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古史观 七秩龄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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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上古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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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上古史观，是我个人对祖国上古历史根深蒂固的看法。因为不是专业历史工作者，没有进过科班，也不受近半个世纪以来所谓“中国上古史重建”的影响，因此本文只能算是一名受责任心驱使的历史爱好者的发言。
                       
                  一、信念、辨证、物证
   
    我相信中华文明是一个拥有众多人口，有着五千年以上悠久历史，内含博大精深，一脉传承，而且从未间断的伟大文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光荣伟大、勤劳勇敢、心智聪慧、历史悠久的民族。以上观点的理由可述下列三条：
   1、信念：信念是认知、情感和意志的有机统一体，是人们在一定的认识基础上确立的对某种思想或事物坚信不疑并身体力行的心理态度和精神状态。首先，我相信我们的祖先将有口皆碑的传说写成书面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是以历史的真实为基础，受历史的责任感的驱使，以为子孙永志念祖为目的的自觉行动。同意徐旭生（1888~1976）先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的说法：“传说史料大都有历史事实为核心，并非子虚乌有；有掺杂神话的传说，但不能把传说一古脑归入神话；古人并不作伪，《尚书》、《史记》等书所记载的靠不住的材料，是因为古人工作时所使用的方法不够精密的缘故。”据《史记》作者司马迁距今2100年前向后人的交待：2500年前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於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同样，约1900年前，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 年）冒死著《汉书》，全文记刘歆《三统历》及《世经》学说，拟定夏十七王历432岁；殷三十一王629岁；并由牧野之战所描述的天象，反溯周武王伐纣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122年；其结果除部份不甚正确需修补更动外，基本上夏商两世共约1030年左右，并无虚构。按“三统历”或“四分历”精度水平，每300年可保证误差在一天之内。《后汉书·律历中》载贾逵议历，即指出《太初历》不能下通于今（指后汉），新历不能上得汉元。一家历法只能保证实行于三百年间。对于刘歆殷周分界于公元前1122年说，也早在公元300年顷从魏国王墓出土的《竹书*记年》中，就出现了殷周分界为公元前1050年说；到了唐代，僧一行（683-727）又于《大行历》提出殷周分界之年宜改为公元前1111年之说。为什么没作更动，按揣测，理由大致可列出两条：一是牵一发动全身，如果因一个历史年份的更动而导致全部历史年代搁空，如同盖楼房出现“烂尾楼”收工不了一样，还不如暂时不动工改动为善。第二是政*治的原因更要顾及：历史年份的整理，不是为整理而整理，说到底只是为后人的“教化”的需要；一个历史年份的更订，如果不利于全民族的大团结和民心的凝聚，则宜以暂不更订为尚。这样的例子多的是，不必详举。这就是中华民族后人对于治本民族历史的根本态度。比如清季末年，《民报》和多数革*命党人用过“黄帝纪年”一词。孙中山通电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其文曰：“黄帝纪年4609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之日。民*国廿五年（1936）出版的中国第一部《辞海》，附了份《中外历代大事年表》，也认公元前2698年为黄帝元年。其实众所周期知，认公元前2698年为黄帝元年，作为“绝对年份”会有一定误差，是一份需要考订的“近似年份”或者只是“名义年份”；但作为中国的历史主流，仍将《辞海·中外历代大事年表》附在工具书《辞海》巨册之末,要表达的就是一份世人的“共信”和“名家”的共识。

