新发现等，孕育着我国远古年代学研究等方面的一场新的巨大的革*命中，对古老的“三正”旧说，进行了新的洗涤；新的夏、商断代时间的确立，或即是古“三正”旧说的真正正寝之日。

   四、殷墟卜骨刻辞的发掘对商殷历纪的研究概况   
       数十年来在这方面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
      1945年在四川石印出版的《殷历谱》是董作宾（1895~1963）先生以12年时间利用甲骨文等资料撰写的研究殷代历法与周祭祀谱的巨着。在本书第一卷中提出商人采用干支纪日，一直连续至今日而未间断；商人之月为太阴月，有大小月之制（小月29日，大月30日），过14或16月后连置两大月；他认为当时采用阴阳合历之年，故有置闰月之法，19年而7闰，并依其新旧派之分的见解，指出旧派（如武丁）年终置闰（设13月），新派（如祖甲）则为年中置闰。在第三卷他还讨论了卜辞所见日、月食，曾企图证明当时已有古四分术与正月建丑之制。
      陈梦家（1911～1966）《殷墟卜辞综述》进一步肯定了董氏的一些说法，同时作了修正，认为年终或年中置闰在一个时期（祖庚、祖甲）内曾并行。但陈氏批评董氏所提出的殷代历法为古四分术及正月建丑之说，认为“是完全错误的”。
      1981－1989年出版的由天文史学家陈遵妫先生（1901~1991）撰写的《中国天文学史》，肯定了董、陈氏对阴阳合历与大小月的看法及董氏提出的干支纪日从殷代至今未间断的看法，并肯定了年终置闰，但否定了殷代有年中置闰的可能性。
      殷代以太阴纪月，治甲骨文的学者如董作宾过去多认为是朔日为首。上举《中国天文学史》与1984年张培瑜等发表的论文均认为应是以新月出现为首。同样的看法，日本学者薮内清在1957年即已提出。但1990年冯时发表《殷历月首研究》（《考古》1990年2期）一文仍认为殷人是以朔日为月首，因为相对疏阔的朔还是可以通过观测取得。
      对于司马迁巨著中搜藏的《历术甲子篇》作为上古历谱的老祖宗的新研究，发端于全椒人张汝舟（1899－1982）先生《二毋室上古历法研究》，张先生认为，对于上古历法的研究，应将天文、历史、文物三者联系考据，以纸上文献、地下出土文物、天上天象实际三证合一，才算可靠有证。此称为考据学流派，以张氏为代表。（原书语。）张先生为一代宗师，其“三证合一”的思想，对于上古历法的发掘与研究，无疑有较高级的指导意义。

