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史籍中的日本神道教

寒气冒山泽

作者：陈小法


    神道教（简称神道）是日本固有的民族宗教，它端倪于绳纹时代的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形成于弥生时代农耕社会的共同祭礼场上。它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经历了原始神道——神社神道——国家神道——神社神道与独立神社并存等四个历史发展阶段。神道的理论与礼仪积锭于日本民族思想文化的深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神道祭祀为背景，形成了神事猿乐、神事舞、神事能、神事相扑、神事流镝马等音乐、舞蹈、体育活动；以神社为舞台，出现了供奉匾额、绘马、条幅、画卷等美术工艺品；神前朗诵、献咏的俳句、和歌等文学作品；以神殿、鸟居、灯笼等为代表的建筑、雕刻工艺品；神道祭祀和行事所反映的日本民俗，加上由社地、神苑及周围的“镇守之森”构成的良好优美的自然环境，形成了反映日本民族传统的神道文化，它是日本民族文化的中核。

    “神道”一词在我国史籍中的最早出典已是众所周知，那就是《易·彖〈观卦〉》里的“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然此处所说的是指自然界的不动之法和原理，而在日本，“神道”一词指的是该民族固有的、原始的一种宗教。所以两者的含义完全不同。那么在我国，真正和日本意义相同或相近的“神道”一词究竟始出何书？这可能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在我国古代，有日本记事的书籍数不胜数，涉及的面也是五花八门，难以一一考证。然而在如此众多的史料中，对于日本宗教信仰的记载，相对其他方面来说可能就更加薄弱一些。翻开各个朝代正史中的“日本传”[1]，我们可以发现，对于日本宗教信仰的记载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后汉书·倭传》、《魏志·倭人传》以及《梁书·倭传》中所说的“鬼道”；另一类就是在《北史·倭传》、《隋书·倭国传》、《旧唐书·倭国传》以及《新唐书·日本传》中所说的“鬼道”、“佛法”和“巫觋”，自始至终没有提及“神道”一词。但是，在宋代的《杨文公谈苑》“日本僧”条中有如下记载：“景德三年，予知银台通进司，有日本僧入贡，遂召问之。僧不通华言，善书札，命以牍对，云：‘……国中专奉神道，多祠庙，伊州有大神，或托三五岁童子降言祸福事。山州有贺茂，明神亦然”[2]。即景德三年（一00六年），杨文公任知银台通进司时，以寂照为首的八位日僧来朝，杨与寂照进行了会谈，由于日僧都不懂华语但善于书札，会谈实际上以笔谈的形式进行。会谈涉及面很广，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引文中“国中专奉神道”一句，笔者认为，此处所说的“神道”，应该就是日本固有的民族宗教神道。理由很简单，由于双方语言不通，此处的“神道”二字不是寂照说出来，而是直接写出来的，更不是杨文公通过与寂照的谈话总结而来。诚然，我们可以想象，由于当时中国对日本的神道教了解非常贫乏，杨文公虽然看到了“神道”二字，但并不一定理解它的真正含义，只是作了原本记录而已。如果上说成立的话，真正日本“神道”一词出现在中国史籍中应不会迟于一0二0年（天禧四年、日本宽仁一年，即杨文公去世那年）。可尽管这样，鉴于当时历史现实，日本神道并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研究就不用说了，就是连记载都很难见到，然到了明代，这种状况有了改变。