    中国车战的历史始于何时呢？这就连系到我们的人文始祖黄帝轩辕氏了。黄帝轩辕氏历有其事，史有其人，姓公孙，少典之子，据姓氏普查，今中国以轩辕为姓者，“今分处各地，不下两万余人”。《汉书·律历志》诠释说“与炎帝之后战于阪泉，遂王天下。始垂衣裳，有轩冕之服，故天下号曰轩辕氏”。意思是说黄帝时因嫘祖教人纺织，始以布帛被身，并且出现了各种冠戴，是文明进化了一大步的写出。这样诠注自有其理，但仍失贴切。训诂学家颜师古（581-645）直言其：“此说非也。轩，轩车也，冕，冕服也。《春秋左氏传》曰：服冕乘轩”（《左传·哀公十五年》）。经过几番周折，终于把话表示清楚了：黄帝时代，人们从衣着冠戴上己经离开了野蛮，战事上除了有成编制的军队，还出现了攻守合一的战车。黄帝名为轩辕氏，是中华大地进入以车战为代表的文明时代的开始。轩辕氏，可以理解是中国进入着冕服以车战为始时代的标志。黄帝时名“轩车”，夏曰“钩车”，殷曰“寅车”，周曰“元戎”，经过注重平稳、注重速度到注重结构精良等多次逐步改进过程。

    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符号之一的“黄帝”，在历史上多次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大发展。如夏、商、周、秦、汉，无不把祀奉为其族人血源的始祖，文明的源流；又如像北魏、元朝、清朝等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而言，当政者都将黄帝作为自己的祖先源头，并通过祭拜、建祠等各种方式来昭示自己是炎黄子孙，体现了黄帝文化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向心力。作为“黄帝”其人，史有明载，地有确迹，代有所传，物有所证，世所认同。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缔造人，是中华文明的肇始人，是中国国家的奠基人。黄帝蒂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如同今之马克思主义、毛思想，非指一人之所成，而是经过若干代人共同创造的伟大思想的结晶，是数千年来中华儿女值得珍藏的宝贵财富。中华文化绵亘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华民族对祖先的崇拜信仰，以其“尊师敬祖，敬祖而立”的理念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文化五千年的遗传基因，也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络绎不绝拜祭黄帝的重要原因。

    由于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原始公社制和母系社会走到尽头，而父权初建国家形式初成的奴隶制国家，由于贵族间的政*治婚姻和一夫多妻，使夏商周三个朝代间不仅有朝代先后更替的关系，而且是同祖共脉，衣襟相连，瓜瓞延绵于一个大时期的三个不同政*治集团，更是同时存世先后雄起的三大方国的关系。这一于中国上古历史的重要特点，与埃及、西欧国家间的外族入侵所产生的兴亡替代是完全不同的两*会事。所以，于“三代”而言，实存在一有皆有，一无皆无关系，或说有殷即有周、夏，无夏即无殷、周，是决不可三弃其一历史实在。从以父权为重心统计的文献交待即知：黄帝以下世系分明：黄帝→昌意→颛顼（高阳）→帝喾（黄帝子玄嚣之孙，高阳族子）→挚（喾子放勋子，帝喾孙）→帝尧（挚之弟），相传六世。接帝尧位的帝舜，按父系寻祖，由瞽叟、桥牛、句望、敬康、穷蝉，而上溯帝喾（即高阳），己“微为庶人”七世。由帝舜传夏禹，按杨雄《蜀王本纪》：“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於石纽”；接帝位后，叙父系寻祖，以班固于《汉书•律历志》的更订为是，其父鲧（gǔn，封于崇，号崇伯）为颛顼五代孙。由此可知，按父系寻亲缘，夏禹距黄帝八世（左右）。时夏禹父鲧与殷祖契、周祖后稷，及“皋陶、伯夷、夔、龙、倕、益、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即有未分疆爵土的同朝为官的同僚关系，或为有宗族力量相系结的不同政*治集团间的相处关系。夏自启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后，传十三世十七王，而据取代夏立国后的殷国，按父系寻祖脉，其始祖契，为帝喾次妃（有娀氏之女）简狄之子，而为颛顼之孙，与夏鲧同辈。夏立国前殷祖契即为阏伯，封于商，为方伯。以下传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即王亥）、微、报丁、报乙、报丙、主癸、天乙，是为成汤，共14世，与夏王世系无分轩轾，且殷“为夏方伯，得专征伐”。夏商之间，有一个较长的同生共存相扶相依的过程；殷阏伯（契）的六世孙，冥之子振，是夏世时殷人称为“高祖亥”或“高祖王亥”、继任为商族首领的有名望的先公之一，而且是活动于夏世改进辕车驯化牛马有功于夏世的功臣之一。至“夏桀为虐政淫荒”，成汤始取而代之。由上述可知，夏商间的关系实有如钩连盘曲、攀栏缠架的紫萝藤，故不能将其中的一股单独割离开来，说一有一无。
