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易》的占筮

天山石

关于《易》的占筮

  我们的本义，只解经*文，只谈《易》理，不涉及占筮，无奈《易》是以筮书的面貌出世的，我们无法避开，不得不讲述自己的观点。
  一，占筮，是民族文化的一部份：文化，是人类生存实践和劳动实践积累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人的智慧的结晶。广义的讲，它涵盖了整个民族的历史，存在于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乐律及人们日常生活所有领域中，当然也包括自然现象，地理环境诸特点，在人们意识形态中的反映。除了音乐，舞蹈，文学，美术以外，人们的衣食住行无不蕴含着文化的因素，故整个民族的群体意识是通过文化而显现出来，占筮、祭祀是群体意识的一种表现。
溯其源，占筮应源于“天人合一”的思想。《系辞》的开篇就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也”，其意是说：我们的民族是信奉天的民族，认为天上神仙高贵，地上凡间低贱，这种思想模式早已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在天地间已久于陈列定位。因此，人们欲通过占筮，达到“天人”相通，以脱离低贱而从贵。《系辞上》第十一章对古人这种观点作了描述：“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 这段话有两层内容：前一部份是对天、地、人，一切事物在理论上的定位。八卦所表示的物种为万物之本，因为天地人都源于太极，都是阴阳体组成，所以天人是合一的。后一部份是“明乎天之道，而察民之故”，讲述的是占筮的意义。以天地变化、日月昭辉、探赜索隐、崇高至贵、利器尽用对占筮作了注脚。
占筮，为何用蓍草龟板，也是学者自古探讨的问题之一。汉代思想家王充《论衡. 卜筮篇》这样记载孔子的一段话：“子路问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藿苇葶芼，可以得数，何必以蓍龟？’孔子曰：‘不然，盖取其名也。夫蓍之为言耆也，龟之为言旧也。明狐疑之事，当问耆旧也。’” 此乃谓用蓍龟之故。蓍，《说文解字》：“蓍，蒿属，生十岁百茎。《易》以为数，天子蓍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这里说了蓍草的特点：多年生草本，茎类植物，多而广，容易取之意。同时也说了《易》占，只是为数。地位不同，应用的规格也不同，并不含“灵兆”之意。“龟，旧也”是说其老，自古把它与“寿”联系在一起。生命长岁数大就意味着阅历深，经验足，对事物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多而易取，因资历深，认识事物深刻，应是古人用蓍龟“明狐疑之事”的本义。再者，从“说文”中，“蓍草”只是“为数”，应认为是在没有文字或文字不全的远古时期，先民用来记事的数。在渔猎的生产劳动中，先民出于本能地记录投入和产出。即当天参加狩猎的人数，随手取蓍草放在一旁作记号，归来时，与蓍草对照一下，检查是否有损失。在计算产出时，即所取的猎物可用一根蓍草，也可在土、石壁上画上“—”作为一只猎物的符号。为了区别猎物的大小，凶猛或温顺，或雌或雄，是另一个符号“--”产生的原因。“吉凶”，是谓投入的损益和产出的多寡。后者伏羲借用“--”和“—”名以阴阳，代表事物的成份，并绘制八卦，把宇宙间的物种归为八大类，也应是蓍草与占筮结下的不解之缘。
先民本能的生产记录，形成了质朴的统计学，对生产进行了总结。“吉凶”，就是经验的总结。投入的损失和产出的多寡，是“吉”与“凶”的理念。遵循“吉”的经验，摈弃“凶”的结果，也就形成了决策管理的雉形。占筮，原于生活，用于生活，是先民的一种决策方式。
我们是信奉“天”的民族，信奉“十方万灵真宰”。行为的决策，是否顺天意，是“吉凶”成败的关键所在。如何进行占筮，进行决策。《系辞.下》最后一章内说出了其中关系：“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天地设位”是说“万能的主”把世上的一切都安排好了，包括风雨雷电，地震星殒等。这些被定位的东西是永久的，并没含有“吉凶”的性质，如果不防范它，甚至违背它就“凶”。“圣人成能”，是指只有圣贤者才懂得它，了解它，防范并不违背它。“人谋鬼谋”，谋者，决策也。遵循“天地设位”的规律，才能“人谋”，决策成功，否则“鬼谋”，决策失败。“百姓与能”，是说百姓仿效圣人之法进行决策，并普及了占筮。