    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一五二二—一六二0）曾掀起一股日本研究热，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嘉靖、万历两时期倭寇的疯狂肆虐；二是统治阶级对“御倭策略”广开言路；三是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日贸易势在必行。鉴于以上若干原因，明代从事日本研究的人很多，出版的书籍也是数不胜数。光是专著（指整部著作对日本进行研究论述）就有薛俊的《日本考略》、王文光的《日本考略补遗》、郑若曾的《日本图纂》和《筹海图编》、李言恭、郝杰的《日本考》、侯继高的《日本风土记》、郑舜功的《日本一鉴》、王士骐的《皇明驭倭录》、谢杰的《虔台倭纂》、郭光复的《倭情考略》、张迪的《日本东夷朝贡考》、无名氏的《倭志》，存目的还有熊尚文的《倭功始末》、无名氏的《关白据倭始末》和《东事记实》等等。虽然倭寇是绝大多数著作的直接原因，但其中不乏在日本的历史、疆域、文化、民俗等方面留下较高史料价值的作品。对于此，当代许多学者已经有了很多杰出的研究成果，不容笔者赘述。至于神道，虽然日益引起中日两国学者的关注，但到目前为止，对于明代史籍中记载的有关日本神道方面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笔者在最近一年半从事明代中日关系史料收集的过程中，对这方面内容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分析，现将结果列表如下：

书名	作者	刊行时间	神道有关的记事[3]
日本考略	薛俊	嘉靖二年（一五二三）	⑴天御中主；⑵大村云尊；⑶天八重云尊；⑷天弥闻尊；⑸天忍胜尊；⑹胆波尊；⑺万魂尊；⑻利刹魂尊；⑼国狭槌尊；⑽用龚魂尊；⑾汲津舟尊；⑿面垂见尊；⒀国常立尊；⒁天鉴尊；⒂天万尊；⒃沫名杆尊；⒄伊装诺尊；⒅素戋乌尊；⒆天照大神尊；⒇正哉吾胜连目天押穗；（21）天彦尊；（22）天炎尊；（23）彦潋尊。
筹海图编	郑若曾	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	⑴春日大明神；⑵天照皇大神宫；⑶又如宫岛人，不嗜杀人，有不平事， 但诣神庙罚钱。
日本图纂	郑若曾	嘉靖四十年（一五六一）	⑴廟（密也）；[4]⑵天照皇大神宫；⑶春日天（大）明神；⑷又如宫岛人，不嗜杀人，有不平事，但诣神庙罚钱。
日本考	李言恭郝 杰	万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	⑴又如宫岛人，不嗜杀人，有不平事，但诣神庙罚钱； ⑵其日春京原系春景，有春日大明神镇之，至八幡菩萨时，请我国诸 经八部，建本能寺供诵，始知以日为尊，遂改日春京也； ⑶国以王为姓，一姓传习，历世不易。初主号天御中主，次曰天材云 尊，其后皆以尊为号。次天八重云。尊为号二十二世彦潋尊止，改 号神武天皇，是后皆以天皇称。传至开化天皇一十六世嗣绝，传立 曾孙女，国称大奈良姬大神； ⑷新正，先祭香火，次祭门神井灶； ⑸君思知明月，世事若浑河。神风常拂动，焉得漾清波；[5] ⑹世中好歹人难分别，如水混清澄，惟有神知识。[6] ⑺春日大明神、大奈良姬大神； ⑻天照皇大神宫。
虔台倭纂	谢杰	万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	有不平事，但诣神庙罚钱。
咸宾录	罗曰褧	万历中期	初王都筑紫向日宫，名曰天御中主，次曰天村云尊，其后王遂皆以尊称。传二十三世彦潋尊少子神武天皇，迁都太和州橿原宫。后王遂以天皇称；
两朝平攘录	诸葛元声	万历三十四年（一六0六）	⑴其俗信巫，疾无医药，病者裸而就水滨勺水淋浴之，面四方呼 其神，诚祷即愈； ⑵畏佛法过国法也，射箭负重以奉神，名曰“赛愿”。
殊域周咨录	严从简	万历年间	初倭主号天御中主，次曰天村云尊，其后皆以尊为号，至彦潋尊凡二十五世，立都于筑紫日向宫。彦潋第四子号神武天皇，入居大和州橿原官，即位元年甲寅，当周僖王时也。自是皆以天皇为号，传至符平天皇，此宋雍熙初也，凡六十四世，今不知其几世亦；
武备志	茅元仪	天启二年（一六二一）	次等曰备前刀，以有血漕为巧，刀上或凿龙，或凿剑或凿八幡大萨、春日大明神天照皇大神宫，皆其行诸在外，为美观者。
四夷考	叶向高	万历年间		其后天材云尊立，累传皆称尊。神武天皇立，累传皆称天皇。