    周人于夏前即有农官“后稷”之职，至其先祖不窋时，失其“农”官而流浪于边荒“戎狄之间”；至周先祖庆节时，乃率族人于“豳”立国，至古公亶父时，受“薰育”其地的匈奴人攻击，乃与私属去豳，止於岐下，以妃太姜之少子昌为嗣，受殷纣王封，得专征伐，是为殷世的西伯。以周人列祖叙世系，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统计，其间至少六百年约二十代缺空无法接续，只好阙如；可见其经历的艰辛和部族间生存竞争的残酷。周人为了生存和雄起，采取了远交近攻策略，寻到其先祖为农官“后稷”名弃后，按父系寻祖源倒是黄帝六世孙，于是将部族久处边鄙，经历坎坷，没有史官专门纪录的经历放下不说，突出与夏同祖共姓，强调自己与夏人为一系，故常自称“区夏”（小夏），而以“华夏”（文明的大夏族）对偶，以华夏概括中原各族，才能够提高与黄土依偎了千年的周人的身价地位。这是“华夏”一词真实的源头。关于周人与夏人为一系的说法，见于文献《尚书·康诰》、《尚书·君奭》、《逸周书·度邑解》、《诗经·周颂·时迈》、《诗经·周颂·思文》等书；而以“华夏”包括中原各族，则见于《尚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东征，绥厥士女。”（华夏和蛮貊各族人民，无不率众遵从，奉天承运，从我东征，以救殷民于水火。）它这样宣传的目的自然是以继承夏文化为宗旨，而铺开周文化演出的舞台，亦不失历史的真实成份。
    夏失国后，有文字记载“杞、鄫”两国为夏的直系后裔，如《国语·周语》所指：“有夏虽衰，杞、鄫犹在”。《世本·王侯》：“殷汤封夏后于杞，周又封之”，《大戴礼记·少间》：“成汤卒受大命……乃放夏桀，散亡其佐，乃迁姒姓于杞”。周立国后，复求禹后裔东楼公，封之于雍丘（今河南杞县）。因其是夏之延续，保存有夏礼，所以《史记》将其列为《世家》。太史公有言说：“禹（的后人），於周则杞，微甚，不足数也”，对于一个早己“式微”的小诸侯，确实是为了记叙大夏余烈，才将杞国荣登《史记·世家》之列。关于鄫国，《左传·僖公十四年》、《襄公六年》都有记载。前567年，莒国灭鄫；前445年，楚灭杞。还有西周替殷后，另封夏后氏之裔为鄅国，旧址位于今中国山东省临沂市南坊镇古城村。鄅国于公元前525年被近邻邾国灭亡，其后人以禹为姓，至今全国各地均有禹氏族人分布。以上族史源流，也都是不容随意抹杀的历史存在。
    据司马迁极有分寸的说法，从进入炎黄时代起，中原大地早已不是浑浑噩噩，任由大自然主宰的状态了。这时，已有了“酋邦”式政权的初级形式和职业作战的军队，已由骑牛挽车进步到进行马战和车战，还有由史官仓颉制订的少量象形文字；生产力方面已能分出部份人测量土地，规划道路，治水筑堤，种植百草驯化鸟、兽、昆虫（养蚕，还有养蜂收蜜。甲骨文有蚕字，金文有蜜字！）和进行规模化的酿酒专业；同时，这时还能分工出少量人“勤劳心力耳目”，有了专职从事脑力劳动的若干职业，其中包括世袭以历纪为业的“史官” 和“畴人”，也就是有了中华官史和历法科学的雏形。
    关于“黄帝记年”的提法尘封了几十年后，到了2002年，又被西班牙《趣味月刊》（2月号）发表的署名文章《时间卫士》提起：“今年（公元2002年）是中国传统历法的4699年”，虽然人们明知其失之准确，仍作为表达世人信念的“名义年份”被提了出来。因为历史并不以年份的绝对准确与否定真伪。以世界史的埃及史为例，为古埃及编年史是马内松（Manetho）于公元前332年初写成《古埃及史》658年后，出于优西比乌（Eusebius）于公元326年所作《教会史》的手笔。古埃及历史共中断3次，长达630年无史可述。第一中断期（公元前2125 - 公元前1975年）据说有8－27位法老，数目、王年和姓氏均不祥。期间可能经历了长达50年长旱，留下了自相残杀以人相食的传说和数以万计的尸骨（尸骨壅在沙漠里可以经久不朽）。传说中，尼罗河原来有个内湖名为法克鲁姆湖，类似如中国伴长江而生的云梦泽与彭蠡泽；此法克鲁姆湖也于公元前约2000年时突然消失了。湖的面积原来有多大？不知道，此湖的具体方位在哪里？也不知道；因为长达50年的干旱，连湖床淤泥层也风化殆尽，湖的踪迹故无处可寻了。骤降的大灾害造成古代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神秘中断；也就是说，远在四千年前，埃及古文明就神密地消失了。外国古代历史纪年的确切年代，希腊最早为奥林匹克第一次赛会的举办之年，即公元前776年；雅典则以一年一任的执政官起始的公元前683年为界；罗马以建城的公元前753年，或根据执政官起始的公元前509年为最早的纪年；而在埃及、两河流域则处于混乱和模糊状态，没有确切的界标。因为古埃及历数31个王朝，总王数（包括法老、国王）共约500员，其中约300位未留下姓氏，且除少数王年众说一致外，多数众说不一，还有约200位没有记载王年，就是显例。其所以世人对埃及古文明并未因王世、年代不全而置于不信，要因于古埃及金字塔的雄伟给予了世人以充份的信征。

金花一族

这位历史爱好者表达的上古史观在信念这一篇中阐述了充分的爱国主义情怀，这种信念不仅是上古史的，更是历史的。

七秩龄童

               一、信念、辨证、物证
