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国文化给予世界文化发展重大的影响。中国文化对东方世界的影响，更为直接，更为全面，更为深入。在历史上相当一个时期内，中国文化与东方世界某些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的文化的关系，达到了十分密切的程度，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极大地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东方世界——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各国——广泛地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正如赖肖尔在他的名著《日本人》一书中所说的，“更多地应归功于中国文明的光辉灿烂和它的吸引力，而不是因为日本人和其他邻近中国的民族有什么特征。”
对东方物质文化的影响
中国文化对东方世界的影响，最先表现在物质文化方面。这是因为物质文化的影响，直接关系到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关系到受影响者的基本的生活和生产需要。因此，物质文化的影响，是最容易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文化影响。
最早受到中国物质文化影响的国家，是朝鲜。据传说，周武王灭殷商后，殷王族箕子率领5000族人避居朝鲜，就已带去了中国文化。战国时代，燕赵等国的许多人为避战祸迁居朝鲜，就不是什么传说。而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了。他们最早把中国的金属器具和工具，包括青铜器和铁器，带到朝鲜。两汉时期，中国的丝绸、漆器和铜镜输入朝鲜。魏晋南北朝时期，朝鲜半岛高句丽诸国居民的生活习俗，也明显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高句丽贵族的服饰为宽衣博带，妇女的发式亦多仿南朝。隋唐以后，中朝物质文化交往的规模更大。也更为频繁了。
由于中朝物质文化交往开始得早，而且，越到后来就越为频繁。中国古代的一些重大发明，往往首先传到朝鲜。朝鲜是世界上最早从中国引入蚕种和养蚕技术的国家之一。早在汉代，朝鲜人就学会了养蚕制丝，中国的造纸方法，在公元4世纪时，就已传入朝鲜。中国的印刷术，在发明后不久，在唐末传入朝鲜。11世纪时，朝鲜的印刷术已相当发达。在60年间雕印了《大藏经》1040部、4740卷。中国的活字印刷在11世纪发明后，也很快传入朝鲜。朝鲜人民又以他们的智慧，改进了泥活字。在13世纪中叶发明了铜活字，并把它传到中国。中国的陶瓷技术，特别是中国宋代的清、白瓷技术，给予朝鲜陶瓷业很大的影响。10世纪以后，朝鲜已有窑厂，仿制中国瓷器。中国的又一大发明——火药，在元代传入朝鲜，到14世纪后半期，朝鲜已能制造火器和各种火炮。朝鲜从中国引进植棉技术，也是在元代。此后，棉花成为朝鲜重要的经济作物。到15世纪时，朝鲜的棉布已输出到日本。
朝鲜古代的建筑，也深受中国影响，新罗的都城平壤，就模仿隋唐的长安、洛阳，分宫城、皇城和外部城。
日本也是最早受中国文明影响的国家。秦代中国已发展了高度的物质文明，而日本文明还处于黎明阶段。秦代已有中国人越海到达日本，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艺。日本传说着，徐福奉秦始皇之命入海求仙，实际上到了日本不再返回，并说徐福带着的1000余人，是在纪伊熊野浦（现在的和哥山县新宫祠）登陆的。秦汉以后，移居日本的中国人更多。应神天皇（公元201—301？年）时代，由于乐浪、带方二郡的秦汉遗民移居日本，日本的养蚕、丝绸等业开始发展起来。《三国志·倭人传》已有倭人种桑养蚕的记载。雄略天皇（公元457—479年）时，接纳中国移民，请他们传授丝织技术，从秦汉到隋代，从中国移植到日本的原始工业。除上述养蚕、织丝外，还有制陶、造船、炼铁、皮革、香料、漆器、琉璃、油脂、酿酒、造纸等。在器物方面，中国的铜铁器、金银器和陶器，大量输入日本。作为日本皇权象征的三种神器——青铜镜、剑、琉璃、制勾玉，都是由中国传去的。在农业上，日本的水稻种植，也是由中国传入的。
