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国上古史”是个伪命题

七秩龄童

    “重建中国上古史”是个伪命题

                         ——我的上古史观之三

            一、“疑古”大思潮是“东施效颦”的产物
   
    对于中国历史，国人从来就有该笔则笔，该削则削，扬弃并重，对于世界文化的一切先进成果兼收并蓄，对于自己的好东西也毫无保留也与世界交流；无需讳言，此种精神早就自视为中国一大优良传统。另外，有所谓从宋元时期开始发端的疑古“思想”，是指那些“零星”出现，不成“规模”的对于古史真实性表示怀疑的思想，如果将讨论的范围限定在“学术”以内，“疑古”的要点是“辨伪”，包含对有关古史记载的文本典籍的真实性的怀疑和对古史本身的真实性的怀疑这两方面的内容等。以上“疑古思想”，与从二十世纪初掀起的“疑古思潮”，虽似只有规模大小有区别，实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这股“疑古思潮”是西方近代学者历史观的产物，正如顾诘刚先生自述的：“西方的科学方法传了进来，中国的学者受了它的影响，对于治学方法有了根本的觉悟”，“我生当其顷，……能够自觉地承受。”（见《古史辨》第1册，第94页、77页 ）
        1917年，27岁的胡适（1891－1962）先生从美国学成归国刚就教于北京大学，就仿效西方用纯粹考古学的方法，重建其中断了长达1千多年直至4千年上古历史的经验，生搬硬套到中国来，借口中国夏王朝只是传说时代，商周纪年资料不全，以完全否定中国历史的立场，站上讲坛的第一课就只从孔子的《诗经》为始，掀起了“中国东周以上无历史”的舆*论，造成了国人对本民族历史的迷茫和认知上的混乱。过了两年，1919年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胡适先生再次提出“整理国故”主张。在他的倡导下，一批具有横扫一切没落文化的青年学者聚集于其麾下，形成了一股挑战古史思想的学术潮流。在此股潮流中，胡适的学生顾颉刚（1893－1980）先生从1920年起就成了‘疑古思潮’的主要人物。顾先生用“层累地造成”说，借用汲黯的话将历史和历史人物比喻为“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意思是说：中国上古的历史，如同码柴堆一样，都是东周以后由近往远编“造”的，时代越古，编的故事越全面，用倒个儿的法儿，将中国古代历史先后秩序打乱。胡适先生指示顾颉刚：“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 宁疑古而失，不可信古而失。”（《古史辨》第1册上编。）顾先生则回答说：“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去立足之点。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现在很灿烂的古史，所谓很有荣誉的四千年的历史，自三皇以至夏商，整整齐齐的统系和年岁，精密的考来，都是伪书的结晶。”（《古今伪书考跋》，收于《古史辨》第1册上编。）以上议论，无异于实行先杀人再寻证据，宁可错杀，也要扑杀，恨不得将中国文明用一阵乱棍打死为快。 同时，有位出名的学者名为钱玄同(1887－1939)者，钱先生号“疑古”，常自称为“疑古玄同”，他称赞顾先生“层累地造成的中国的古史一个意见，真是精当绝伦”，并宣称：“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所以他是顾颉刚先生主张的积极拥护者，也是积极主张废除汉字先锋人物，欲令将中国汉字用一阵乱棍打死而后快。以上对中国历史的叫战出自有名的历史学家之嘴，无疑如同一枚重磅炸弹，将中国的古史炸的个面目全非，然后以全盘西化的“方法”重建中国古史为己任。
    就在“古史辨派”登上中国古史坛显要位置之时，国学大师王国维（1877—1927）先生重扬国学的扛鼎之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及《序》问世，从甲骨卜辞中考证出商代先公先王姓名及其前后顺序，以证实历史记载的殷代帝王世系可靠，其总结出把“古书的记载与考古的成果结合起来，再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即所谓“二重证据法”理论，则见于1926年在《国学月报》上的文章《古史新证•总论》。王先生说：“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的方法，“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意思是运用考古所得“地下之新材料”，得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 以考证古代的历史文化，遂成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
    接着，从1928年开始的安阳殷墟发掘，得出了商朝历史是我国的信史甲骨文证，说明《史记·殷本纪》与先秦史官撰写的《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这一大规模的殷墟发掘，无疑是对民族虚无主义者的一声棒喝。对此，胡适先生抽身转退了，他改口说：“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讲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的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胡适：《自述古史观书》，见《古史辨》第一册，第22页。）可以说从1929年开始，胡适先生本人到是从“疑古”立场转变为“信古”的了。但是以他的学生——顾诘刚先生为首的“古史辩派”，由其并有收敛省醒，反而变本加厉，由其弟*子童书业先生（1908年～1968年）仿犹太文《古史辨》的方法，从1926至1941年间相继编辑出版辑成为325万字的巨册，名之为《古史辨（辩）》，共七册九本，使以他为核心的“古史辨派”迅速登上中国古史坛执牛耳的显要位置。所以，用谨慎地态度审视二十世纪“疑古”大思潮，以一言以蔽之，曰：疑古思潮的要害是否定中国古代历史，是全盘西化思想指导下的产物。他们既然自称就是全盘否定中国上古历史，则从他们而言，所谓“重建中国上古史”就完全不存在了，所以无从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