结合以上表格和有关史籍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1、由于当时研究日本的主要目的是御倭，所以不管是专著还是非专著，尤其是非专著，对神道的记载就特别少，即使有，大都是沿用或抄袭，很少有新内容出现。如较早出现在《筹海图编》中的“又如宫岛人，不嗜杀人，有不平事，但诣神庙罚钱。”这段叙述，被之后的《日本图纂》、《日本考》、《虔台倭纂》等书频频沿用。

2、有关史籍的作者绝大多数没有到过日本，所以作品中涉及神道的一些陈述难免出现错误，出现神佛不分、神人不分的现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于日本宗教信仰的认识不够全面，不管是专著还是非专著，几乎一致认为日本只重佛法，把神道误作佛教，就连在日三年的赵秩（洪武三年出使日本）在给春屋妙芭的《饯偈》“序文”中也有类似看法：“于斯风俗尚佛法，上至国王大臣，下及庶民，莫不兴崇善事，于是释氏愈尊。而五山十刹宫殿高广，胜概佳丽莫非佛地。”[7]可见在赵秩眼中，当时日本国内上下兴崇佛教，凡是那些高广佳丽的建筑就是佛教胜地。这也有可能是由于当时神道的特殊存在形式“神佛结合”所导致，当然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在一般民众中那时已经流行神佛结合的信仰或兼有两种以上的信仰。其实这些“高广佳丽的建筑”当中有很多可能是神宫寺。不过，从佛教如此兴旺来看，也可推测当时神佛的主从情况。二，把一些其实是神道有关的祭祀看作是“鬼道”或“巫觋”。这是明代史籍中比较普遍的现象。明代各种史籍也和以前一样，总把“鬼道”一词和卑弥呼连在一起，而在提到日本风俗习惯时总有“信巫觋”、“尤惑巫觋”等类的描述。“鬼道”，现在已基本认为它就是原始神道，至于象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写的“其卜筮灼骨，以占吉凶。”、“即葬举家入水澡涤，以祓不祥。”和诸葛元声在《两朝平攘录》中写的“其俗信巫，疾无医药，病者裸而就水滨勺水淋浴之，面四方呼其神，诚祷即愈。”等等之类的“巫觋”，笔者认为其实就是神道有关的一些祭祀，然而这些陌生怪异的东西在“惟我中华为正统”的明人眼中都成了“邪道”、“巫术”。三，在日本天皇系的描述中，对神武天皇前的二十三尊传说神似乎信以为真，未能正确解释它与真实天皇之间的关系。

    在众多史籍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一鉴》。

    作者郑舜功，新安人，曾两次赴日，第一次是在嘉靖八年（一五二九）五月，随日本僧侣昌虎首座至京都，为畠山义宣辨别汉和药物，并于嘉靖三十五年（一五五六）奉浙江总督杨宜之命，再往日本招抚倭寇。回来后他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辑为《日本一鉴》，大约于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五）成书，所以与一般的相比，该书具有下述鲜明特色：可信性较高；新辟的领域多，容纳的日本知识信息量大，如《穷河话海》“职员”、“国君”、“人物”、“室宇”、“器用”、“饮食”、“鬼神”、“佛法”等栏的记载都是前人著作中少有的，而且不少事物是首次介绍给中国人。当然，本书在日本神道方面的史料价值也是其他书籍不能相比的。下面就该书的神道记载作个简单概述