七秩龄童

   五、论两支连大月的干支记日契刻：
      郭沫若先生《卜辞通纂考释》第六号（《甲骨文合集)编号24440）描全文并附其考释如下
    “月一正日食麦。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乙酉、丙戊、丁亥、戊子、已丑、庚寅、辛卯、壬辰、癸巳。
      二月父□。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已酉、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
      郭先生考释：“本片第三行癸未夺“未”字，末行癸亥夺“亥”字。“月一正”者，即一月，又名正月，卜辞两用。食麦者《月令》：“孟春之月食麦与羊”。二月“父□”，父者乃“斧”之初文，又从持斧，石斧也。父下一字不识。右旁从木，要当是二月中之选择事。准上，余谓此乃古时宪书之复刻，如存世大小《夏正》之类者也。又两月均为三十日，且正月起甲子，二月起甲午，此为（连）月无（月）小之一证。盖正月二月本可连大。然如月有大小，则日辰当有参差。元旦适逢甲子，颇不易易也。”
      由上契刻文字复经郭先生考释，很容易使人视为商殷即有古四分历“连大月”的实物证明。好似契文留志的目的就是：“元旦适逢甲子，颇不易易也”。按流行看法古历商殷“建丑”的规则，七秩龄童查自己所编《殷商西周经朔历谱》，从公元前1600年至1000年间，仅得下列９次；是殊为罕遇的了：
    前1582年，正月甲子517，二月甲午076；
    前1489年，正月甲子683，二月甲午242；  
    前1458年，正月甲子444，二月甲午003；
    前1365年，正月甲子609，二月甲午168；
    前1272年，正月甲子775，二月甲午334；
    前1241年，正月甲子536，二月甲午095；
    前1148年，正月甲子701，二月甲午260；
    前1055年，正月甲子867，二月甲午425；
    前1024年，正月甲子629，二月甲午188。
    若定为夏历六七月连大月的机会更小，同时段700年间只觅得两次供参考：
    前1226年六月01.859七月31.418  
    前1195年六月01.620七月31.179 。
    问题之1是：商殷之际的历纪果真达到了如此精湛的高度了么？这需要多证才可，仅有此一条“孤证”不足凭证。果然，商殷出土的历日有连着几个30天的月份，还有31天的月份，还有不足29天的月份和年14个月以上的情形（详后文），那正好表明那时中华古历处于原始粗糙的环境，而表明郭先生论此历纪“盖正月二月本可连大”（合乎天象），“余谓此乃古时宪书之复刻，如存世大小《夏正》之类者也”的“论断”，有“不足为征的”味道。
    问题之2：郭沫若先生考释，“月一正日食麦”，与《月令》“孟春之月食麦与羊”有链接。按此《月令》若是引自商殷之书，自当另眼相看。可是吾人知道，今之《月令》无论见自《小正》，还是见自《吕氏春秋》，都有旧瓶装新酒的可能，只能视作春秋时期以下重辑的新书《月令》而不可能就是商殷卜辞刊有“一正月食麦”的那本《月令》原书。当然作为过年吃肉馅饺子习俗的滥觴，自是一段美好的传说。然作为商殷就有了“过年吃麦面”的证明，也显得武断了些。果然，如上文所引关于卜骨于天候农事的记事于殷时“一月”，或为五、六月于麦收季节“食新”的记事，则与春秋秦季变成的“孟春之月食麦与羊”习俗，大相径庭了。
      问题之3：这片契刻至少留传下来两件大事：这时己有了干支记日的“书面”形式，而且出现了阴历的“连大月”的记载；另外，出现了“麦”字，这可能是本卜贞之词的重点。七秩先生曾看到一篇关于麦子如何引种中国北方的文章。据该文章的介绍：麦子本非中国传统农作物。它传入中国以前，中国的南方和北方都早已进入到农耕文明阶段，南方以水稻种植为主，北方则以种植粟、黍等旱地作物为主。麦子是在中国人己普遍种植稻、粟之后的四千至六千年，乃至更晚之后才出现在中国的。就黄河流域而言，麦的进入甚至比稻还晚。麦子是中国原有的粮食作物的闯入者。这个后来闯入者是如何喧宾夺主在中国北方取得了一谷之下百谷之上的地位，经过了一个漫长的种植史。由于《穆天子传》记述周穆王西游时，在新疆、青海一带部落馈赠的食品中出现了麦面食品，于是大家都以为，中源黄河流域兴种小麦至早是东周、春秋时代的事。商殷卜辞中出现了“月一正日食麦”  契刻记载，七秩先生于是想：这片契骨记事的主题，倒不是郭先生所指的“元旦适逢甲子，颇不易易也”，而是表明中国北方移种小麦成功，尚未普及，出现了帝王、贵族于节庆之日或丰收之时以麦米或麦粉为细粮的生活新时尚。关于殷世有“八百贵族”集团过着奢靡生活的材料，请索见拙撰的专文。