七秩龄童

                 二、“重建中国上古史”，是自毁华夏文明之论  
      过了50年后，李学勤先生在《谈“信古、疑古、释古”》的文章中说：“疑古一派的辨伪，限*制在以古书论古书圈子里，故无法进行古史的重建；不过在二、三十年代，重建古史的正面工作实际已在开始了。把古书的记载与考古的成果结合起来，再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郭沫若先生开拓的这条道路，决定了此后很多年中国古史研究的走向。应该说这已经超出疑古，而进入新的时代了。”
      真是这样吗？需知开拓“重建古史的正面工作”道路的郭沫若先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在“古辨史”派的大旗之下，大喊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 的确是个卓识”，“ 他的识见委实是有先见之明”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1982年版）304－305页：《禹的问题》）。既然如此，在郭沫若先生主持下所谓“超出疑古，而进入新的时代”的中国古代历史的重建，实际上并没有跳出顾先生的掌心。按照顾颉刚先生的中国上古历史虚无观“东周以上无历史”，“生当（对西方科学有了根本觉悟）其时，能够承受”的“觉悟”，其重建的要旨两条：否定自我和全盘西化的“重建”，造成国人对本民族历史的迷茫和认知上的混乱，与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和具有创造力和凝聚力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不相容的。
      一）、重建欧洲古史以“返回到希腊人而开始的”的内容要旨：按照恩格斯的观点，欧洲中世纪漫长的黑夜的开始，是以东罗马君士坦丁堡于公元395年的兴起和古罗马城于公元476年的陷落为标志；终结于君士坦丁堡（1453年）的陷落，即东罗马帝国的被灭亡。其间欧洲被东罗马帝国统治的历史长达千年。在漫长的欧洲中世纪黑夜里，人被淹没在神的阴影之下，神性代替了人性，人成为神的奴仆。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以僧侣和贵族为主的知识分子摆脱腐朽的世俗化思想禁锢，重新学习逐渐被遗忘的古希腊著作开始。古希腊的精神遗产第一次得到了全面复兴和继承。到了18~19世纪，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学者们不再把古书上写的当作真事，且把古希腊的知识归于同类，把前776年第一次奥运会之前的事情统统算为神话，不作信史看待。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谢里曼（Heinrich Schilemann,1822-1890），先是经商致富，己年届四十之后转移兴趣，以自费进行了长期的考古发掘，1870年在特洛伊（Troy）考古出土文物，因而将公元前1600多年前的古希腊，“用考古学的方法，将历史学从文献探索的油灯下解放出来，将其置于古希腊灿烂的阳光下。”（［英］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版P142-143）。这一考古发现让西方人重新认识到古希腊不是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而的确经历过灿烂的文明。按他们的认知，是以独*立研究古物的路径，来“重建”中断长达千年的古希腊和己被遗亡了长达近4千年的古埃及、巴比伦历史的。这就是恩格斯说的“新时代是以返回到希腊人而开始的。——否定之否定”的内容要旨。
      二）、中华文明的复兴和继承无需“重建”：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幸未中断。中国具有丰硕的历史文献叙史和比较它国和谐的历史环境，是中国之福，也是全世界人民可以共享之福。早在茹毛饮血的时代时，我们的祖先就懂得按大自然的安排“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太阳周而复始的东升西落运动，使人产生了“天”这个最基本的时间单位。中华大地从进入农耕定居社会开始，“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己约历9千年奋斗历程。其所以说“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是指有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遗产，又积累了丰厚的无可比拟的历史文献资料。