从原始的本能的生产记录，到对生产、生活理性的总结；从总结的结果，到行为的选择；从风风雨雨的自然现象，到主宰万物的“天”，是人们在岁月长河里由“象”到“质”的认识过程。占筮是人们欲通过“象”，认识“质”的方法之一。由于“天高莫测”，无法及之，于是就披上神秘的外衣。科学再进步，我们都无权认为其荒诞，因为它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我们民族群体意识的一种表现。
  二，占筮，反映了人性之本：真、善、美，“人之初，性本善。” 应是人的本性。我们曾说《易》是综述人性，即人生哲理的专著，是因为真、善、美，涵盖了整个《易》理。说它是哲理之书，是因为它阐述了真善美之道；说它是筮书，是因为它讲了真善美之用。占筮，是追求真善美的手段之一。人之生活，没有不追求幸福的，人之社会，没有不追求完美的，人之事业，没有不追求成功的，人之交往，没有不追求诚信的。真，谓人的是非准则，善，谓人的道德规范，美，是人的幸福观。《文言传.乾》，把“元，亨，利，贞”译为“真、善、美”：“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虽然“君子体仁”，但由于天赋于人的个性不同，也就决定了人在社会上的差别。人们欲通过占筮寻求弥补差别之道，达到至善至美，是永久的课题，是占筮生命力之强的关键因素。
  三，《易》理蕴含着占筮：通常谈到占卜，会联想到预测未来，也会想到孔子的神机妙算，刘伯温的“烧饼歌”，和十六世界中叶法国大预言家诺查丹玛斯，这是把占筮庸俗化了。关于孔明，准确地讲，其一生是失败的一生，六伐败北，蜀汉帝业暂短，究其原因，是逆天意，违背历史前进之道，虽然他“贞固足以干事”，也仅为“人亡政息”。谓其“神机妙算”，是原其知识的积累，特别是天文地理的知识，能根据具体情况，不同的人或事，及内部因素，外部条件，采取较为正确的对策，因此在对待一城一地的争夺上取胜的概率较大，处理具体事务上较得体，也可称其是战略上的失败者，战术上的成功者。关于刘伯温，顺应社会发展之进程，采用《易》变之理，去匡助明王朝立业。战术上也偶有失策，战略上基本是成功的。至于“烧饼歌”，就是走街串巷的打油诗，卖烧饼哪有不走街串巷的。明王朝已过我们三百六十多年，其历史是否应验了“烧饼歌”呢，难以说清楚。具书所说，大预言家诺查丹玛斯，常常是通过入梦或“化入”而洞察到未来一切的，果真如此，称谓“天人合一”的灵感。我们认为：诺查丹玛斯诗词怪诞，并语词多义性，而造成对后世的或多或少的事件的应验。我们所讲《易》的占卜性，是否如此呢，我们可作“不”的回答。其一，卦爻辞虽然深奥难懂，但它每爻每字都在民族语言涵义之内，区别在于当时的语言特色和该文体特色，附以连词，增添主语便可看出是逻辑性很强哲理论文（见“卦爻辞的语言特色”）。不仅在民族文字的字义内而能通解，而且六十四卦之间，每卦辞与爻辞之间，各爻辞之间，结构严谨，整体性很强。其二，《易》的占卜性，是指对社会发展的定格，讲述如何遵从“天道”才“吉”，否则就“凶”。因此它告诫世人，遵从“天道”和不遵从“天道”的成功与失败。
《易》之成书已三千多年，它所定格的社会发展轨迹，人生运行规则，至今还在遵循着。大到征伐，立国；小到家庭，个人言行，不仅过去如此，将来也不会越其格。如《噬嗑》列举的四种狱讼方式；《小畜》的以家庭农耕的生产模式；《大畜》的大产业及社会分工；《晋》的发展论和《讼》的“矛盾论”等，我们无不在遵循着。但我们反对以《易》“溺于象占”，同意孔子“《易》所以占吉凶，无恒之人，《易》所不占”（何晏引郑玄解《子路》），这与“善为《易》者不占”（《荀子. 大略》），“《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张载《横渠易说》）是一致的。我们生活在社会上，遵循《易》之道，以其道谋事，以其道修身进德，无须占筮，也会“何天之衢”“无不利”。

天山石

从原始的本能的生产记录，到对生产、生活理性的总结；从总结的结果，到行为的选择；从风风雨雨的自然现象，到主宰万物的“天”，是人们在岁月长河里由“象”到“质”的认识过程。占筮是人们欲通过“象”，认识“质”的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