七秩龄童

      六、议殷王东征人（夷）方历日：
      董作宾先生五期分法中的第五期（帝乙、帝辛）卜辞，称为“黄组卜辞”。经过对第五期卜辞的系统整理，发掘出由殷帝十年（祀）九月至十一年（祀）四月时间长达八个月之长的，契刻着年、月、日俱全的，共有62个干支日辰的卜骨一组，简直可以称作一部甲骨文《巫师从征人方历日记事》的史书。经过陈梦先生的排列，从“甲午王卜，贞，作余，朕，余步从侯喜征人方，二示受有？不？告于大邑商，无在畎？王曰：吉。在九月，上甲，惟十祀”（ 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第592号；《甲骨文合集》，以下简称《合集》，３６４８２）简略为“十祀九月甲午，告于大邑商”开始，依陈梦家先生《殷墟卜辞综述》排列和山东考古学者王恩田先生的排谱，可列其行程于下：
      1、十祀九月甲午，王“步从侯喜征人方，告于大邑商”，（《通纂》第592号，《合集》36482），癸亥在雇（《合集》36485，36487）（共2 日辰）；
      2、十祀十月：癸酉在尌*，乙酉在香，丁亥在噩，乙丑在东，辛卯、癸巳在雸*，甲午在雸*从东，乙未、丙申在雸*；（《合集》36553，36549，共9日辰）
      3、十祀十月又一：辛丑在商，壬寅在商，癸卯在商，己酉在旨*，辛亥在旨*，癸丑在亳，甲寅在亳步于鸿*，甲寅在鸿*，乙卯在鸿步于鬲*，辛酉在桑步于雇，癸亥在雇：（《合集》36506，36553，36061。癸丑、癸亥两骨现存英国，以下简称《英》，编号2524，共10日辰）
      4、十祀十月又二：己巳癸酉在危步于攸(《合集》38925)，癸酉在攸（《英》2524），癸未在舊*步于泧*(《缀》216)，乙酉在泧*步于淮（《缀》216），丙戌在淮步于□（《缀》216），庚寅在灊*臿林方（《缀》216,英2563），壬辰在灊*至于黇*（《英》2563，《缀》216），癸巳在灊*（《合集》36484，36486+36491，36494），甲午在灊*至于糇（《英》2563，《缀》216），（共9日辰）；
       5、十一祀正月：丁酉在春泲*步于麥*，己亥麥*泲*步于櫛*（《英》2563），庚子、辛丑、壬寅在春、泲*、櫛*、某、永（《缀》216）癸卯在攸候喜鄙永（《合集》36484，36490），乙巳在淿*步于攸（《缀》218），丙午王其呼人…焚伯椃,( 《合集》36492+36969)癸丑、己未、癸亥、乙丑在攸，田元，东（《合集》36484，《缀》218），（共12日辰）；
       6、十一祀二月：癸酉在攸步于截（《缀》219），丁丑、戊寅、庚辰、辛巳在截、危、叉、沚（《缀》218），壬午在沚步于杗（《合集》36901），癸未在桑（《缀》189），丙戌，庚寅，壬辰在旨*、杳、杞（《合集》36751），癸巳在詗（《缀》189，《英》2525），甲午在詗步于索*（《合集》36751），（共12日辰）；
        7、十一祀又三月：癸卯在旨*（《合集》36751），乙巳在□田商(《合集》36501+36752)，丙午，己酉在桑、乐(《合集》36501+36752)， 庚戌在桑步于香（《英》2525），辛亥在香步于□(《合集》36501+36752)，癸丑在□步于□(《英》2525)，甲寅在□步于□(《合集》36501+36752)，（共8日辰）；
       8、十一祀又四月：癸酉在云、奠、河邑，（共1日辰）；
       此组“征人方”卜辞干支日辰，经过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论证，卜辞中不仅有小月二十九日大月三十日之记录，而且有大月三十一日之记录。此组卜辞据其分析，九月甲午为九月月首，因此九月癸亥正好是九月第三十日。由此十月月首为甲子，十月月终又为甲午，正好是第三十一日。所以是年九月至十二月各月日数为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十，出现连续四个大月，其中三个大月是三十日，一个大月是三十一日。
      七秩龄童再论之：此组卜辞从九月甲午殷王“从侯喜征人方”开始，至二月甲午“在詗步于索”共六个历月，用干支记日如算作是连贯的，则起于甲午止于甲午用“六十甲子”循环了三次，共历181天。如此，则有3个月为30天，2个月有31天，一个月为29天的历月，排列于下：九月31－60有30天；十月1－31有31天；十一月32－1有30天；十二月2－31有30天；正月32－2有31天；二月3－31有29天。如此排列月日，耐人寻味！      
      谢元震先生于《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发表《殷商帝乙帝辛在位年代》一文。谢先生由天象出发，提出了比刘歆还早些的公元前1127年为殷周分界说。谢先生论据中的一大论据便是《征人方》黄组卜辞中的历辰。谢先生认为：是年九月至十二月各月日数为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十，出现连续四个大月，其中三个大月是三十日，一个大月是三十一日。他从 张培瑜先生《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找出了根据，因为其《历表》中，BC1275，BC1267，BC1259，BC1205皆出现四个连大月，但BC1200年以后再未出现。据此，谢先生认为张氏“《历表》：公元前1195年相当帝乙十祀”。谢先生从张先生《历表》中历数的近似性，寻出公元前1195年，作为定殷帝乙十祀的依据；而且断定：“本条为推算帝乙十祀在公元前1195年之关键”。于是，笔者又遇到了张先生以今日之天算误导了谢先生对于3000年前古代历治的研究。因为在三千多年以前，目测天象相差一、两天是常事，古人决不可能以目测天象的方法，精确定出达到张先生今天水平的“四个连大月”的天象历数的水平。况且，七秩龄童前己指出：此组卜辞从九月甲午从殷王“从侯喜征人方”开始，至二月甲午“在詗步于索”共六个历月历181天。如此，则有三个月为30天，两个有31天，一个历月为29天历月的安排。从张先生的《历表》根本寻不出如此五个“连大月”的历数。
      谢先生论文中了有此文字：“随之十一祀正月月首乙未，三十一日乙丑，（十一祀二月月首丙寅，月终甲午为二十九日。）方可与卜辞吻合”，可惜两句话另置，未作连贯五个大月，其中两个大月为31天的考察分析？
      出现以上尴尬，可能形成于以下四种情形：其一：原契刻人出错，有此可能；其二：发掘出土后整理人出错，也有此可能；其三：夏殷有此月30天、31天和月29天的历治，但此只孤例，只能存疑；其四：商殷之际以朔望计月，以干支积日，但尚无法断定朔望具体日期，以此有些混乱。常言说：“歧路忘羊”，笔者认为对此情况可以作些可能性估计，但切不可轻言判定，误导舆*论。