文献记载和考古说明，大约6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汉字己用图画形式出现了，约距今4千年前，进入字体的积累阶段，进入3千6百年前殷商时期，已形成相当系统的文字体系，即约有5千个成熟的象形汉字传世，以充司书文工具，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从传说到转化为文字记载的有细节可以叙述的历史约计5千年。同时，说中国是有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也是祖先老早就说了的，而不是现在为了向世人夸耀新作的说词。
      中华民族的始祖公认为黄帝。“黄帝”其人，史有明载，地有确迹，代有所传，物有所证，更重要的是，世所认同。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缔造人，是中华文明的肇始人，是中国国家的奠基人；而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符号之一的“黄帝”，由无论从历史朝代夏、商、周、秦、汉算起，或于像北魏、元朝、清朝等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而言，当政者无一不将黄帝作为自己的祖先源头，并通过祭拜、建祠等各种方式来昭示自己是炎黄子孙，体现了黄帝文化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向心力，成为中华文化五千年的遗传基因，也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络绎不绝拜祭黄帝的重要原因。马克思曾经据蒙古以武力建立元王朝和席卷亚欧建立强大的四大汗国为例论断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元朝的统治者为了统治文化、经济比自己高得多的当地民族，不得不自愿归化于当地文化，最终或部份退出（如被中国明朝中央政府取代）或全部地将自己融入了当地社会（出征常居融入欧亚多国的帮蒙古汗国）就是例子。我们既自认为就是薪火相传的炎黄子孙，形骸有尽而精神不灭；从我们是炎黄子孙的角度说：否认夏朝以前的历史，就是变相地否认炎黄时代，即无异于否定华夏，也即是否定中华为华夏文明的同义语。出如此欺心灭祖之言，受到应有的讨伐是必然的。
      到了夏代，须知，中国与外国历史不同的国情之一是：夏、商在尧舜时代即是正在大融合过程中的数个上古氏族中，以婚姻联襟，有血缘相连而成的同根共祖的两大古族，其首领又同居先朝要职，同认为炎黄后嗣。进入夏世后，作为“酋邦”式政权的伯方与诸侯关系的夏殷之间，如同双胞胎、又如同紫萝藤似的依偎共存。有历史记账明白：夏立国传14世17王，殷立国前叙先祖也同为14世，且这些殷族的祖先都在夏朝为官，是夏王朝的臣属，其如殷祖阏伯（契）的六世孙，冥之子振，是夏世时殷人称为“高祖亥”或“高祖王亥”、继任为商族首领的有名望的先公之一，而且是活动于夏世改进辕车驯化牛马有功于夏世的功臣之一。因此我们说，夏世约400多年的历史，其实是夏、商同具的履历，所以有商即有夏。即或如后世有些人暂时不承认有夏朝，也无需慌乱，因为光从殷世算账，也可以从殷祖契算初祖上溯炎黄，并不会缩短中华5000千年文明历史大框架。
    《淮南子》、《吕览》等典籍均有“伯鲧作城”的记述。夏建国后，《左传•昭四年》也提到“夏启有均台之享” 标志着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家天下国家的成功建立时“筑土为城”，且己初具规模。夏禹忙着治水疏河，造福子孙，没功夫用石头造宫殿码金字塔，只留有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的千古称颂，而从无片言只字说其人的坏话，所以无像外国般的古城址遗留，也在情理之中。夏王朝之名为“夏”、称中国之人为“华夏”，则代表着这时自称为“中国人”的华夏族人，己由巢栖、穴居为主时代，进步到可以构筑房室、修建城郭宫室，用构造的农具于耕作时代的开始，代表了一个安居乐业，中原大地出现了房屋城郭一类文明景观的“中原泱泱大国”时代的开始。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古代文献中常常提到的《夏书》，同时又有许多历史文献都有关于《夏书》或“夏书曰”的记载，有的还引用了《夏书》的原文，可以充份证明，到了夏朝，不但有了文子可供纪录历史，而且有了名为《夏书》的史书。留在《尚书》中的《甘誓》一文，即为夏代首位国君发布的战争动员令，是《尚书》中留下的《汤誓》、《牧誓》、《费誓》、《秦誓》诸文的祖文 。由先秦文献大量文字记载了夏世的发源、兴起、活动的历史，有大量典籍记载，不容轻易否认。至于尚未见甲骨文中有“夏”之际的出现，并不必定构成殷世即缺“夏”字。