隋唐时期，中国物质文化更大规模地传入日本。日本的遣隋、遣唐使和中国唐代鉴真和尚的东渡，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总计唐朝时，日本所派出的“遣唐使”共十三次（一说十四次），迎送唐朝到日本使节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有六次，合计共有19次。大规模的入唐使团，一次就有500多人。中国的鉴真和尚，743年到748年六次东渡，最后一次成功地东渡到日本，带去了“玉作人、画师、雕檀、刻镂、铸写、绡师、修文、镌碑”等手工艺人近百人。中国丝绸、瓷器、铜镜、刀、尺、笔、墨、砚、纸张大量输入日本。漏刻、测影等仪器，印刷、水车制造、瓷器、铜镜铸造等技术，均在唐代传入日本。在农业上，中国茶种传入日本。到10世纪时，日本寺院和宫廷的饮茶之风已颇为风行。当时日本人的服饰衣装，也深受唐朝服饰影响。和服的花纹图案，与唐代的花纹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至今和服中的名词如“唐草”“唐花”“唐锦”，都反映了这一关系。
在城市建筑中，日本的飞鸟、奈良时代的都城，如藤原京、平城京，就是模仿唐长安城、洛阳城建造起来的。寺院建筑也往往仿唐，如奈良法隆寺，从平面布局到细部构造，都无不模仿唐代寺院式样，其台基、殿身、梁架、斗拱、屋顶以及装饰，几乎都与唐代式样一致。至于奈良的唐招提寺，更是由鉴真大师及其弟子依据唐代寺院的风格式样建造的。
中国的围棋，也在唐代传入日本，并在日本民间流传发展，盛行不衰。
宋代以后，中国物质文化继续传入日本。日本人在消化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注意给予发展和创造。12世纪时，日本荣西禅师来华，当时宋朝人饮茶之风甚盛。荣西回国后，著《吃茶养生记》，提倡饮茶养生益寿之道，对于唐式茶会在日本复兴，起了很大的作用。到16世纪时，千利休居士（公元1521—1591年）在日本创茶道。1223年，日本加藤四郎来中国学习制陶，长达六年，回国后在日本尾张、濑户制造黑粙瓷器。14世纪中叶，又有日本人伊势五郎，专门到景德镇学习青花瓷技术，到70岁才回国。后来他在日本制造的瓷器“纸薄磬声”。宋元时期来中国学习医学的日本人更多。吉田意休到中国七年，学习针刺，回国后著有《刺针家鉴》。药物学家阿部照任在福建18年，精于本草学，后来被日本人尊为药物学的鼻祖。元明以后，日本的造园艺术，也受到中国影响。明末中国学者朱舜水到日本，传去了中国江南风格的园林艺术。
在东南亚，最早受到中国物质文化影响的，是越南，而且这种影响不亚于朝鲜和日本。实际上，从秦始皇置象郡到公元939年吴权建国前，越南北方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下的地区。早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中原的铁制农具、牛耕和手工技术，就开始传入越南北方。秦末汉初，用转盘制陶的技术传入越南。养蚕缫丝的技术，也至迟在汉代传入越南。公元3世纪，造纸技术也传到越南。越南人用密香树皮等，制造出“交趾密香纸”，质量很高，且带有香味，很受中原士人欢迎。魏晋时期，在中国制陶术的影响下，越南已能生产精湛的彩釉陶和羊陶半瓷的过渡性陶瓷品。越南的印刷术，也是从中国传去的。前黎朝应天14年（公元1007年），越南黎朝皇帝黎龙铤派遣使团到宋朝，求得雕印本的《九经》和《大藏经》。以后宋朝和元朝所刻印的《藏经），都曾送给越南。越南人学到印刷术后，也刊刻了不少汉译佛经和儒家经典。
在器物方面，中国的产品通过贸易大量进入越南。宋朝时输入占城（今越南中部）的商品有草席、凉伞、绢扇、漆器、瓷器等。中国的器物如瓷碗、绫绢、纻丝等，都深受当地居民欢迎越南的古建筑，如城市、宫殿、亭台楼阁等，也深受中国古代建筑的影响。越南古都升龙，就是在古代城市龙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代设交州刺史冶龙编，公元866年，唐将高骈筑大罗城于龙编。后来的升龙，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近代称为河内。
