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中华之本体 于 2012-2-10 20:20 编辑
按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每一文明都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倾向，“古希腊文明的倾向是美学的，古印度文明的倾向是宗教的，西方文明的倾向是机械技术的，中国文明的倾向是伦理道德的。”
这种“占统治地位的倾向”指的就是文化类型或模式，具体说就是“天地人”三才即宗教、经济、政*治三种制度化力量之间，由于势力消长而形成的各种不同权重的文化结构形态。此即梁漱溟所言：
所有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这三个路径样法：（一）向前面要求；（二）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三）转身向后去要求；这是三个不同的路向，非常重要，所有我们观察文化的说法都以此为根据。
据此，对前述文化总体结构所含五个子系统按不同权重分别组合，就可以推演出如下五种文化类型或模式：
1）原生型文化——三才未分的生物子系统；
2）混合型文化——三才分化的理论子系统；
3）宗教型文化——宗教子系统主导；
4）经济型文化——经济子系统主导；
5）政*治型文化——政*治子系统主导。
其一是原生型文化，包括人类史前文化和现仍散落于非洲、南北美洲、澳洲、北冰洋沿岸和南太平洋诸岛屿的土著文化，其特征可以在中国道家追忆的世外桃源意境中体味：
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为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乌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圭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为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
严格意义上说，这种鸿蒙初开的原型文化只是文化的雏形或准文化形态，或许还是没落文化的归宿。
其二是混合型文化，其中“天地人”三才处于混合共生的均衡状态，见诸文化转型期的理性主义的古希腊和中国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理论勃兴时期，如汤因比所说的“美学”倾向即是（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也——笔者）。所谓混合型文化，指的是一种“天地人”三才均衡共生、循环往复的文化混合形态，其理论根据是法国结构主义学派阿尔都塞提出的“多元决定”历史观。
上述两种文化与笔者另帖所述“天地人”文化结构图中的生物子系统和理论子系统分别对应，共同特征是都没有特定的本体取向。之所以如此，或是“天地人”尚未分化，或是“天地人”彼此势均力敌莫衷一是，故不属于定型文化模式范畴。
接下来就说到宗教、经济、政*治三种定型文化模式。
在一一分述之前，笔者拟做一些理论铺垫。人类有三大基本社会实践活动即经济（人与物质的关系），意识形态（人与精神的关系）和政*治（人与人的关系）建构活动，这是世界各文化形态共通的；然而基于不同的本体预设，人类不同文化作为社会总体的价值取向上各有不同：侧重经济的物本文化关注“人对于物的问题”；侧重宗教的神本文化关注“人对于自己本身的问题”；侧重政*治的人本文化关注“人对于人的问题”。
上述不同文化类型的成因，在于精神和物质之间互为悖论，因而在各种定型文化形态中，只有其中一项制度化力量，或宗教、或经济、或政*治，才能充分发展成为纯粹的、强势的、完备的本位形态，而其他两大制度化力量则处于受制约的、不发展的、分*裂的、零散的、多元的、隐晦的、自我否定的、混杂的、弱势的、不完备的非本位形态。形象地说，文化就象一辆三套马车，主导要素是辕马，它控制行进的方向，而另两要素则是拉帮套的马，我们称此为“一主两辅”的文化整合模式。
按照协同学 ，整合指一个包含若干子系统的系统，如果能实现协同效果（同步变化，行为一致）即有序，其中必有一个子系统把其他子系统征服，该子系统即为序参量，它使整个系统呈现有序的方式，此即为役使原理。文化整合其实也就是文化三要素之间以某一要素为序参量的相对固定的制度化关系，就是说，诸要素构成一个统一整体。不同文化由于以不同的子系统为序参量，即役使其它子系统以实现社会协同效果，而有着不同的制度化结构。
以古印度婆罗门教社会的壁壑森严的种姓制度为例，它与古希腊的“政体循环”现象恰成鲜明对照。第一种姓婆罗门为祭司贵族阶级，主要从事宗教活动；第二种姓刹帝利为武士阶级，主要从事政*治活动；第三种姓吠舍为工商阶级和农民，主要从事经济活动；第四种姓首陀罗为底层大众。各种姓之间界限世代相传，职业世袭，互不通婚，而不同种姓之间所生子女则被视为贱民或不可接触者，被排除于各种姓之外以示惩罚。按照达磨法，人通过修戒苦行，方可在来世升为较高种姓，否则亦可降为较低种姓。一般认为，种姓制只是古印度婆罗门教社会独有的历史陈迹，不具有普遍意义，其实不尽然。这种结构分明的社会种姓制度极富启示意义：不同文化模式都是上述构成要素的制度性组合，只是在其中各要素的权重各个不同而已。