      夏失国后，有文字记载“杞、鄫”两国为夏的直系后裔，如《国语•周语》所指：“有夏虽衰，杞、鄫犹在”。《世本•王侯》：“殷汤封夏后于杞，周又封之”，《大戴礼记•少间》：“成汤卒受大命……乃放夏桀，散亡其佐，乃迁姒姓于杞”。周立国后，复求禹后裔东楼公，封之于雍丘。因其是夏之延续，保存有夏礼，所以《史记》将其列为《世家》。 太史公有言说：“禹（的后人），於周则杞，微甚，不足数也”，对于一个早己“式微”的小诸侯，确实是为了记叙大夏余烈，才将杞国荣登《史记•世家》之列。周襄王时，立有“禹王庙”，据 《水经注》：“雍丘城内有夏后祠，昔在（殷周）二代享祀不辍”。关于夏禹的“禹”字，《说文》释义为“虫”，即“蛇”，或十二生宵的“巳”字。段玉裁知许慎为确诂，故加注曰“夏王以为名，学者昧其本义”。由此推之，“殷汤封夏后于杞，周又封之”，以“杞”为国名，或即存“夏禹”又名“大巳”寓意。上古夏史四百多年，既有“夏屋渠渠”的盛赞，也有“曾不知夏之为丘”的感叹。正是因为于夏世过于遥远，而没有留下像长城、兵马俑、铜器、甲骨那样的遗存，进行夏代历史的审订，就更应该发挥中国历史文献丰富的优势，以考据为主，以考古为辅，才符合中国实况，也才能对夏商古化进行充份的记述描写。
      至于周人，于夏立国前，即任尧舜农官“后稷”之职，至其先祖不窋时，失其“农”官而流浪于边荒“戎狄之间”；至周先祖庆节时，乃率族人于“豳”立国，至古公亶父时，受“薰育”其地的匈奴人攻击，乃与私属去豳，止於岐下，以妃太姜之少子昌为嗣，受殷纣王封，得专征伐，是为殷世的西伯。以周人列祖叙世系，按司马迁《史记•周本纪》统计，其间至少六百年约二十代缺空无法接续，只好阙如；可见其经历的艰辛和部族间生存竞争的残酷。周人为了生存和雄起，采取了远交近攻策略，寻到其先祖为农官“后稷”名弃后，按父系寻祖源原是黄帝六世孙，于是将部族久处边鄙，经历坎坷，没有史官专门纪录的经历放下不说，突出与夏同祖共姓，强调自己与夏人为一系，故常自称“区夏”（小夏），而以“华夏”（文明的大夏族）概括从夏世形成的中华民族中的各族，以提高与黄土依偎了千年的周人的身价地位。这是“华夏”一词真实的源头。以“华夏”包括中华民族中的各族，见于《尚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东征，绥厥士女。”（我华夏族和蛮貊各族人民，无不率众遵从，奉天承运，从我东征，以救殷民于水火。）它这样宣传的目的自然是以传承夏文化使命自居，而铺开周文化演出的舞台的；当然也不失其历史的真实。
      中国的历史当然以中国人为主说了算。我们读祖宗书，替祖宗立言，替人民请命，替往世续绝学，替万世开太平，当仍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依附和崇高责任感之所在，也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比如叙家史，当然是祖而父，父而子逐世向后如薪火传承，除非发现大的错失需要进行更正修订外，一般是不会轻易要求“另修家谱”的。这就产生了一种信念的支撑：我中国是由父而祖代代相传而来，没有中断过瓜瓞延绵，从古至今其子孙繁衍并无绝代情形，因此信奉祖宗，故无需另造历史。外国人也一样，可以对中国历史说了算，因为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份；只除外国的部份历史学者。它们因为中世纪历史“中断”过久，留下的只有一些小说似的诗文，无记载的文献可查，所以根椐国情，进行考古，而恢复重建历史的重任落在历史学者的头上是必须的。但扩而大之，考古一入了迷，就容易变成“掘墓辟”。比如这位历史学家，未见过他祖父，父母说的也不算，非得掘墓“考古”亲验才行。若掘墓只见一具空棺木的话，这位历史学家的结论是“吾家父无父母！”如由这样的历史学家们来为中国历史下断语，你相信么。
      一般来说，外国人善于逻辑思维，唯对中国之事与中国人的经验思惟习惯换了位。比如说对夏代考古乞无重大进展，按我中国人思唯方式说：“很好，这说明我们祖先相传的夏文明无大谬误，无需重大更正”，因为未发掘出否定夏文明的任一证据。而这位外国人于殷商己发掘出十万斤甲骨，千吨铜山等殷周重器都不算，连想都不想，一定要钻牛角尖儿说：“不行，乞未挖出夏代存在实物确证，因此你们也决无夏祖！”不如同未见祖父遗骸，就不承认有祖父一样荒唐可笑。