乾坤客

殷代甲骨中的一月31天，似并非孤证。
英国所藏甲骨集2503与殷墟文字甲编之297片拓本可以拼合，证某王八祀三月有癸未、癸巳、癸卯、癸丑四个干支，合一月31天。经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一月31天之记录至少也有4例。

七秩龄童

“夏殷有此月30天、31天和月29天的历治，但此只孤例，只能存疑”。是就连着六个历月共181天，竟出现两个月为31天，三个月为30天，一个月为29天的安排而言，并非单指月30、31、和29天而言。
    先生讲的“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一月31天之记录至少也有4例”；尽管如此，就“商殷历治”而言，也仍然只是个别历例，而不会由此得出商殷之际有按“中气”月策，得出“历月31天”安排的历法规则。
    供先生参考。

七秩龄童

     七、殷王伐吴卜辞契刻  
       郭沫若先生《卜辞通纂考释》第596号至602号，其中除第599、600、601三枚卜辞重复或“一事数贞”为“备份品”外，同为殷某王廿年五月癸己日率师由驻地反出发，至七月癸未抵达“上虞（？）”，后至次岁二月驻“上虞（？）”期间，由随军巫师所记的师次和驻军期间的“贞卜”之辞。郭氏说“王之返殷不知在何时，然其在上虞（？）亘半年以上矣。可知此伐上虞实为殷代之一大事，而旧史缺佚”。据郭氏考释，此“某王”为殷帝乙，甲骨文“?”即虞，此次师行，即“伐吴也”。关于帝乙在位年限，据1936年版《辞海》附采自“权威”认定的《历史年表》亦载殷帝乙位为三十七年。郭沫若先生也己申明：“据《太平御览•八十三》引《帝王世纪》在位三十七年。《通鉴外纪》亦然。今本《（竹书）记年》九年者伪也。”
       1、王年之惑 《竹书*记年》为魏记年史书，其竹简于公元281年始从魏墓出土面世者，于王年自然未受刘歆《三统历•世经》影响，比较密近于历史真实。可惜今见之《竹书》，己不是原装始貌。就本题殷涉及的殷帝乙与帝辛而言，《竹书》记王乙在位九年、帝辛五十二年，就为以《竹书》为准的作者所采信。如《贵州文史丛刊》2000年第二期发表的吴薇薇、吴晋生两先生所撰《〈卜辞通纂考释〉第596—602片小辞年月日考》，两先生以不合《竹书》王年，否定郭沫若所考的“某王”为殷帝乙；又“辨认”原契刻“Ū”，表示为“廿一”，而契刻“U”才是表示“廿”，更郭氏所识读为“廿”年为“廿一”年事。据此两吴君用张培瑜先生《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不恰当地将闰月由“岁终”移到“没有中气”的五月之后作闰后，就很轻巧就纳入为公元前1082年。然该文发表只过了9个月，2000年9月15日，《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了国家项目验收。同年11月9日，《夏商周年表》正式公布。根据《夏商周年表》，殷帝乙在位廿六年，帝辛在位三十年。据此，则郭沫若先生所称贞卜辞系“殷王乙”又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年代范围之内，而将两吴君的《第596—602片小辞年月日考》所考订的年代给否定了；而两吴君识读的为“廿一年”结论如何，则要看参照符合当时的天象历日与否而判定。
       2、帝乙伐吴卜辞契刻历日与公元前1081年恰合情况
       按《夏商周断代阶段性成果报告》关于商代后期年代的整合，殷王帝乙在位王年和大致年份为：王年廿六年。在位年代为公元前1101～前1076年。以帝乙元年定为公元前1101年往下推，则帝乙廿一年为公元前1081年。前文己述考察中国古代历史岁月，需有“中国式的天象历数”作参照，而不能用现代历术所制之“今历”衡于古历是显然的。为此引拙撰《殷商西周经朔历谱》其公元前1081年以夏历十一月为殷季正月的历表于下：
      前1081年 殷帝乙二十一年 1月1日辛丑，正月初六日。名义冬至丁酉，正月初二日
      正02.567二32.126三01.625四31.184五60.683六30.242七59.741
      八29.300九58.799十28.358冬57.857腊27.413正56.912二26.471
      三56.030（冬：代替十一月；腊：代替十二月）
     卜辞与前1081年/前1080年经朔历谱对照情况：
      五月癸巳卜在反，王远于（征）“上虞”。（五月无癸巳，六月一日癸巳）
      六月癸卯卜在[上下：庚林]，王远于（征）“上虞”。（六月十一癸卯）
      六月癸丑卜在[上下：宀月止]，王远于（征）“上虞”。（六月廿一癸丑）
      六月癸亥卜在向，王远于（征）“上虞”。（六月无癸亥，七月初二癸亥）
      七月癸酉卜在“上虞”。（七月十二癸酉）
      七月癸未卜在“上虞”。（七月廿二癸未）
      七月癸巳卜在“上虞”。（七月无癸巳，八月初二癸巳）
      九月癸未卜在“上虞”。王“Ū”祀。（九月廿三日癸未）

