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游记中的近代中国

寒气冒山泽

董炳月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译丛自去年开始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近代”指清末民初，那正是日本的崛起和中国的没落导致传统的中日关系发生改变、两国人各自用新的眼光重新看对方的时期。那时，众多日本人到中国来旅游，并且撰写了大量游记作品。译丛主编在总序中指出∶“由于当时日本人的中国之行，总体上与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有关，因此这就决定了他们所写的游记大多不同于纯粹以访古探胜、欣赏大自然为目的而做的‘观光记’，而是以调查和探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风土、人情等为目的的‘勘察记’或‘踏勘记’。”日本人素有记录癖，带着使命来旅游，记录得就更详细了。

　　译丛主编张明杰先生，一位旅居东京的中国学者。他在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的搜集和研究方面花费了大量精力和财力，所以才能掌握三百种以上的原版游记作品，并促成这套译丛的出版。丛书的译者如秦刚、王成、吴卫峰等人，都曾是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高材生，现在活跃于日本研究和日语教学的第一线，故译文质量很高。

　　笔者手边现有游记中译本共七册，收录了日本人游记十三种。拿到这些书之后我很快读完的，是内藤湖南(1866-1934)的《燕山楚水》、夏目漱石(1867-1916)的《满韩漫游》与芥川龙之介(1892-1927)的《中国游记》。

   内藤湖南作为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燕山楚水》所收作品旁征博引，学术性很强。书中对世界局势与中日关系的思考，以及这种思考中包含的“东亚”意识，显然与近代日本的国策保持着内在关联。内藤到中国旅游是1899年秋冬之间，当时甲午战争结束不久，他还在新闻界谋生，因此是带着“记者式”的敏感去关注现实问题。在该书《学徒的暑假旅行》一文中，他认为日本学生“旅行的范围，一两年间就会不甘于狭窄的海岛，进而前往彼岸大陆，畅游长江上下游，饱览武昌、金陵的景色，从闽、粤、厦、澳进入香港、新加坡，目睹欧洲东侵的经营，也算得壮举。”又说∶“我希望他们再进入到内陆去，去探寻那些中国诗人自古以来咏怀抒情、而现在依然能尝到羁旅辛苦的地方，或踏访东三省、山东这些新近被欧洲强国侵占的地方，以备思考战略雄图。”他本人也是这样做的。基于自己的考察，他向日本当局提出了具体的国策性建议∶如何在中国搞航运，如何向中国派遣留学生或外交官，等等，涉及交通、教育、外交诸方面。他论及的针对中国的“保全论”与“分割论”这两种基本观念，与明治时代以来日本的国家政策密切相关。为了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内藤主张加强日本与中国西部的军事合作，曰∶“甘肃、新疆有了五千至一万的新式训练兵，那个虎视眈眈的国家就有了后顾之忧，难以竭尽全力经营远东。如果把远东问题的一部分转移到中亚，岂不是我国之幸吗？”深思熟虑，高瞻远瞩，内藤确实是一个政治家型的学者。

    与内藤相比，夏目漱石和芥川龙之介的文学家色彩则鲜明许多。在日本，漱石的头像曾长期印在一千日元的纸币上，那个位置被细菌学家野口英世(1876-1928)取代不过是三年前的事。纸币上的漱石显然过于严肃、过于深沉。读《满韩漫游》，则能更多地感受到漱石式的幽默感与真性情。在旅顺的日式餐馆里，胃疼并且疲倦的漱石躺在榻榻米上休息，居然枕着女招待的腿。感觉到周围太静、以为女招待睡着了，他还抬手去挠女招待的下颌。洗温泉，为了打破只准洗十分钟的规定、多洗一会儿，居然“想了各种招数，或者坐在石阶上，或者趴在水上，或者用手托腮，靠在温泉池边上，完成这些动作之后，就来到外边。”这样的漱石才是那个留着俏皮的八字须，拄着手杖，创作了《哥儿》、《我是猫》等精彩作品的漱石。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更具私人性。他到中国来旅游比内藤、漱石等人晚得多，是在1921年。从长相怪异的上海车夫和颠簸的马车，他发现在上海“若是没有慷慨赴死的决心和勇气的话，是轻易乘不了马车的”。他认为中国女性“最美的地方是耳朵”，并由此发现了日本女性耳朵的退化。从中国环境的恶劣，他发现“日本人一旦在中国久住，首先嗅觉就会变得迟钝”等等。日本有谚语曰“旅途之耻丢在旅途”，意思是在旅途上即使做了羞耻的事也无妨。旅游和醉酒一样，成为日本人逃避社会规范、表现真实自我的一种方式。漱石和芥川都在旅途上并且是异国的旅途，所以表现出了更多的真实。