中国物质文化传入柬埔寨，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公元3世纪初，吴国孙权曾派遣康秦和朱应到扶南国（在今柬埔寨境内）。由于康泰和朱应的建议，当地居民的一些习俗有很大的改变，腰间开始围“横幅”。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纺织品、麻织品、陶器、金属制品，已大量输往柬埔寨。唐宋时期，中国又向柬埔寨出口金银、瓷器、缎锦、凉伞、皮鼓、酒、糖等，这些物品丰富了当地居民的物质生活，极受欢迎，以致追逐“唐货”（中国货）成为一时风尚。元代中国与柬埔寨的物质文化交流，规模更大。温州人周达观在1296年到1297年到真腊（今柬埔寨），目睹了中国物质文化对柬埔寨的影响。他说，柬埔寨人以中国的金银饰物为第一等珍品，其次是五色缣帛、江苏的锡镴。其他物品如温州的漆盘、泉州的青瓷、明州的草席，以及纸张、麻布、雨伞、铁锅、木梳、簸箕、硫黄、硝石、桐油、针线杂货等，都无不受当地居民喜爱。当地人盛饭，也喜欢用中国的瓷盘和铜盘。明代皇帝以回赠礼品的形式，把大量的丝、棉织品和瓷器，交流到柬埔寨，仅在朱元璋当皇帝时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明朝使团就给真腊国王带去金文绮32匹，瓷器19000件。
中国的物质文化传入缅甸，也是相当早的事情。距今两千多年前开辟的由四川经云南进入缅甸、印度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对于中国文化传入缅甸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中国丝绸很早就输出到缅甸，用中国丝绸缝制的衣服，在古代就为缅甸人民所喜爱。中国唐代的古籍中就已有“骠国（公元1至9世纪的缅甸古国）妇女披罗缎”的记载。古代缅甸手工业不发达，钢、铣、铜镙、铁锅、剪刀、缝衣针、瓷器等，也大量从中国输入，尤以明清两代为盛，直接方便了缅甸人民的生产、生活。两国人民频繁交往，许多瓜果蔬菜，如石榴、辣椒、卷心菜等，都由中国传入缅甸。有的瓜果蔬菜，还直接冠以缅语“德由”（意为“中国”），以示来自中国，如芹菜、韭菜、油菜、蚕豆及荔枝、红枣、枇杷、杨梅、柿子等。“包子”“饵鈌”“米线”等食品的名称，则借用了云南方言，说明其传自云南。从中国传入的这些瓜果、蔬菜、食品，大大地丰富了缅甸人民的物质生活。
泰国也在很早就受到中国物质文明的影响。从元代到清代，中泰海路贸易的规模一直很大，超过同期中国与越南、缅甸的贸易。泰国宫廷和民间所需的物资，特别是丝绸、瓷器和铜，都从中国输入。泰国古代的手工业技术，也在多方面受到中国的影响。元代，中国工匠到泰国，传入烧制瓷器的技术。后来泰国有名的宋加禄瓷器，就是在吸收中国烧瓷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初至清中叶，中国造船工业发达，高超的运船技艺由华侨传到泰国。当时泰国的木船设计和制造都模仿中国。泰国民间使用的器物特别是铜器，也特请中国广东等地的工匠代为加工打制。'
中南半岛上的内陆国家——老挝，也在多方面受到中国物质文明的影响。在古代中老贸易中，中国的丝绸、瓷器大量输入老挝；酿酒、养蚕、烘茶、丝织等技术，也从中国传入老挝。
与中国隔海相邻的东南亚海岛国家，在物质文化方面，也程度不同地受中国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在菲律宾，伊夫高人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创造了被称为世界奇迹的伊夫高梯田。如果将这些梯田相连在一起，其长度将超过地球圆周的一半。而梯田文化起源于南中国，后来传入菲律宾。中菲之间的贸易，至迟在晚唐就已开始。此后，中国的瓷器、丝绸、铁针、琉璃珠、铁鼎、伞等产品，源源输入菲律宾，当地居民异常欢迎与中国商人贸易，取得他们极为需要的生活、生产用品。15世纪以后，大批华侨移居菲律宾，带去牛、马、粮食、水果、五金、纸、笔、墨，传入中国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对菲律宾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直到19世纪，菲律宾农民耕地所使用的犁，还是由华侨传去的中国式的犁。
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巳经开展同中国的汉朝的物质文化交往。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对印度尼西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唐宋以后，国对印度尼西亚的出口商品，种类繁多，有瓷器、锦绫、绢、金银、铜、铁、米、酒、姜、大黄等，给印尼人民的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和便利。大批华侨移居印尼，又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在长期的交往中，中国的一些重大发明和技术，陆续传到印度尼西亚。13世纪末，火药传入，到16世纪时，印尼已能自制火炮。