九月癸巳卜在“上虞”。（九月无癸巳，十月初三癸巳）

十月癸卯卜在“上虞”。（十月十三癸卯）

一月癸巳卜在“上虞”。（一月无癸巳，二月初五癸巳）

二月癸卯卜在“上虞”。（二月十五癸卯）

二月癸丑卜在“上虞”。（二月廿五癸丑）

二月癸亥卜在“上虞”。（三月初五癸亥）

      贞卜契刻了连续十个月出现12个带“癸”字的干支日记日。按郭沫若先生说的“此伐上虞实为殷代之一大事，而旧史缺佚”的历史大事。今纳入《夏商周断代阶段性成果报告》商帝乙廿一年所在年份，要么说：不完全恰合，有四个癸字：包括一癸亥、三癸巳不在当月。要么说呢，正好符合殷商之世朔月划分不甚清晰的情形，有“整旧如旧”的样子；如果《夏商周断代阶段性成果报告》关于商代后期年代的整合是肯定合适的情况下而言。
      3、论卜刻日期的多归位可能： 以上将帝乙伐吴卜辞契刻历日归位于公元前1082年的恰合，是以《夏商周断代阶段性成果报告》关于商代后期年代的整合是合适的情况之下而言的。否则，如果帝乙二十一年不在公元前1082年，就要从新考虑帝乙伐吴卜辞契刻历日的另一归位的日期了，因为每一契片的日期都有多种归位的可能，也充许作多种归位的试探；正如同前文所吴薇薇、吴晋生两先生所撰《〈卜辞通纂考释〉第596—602片小辞年月日考》，将帝乙伐吴卜辞契刻历日改为帝辛廿一年而轻巧归位于公元前1082年就是例子。切记以下的告诫：任何人都不宜将一次的“恰合”就轻易宣布为“唯一对应”，除非将己出土文物的所有日期能一次性归位就绪，而对少量不能归位的情形能给以合乎情理的解释，还得包括留给尚未出土文物以充份解释的余地。作为例子，比如将上述帝乙廿一年安排为公元前1072年，而以夏历的七月为正月（建申）论，《卜辞通纂考释》第596—602片小辞月日归入经朔的情形如下：
     前1072年  殷帝乙廿一年 1月1日己丑，五月十七日。名义冬至甲申，五月十二日。
     0.910（廿一癸巳）六40.469(初一癸卯，十一癸丑，廿一癸亥)七10.028（初一癸酉，十一癸未，廿一癸巳）八39.527九09.086（十二癸未，廿二癸巳）十38.585（初三癸巳）十一08.144十二37.643正07.202（廿四癸巳）二36.701（初五癸卯，十五日癸丑，廿一日己未，廿五日癸亥）三06.260四35.759五05.315六34.814七04.373八33.872。