      2、辨证：由历史事实出发，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即辨证地把握中国上古历史对象的脉络的方法。从中华民族以谷、黍为主粮的农作物种植史考证可知，远在距今约9000千年前，我祖先己渐次从原始的游牧、渔猎生存方式转为以农业种植为生的时代，有“《豳风》察其重穋,《周官》辨其土宜” 以申劳农之典，立劝桑之制，更有所谓“美哉轮焉，美哉奂焉。歌于斯，哭于斯。”善颂善祷之语，因此普遍形成浓厚的氏族、家庭、乡土观念，和重农重土轻商轻徙的思想意识。距今8000年顷，从河南贾湖遗址发现了刻有单个象形符号的甲骨和酿酒遗物等，并且从贾湖出土了一批七孔骨笛。距今6000年顷，我们祖先己经完成了对家畜的驯化，马牛羊鸡犬豕六畜兴旺。距今5000多年前，中国便开始了养蚕、取丝、织绸。到了商代，丝绸生产已经初具规模，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有了复杂的织机和织造手艺。多处出土的葛布残片，苎麻织物和丝绸制品残片便是明证。且早在5000多年前已会用马驾车，牛耕田，鸡鸣晨，犬狩猎，殷代即开始设立马政管理，周代即有马分种、戎(军用)、齐(仪仗用)、道(驿用)、畋(狩猎用)、驽(杂役用)六类使用的制度。1918年丹麦史学家汤姆逊（1788－1865）受丹麦历史博物馆藏古物启发，提出著名的“三期论”，即将丹麦史前期分为石器、铜器、铁器三个时期，从考古器物遗存本身研究其相对年代，而不依赖文字材料的方法，奠定了史前考古学的基础。仿照汤姆逊的思路，中华文明应分为石器、陶器、铜器、铁器四大时期。中国的陶器文化至少可追溯至15000年前，从陶器进步为瓷器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强项，是外国人称中国为“CHINA”的源流，有众多的文化进步内容，可惜中国考古学界尚未将其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单独列出。如果说：石器时期人粗野，铜器时期人稍聪明，到了铁器时期人才智大开之说属于西方人才智的描写的话，移植于中国国情，中国人到了陶器时期人己聪明精细，铜器时期，己才智大开，铁器时代，或稍晚于西方，但其发展迅速，其治金技术却领先世界水平，从天份而言，应算得是英姿飒爽了。另外独具中国特色的，还有一条：从陶文化前后，就留下了中国特色的方块汉字初描的足迹，和所保留的文化信息。汉字承载着的人的感情、人的世界，它既表达这个世界，又要表达自己本身。所以汉字有两种特征：一个就是它在表达这个世界的时候它有符号的功能；另一方面，它又要表达自身，表达自身的感情，表达自身对这个世界全部的情意。考古和文献记载说明，距今8000年顷，从河南贾湖遗址发现了刻有单个汉字象形符号的甲骨；大约7300年前，安徽双墩出土了630多个刻划的陶符，是迄今为止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一批与文字起源相关的资料；大约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也出现了图画形式的陶符，约距今4000多年前，进入字体的积累阶段。中国的“仓颉造字”说，出《吕氏春秋》、《说文解字》诸典，并非虚构。《旬子•解蔽》有文曰：“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点出了关健：文字前的图形是大众创造的，不错，因为图画的形式可以为众人一时的灵感提供发泄的空间；但要赋音赋义赋形成文以变成“文字”，则需经搜集整理，并连缀成文组成文字语言进行交际方为有用，所以文字四要素形、义、音、文，缺一不可。比如“八卦”图形，有音有义，不能组成书面语言，故非文字；又如初创于大众的各类象形图画，未赋予音、义、形成“文字前”，只能为视觉提供美的享受，和令人思索的启发，只有进入所谓“杏坛”，即聚众讲学的进行交流的场所，以经过若干位先知者相聚进行一番“约定俗成”的改造并付诸试用，才可以称为文字的；所以仰韶文化以前散见于各地的象形图形再多，也不被肯定为中国文字的始祖，皆因为若无官方或学术场的“学者”出面进行“约定俗成”，就不能赋与文字以交际功能。由官方到民间搜集进入“杏坛”后，有使用迫切感的，责无旁贷的是史官；既为史官，则指为仓颉所带领的一些人，就必其然了。文字之通过宫廷“杏坛”走向人民大众，有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始自孔子“有教无类”，普及于建国后的教育建设。这之前，尤其是上古时，老百姓需求于文字的要求并不迫切。犹记建国初，不说“知识分子”，连“识字分子”都不到国人的百分之一，小学生入伍便被视为“知识份子”，可享受“班待”（士官待遇），中学生入伍便享受排、连级待遇，大专学生入伍便享受营级以上待遇，只上过私塾的人才进入高等学府还有被聘为教授的例子，便是明证。