     于我们中国的一些历史学家们也一样，他们也进行与外人同样的换位，进行如同外国“掘墓辟”般的非逻辑思考。比如收入《古史辨》第一册的李玄伯（1895－1974）先生的《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就是从法国引进的西方治上古史的方法：“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我们若想解决这些问题，还要努力向发掘方面走”。陈淳先生发表于《文史哲》（2006年第6期 ）的文章《疑古、考古与古史重建》也提到：“中国坚持考古学与历史相结合”其本质“与科学考古学的宗旨相抵牾，是考古学发展的最大障碍和古史重建的最大误区”。于是要将这种西方的“考古独*立进行”的“方法”移植到中国来，当然是先行否定全部文字资料，先下结论“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再由他们组织（独*立的）考古发掘，用胡适先生的话说“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的方式，如此，则只有借用欲钱玄疑古先生的话说：必先将中国的汉字和连同所主载的无可比拟的丰富的文献资料，一概付诸丙丁，还要将满脑子装着中国上古“认知”的活人“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一股脑儿杀它个痛快才行啊。如此，岂不是荒唐透顶的荒唐吗。
     历史首先不能以年代学的有无定真假，因为年代不是历史的核心。对于中国的历史记载的不尽人意与欲全盘否定不可同日而语；对于想重修古史考虑后果与想重建古代史不顾后果的建议更不可同日而语。就前者而言，可谓国人的贤劳智忧，而于后者，则至少算是盲动。司马迁于《史记•三代世表》曾作交待：“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只是“古文咸不同，乖异”，或因为黄帝其时史官无现代人记载年代的“迫切感”，或其时有了一些符号文字，但仍不足以表达文意，或是史料散失，致司马迁手边无完整的文献资料；以上情形都有可能，所以司马迁先生编史纪时，只先向后人交了一份“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但他并无片纸只字表示怀疑黄帝其祖，也更未以历史年代的不清楚，就否定中国上古历史的存在。司马迁对于秦毁史书（还有周初也毁了史书）造成的历史连用了三个“惜哉”，但并未中缀史记的修纂，由此可见，司马迁老先生并未认为有年代才有历史，无年代可书即不修历史的。
     有五千年文明传承的中华民族立世以来，要做的事儿千头万绪，历史是一大科。但历史中的年代学，只是历史的一个分支，向国人作中华民族历史年代的交待，那是中国专职“史人”、即历史学家们的天职，如何据实汇报于国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单就年代学的研究状况看，中国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继司马迁之后，从汉代刘歆的《世经》开始，一直到清朝，可谓历朝历代都有丰硕的研究成果问世。经过近两千年努力，自黄帝以下世系、王年、年表被国人基本补齐了。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补齐一份历史年表，这是我们民族“五千年”的一大历史情结。 比如清季末年，《民报》和多数革*命党人用过“黄帝纪年”一词。孙中山通电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其文曰：“黄帝纪年4609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之日。民*国廿五年（1936）出版的中国第一部《辞海》，附了份《中外历代大事年表》，也认公元前2698年为黄帝元年。其实众所周期知，认公元前2698年为黄帝元年，作为“绝对年份”会有一定误差，是一份可进行考订的“近似年份”或者只是“名义年份”；但作为中国的历史主流，仍将《辞海•中外历代大事年表》附在工具书《辞海》巨册之末,要表达的就是一份世人的“共信”和“名家”的共识。需知：历史年代古疏今密是正常的；对于古代历史，不清楚、待清楚也是正常的。古埃及史如此，古希腊史亦复如此。不说上古史，即或近代史，读者不满意处也十有八*九。熟话说“不清楚就是清楚，清楚了反不如欠清楚”，这才是通贯古今的大历史观。正如同章炳麟（1869-1936）先生“论修史书”的确论： “《宋史》芜秽固有之，然欲删剃其繁，仍将增补其缺”，即如 “明世遗文，今存者百不及五，（不说重修的话，）则修改亦难”。（北京图书馆《文献》1982年第12辑《章炳麟致书柳诒征论修史书》。据章先生统计，明季遗文约八至十万卷，存者仅约四千卷!）于国史既修改都难，何谈整个中国上古史的重建。