造纸术至晚在17世纪传入。17世纪80年代，雅加达已有中国人开设的纸厂，而在15世纪郑和下西洋到达印尼群岛时，当地居民还以贝叶作为“纸”。在农业生产上，养蚕织丝的技术，由中国传入。茶种也是由中国人在17世纪传入的。豆芽、豆腐、豆酱等食品，则由华侨传入，成为印度尼西亚人民喜爱的食品。中国的白菜、韭菜、荔枝、龙眼、肉桂等蔬菜水果，也被移植到印尼，广泛栽种。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物质文化，也受到中国文明的广泛影响。19世纪以后，中国福建、广东两省的居民，大批来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带去了中国的物质文明。现在，在新加坡总人口中，华人占了3/4，马来西亚华人也占人口总数的1/3。
南亚地区也在2000多年前，就同中国有了物质文化的交往。中国的丝绸，早在公元前就已经传入印度，后来缫丝技术也传入印度。唐以后，种桑养蚕的技术传到孟加拉。到14～15世纪时，孟加拉已成为南亚唯一的出白丝绸的地区。中国的造纸法，在中古时代传人印度，又通过印度传到尼泊尔。中国的漆雕艺术在宋元时期传入印度，后来在印度发展为一门专门的工艺。中国传入印度的植物种类很多，其中有桃、梨、金橘、荔枝等水果和花生等油料作物。尼泊尔的马铃薯等作物，也是从中国传入的。
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除了通过上述人员往来和产品交流等较为直接的方式传入东方各国，还通过更高层次的方式，即通过科学技术著作，给予东方一些国家（主要是日本、朝鲜和越南）物质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广泛、深刻的影响。
在医学方面，早在唐代，中国古代的医书如《本草经》《素问经》《针经》《脉经》《针灸甲乙经》《难经》等，就已经传入朝鲜。宋代，宋政府两次向朝鲜赠送《太平圣惠方》。中国医书对朝鲜古代医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朝鲜古代医学家编的《医方类聚》《中医宝鉴》等，又丰富了中医学。
在药物学和植物学方面，明初朱橚（公元1360？——1425年）的《救荒本草》（刊于公元1405年）传入日本后。1716年由松岗玄达刊印，后来为许多学者引用。李时珍的190余万字的巨著《本草纲目》在1578年刊印后，1607年就传入日本。在1637年——1714年，出现了八种日本刻本。1612——1856年间，研究《本草纲目》的日本人的著作，多达30余种。在朝鲜，《本草纲目》也有广泛的影响。
在农业科学技术方面，明末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在1639年出版后，17世纪中叶就传入日本。日本人自著的最早的农书——宫崎安贞的《农业全书》（公元1696年刊印），已多处引用《农政全书》。1716年，日本的本草学家松岗玄达（公元1668——1746年）将（农政全书·荒政篇）加以训点，在京都刊印。朝鲜著名的实学家朴趾源在他的《热河日记》（公元1783年）中，也介绍了《农政全书》的价值。在农业和手工业技术方面，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该书在1637年初刻后，17世纪末就传入日本，1771年再刊于大版。18世纪的朝鲜学者，也经常引用这部著作。
对东方制度文明的影响
古代中国在制度文明方面，也是先进的，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文明，特别是中国唐代所确立的制度文明，包括官制、学制、法制、礼制、田制和税制，为周边国家主要是日本、朝鲜和越南所欣赏、羡慕、学习和模仿。中国制度文明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是中国文化对东方文明影响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对被影响国家的历史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
日本是最早较为全面地学习和模仿中国唐代制度文明的国家。日本大化革新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唐代的先进制度，确立适应当时日本封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个方面的制度。这次革新从公元650年（大化元年）开始，到701年（大宝元年）颁布《大宝律令》才告完成。大化革新所确立的各项制度，明显地受到唐代法令、制度的巨大影。