      进入殷商时期，已形成相当系统的文字体系。目前发现出土的大约15万片甲骨，重约10万斤，有约4500多个单字，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从甲骨文发掘后当成殷世的文献而观之，从甲骨文已被识读的约1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等六种汉字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由龟甲、兽骨为载体留存的卜辞，只是殷人信卜有幸偶然留下来的汉字的一部份罢了，甲骨文有“典”、“册”等字，据《尚书•多士》记载，殷商先人“有典有册”记下了“殷革夏命”的历史，只可惜这些典籍或被人为烧毁，或保存不好而散佚一空，故至今未见过成册的夏商文献内容；关于夏商时社会进化的程度，甲骨文出现了“宅、宫、室、宿、寝、京、邑、廪、廓、郊、野”等字，其中“邑”字本义为有人口定居有城邦，说明甲骨文出现这类文字前，己有这类文明建筑物的存在。又“铜、锡、铸”等字出现于甲骨，“金、铭、钟、铃、鉴、钉”出现于金文，“银、铁（銕）、锻、钱、镜、錘、锥、钓、铲、镇”出现于篆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属制品之进入社会生活先后秩序。又比如文言虚词“之、乎、者、矣、焉、哉”，除“焉、哉”二字初见于金文外，其余五字均见于甲骨文，还有中华文化代表符号的八卦名称：乾、坤、坎、离、震、艮、巽、兑诸字，于甲骨文中寻出了“离、艮、兑”等字，金文寻出了“震、巽”等字、篆体寻出了等“乾、坤、坎”等字，还有甲骨文出现的“书、召、旨、示、言、秉、承、印”等字，其便是甲骨文以“文”为用的踪迹。 如果说，以上文字的使用出于外族入侵的输入，或是中世纪以后某大人物颁行的发明，自当别论；此出于衣襟相连，瓜瓞延绵而立国名商的一个朝代，寻有如此成熟的文化的来源，自间接证明了夏以前历史的不可或缺。
      如何辨证地看待夏商两个朝代间的关系，也可以使用辨证方法认知其是非。前文己说：不像周族于夏商时代落难，与荆楚“荜路蓝缕以处草莽三百年”的时间还多三倍，而且其中有约600年时间瘗没无闻于世，连历史也断了，只好付诸阙如。殷始祖契，与夏鲧同辈。夏立国前殷祖契即为阏伯，封于商，为方伯。以下传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即王亥）、微、报丁、报乙、报丙、主癸、天乙，是为成汤，共14世，与夏世传14世17王时间长度一样，世系相当；殷夏间依偎共存如同双胞胎记账明白，即或如后世不承认有夏朝，殷世也可以从殷祖契算初祖，并不会缩短中华5000千年文明历史。有史为例：后王推*翻前王的统治后，将前王在位的时间“笑纳”算作自己“王年”者有之。殷王为什么不将其先祖一一披上黄袍，将前400多年“笑纳”为殷世王年呢？当然这只是假设。殷王朝有岁月可供其先祖分配，其不敢将“黄袍”为先祖加身的原因有两条：一是当时除夏殷两个氏族集团外，还有周、楚、微、罗、鄩、邾、昆吾等不比殷、周小的“酋邦”，和数以百计的诸侯小国饶不了殷开国君主成汤，使他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二是殷王成汤尽管可以在各诸侯间大打“悲情”牌，如《汤誓》所言“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为推*翻夏王朝造舆*论，但怎么也不敢将其先祖改换曾是夏王朝臣、僚、藩国身份。以上辨证可作如下论证：殷王世系中的先祖约400多年的“时空”段，还得归位于夏王朝14世17王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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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信念、辨证、物证
      
      3、物证：文字的记载有片面性，加上记载不全面，或虽原有记载后来又因多种原因被毁损散佚的情况都可能发生。可以这样认为，夏殷文字史料原本就有，而于每改朝换代一次，中国人破字当头，都有将前朝遗物破除或付之丙丁的恶习所使，一次次被破坏的情况都有发生，如秦始皇的“焚书”，就是明显的例子。殷商出土的甲骨中发现的汉字就多至4500文以上，决不仅仅为了给殷人贞卜之用而发明，也是显见的。又如以中国近代史例子可作补充，章太炎说过：《宋史》虽然芜秽，然而删剃其繁，就得增补其缺，看来史料就不充份了。就是明朝遗文，今存都者也不及百分之五，即或修改《明史》都很难。（北京图书馆《文献》第十二辑）故一般而言，历史的文字语不足，不等于尚未为我们知道的历史事件是没有发生过，这就有待于考古资料的被发现了。有时，实物的可靠性更甚于史料记载。果不其然，各地出土的大量考古资料说明，中华文明远较我们预先想像的更为发达、更为辉煌、更为悠久。