七秩龄童

  八、论“商人之月为太阴月”：
    董作宾（1895~1963）先生1945年在四川石印出版的《殷历谱》认为：“商人之月为太阴月，有大小月之制（小月29日，大月30日），过14或16月后连置两大月；因为当时采用阴阳合历之年，故有置闰月之法”。
    1951年董作宾（1895~1963）先生大弟*子严一萍（1912-1987）先生用1936殷墟第十三次发掘所得的五块残片拼合成的一版龟腹甲,共六条宾组卜旬辞，有八月乙酉日发生月食的记录。在有月食记录的七版甲骨刻辞中， 这是唯一有不同月份卜旬辞的的一版。 可以将其中所记的干支和月名，连同未刻的干支和月名补齐复原如表一（括号内干支和月名是拟补的）： （《甲骨文合集》11485＝1289＋1749，括号内干支和月名是拟补的。）   
    癸亥卜，争贞：旬亡（祸）。一月[（]。
    癸未卜，争贞：旬亡（祸）。二月[（]。
   （癸）卯(卜)：旬亡（祸）。二月。
   （癸） 卯 （卜），（争）贞：（旬）亡（祸）。五月[）]。
   （癸）未卜：旬（亡）（祸）。                        
   （癸）未卜，争贞：旬亡（祸）。三日乙酉夕月[）]有食，闻。八月[）]。
    由上述卜辞，二月有癸卯，五月也有癸卯，中间空出59天设为三、四月，也就是癸卯设为二月的最好后一天，如是第二条中的“癸卯”日，也就自然排为五月初一日。再者八月十五日乙酉月食，八月初一必为辛未；从五月朔日癸卯到八月初一日空出88天。观此，董作宾先生敏锐地察觉到，由《乙酉月食卜辞》
    “当年一月到八月的历谱只能复原如下”：
     一月乙巳朔，癸亥十九日，廿九日癸酉；（29天）
     二月甲戌朔，癸未初十日，三十日癸卯；（30天）
     三月甲辰朔，廿九日壬申；（29天）
     四月癸酉朔，三十日壬寅；（30天）
     五月癸卯朔，初一日癸卯，廿九日辛未；（29天）
     六月朔壬申，三十日辛丑；（30天）
     七月朔壬寅，廿九日庚午；（29天）
     八月朔辛未，十三日癸未，十五日乙酉。
     据常玉芝先生在‘殷商历法研究》第302页的统计，武丁时期的宾组卜辞共出现“十三月”121次。不难理解，年终置闰在当时真的还相当盛行。
     从殷墟出土的早期卜辞中，就不断出现了“今一月”至“今十三月”命辞，也补充了董先生的上述命题。
     今一月（《合集》12487）：
     癸巳卜，争贞：今一月雨。王占日：丙雨。癸巳卜，争贞：今一月不其雨。
     今二月(《合集》14129)：
     壬申卜 , 贞 : 帝令雨 。 贞 : 及今二月雷 。
     今三月(《合集》14136)：
     贞，今三月帝令多雨。
     今四月(《合集》14138)：　
     戊子卜，南殳贞：“帝及四月令雨？”贞：“帝弗其及今四月令雨？”王占曰：“丁雨，不隹辛。”旬丁酉，允雨。
     今五月(《合集》21635)：
     乙巳卜,[彳水]贞；今五月我屮史  。
     今六月(《合集》39817)：
     甲戌卜，殻，貞：今六月王入于商。五
     今七月(《合集》21695)：
     辛亥卜贞:丁餗今七月。
     今八月(《合集》20350)：
     今八月亡（无）事。(2于九月又（有）事
     今九月(《合集》12617)：
     庚戌卜：弗其及今九月雨。
     今十月(《合集》7137)：
     壬戌卜,壳贞:今十月其来屮女壴 。
     今十一月(《合集》24137)：
     丙寅卜，争，贞今十一月帝令雨。
     今十二月(《合集》6086441)：
     乙亥贞：王隹今十二月敦步？
     今十三月(《合集)14127正)：
     贞，帝其及今十三月令雷。
     七秩龄童按语：甲骨学家董作宾先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殷代历法的论著，对殷代历法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在殷历排谱方面，据李济先生介绍：“他开始研究甲骨文，就抓住了断代的问题；民*国二十年（1931），他开始做甲骨文的断代研究，直到卅四年（1945）《殷历谱》出版，这一连连的贡献都是他能把握住考古学的基本概念——标订时代的工作——所产生出来的。也就因为他有这一基本观念，所以他对考古学的贡献能够如此地辉煌。”（《南阳董作宾先生与近代考古学》，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1998年，266页。）
     就董先生《殷历谱》关于“商人之月为太阴月，有大小月之制（小月29日，大月30日），过14或16月后连置两大月”而言，单凭肉眼观天经验加上一定的“心机”，按每两个历月59天（有余），每过16个历月可出现一个连大月的经验即可归纳得出来。但单就“八月乙酉日月食干支排定”历例而言，董先生却是先有了“大小月相间”之制的判定，然后就着五块甲骨残片出现的一、二、五、八月干支记日，作出月30天、29天大小月相间的历月安排，再依此论据作出“商人之月为太阴月，有大小月”相间安排的结论的。从逻辑学上来说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正如哲学家说的：“如果论据的真实性反过来以论题的真实性为依据，那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论证”呢！