七秩龄童

                        三、缩短两三千年再慢慢从东周拉长古史的论题是居心叵测的设陷：
      正如孔子修《春秋》，是功是罪要由历史作评说一样，无论胡适先生本意的出发点如何，用他的“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讲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的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的方式，己被历史无情地宣判，只是一道居心叵测的设陷，被挡在殷周大门口，无论是谁被其吸力拉进去了以后，就有似乎爬得出来的幻觉，而实际则进入了历史的黑洞，永远也别想爬得出来。
      一些历史学家们，或深受“疑古派”对本民族历史的迷茫和认知上的混乱的困惑，或以为有金石学、考古学得出的丰硕成果为凭可以大展雄谋，相信胡适先生《自述古史观书》“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的说教，于刘歆早有“自周昭王以下亡年数”的交待，和近两千年的年代学的研究实践于不顾，偏要从地下考古出来的材料从殷周交界处入手，践行“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的“号召”，于是一个个比肩接踵而上，殊不知都被吸进牛角尖“陷井”里穷钻不辍。结果呢，有目共睹：近四十年间，关于探讨殷周交界绝对年月日的各抒己见的文章以百计，无不引用了几十件铜器历日，甚至引用的铜器历日达155件之多，各列出的不同结果的年代体系则多达44种以上，几乎可以排满上起公元前1130年下至公元前1018年间的比邻年份，真正地出现了与其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形势”，不如说是“九牛爬坡”不待扬鞭的奋勇场面。其中，日本学者新城新藏（1873—1936）续中国学者王韬（1828－1897）先生的春秋历法学说，以王国维先生“月相四分说”推定的公元前1066年为“武王伐纣克商”之年说，于《夏商周年表》公布之前，还优先被紫金山天文台《大众万年历》（1996年第三版）和《新华字典》（1998年第九版）相继采用为“权威”的历史年代。先不说这一道历史关口即或闯过去了对于整个中国上古史年代有无意义，就是这一种被认为是“权威”的“公元前1066年”说，也并未能说服众家认同。其它各家呢，于中国上古年代中，各如金鸡独*立般，任一学者都既说服不了众家，也不能被众家之一说服。类似于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侠客行》为比：金庸先生不无挖苦地描绘说，那些无一不似“中进士、点翰林是易如反掌”的文人学士，被龙木岛主邀到上了侠客岛，喝了“腊八粥”，进了二十四石（七秩将“石”字错看成“史”字）窟，甘心情愿，死心塌地的留了下来研习无法领悟的“上乘武功”，无一不走火入魔一般，受“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的鼓惑，进入了“殷周交界迷窟”便产生了可以得解和“自以为是”的幻觉，且得到了自以为是的答案。为什么如此 ？盖以上各说，都可以例举若干金文历数为证可行，唯无一不有难以克服的疵病可寻，更无权威能够拍板服众，故仍然只是无以统一观点的“哥德巴*赫”猜想。总结一句话说，历史关于殷周交接的历史资料不是少了，而是多到无可数计，也无所适从。正因为历史资料之多到无可适从，即倒过来成了均可参考、均有可适从的年份；而用以于现代的治史方法探讨其绝对年份，恰如同数学中的未知数的个数多于方程个数之“静不定”方程，其通解为多解，持各种待定系数，即可以得出多种符合题意的答案。也可以说，待定系数多于方程之需要的未知数个数，即成了无唯一答案可寻的猜想题；或如同迷信了上庙里求签，签筒中备有“信不信由你，准不准难说”的答签奉赠一样。