      出土时间较早的文物是辽宁省博物馆藏河北保定或易县出土商代鸟纹三戈（或名“易县三勾兵）。王國維於1917年撰寫的《商三句兵跋》云：“商句兵三，出直隸易州其一銘曰：“大祖日己祖日丁祖日乙祖日庚祖日丁祖日己祖日己”；其二曰：“祖日乙大父日癸大父日癸中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其三曰：“大兄日乙兄日戊兄日壬兄日癸兄日癸兄日丙”。凡记祖名八，父名六，兄名六。三器之文，蟬嫣相承，蓋一時所铸。”考实之，三件文物当是商人所作的一份《祭祀名单》，即今为备忘而写的《包袱单子》，上书作器人对己故祖、父、兄三代20人的家祭谱名。据铭文分析，列入祭祀谱者，作器者曾祖有己、丁、乙、庚四妻，分别生祖己3人，祖丁2人，祖乙2人，祖庚1人（一戈7人，另二戈“祖日乙”1 人）；作器者祖日乙祭祀谱：有癸、辛、己三妻，分别生父癸4人，父辛1人，父己1人（第二戈铭文人数）；作器者本人生父娶乙、戊、壬、癸、丙五妻，入祭祀谱的则有兄辈乙1人，戊1人，壬1人，癸2人，丙1人，（第三戈铭文6人）。此器可以说明，在商世父系家长制确立后，仍然留存着日名制子从母名的遗风。以上留下的20位列入祭祀谱的对象，反映的是作器者曾祖1位娶4位曾祖母，生了8位祖父辈；作器者祖父日乙娶了3位祖母，生了6位父辈；作器者生父（未明确，假定这第一大父癸）娶了五位母亲，生了兄辈若干人，其中己入祀谱者为6人。此文或是商时一巨族直系，或一大宗，但非王族。此家四代人中，三个男主人分别蓄妻4、3、5人，属虽留有母系社会从母日名，而实则是一夫多妻的父系当权。由这么多妻室与外家衣襟相连，可以得出相与的贵族间都能叙出亲谊关系的因由。到了王族间，一王至少十妃，使三代王族间都有互为姻亲关系，出现钩连盘曲、攀栏缠架的关系，也足以说明：夏、商、周三代都出自炎黄，为炎黄子孙说法的社会基础。
      出土文物最感动人的是豳公盨。这件如同电饭煲大小的铜盨（音许），为西周时兴铸制的一种食物容器，豳公盨内底有铭文10行98字，为器主“遂公”称颂“大禹治水”与“以德为政”等内容，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关于大禹治水及德政的文献记录。遂国原为夏朝封虞舜后人的域国，位山东省宁阳、肥城一带，有村名遂城，为其都城故址。遂立国历经夏、商、周三世共千余年，孔子缉《诗经•豳风》，即为采风于遂国的纪录文字；其《诗经•豳风•东山》名句“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中的“驳”字，便是甲骨中己出现的古字。《左传》记公元前681年：“（鲁庄公）十三年春，（开大）会…平宋乱。遂人不至。夏，齐人灭遂而戌之”。古遂国既是夏代的封国，其一位遂公为纪念夏禹而铸盨为文，既是叙述遂国的祖德流衍绵长，又是一件证实大禹及夏朝的确存在精品文物。
      由图画性质起源的方块汉字聚4500文于殷墟甲骨，是有殷前中国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反溯的铁证。汉字本身聚这么多于甲骨契刻，从字体的发明至字数的积累，到成为一个完整的汉字系统，既非殷商一个时期可能完成；再就已形成相当系统的文字体系的某一方面，比如甲骨文“男、女”二字的的字形，由“男力于田”，“女曲事人”的形象即知，其时己由母系社会进入父系，体现了“男耕女织”社会劳动分工的情形。农业方面，甲骨发掘出谷、黍、麦三个字符，更能说明其时这三种农作物己成为其时民族生活的主食的生存状态。众所周知，麦子是在中国人己普遍种植稻、粟之后的四千至六千年，乃至更晚之后才出现在中国的，是中国原有的粮食作物的闯入者。甲骨文“麦”字字形为“上来下夕”，自下往上看，即是“外来”二字缀连，指出该粮种为“外、来”引进，非常明确。这个后来闯入者是如何喧宾夺主在中国北方取得了一谷之下百谷之上的地位，经过了一个漫长的种植史；此种植引进的过程，也不是殷世期间可以独*立完成的历史进程，这就间接证明了有商即有夏以前历史的不可或缺。
      前述中国六畜的驯化进程也可经甲骨文字见其一斑：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除“马、牛、羊、鸡、犬、豕”六字齐全外，还用其作为“部首”从其为“扁旁”的字也出现了一大群，可以“物”证的方式说明不少问题。比如“豕”字，用造字法组成了“豬、豳、豢、逐、家、圂、豪、彘”豕字一族，便使今人对上古如何养猪经及何为家庭等问题的解答一目了然。或有人问：为什么以“宀”加“豕”而不加“马、牛、羊、犬、隹”为“家”字？试答曰：或“豕”与“马、牛、羊、犬、隹”五畜的“灵性”相比较而言，以“豕”性最笨，为其时乐于被普遍畜于室内进行豢养相关。又如“犬”字，甲骨文己出现了“犬、狼、狈、狐、臭、突、狂、犹、狩、获、献 ”等一族字，通过其中的“狩、获、献”三字，对用犬作狩获而贡献的作用就如见其形，如闻其声。又如“羊”字同族，有“美、善、羔、养、羞、羌、羴、群”等甲骨体字，“牛”字同族有“牡、牝、犊、牵、牧、物、特、牲”等甲骨体字，“鸡（雞）”字同族的字有“佳、隻、雏、雀、雌、雉、唯、雇、集、霍、雎、雕”等，都能很好反映殷商时牛、羊、鸡类驯化畜养和其相牵连的社会功能的状况。值得一提的是“马”字.。中华民族早己远离了马背与游牧，在五千年文明融合进程中，即或原来是马背上生存的部族人群，在与大中华民族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也被积淀文明的吸引力将其从马背上拉了下来，就是明证。但历史的沉积告诉人们，马与中华文明却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渊源，汉字就是中华历史发展过程的映象。辞典保存下来的从马旁的汉字不少于200个，对马的毛色习性和各种驭马的方式都可以“一字以蔽之”，能用一个汉字来详尽的描写出来，就是证明。这方面，只需你查一查1936年出书的《辞海》列出字头的150个“马部”字便见端底。