　　必须正视这些走在中国土地上的日本游客与中国的关系。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一种矛盾——“中国想象”与“中国现实”的矛盾。对于这些日本人来说，中国想象是以通过他们理解的中国传统文化完成的。成为想象材料的主要是《三国》、《水浒》为代表的历史故事与古代诗歌。内藤“中国诗人自古以来咏怀抒情”的表达，已经表现出文化想象在其叙述中国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在漱石、芥川那里，文化在中国想象、中国之旅中发挥的功能更大。漱石这样讲述他在大连的榨油厂里看到中国苦力时的感想∶“当我注视着这个苦力赤裸的身体时，不由得联想起了‘汉楚军谈’。古时候，让韩信从胯下钻过去的好汉必定是这样一些人。”芥川几乎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认识现实中国的指南。看到西湖，他想起白居易的诗。看到湖边杀鸡、洗衣、垂钓的中国人，他“找到了小说般的感觉”，三个中国人在他眼中幻化成了石碣村的阮氏三雄。此类例子在《中国游记》中随处可见。

　　这就涉及到这些日本人对中国的蔑视或厌恶。此类恶感在芥川的《中国游记》中表现最突出。所谓“我不爱中国，想爱也爱不成”，“再没有比中国更为无聊的国家了”，“我越来越不喜欢中国了”。对此，有的译者在解说中已经有所批判。但在我看来，类似的恶感与其在国家或国民的层面上来理解，不如在文明的层面上理解。对于这些日本人来说，此类恶感起源于“中国想像”与“中国现实”的冲突。政治批判、文化批判、国民性(以冷漠为重要表征的残忍)批判之外，恶感更多的是指向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涉及最多的是不洁与喧闹。内藤湖南指“整个北京城感觉就像个大茅厕”，芥川对中国人随地大小便、到处擤鼻涕的行为深恶痛绝，漱石甚至称中国人为“肮脏的国民”。如果把日本文化精神概括为“净”与“静”，那么此类批判中实际包含着中日文化的根本冲突。芥川在宣称“我不爱中国，想爱也爱不成”之后说∶“在目睹了这种国民的堕落之后，如果还对中国抱有喜爱之情的话，那要么是一个颓废的感官主义者，要么便是一个浅薄的中国趣味的崇尚者。即便是中国人自己，只要还没有心智昏聩，一定会比我这样一个游客更加不堪忍受吧。”确实如此。鲁迅那一代知识分子，正是因为“不堪忍受”，才投身社会变革、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改造。尽管对现实中国多有批判之辞，但面对“文化中国”的时候，无论是漱石还是芥川，似乎都未曾失去钦敬之心。这大概也是芥川在胡适眼中“颇似中国人”的原因之一。

　　那些日本人写了那些中国游记之后，近百年过去了。现在的中国早已不是内藤、漱石、芥川们看到的中国。不过，游记中涉及的问题(比如公共卫生以及内藤谈及的廉政与中亚)并没有全部解决。现在我们重读这些游记，能够看到映现在异国人眼中的近代中国旧面影，能够看到那个时代日本人的中国观，还能够在对历史健忘症的克服中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




[ 本帖最后由 寒气冒山泽 于 2008-5-6 15:5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