     寻根刨底，其实所有专家们都是天份极高的学者，有极高的悟性，识破此无解题本不费吹灰之力的。其所以全部误入迷途，概因为不识历年真面目，只为蜗在历年中，没有局外人指点迷津，就不能点醒梦中人。如同《侠客行》里的《太玄经》文，只有不识字的石破天，正因为他不识文字，才有条件只从文字笔画的走势中参透玄机，“顿悟”武功要领，又如《国王的新衣》里只有稚童才无顾忌一样，需要首先不入历数，才悟得殷周历数的真义。
     《西游记》里的美猴王上山拜师学师，得了佛性，尚不识岁月，只能以吃了几次桃果记时间。类似的是：古人无文字前以“结绳计日”，有了文字后，先也是以干支序数的60顺秩序记日子。这是有文献也有地下文物证实了的；尤其是从古至今以干支记日从未中断，也是国人向值得世人夸耀的先祖的文明成果之一。
       但仅凭干支记日的方式记积日，与以天象中的日月两大星球运行周期作历法，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或反而容易造成先入为主的误会：既然古人能以60进数位记积日，则以太阳公转一周为一岁，月亮圆缺一次的整天数为一历月，就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了，古人岂能不会?问题恰恰出现在这一点上，从西周纸上和地下出土文物的历史记载中，向后人透出的消息是：于周代，伴随着干支记日的，且明白记载着的是以“朏”代表月初的某一天，而以不同的月相名词“哉生霸、既生霸、既旁生霸、既死霸、旁死霸、既望、初吉”等纪载数字月份名义下的相应的日期，这就说明，周时古人以什么为标准判定月之朔日即初一日，又一个朔望月究竟有多少天，还模糊着等待经验的积累呢。倘若周人己知以数字分月又能以字记日期，则何必巧立如此繁多的以月相记日的名目？明确些说，就是其时于每历月内尚无数字日期的历制；就是“闰月”位置的安排上，大概也只能发觉季节与月名明显脱节后，才以“十三月”或“十四月”的方式，作为景象与月名有了明显脱节时的弥补手段。至于多少年有多少个闰月的数目、一个历月有究竟安排多少天，以何方法确定朔日以名之为月之初一，如杨升南先生于《.武丁时行“年中置闰”的证据》（《殷都学刊》.1986(4)）置闰于“年中”等问题，明显地，则表明其时历治虽有而历制不全，或说历制究竟如何，尚处于摸不准阶段；正因为如此，才在甲骨中出现少于29天或多于30天的历月，和年有14个历月等授时记载的出现。也正因为如此，以何月为“岁正”，即将年之“正月”放在一年中的哪个月位置上，还不能简单地以“建子”、“建丑”的方法来处理也是显然的。