从上古来说，篆体字如“骑、驰、骋、骠、驮、闯、骤、驿、腾、驴、骇、騖、驚、驀”；金文如“驹、骆、骚、冯、驽、驯、验、驾、驭、驻、骈、骥、骄、骏、骣”；甲骨文如“马、驱、驳”，还有查到的10多个甲骨文马族字无对应今文，如带“马旁”的“利、牢、立、并、習、豕、就、鹿”等，都有在马头、左马，或右马的甲骨文字，可见一斑。在中华文明中可以说：一个汉字便有一个故事。金文即出现带马旁的“骣”字，特别值得一说。或有人问：中国古代文物中怎么留下的鞍辔马具少见呢？笔者在网上回复说：金文出现了汉字为“驏”（音栈），意为骑马不施鞍辔，有令孤楚《少年诗》为证，道是“少小边关惯放狂，驏骑蕃马射黄羊”，中国之人视骑马如牧牛哩！当然这是玩笑话。其实中国古代鞍具齐备，用汉字表达就有革、鞍、鞯、勒（鞚）、鞧（鞦）、鞁、靽、韁、鞇、靾、鞥、 、辔、镫等一大批（甲骨文己发现缰、辔等字，金文己发现革、绊、鞭、韁、鞍、勒等字），它们各代表一种马具，是很齐全的。上述用字中，除了辔、镫二字外，都是“革”字偏傍，说明均属非金属易耗品，难于保存是其特点；“辔”字只是偏傍不同，与革制品同类。只有一个“镫”字属金傍，当是金属制品了，应当留的下来呀，为什么难见呢？这就缘于中国特色的骑兵独特发展的历史了！原来直到秦代，中国马战的主要形式是车战，国之大小，甚至战争规模都以投入的战车的数量来分类。少数散骑，虽然用的装具很多，却独独没有用马镫子的习惯，和前述“驏骑”的说法差不多。秦始皇兵马俑以108匹马队为阵，无一俑用上了马镫子，是出土的实物证明。考古出土的铁制马镫子最早在公元300年左右，却只有一只挂于左侧的三角形踏步，为便于上下高鞍而设，并非为了骑上后为蹬腿方便。这种认识也有长沙出土的、西晋永宁元年（公元302年）陶俑坐骑为证。
      十万斤甲骨，千吨铜山，殷周重器。古代巴比仑文明出现于两河间的一片平原上，可惜的是没有延续下来。中华古文明发生于五条大河流经的沃壤，北方的美金（铜）和南方“恶金”（铁）工艺发展交映生辉，是其代表。《史记•封禅书》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下。”今河南灵宝阳平镇有黄帝“铸鼎原”遗址。到了距今4000年前的夏代，即留下了铜勺、铜爵、铜盉、和用“合范”工艺铸出，厚重精致的铜质斝（音假）器等文物。其工艺精巧己显其匠心。长江铜绿山是上古即先后冶炼了八至十万吨铜的遗址，可证明“千吨铜山，殷周重器”，也只是先世用铜世纪不足百分之一的遗存而己。任何技术进步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冶铜是一个地区冶陶工艺发展成熟的标志，如果没的冶陶工艺的成熟，进而以青铜为铸器是不可能的。这就间接证明了夏以前历史的不可或缺。随着出土文物的增加，对国宝之一的铜器日积月累，近百年间，据《中华鉴宝网》己上网的、有图像（和铭文标志）的计数，达一万六千件，搜集的中华铜器国宝占成千吨的堆头，丝毫不会有夸大之嫌。就西周以前殷商而言，《中华鉴宝网》辑录胪陈有数可数的食用器皿，不完全数之，计得1052件。按食器名称分为20类，有：鼎174件，觚173件，爵131件，尊92件，簋91件，卣86件、觯62件，斝54件，彝28件，甗25件，觥23，罍21件，盉17件，饶17件，角16件，壶12件，盘11件，鬲5件。勺5件，瓿5件，豆4件。1052件食器由器上所铸器主堂号（徽记）可知，分属于殷商时代754个贵族使用。其中如商王武丁时贵族“妇好”，由于其墓发掘完整，一件件如同现时的钢精盬儿似的食器鼎有二十多件，署名“史”姓贵族大户的小型鼎器也有数二十种件以上；而铸了重达875千克祭祀用鼎的贵族司母戊，则除此一件重鼎外，别无所见。由此可知，己出土保存的这一千多件食用铜质器皿，只是殷商时期八百贵族集团“鸣钟鼎食”所用贵重食器的极小部份而己。尽管如此，出土了的千吨国宝，铜证如山，按照当时文明进程的速度，将之往上移动一千年，也不会稍减其文明铸就的辉煌。人类冶金技术第二次大发展，包括生铁铸造、生铁柔化和生铁炼钢首先发生于中国长江流域。因为铁为长江流域早期的东夷先民贡献于世，就名之为“夷”，或用夷字加个“金”旁名之为“銕”。这个字上古读什么音？《新华字典》收录了个“荑”字，注了“移”、“提”两个音，由此反溯，古“夷”字亦当有“移”、“铁”双声的语音成份可知。铸铁冶钢的工场得比炼铜规模大，要求炉温比铜高，其渗碳淬火热处理技术难度大；由冶炼红铜、青铜，积千年经验，经长足进步为冶铁炼钢技术，据《国语》纸上记载，公元前700年顷管仲就有：“恶金以铸鉏、銕、斤、斫，试诸壤土”和评论，则据出土文物的确凿，可定为东周以前。前文己叙，任何技术进步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炼钢技术的发展，需要成熟炼铜技术的功底。笔者曾到过一处于唐史即己成为古迹的，场地面积不少于半平方千米，除堆积冶铁残渣外，内含达一吨重整块熔铁的上古大烘炉工场，瞻仰之令人叹为观止。几年前，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程家镇出土了比殷墟妇好墓更多的青铜器，其中铜瓒、伏鸟双尾卧虎的工艺水平，还高于妇好墓。实物证据表明，长江流域炼铜技术的发展与黄河流域炼铜技术的发展，是同一时代同一时期齐头并进着的双胞胎，紧随其后，长江流域的冶铁和炼钢技术就开始为人类的文明进步进行服务了。