例如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它的西方版：柏拉图主张“以德治国”,以哲学家为统治者改造社会和国家,甚至冒生命危险去实现其“理想国”。他认为理想的正义之邦起源于分工，公民分为治国者、武士和劳动者三个等级，分别代表智慧、勇敢和欲*望三种德行。治国者为德高望重的哲学王，依靠其哲学智慧和道德力量统治国家；武士们辅助治国，以其忠诚和勇敢保卫国家；劳动者则为国家提供物质生活资料；而处于社会最下层的奴隶显然相当于“首陀罗”种姓。由此可见，无论是种姓、等级还是阶级，都不过是三种制度化力量的不同称谓而已。
如是说来，以精神为本体取向而以宗教子系统为序参量的文化，就是我们说的“天文化”——宗教型文化，见诸古希伯来、古印度以及中世纪欧洲诸国。如西方中世纪神权基*督教社会，即是以天主教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恩格斯说，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以封建制政*治和庄园制经济为辅的社会。
以物质为本体取向而以经济子系统为序参量的文化，就是我们说的“地文化”——经济型文化，其范例当然非西方市场经济社会莫属，故见诸近代以来西方欧美各国家。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表述，就特别适用于此经济主导的西方现代社会。
以中介为本体取向而以政*治子系统为序参量的文化，就是我们说的“人文化”——政*治型文化，见诸古埃及法老王朝和中国帝制时期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即政*治主导的、儒教文化和国家统制经济为辅的社会。此即中国汉代大儒董仲舒之“王道通三”论：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春秋繁露》卷十一）
以上为三种定型文化，以各自的本体取向为其基本特征，乃是题中应有之义。需要澄清的是，经济之被人们误判为人类社会的基础，无非是与人的生物性存在的相关度稍高而已。作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曾批评经济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污染，即把“上层建筑”等要素看作是“经济基础”普遍决定论的被动结果。我们以为，由于马克思生活于资本社会，其研究的对象和结论也就有其针对性，故以经济为基础或本位情有可原。而经济欠发达社会的主导因素绝非经济使然，如列宁就不同意第二国际的唯生产力论并强调政*治因素的主导作用，不然十月革*命就不会爆发，要爆发也应在经济先进的英美而非经济落后的俄*国。
在这方面，汤因比的“唯文化决定论”则是另一个极端。他认为每一个文明也都由三个因素即政*治、经济、文化（指意识形态）构成，但后者始终是文明的核心，后者决定政*治和经济。还有主张说西方资本主义发源于基*督教的母体，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大约如是说，这也是唯文化（意识形态）决定论的例证。基*督教在现代西方社会只能算是个辉煌过的历史遗迹，虽然有教堂林立，但它的神本主义教义与主流社会的物质取向并不合拍，更无权干预政*治，远非当年中世纪时教权凌驾王权的光景。从基*督教文化到工业文化之间存在的是文化的断裂而不是延续；至于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其说基*督教母体倒不如说希腊理性主义更确切。公允地说，无论是唯经济决定论还是意识形态决定论，无非是以物质或精神为其本体根据，两者都忽略了政*治形态。
综上所述，所有人类社会都是从一个共同的原型分化出来的宗教、经济、政*治三位一体的文化系统，由于文化对本体的取向不同，只有其中某一要素，或宗教、或经济、或政*治，才能发展至完备形态，其他要素则保持受制约的不完备形态。因此，文化按本体取向可分为宗教型、经济型和政*治型文化。宗教型天文化以意识形态建构为主，以政*治和经济为辅，典型代表为印度婆罗门教文化和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经济型地文化以经济建构为主，以政*治和意识形态为辅，典型代表为西方工业文化；政*治型人文化以政*治建构为主，以意识形态和经济为辅，其典型代表为中华文化。由于不同的本体取向，从而三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便各有不同，形成不同权重配置的一主两辅文化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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