1、明确记录了日本神的数量，其中“成宫神三千七百五十，不成宫小神一万七千”[8]。另外还记载着很多神的神名，如男神、妻神即伊奘若尊伊奘册尊（此二神者乃其先王有一女三男即伊势大宫日月二神西海宫蛭字郎殿出云三大社素戋乌尊之父母也）、贺茂神、内亲王神、素戋乌尊（社在山城）、贵布祢（船神）、宇贺（福神）、镇守伯（大常神）、社务（有功神）、鬼神大夫（刀神）、耆婆、扁鹊（以上二神医家祭之）、日君（谓夷王）、惠美酒、镇国香推大神、大奈良姬大神、春日大明神等等，如上所示，并对一些主要神作了解释。

2、引用了日本神道中“神社”“神宫”这两个概念，并对“社”作有注解，即“曰末社谓神也曰寺社僧谓本社”[9]。指出神宫的数量为“二万七千七百一十三”[10]。还列举出八个神社的社名，即八番大神社、春日大神社、天照大神社、伊势大神社（乃夷王伊奘诸与妻伊奘册俗呼日月二神）、热田神社、出云大社、祗园、尾张热田神社。

3、记载了神社中的一些建筑名并作了解释，如斋宫（在伊势俗曰伊势大神宫中祀夷王文德女）、居（曰鸟居一云神门犹言华表）、神门（又谓鸟居犹华表）、通入障子（一曰鸟居犹言华表）、社头（神宫）、华表（一曰神门一曰鸟居）、瑞篱（神栖也）。
4、记载了几个神道中的神话传说，如“两神创国”[11]、“草薙剑”[12]等等。

5、列举了若干神道祭祀，如贺茂祭、大常会（谓夷王即位之年以新米献伊势大神谓之大常会十二月卯日也）、最花（最初诸花始开时采之以献神也）、禁中白马会等等。

6、首次记载了日本一年的主要风俗习惯：

    正月肇岁一云睦月，一云昵月。俗谓新春亲类相依娱乐，故名之。月朔，国人斋沐祈祝天地，先向其都方位拜，祝其王，次父母、兄弟、夫妇、长幼。礼毕，往来亲友之家，是日俗尚嬉戏，各逞其能，尽醉而归。贺正之礼，其有行至十一日、十五日、二十日止。月初子日，俗人祝松祝云。男七女二七云云。七日禁中白马会。俗人登高望远，谓得阴阳静气，以除烦恼。十四日禁中男蹈歌，皆发祝颂之词。望日清晨，俗以白米小豆为粥，致祭地祗国君。所村童子成群手持一物，谓羽子板，及刺杖，遍入人家搜求不育之妇，见即挞之。童谣曰：汝快生儿。十六日禁中女蹈歌，凡月晦谓提月；二月如月，一云衣更着月。俗以此月余寒尤严故云衣更着也。望日吊亡者，二八月时云彼岸；三月病月，一云弥生月。言诸草木至此俱生故名。三日做草饼祭祖先，桃花泛酒以为乐；四月卯月，是月也卯木盛华故名。僧家开浴，谓之淋汗。八日僧俗之人祭贺释迦生辰；五月皋月，五日酒泛菖蒲、竞马、拟竞渡，致祭三闾楚大夫。小儿辈作艾虎故事，祭贺茂神俗云贺茂祭；六月且月，一云皆热月，月朔以冰进王，分赐群臣。按：彼之冰例藏越前一乘溪，预备以供此节。云，月望夷王致祭天地神祗，装扮人物故事、鸟兽之戏。是月晦，云越祓。俗以夏尽秋交金火相克故名；七月文月，一云亲月，俗省亲墓故名。是月俗饷父母，谓之生见玉。月望盂兰盆会。夜则烧灯于门外，比屋皆然，谓导亡人受祭；八月云彼岸，一云壮月，一云叶月，以木叶落故名。朔云凭又云白露，白露节值八月也。月望国都则祭八幡神，谓之放生会。大和则祭大明神，伊势则祭天照神，皆夷先代国王也。国人谓之三社日。是日丰后扬师至饰金草，游于郊原之间；九月玄月，一云长月，月阴象俗以夜长故名。九月采菊献观音；十月神无月，俗以神集出云云。惟出云谓之神有月。是月也择日修祭诸神，亥日食饼谓豕，祈禳无病；十一月畅月，一云霜月。是月也国之东南始陨霜，卜日祭龟；十二月趋月，一云师趋。俗以诸人事烦，不暂居家，虽师匠亦趋走也，故名。十三日致贺礼。月望祭祖先，月晦作麻糍。僧俗互送往来辞年。门户悬稻穰、插麻房，祈稻之熟、祈子之多。其王宫室侍臣，乃以桃弓苇箭驱难，云闰月，俗事同。[13]