      现代天文学计算告诉我们，月亮的一个满亏循环（名“朔望月”）的时间是29.53059天，地球绕太阳一周（名“回归年”）的时间是365.24220天。由于它们两者都是畸零数且无公倍数可取。于是，这个简单的数学结果，导致古人在历法问题上遭遇长期的苦恼，为认识和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付出了长达数千年的持续努力。古埃及于公元前421年出现了一本名为《天狼星历书》的古籍，己推测了出“天狼星周期”为1461年，据此知岁长取1461×0.25＝365.25天；古希腊于公元前425年以前的某年，据希腊有名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ΗΡΟΔΟΤΟΣ）《史书》的记载：其名为“Ennaetêris”的历法里，规定8“回归年”取99朔望月，共2922天，据此亦知岁长取2922÷8＝365.25天。问题是：以上两部历法其时尚处于“书院历法”的研究层次，并未付诸实际授时。于中国而言，公元前427年（周考王十四年，岁次甲寅）所用于授时的、以殷季甲寅年（前1567年）为历元的《殷历》，则是以《历术甲子篇》的历数表推步制历，其历数取76岁含940朔望月长27759天，算出其岁长也正好是27759÷76＝365.25天。三国相距万里，心意相通，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不过于中国而言，据《左传》所记，公元前655年和前552年两次冬至逢朔的日子，鲁国的天文工作者曾两次分请国君僖公和昭公“登观天台”“视朔”，以表重视。从公元前655年到523年间距133岁，两次记载“日南至”的年份，又正好是19的7倍数。对这两条历史记载的非凡意义在于，古四分历理于此时虽不一定成熟了，但古四分历的规律己进入到历人们的视事日程，是可以肯定的了。也就是说，古四分历的规则，于西方其历理还“锁在深闺人未识”之际，而早于此200多年前的中国己将其付诸授时实践了。
      领会上面话的意思，于中国而言在公元前655年顷，“古四分历理于此时虽不一定成熟了”的意思，或可经引伸为“正在成熟”之中。于再往前400年的殷周交界年代，由大量的甲骨卜文和大量的铜文显示，其时的历法还处于随意性安排大于制度性推步的历治时代，按时兴的说法是“一个先生一个法儿”，任你“搔扒抉剔”，也并无任何“有规定的间隔”的岁月的影子可觅。我们知道，所谓年代学，据三环出版社出版的《语言大典》的定义是：“以规则的间隔或时期来测定或计算时间，并确定事件的本来年代之科学”，其年代必需有“绝对年份”作基础，而绝对年月则是以制度化的历制作后盾的。其时的授时历纪即或是直接历日的记载出土，仍无固定的岁月“间隔”可循，则其绝对年代，是任谁都无法开启的密码锁一把。因此，若其时无制度化的历治实践，任人说古埃及、古希腊历法如何精密了，都只精密于天象，何况连天象都不密近，于年代也只能是大不略。也同样，像胡适先生似的大智者，却引领着成群的历史学家们于无制度化的历治中去求殷周交界的绝对年月日期，不是有意让人落下陷井，也是有意让人在深井中任君“搔扒抉剔”，也出不了陷井的一大设陷。

浅龙勿用

淺龍學習了並問樓主辛苦！

{:soso_e181:}

七秩龄童

淺龍學習了並問樓主辛苦！

{:soso_e181:}
浅龙勿用 发表于 2012-3-17 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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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先生，请多教正。

好想国学

说得好,重建中国上古史,是自毀华夏文明论,应彻底铲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