在官制方向，日本在大化革新后所形成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中央设置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相当于唐朝的太师、太傅、太保；中央设有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八省，也采纳了唐朝的三省八部制而又有改进。此外，大纳言、弹正台、五卫府、国司、郡司等，都直接根据唐制移植到日本。地方官员如国司、郡司等，都由中央政府任命。
在教育制度方面，早在公元3世纪末，朝鲜半岛上百济国的汉学家王仁到日本，带去《论语》等著作，入日本宫廷为汉学教师，日本古代比较正规的宫廷教育由此兴起。但比较完整的学制，形成于大化革新时期。大中兄皇子即位（天智天皇）后，始设大学于京都，隶属于式部，入学者称博士学生；国有国学，隶属于国司。大学内设明经道和纪传道等课程，教育内容从汉文书籍如《礼记》、《春秋》、《左传）、《毛诗》、《周礼》、《周易》、《论语》、《文选》、《史记》、《汉书》等为主。平安时代（公元794——1192年）以后，汉文教育曾趋衰落，但在江户时期（公元1603——1868年），儒学特别是朱熹的理学，对日本教育仍有很大的影响。
日本中古时代的刑罚分笞、杖、徒、流、死五等，又有六议（议亲、故、贤、能、功、贵）八虐（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等，均由唐代的五刑、八议、十恶蜕化而来，不过较为简约。
大化革新所确立的田制与税制，也力效唐制，规定全国土地为天皇（国家）公地，实行班田收授法，受田者负担租庸调：租为田租，交纳稻米；庸为徭役，调为贡物，一般交纳绢布。
日本中古时代的礼制，也仿唐制。嵯峨天皇在公元818年下诏说，“朝会之礼，常服之制，拜跪之等，不分男女，一准唐仪。”
古代朝鲜的制度，也深受中国制度文明的影响。早在三国时期，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就开始学习中国的制度文化。公元6世纪，百济曾派人见梁武帝，请求梁朝派遣讲授《三礼》、《毛诗》的博士。唐时，这三个国家更加主动地学习唐朝的制度文化。公元648年，新罗女王真德派子文王、侄春秋来中国，“请改章服，从中国制。”来唐的朝鲜留学生也络绎不绝。仅在840年，新罗在唐学成回国的留学生就达105人。10世纪高丽统一朝鲜半岛后，在各方面都积极吸收中国唐、宋时代的制度。
在行政制度方面，新罗也仿效唐朝，实行中央集权制，朝官有宰相、侍中、司农卿、太府令等。高丽时期，确立了完整的中央集权制。中央机关的核心是三省，即内史门下省、尚书都省和三司，执行机关为六部，即吏部、兵部、户部、刑部、礼部、工部。地方行政为道、府、郡、县四级制，分别以按察使、府使、郡守、县令为各级地方官。这套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几乎完全同于唐制。
在教育制度方面，公元4世纪时，高句丽就设太学，教贵族子弟学汉字和懦家经典。公元682年，新罗在首都设立国学。高丽王朝时期（公元918——1392年），儒学成为教育的基本内容，科举制度成为基本的教育制度。公元930年，太祖王建在西京创立学校，设立学博士，实施儒家教育。958年，王建采纳留居朝鲜的后周武胜军节度巡官双冀的建议，开科取士，施行科举制度。此后数百年，科举制度成为选拔人才官员的主要方式。992年，高丽又在首都开京设立最高学府国子监。1109年，又扩充国子监，设立7个专业。1392年李朝建立后，基本上承袭了高丽时的教育制度。
朝鲜封建社会的田制和税制，也深受唐朝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影响。公元722年，新罗对国家直接管辖的农民实行丁田制（以丁授田）和租庸调制。高丽立国后，竭力加强国家对全国土地的支配权，用法律固定下来，于926年起实行田柴科制度，对全部耕地和山林进行登记，统一规定了各级官员和其他吏员的收租权，也规定了授予每个服兵役者的府兵团为十五结（三十三步见方为一结）。