      历代帝王将相士大夫们都很重视出身。各姓世系谱谍作为门第推究出身的文书档案，也自然受到重视。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史记“取之谱谍”。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云：“总领黎庶，则有谱籍簿录”。讲究从姓氏谱谍中寻找史料。尚可喜（1640-1676年）于清康熙五十三年（1704年）首次尚氏《重修家谱序》云：“谱谍之兴，前代最重，凡名公巨卿，世家大族，莫不有谱。非徒以叙昭穆，别亲疏，实以见创业之艰难，成功之不易，而祖宗之德流衍绵长。此家谱所以同乎国之史也。”其要义就是不要数典忘祖的意思。这一论断是出了名的。以敝族史姓而言，原来述祖止于史佚。西周出土的铜器有史密簋、史墙盘，各带铭文284文、84文，铭文末都不忘写上“子子孙孙永宝”字样，可与上文重视“世系谱谍”相呼应。除上两件外，西周有铭文徽记的铜器还有《史见彝》、《史戊尊》、《史颂簋》、《史密簋》、《史或鼎》、《史昔鼎》、《史造鼎》、《史兽鼎》、《史懋壶》、《史 簋》、《史頙父鼎》、《史硕父鼎》、《史斿父鼎》等多件，都是周代史姓祖先的遗物。再往上，于殷世“八百贵族”中署名史姓的即有《史鼎》、《史觯》、《史卣》、《史爵》、《史尊》、《史觚》《史饶》、《史彝》、《史述簋》、《史次鼎》、《史寏簋》、《史见觚》、《史方罍》、《史农觯》《太史觯》、《太史尊》、《史丧尊》、《省史恒尊》、《史父己鼎》、《史父丙觚》、《史父丁卣》、《史父辛爵》、《史父壬尊》、《史父癸尊》、《史母癸觚》、《史祖乙觯》、《史祖庚觯》、《史祖庚卣》、《史口子斝》等，共达29件以上，都是物证史氏源流的重器。再往追祖源，就是造字者仓颉母亲所属的“史皇”部族了。说“中国历史无上古的”的谰调，首先就会被源于上古各姓后人的讨伐，自必不免，其越辩越词穷理屈，也势必不免。
      殷前有夏，还可从殷祖活动于殷立国前的史迹见到：据任职美国哈佛大学，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青铜时代》一文作者张光直先生（1931— 2001）统计，地下出土卜骨虽未见直书有夏的文字，详检殷卜辞，得其先祖王亥的祭日凡11条，其中有8条用“辛日”，又用辛日者有8条用的是“辛亥”。而我们知“殷先祖王亥” 名振，是阏伯（契）的六世孙冥之子，是夏世时殷人称为“高祖亥”或“高祖王亥”的商族首领的先公之一。因此 ，若说殷前无夏，则殷何必将其功名盖世的先祖置身于殷前“虚造的”夏代，作为取代继世的前朝。按张先生1986年的说法：中国文明的形成与西方文明走着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在中国，（于殷世）有城市、国家、文字、伟大艺术的新社会的产生，是通过政*治秩序所造成的财富集中的结果。如此，以社会进化的速度水平，与殷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达到的水平而言，从其世有八百贵族过着如同西方中世纪品位，有着“肉林酒池”“鸣钟鼎食”的豪华奢麋的生活而言，若无前朝的长期经营积累，也不是仅靠殷“创世”的几百年间可能一蹴而就的。也就是说文明社会不会免费从天而降。
      前文曾从文献述及“有夏虽衰，杞、鄫犹在”。现从地下出土文字补充之：考古出土有关“杞”的甲骨卜辞至少有以下几则，如《合集》13890：丁酉卜殼贞，杞侯炬弗其祸有疾；《合集》22214： 癸巳卜令登赉杞；《合集》24473： 己卯卜行贞，王其田亡灾，在杞； 庚辰卜行贞，王其步自杞亡灾；《合集》36751：庚寅卜在女香贞，王步于杞亡灾；壬辰卜，在杞贞，王步于意，亡灾等；都是证明殷前有夏存在的实物证明。
      最后驳一下夏始祖因有莘氏女志梦里吃了薏苡而生禹属于神话，而否定有夏的问题。其实，三代中的三个始祖，除夏而外，史载商始祖简狄吞吃玄鸟卵而生契，周始祖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弃等，都有神化成份，怎么只否定其中一人，而不论后来的两祖！索其原因，历史将祖宗神化有之，神话则不是。古埃及法老王是由万能的神名为“努”的“呼之而出”；日耳曼其先祖是天神欧丁用两株古木化生而成；西人皆上帝用泥土先捏出亚当和夏娃为人祖而成；等等都是，和中国女娲造人的神话相若，这才是神话。至于中国夏商周三代始祖禹、契、弃三人，均处于父系初立，重母轻父遗风尚在，人知其母不知其父是常事之时，或为神圣祖先的目的，或为大人讳的成份，与日本始祖的奉为“天照大神”有大致相同的背景，何足为怪。连近世的曾文正公，和做过皇帝梦的袁世凯，都留下过神化自己，有从蛇从龙的说法，那可是活生生的近世大人物呢，何况于上古，谁无神化自己的倾向！因此国外有人以禹是神化人物，故夏代也是虚构的时代。若如此，则商祖、殷祖也是神化人物，难道今还会出现周、商都是虚构朝代的说词吗。举一反三，既然周、殷始祖有神化颂词而未影响其人物的真实，亦不必以夏始祖有神化之词而影响其人物的真实存在。
（本文为原创文字，特补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