    以上的风俗习惯中，如正月的“禁中白马会”和“童子羽子板游戏”、二月的“彼岸”、五月的“菖蒲祭”和“贺茂祭”、七月的“盂兰盆会”、八月的“三社日”、十月的别称“神无月” 等等，都与神道有密切关系。

       7、除以上之外，还有一些神道其他方面的记载，如“神器”、“神乐（神祗事）”、“幢幡”（或书天照皇大神春日大明神八番大菩萨法场之内多用之海舶之上祈祷之海贼寇皆奉之昔诸夷人答曰此先王也可庇贼乎为言曰今不禁止汝先王被其污也答曰然）[14]、“鹿岛立”（岛在常陆缘起神事）、“役夫工米”（伊势大神宫御造营料诸国悬役钱谓役夫工米）、“流镝”（神会时骑射也）、“祝言”（神祗）、“神水”（启请时用）、“宫岛之夷不嗜杀人事有不平者则诣神司评议罚钱。”等等。

    从全书可以看到，郑舜功在记载日本事物之前，每每用“其国书云”、“夷国书言”、“按国书”、“国书云”等来开头，因此，笔者认为郑舜功在写作此书的时候，不仅亲自到过日本，而且很有可能还参考了象《古事记》、《日本书纪》之类一些神道方面的重要书籍。这一点也是明代其他史籍所不能相比的。
尽管本书有以上一些特点，但作者在描述日本宗教信仰的时候概念模糊，自始至终没有使用“神道”一词，说日本“儒佛巫神各有供奉，逮至唐宋，而僧好儒，故俗之人巫神少事亦惟敬佛僧。”[15]，把神社的鸟居当作犹如我国华表或屏障一类之物。可见，由于作者的自大思想，神道没能引起作者足够的重视，对神道在日本人中的地位缺乏正确的认识，不知道神道乃是日本原始的、固有的民族宗教。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日本一鉴》乃为一部集大成之作，代表着明代中国研究日本（包括神道）的最高水平。

   总之，到了明代，在很多史籍中都出现了日本神道方面的有关记载，涉及的面也较广，这表明比起前期的人们来，明人的认识范围有所扩大，程度有所加深。但是，对于日本的这一民族宗教最终不是误为佛教就是贬为巫觋，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它又和以前的时期没有根本性差异。


主要参考文献：

（1）郑若曾《日本图纂》，《四库全书》版。
（2）郑若曾《筹海图编》，《四库全书》版。
（3）《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0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
（4）李贤《大明一统志》，《四库全书》版。
（5）陈全之《蓬窗日录》，上海书店出版，1985年6月。
（6）王圻《续文献通考》，文海出版社。
（7）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商瑞校，1980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
（8）叶向高《四夷考》，台湾华文书局印行。
（9）张燮《东西洋考》，1981年中华书局校点铅印本。
（10）李言恭、郝杰《日本考》，汪向荣、严大中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4月。（中外交通史籍丛刊，14）
（11）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余思黎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4月。（中外交通史籍丛刊，13）
（12）罗曰褧《咸宾录》，余思黎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4月。（中外交通史籍丛刊，11）
（13）茅元仪《武备志》，根据明天启刻本影印，收录于《中国兵书集成》27～36册，1989年2月由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出版。
（14）薛俊《日本考略》，收录于《丛书集成新编》98，1984年台湾新文丰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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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狂歌

很长知识 小日本的教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