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古希腊与罗马文明均曾中断 唯中华传承不断

浪花

本文节选自李学勤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的演讲 来源：人民网 作者：李学勤 原标题为：考古发现与中国多线文明
第二个问题，即考古的重要发现，特别是近年来最新的考古发现，怎么样在观点方面改变我们的古代研究。
我们对古代研究的总的看法，会通过考古学得到改变。比如殷墟的发掘在观点上改变了国内、甚至世界对中国古代的认识。大家熟悉，殷墟的发现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光绪25年（1899），北京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和鉴定了甲骨文。由他发现和鉴定甲骨是必然的，因为当时只有他能够做这个工作。晚清时有很多金石学家，可这批人在甲骨发现之时大多已逝世，当时那一辈里面唯一能够工作的就是国子监祭酒王懿荣。甲骨文的发现载入了考古学的历史。古埃及学的建立也是因为一个发现，就是罗塞塔石，这是法国拿破仑进攻埃及时在埃及北部挖掘出来的，这一发现使解读古埃及文字得以成功。罗塞塔石的发现在1799年，100年后，甲骨文被鉴定。甲骨文的发现和解读，直到殷墟的发现，使商代的历史存在成为不可怀疑的，这是极其了不起的事情。这就使关于中国古史的观点发生了改变。
改*革开*放后开始出现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地区的国家，中国文明的发展是多线的，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是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而儒家传统的观点是“内华夏而外夷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看法是单线的，这样的观点在中国长时期占统治地位，可是从考古发现来看，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现在考古发现，不管从人类在中国的活动来说还是从中国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来说，都是多线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地区的国家，这一点也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过去很多人以为中国历史是单线发展，中心在中原地区，所以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考察，夏县传说和夏朝有关，后来首先发掘殷墟，所以追寻的首先是古代王朝，而且从都城下手，进行发掘，最终取得成功。殷墟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已经具有相当发达文明的社会，但殷墟只是商代后期，那么前期呢？从1950年到1952年，在河南郑州等地发现和确定了早于殷墟时期的商代遗存，这是当时的重大发现，后来确定郑州商城遗址和殷墟差不多大。后来又证明还有早于郑州商城的遗址，1958年以后，发掘偃师二里头遗址，在洛阳北面，从时代和地理位置来看，很可能是夏代都城。到后来，二里头旁边，又找到偃师商城遗址。还可以向前推，到70年代时，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发现城址，是龙山晚期的，但那时大家不敢论断，因为它太小，每边只有100米，不像传说中禹的都城。最近，在王城岗发现外面还有一个大城。近些年发掘了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是龙山时代在中原最大的城址。这个遗址的时代是公元前2600到2200年，它里面有宫殿基址，出土了铜器、玉器，而且发现了文字，很少，但是明确。从地理位置看，它和传说中尧都平阳非常接近。最近，还发现了可能是天文台的遗存。这是个扇面形的建筑，它有一个中心点，前面有一个有缝的墙，每个缝可以看到外面的地平线和山尖，在冬至、大寒等节气都可以正好看到太阳出山，因此有人认为这很可能是“观象授时”的遗址。
大家可能已经听出，我说的发现是按照王朝发展的轨迹向上推溯，接近5000年的文明史了。我们发现，许许多多的地区都有古代文明的遗迹。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历史的普遍和广阔；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考古工作的扩展。过去，我们只能选择中原的主要遗存工作。现在各地都有考古队伍，这带给我们的是对古代认识的根本不同。中国自古以来确实是多民族、多地区、多线发展的。
近年，有学者提出，中国也有两河流域，我们的两河即黄河和长江。可是这两河还不能覆盖整个广阔的中国文明地区。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是从商代后期入手的，当时的重要遗物，如青铜器的出土地点，反映了商文化的影响范围。最北的商代青铜器是在内蒙古的克什克腾旗，往东可以到山东的海阳，往西可以到达陕甘，往南到达广西。在湖北湖南出土了大量商代青铜器。1973年，我参加了郭沫若先生领导的一个工作。住在复旦大学，我走到了人民广场，忽然看到一张招贴，是上海博物馆的，有一个青铜器的照片，是豕形的卣，我没见过这样的青铜器，然后到上海博物馆，才知道那件青铜器是从广西选来的。不久之后，在武鸣又出土了青铜器，继而在兴安也有出土发现。商文化所及之地还不止如此。
中国的文明面积大，传流历程特别长。古埃及、古希腊罗马文明都中断了，只有中国文明一直传承不断。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的文明还是存在，这是一个很大的谜，恐怕和“李约瑟难题”一样需要回答。为什么中国文化传承久远，影响广大？事实上，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一个文化有共同点的“场”，夏商周时期王朝就是很大的，而且是统一的王朝。

古越中兴

考古学是通过田野发掘和调查古人类的遗迹、遗物和文献等来研究古代社会的一门人文学科，我国当代考古对研究古代社会的人文结构，补充文史资料之不足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考古的点式效应，当前迫切需要面的归类及文史资料之互参和互证。

雪狼

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可能和当初的“灭国不绝祀”的传统有关。据说这是武王伐纣之后，对待殷商遗民时确立的传统。这样的行为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屠*杀和复仇，使文明的力量不会在内耗中消亡。相反，古希腊和古罗马、古波斯都有非常明确的屠城记载。
另一方面，儒家确立的传统是“夷夏之辨取决于文化而不是位置”。当初孔子慨叹“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这并没有对四夷的鄙视之心，而他曾去请教的郯子按照传统划分应该属于东夷之人。
孟子曾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可见，中国最早的传统并非是按照地域来进行夷夏之辨的，而是看“其志、其行”是否符节。
正是这种开*放性，让中华文明长盛不衰，不但在和平时期通过贸易和人员交流来同化外人，而且即使被侵略，也仍然能够同化入侵者。这大概就是文化的开*放、包容和自信对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吧。

（汗……自己发现个错别字，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