越南中古时代的许多制度，也是在中国的影响下形成的，而且，中国制度文明对中古越南的影响，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对日本、朝鲜的影响。这种情况，与越南北方地区在公元10世纪之前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下的郡县，也不无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的各项制度中，对越南影响很深的一项，是科举制度。早在唐代，安南（今越南北方）的士人就已参加唐王朝举行科举考试。安南士人姜公辅不仅高中进士，而且官拜宰相。越南建国独立后，李朝于大宁四年（公元1075年）首次开科取士。陈朝（公元1010——1225年）时，科举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215年间开科14次，共取士337名；到1247年开第三科时，设状元、榜眼、探花为一至三名。为了适应科举制度的发展，陈朝还设立了国子监、国学院、太学等中央学堂。陈太宗元丰三年（公元1253年），国学院建成，皇帝亲自诏天下学者入国学院讲五经四书。百官子弟只有通过学校、科举，才能考入仕途。后黎朝时，越南的科举制度臻于极盛。黎圣宗时（公元1460——1497年），于1463年定三年大比之制，颁布乡试、会试条例，1472年定会试当年立进士题碑之制，1484年改状元、榜眼、探花为进士及第，正榜为进士出身，附榜为同进士出生。后黎朝360年间（公元1428——1789年），开科129次，取士1936人。1802年越南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建立后，继续实行科举制度，并且在考试中引入八股文，1919年，在越南古都顺化举行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建社会的法律，也直接受到中国封建法典的影响。李朝时制订的越南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已亡佚，陈朝编制的《刑书》今也不全。后黎朝在1483年颁布的——《洪德法典》，有条文271条、包括有民法、刑法等。这部法典很受《大明律》的影响。阮朝在1815年颁布的《皇朝律例》（即《嘉隆法典》），实际上几乎是《大清律例》的翻版。
越南中古时代的兵制，也学中国。李朝和陈朝都把全国军队分为禁军和地方军、禁军负责京都防卫，地方部队分驻各种。这与宋朝的兵制，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田制，特别是唐代的《均田制》，对越南封建社会实行或恢复土地国有制，也有不小的影响。后黎朝时，黎太祖黎利为了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封建土地国有制，增强封建国家的实力，巩固其统治地位，于1429年制定《均田法》，丈量公私田地和荒地，然后按规定分配给官员及军民。《均由法》的实施和推广，使得后黎朝前期的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对东方精神文化的贡献
中国文化对于东方世界的意义，还在于它所创造的充满着魅力的精神文化，为东方各国人民所欣赏，所接受，所分享；它所传递出的独有的“智慧之光”，对东方世界精神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特别巨大的贡献。
语言文字作为文比信息的物质外壳，作为人类交际的工具，对于人类精神文化的传播，起着巨大的影响和作用。而在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汉文字曾对朝鲜、日本和越南的文字以及用文字表达的各种文学艺术形式，产生过深广的影响。
朝鲜语和汉语并不是一个体系，古代朝鲜没有文字。但由于很早就接受中国文化，汉字就成为古代朝鲜人表达和记述的工具。公元7世纪中叶起，开始有“吏读”出现，即用汉字的音，表示朝鲜语里的助词、助动词的工具，夹在汉文中间，作为帮助阅读汉文的工具。15世纪上半叶，在长期使用汉字和吏读的基础上，李朝世宗皇帝和郑麟趾、成三间、申叔舟等共同研制出“谚文”，这是拼音化的朝鲜文字。但在谚文创制后，文人的著述、官府的公文、国史的撰述等，仍然使用汉字。直到中日甲午战争前，汉字在朝鲜一直盛行不衰，被认为是正式文字。
日本在中古前期也没有文字。汉字在公元1至3世纪传入日本。日本人在使用汉字的过程中，不断改造和简化汉字，利用汉字的偏旁创造了日本楷书字母——片假名，又模仿汉字草体创造了草书字母——平假名。唐代留学中国的吉备真备和空海对之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假名创制后，汉字仍为日本人特别是日本知识分子学习和使用，他们以之为工具，学习和掌握中国文化，写作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