七秩龄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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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秩龄童

    九、关于殷季历制有无“一甲十癸”之“争”
       董作宾先生关于殷代“平年十二月，闰年十三月，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的观点，最早见于《安阳发掘报告》1931年第三期：《卜辞中所见之殷历》。对董先生的文章，持相同观点者还有吴其昌（1904~1944），见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2年第四本第三分：《丛执甲骨金文所含殷历推证》。在同时进行甲骨发掘与研究者同仁中，同时也有两方面的意见值得注意。第一方面意见是：历见相同，只是“亦未能全同” （胡厚宣先生语）。第二方面意见：为历见不同者。他们认为：“殷历年十二月，每月三十天，月无大小，亦无闰月，特殊情形下某月可附加十天或二十天；故干支每旬记日日次比较固定，即逢一为甲，逢十为癸。”此被人们名之为商末历日“一甲十癸”制。”
      此论首见于刘朝阳先生（1901－1975）《燕京学报》1931年12月第十期的：《殷历质疑》，又见于孙海波先生（1910~1972）《燕京学报》1935年6月第十七期的：《卜辞历法小记》。
      另一位莫非斯先生，于1936年12月《燕京学报》第二十期的文章：《西周历朔新谱及其他》。文章写道：“我曾从铜器上的干支中，考出西周历法的真*相实为”： 有大小之月，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有闰，置闰可有一旬、两旬、三旬，不必限定一月； 有一年再闰之举； 有连大月，也有连小月。
      对此，自50年代始，一直参加以郭沫若为主编的《甲骨文合集》的编纂工作，并出任任总编辑的胡厚宣先生（1911—1995）曾于1941年于石印版《责善半月刊》（第十九期）刊文《一甲十癸辨》举多例以攻其非，以“阁清殷商历法误说”。胡先生对莫先生则称其为：想“调和两派”，“又不啻张冠李戴、人首蛇身，而自踏于矛盾互誉之境，亦可以不论也。”
      到了1953年，刘朝阳先生于中国《天文学报》（1955，第一期）刊文《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史研究的矛盾形势和今后出路》，再次重申殷周两季最有可能的历法是“《周礼•夏官》以一年为12月，月3旬，旬10日，故亦得一年360日”的历法。刘先生提出殷周两代历法理念的基本点是：1、殷代甲骨卜辞“的每月第一日必为甲日，最后一日必为癸日，每月常为整30日”。 2、“根据《论语》关于告朔饩羊的记录，可以推测，孔子时代必已经过历法的改*革，新历法有朔，故以为是一种阴历，即一方面合于日行，另一方面又合于月行的阴阳历。故孔子时代恐怕就是进入后世所谓‘夏历’的阴历时代。告朔的礼节所以显得重要，就含有提倡鼓励一般人改用这种新历法的意义。”3、《春秋》历法是孔子为“托古改制”而“用自己的意思和眼光来加以笔削”作出的。4、“闰法是一种阴阳历的生命，不用闰法就等于不用这种历法，也就等于废弃这种历法了。说是闰法的阴历，而实际上却又任意加闰，任意减闰，忽而多闰，忽而少闰，像董作宾的四分殷历那样荒唐无稽的事情是从来不可能出现的。故《左传》是无心地造成了混乱矛盾的历法局面，而董作宾则是有意造成殷历的混乱矛盾局面”。刘先生和董先生对着干的声腔跃然于纸上。
