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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9 17:3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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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文“
清嘉慶七年(1802年),鮑廷博編撰《知不足齋叢書》,他在第二十一集《孝經鄭注序》中言及《群書治要》,並曰:“此書久佚,僅見日本天明刻本”,由此則知日本尾張藩主家所刻此本已經在中國國內流傳,時距尾張藩主家托近藤重藏將“天明印本”轉送中國商人只有六年的時間。稍後,阮元編輯《宛委別藏》,即將《群書治要》編入其中。其題曰:“《群書治要》五十卷,原缺卷四、卷十三、卷二十。唐魏徵等撰,日本天明刊本。”至此,日本尾張藩主家刊本已經為阮元所得了。後來,《連筠?叢書》、《粵雅堂叢書(三編)》等皆從《宛委別藏》中輯入了《群書治要》,此為清人的校刊典籍,起了不小的作用。這是“金澤文庫本”的一段趣事。
有據可證,當年德川幕府從金澤文庫中取走了宋元刊本二十四種。日本明治時代“廢藩”之後,楓山官庫的珍本大部分入了宮內省圖書寮(即今宮內廳書陵部)。原金澤文庫所藏的宋刊本,如《尚書正義》、《春秋經傳集解》、《論語注疏》、《集韻》、《太平寰宇記》、《諸病源候論》、《外台秘要方》、《楊氏家藏方》、《太平聖惠方》、《新編類要圖注本草》、《初學記》、《太平御覽》、《王文公文集》、《景文宋公集》、《東坡集》、《崔舍人玉堂類稿附西垣類稿》、《畫一元龜》、《世說新語》等,皆已悉為“禦物”。其餘的典籍在當時便歸於“太政官文庫”,後變名為“內閣文庫”(今“國家公文書館第一部”)。除德川幕府之外,江戶時代的各家藩主也收儲“金澤文庫本”。當時,德川光編撰《大日本史》,曾令其史官赴金澤取書,如《周易正義》、《施氏問對》等,後藏於彰考館;加賀藩主前田綱紀也移“金澤文庫本”於本藩,如《春秋左氏音義》、《孔子家語》、《列子》、《世說新語》等,後藏于前田育德會尊經閣文庫;尾張藩主家也有“金澤文庫本”,如《齊民要術》、《太平聖惠方》等,後藏于蓬左文庫。此外,如宋刊本《錦繡萬花穀》(殘本)五卷,移藏于萬松山龍潭寺(今靜岡縣境內),南宋初年刊本《禮記正義》(殘本)八卷,移藏於身延山久遠寺(今山梨縣境內),直到本世紀五十年代初,天理教創設之“天理圖書館”,以其雄厚的財力,還收集到流傳於世上的“金澤文庫本”,如宋刊本《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並《附錄》五卷。是書為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由歐陽修之子歐陽發編定,于宋甯宗慶元至嘉泰年間在吉州刊印。卷中鈐有“金澤文庫”第一號墨印,系從金澤文庫散出無疑。此本已在1952年被確認為“日本國寶”。
金澤文庫衰敗之後,到明治年間,伊藤博文曾加修葺。1930年日本大橋新太郎曾出資復興這一中世紀時代的文教設施,金澤文庫便作為圖書館而開始運行。1955年,日本政府最終確定了把“金澤文庫”建設成為中世紀歷史博物館的方針,一直貫徹至今。
目前,金澤文庫的漢籍善本的收藏,計有宋刊本如《南史》、《文苑英華》、《嘉定十一年具注曆》等典籍四十五種。此外尚有宋刊本《大藏經》一部,凡七百四十五種,共計三千四百九十卷。這部《大藏經》屬於東禪寺版和開元寺版的混編本,但全為宋刊本,亦至為名貴。
在四十五種漢籍珍本中,有《(大宋)嘉定十一年具注曆》(殘本)一葉,系宋嘉定十年(1217年)刊印。國內外現存的漢籍文獻中,關於宋代曆本,只有《大宋寶?四年丙辰歲會天滿年具注曆》的寫本流行於世,未曾聽說有宋刊本傳世的,此本《(大宋)嘉定十一年具注曆》把每一天分為八個部分加以表述,第一格記日期、甲子和五行,如“(六月)二十一日辛酉木滿”;第二格記當日星相,如“房(星)”;第三格記節氣、月弦、祓?和八卦,如“大暑六月中沐浴離九三”;第四格記當日自然征侯,如“腐草化為螢”;第五格記當日可行事與當日不可行事,如“吉日歲對……兵吉……宜臨政舉官”等;第六格記漏刻及太陽運行,如(二十二日)“晝五十八刻夜四十二刻日出卯初初刻……”;第七格記當日人體征侯,如“人神在胸”,又“血忌人神在手指”,又“血支人神在股內”等;第八格記人體行事,如“日游在房內中”等。此書所透露出的如此豐富的文化訊息,對理解十三世紀初期漢民族對自然科學、社會人事與生命運動的認知能力與認知水準,具有重大的價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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