      天津市有位王襄(1876～1965)先生，资格很老，但早年在学人中却不大有身份。王先生玩了一辈子甲骨，于1920年就出了考古专著《簠室殷契类纂》，并于1925年经天津博物院印行《簠室殷契征文》，藏卜骨960多片。是书出版后,人多以契文与他书多不类,主要是因为印述不精，因疑为赝品。时郭沫若先生正好居住在日本修撰《卜辞通纂》，1933年1月《卜辞通纂》己交付印制后，得读董作宾刚出版《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新作时才发现，原先对王襄的看法有偏见，遂重新检读，并发现王襄《簠室殷契征文》中的很多契片“均王氏书中逸品，亦均余说之佳证也”，遂将王襄《簠室殷契征文》书中若干资料，作为郭氏《卜辞通纂》书中新的补充和补证，并专为此事，于2月8日夜新加《后记》一文。郭先生于《后记》中说：“王氏此书，余曩于东洋文库曾假阅再四，观其文字多用毛笔痕迹，遂断为伪品。余于纂述此书（指《卜辞通纂》）亦摒诸视顾之外。比读董氏文注云‘（王襄）《征文》为翻刻本，不伪’，似即征对余之旧评而言，乃急由文求堂索得一部，重加检阅，遂终不能不承认余言之为诬”，并“当自承其过”。此为董、郭两伯乐相王襄先生的逸事。
      且说王襄先生阅到刘朝阳先生于中国《天文学报》（1955，第一期）刊文《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史研究的矛盾形势和今后出路》后，急持他书中所积的甲骨文字与刘先生辩理。王先生所持《征文•杂类》第36片的契文如下：
      癸丑□兄□□旬□
　　癸巳卜兄旬亡祸十二月
　　癸巳卜兄旬亡祸
　　癸卯卜兄旬亡祸
　　癸丑卜兄旬亡祸
　　癸亥卜兄旬亡祸十二月
　　癸卯卜兄旬亡祸
　　癸巳卜兄旬亡祸十三月
      王襄先生说：卜辞中的十三月是闰月，是年终置闰的佐证。刘朝阳先生说：上述卜辞中，从12月癸巳至十二月癸亥己经有31天，以下从甲子日经癸卯日再回到癸巳日共90天，必定在“十三月”之前还有个闰十二月，因此“正是年中置闰的有力证据。王先生正要的是刘先生承认“十二月癸巳为朔日，且一个月有31天的历纪，于是得出与胡厚宣先生于1941年于石印版《一甲十癸辨》所言结果一致：刘先生的“一甲十癸”说“不攻自破”。
      2002年汤锡文先生在网上发文《晋侯苏钟铭文再认识，兼小论商周历法》提到上文所引材料：既然“一甲十癸”不能说明朔日癸巳的问题，年中置闰也不能说明闰月的月序编排，而又出现了十四、（或者还有十五月的情形），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殷商某些时期实行了一种误差极大的阴阳历，或者说出现了《史记•历书》所载：“闰馀乖次，历数失序”的情形。两次失闰便出现了十四月，三次失闰便出现了十五月，应该安排连大月的，商人就直接排入了某一个月中，而不计较这个月是大月还是小月。所以，商人的历法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精确，但是，这与当时的生产力和观测水平却是相符的。频繁的失闰，必然造成建制的游移，（周历）建子之说完全是春秋后期的产物。七秩龄童觉得，汤先生对商周时期授时历纪水平的估计，值得重视。

乾坤客

七秩先生提出的这个观点“应该安排连大月的，商人就直接排入了某一个月中，而不计较这个月是大月还是小月”，是个新观点。对小生的启发问题是：为什么有的大月可以连排，有的大月连排，要化成31天？一个月有29、30或31天，如果没有固定规则，好像商王也要有告朔或告月首的礼法了。

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很可能是商代历法的突破口。

雪涵

现在我们反推古历历谱时，常常是以现在知道的一些天文数据进行。其实古时候的数据未必那么准确，因此没隔若干年就会修正历谱，可史书没有记载这些修正情况，因此我们反推的历谱是不会那么容易和古代当时实际使用的历谱相同的，最多接近而已。因此在考察史书上的历史事件就有可能出现差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