越南语言文字也深受汉文的影响。汉代交趾太守锡光等人，已在当地建立学校，汉字已系统地传入。此后汉字一直是越南人表达记述的工具。越南10世纪独立，1444年以汉字为素材，创造出自己的文字——字喃，但实际上通用的仍是汉字。除短命的胡朝（公元1400——1407年）和西山阮朝（公元1786——1802年）曾试图推行以“字喃”为官方文字，其余各朝均以汉字作为官方文字。法国侵占越南后，在越南全面推行拉丁化拼音越语，1936年明令废止使用汉字。但越语拼音文字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仍保留着汉语的影响。在越语词汇中，源于汉语的高达70％左右。
在汉字、汉文化的影响下，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出现了大量用汉字写作的文史著作。在汉字文学作品方面，尤以诗歌为盛。在日本，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三年（公元751年）就编成了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嵯峨天皇（公元810——821年）时，又编成《凌云集》和《文华秀丽集》两部汉诗集。此后各朝，文人学士，都有作汉诗的。清末中国学者俞樾应日本岸田国华之请，编成日本汉诗选集《东瀛诗选》，选诗4500首。日本汉诗，也像中国古诗一样，讲究文字的美，音乐的美，对称的美，意境的美。嵯峨天皇就已写出了“寒江春晓片云晴，两岸花飞夜更明”这样的优美的诗句。日本10世纪的长篇巨著《源氏物语》，广泛引用了汉诗，仅引用白居易的诗，就有90多处。
朝鲜人也很早就开始作汉文诗。7世纪时。真德女王织在锦缎上送给唐太宗的排律诗《太平颂》，已无异于唐人诗作，被选入《全唐诗》。9世纪时，新罗文人崔致远（公元857——？年），曾长用在中国留学，掌握了中国盛唐和晚唐时期娴熟的作诗技巧，成为期鲜第一个汉诗文学的大家，据说平生作诗“万有余首”，留有诗文集《桂苑笔耕录》二十卷。他的诗作也被收入“全唐诗”。高丽和李朝时期，朝鲜实行科举制，汉文诗成为考试科目。汉文诗在高丽时期成为朝鲜文学主流。李朝时期，文人作诗仍以汉文诗居多，16世纪后还掀起学唐诗风，杜甫和李白的诗尤受朝鲜文人的推崇。数百年间，朝鲜汉文诗人名家辈出，如高丽时期的李奎报（公元1168——1241年）、李齐贤（公元1288——1367年）和李谷（公元1298——1351年），李朝时期的李达（公元1568——16O8年）、权跸（公元1569——16l2年）、丁若镛（公元1762——1836年）等，都在朝鲜文学诗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好句佳作，也随处可见。有的至今读来，仍觉清新可爱。如李谷的“百年心事一扁舟，归事自笑已白头”（《寄郑代言》）、李彦迪（公元1491——1553年）的“万物变迁无定态，一身闲适自随时。年来渐省经营力，长对青山不赋诗”（《无为》），郑沏（公元1536——1593年）的“萧萧落叶声，错误为疏雨。呼憎出门看，月挂溪南树”（《秋夜》），都无不如此。
在越南古典文学中，汉文诗也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早在唐代，汉文诗在越南就有了广泛影响。唐代诗人如杜甫的祖父、初唐著名诗人杜审言、沈佺期、刘禹锡、韩偓，都曾流寓越南。越南僧人无碍、逢定、维监等，亦曾游学长安，与王维、贾岛、张籍相与唱和。陈朝以汉文诗取士，文人写诗，蔚然成风。陈朝皇帝如陈太宗、仁宗、英宗、明宗、宪宗等，都擅长汉诗。陈朝所编的《历朝御制诗集》，为越南较早的汉文诗集。后黎朝文治甚盛，黎圣宗黎思诚本人就是著名诗人，他于1494年曾集文臣28人，建“骚坛会”，以汉文诗酬唱相和。诗人阮秉谦、黎贵惇的汉文诗造诣尤高。黎贵惇著有《桂堂诗文集》，并辑《皇越文海》，为越南诗文总集之始。阮朝明命帝（公元1819——1840年）规定乡试须考诗赋，一般文人无不习汉文诗赋。越南文人不但作汉文诗，而且把中国文学里诗和赋的形式运用到越南文学里去，创造出八六诗体，汉文七言诗与八六结合体、双七六八诗体等诗歌形式，丰富了越南古典文学宝库。19世纪越南诗人阮攸的《金云翘传》，就是八六体长诗，至今仍是越南家喻户晓的古典名著。
中国文学在东方深广博大的影响，当然远远不限于汉文诗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散文、杂著、文学理论、笔记文学，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日本僧空海在9世纪初写的《文镜秘府论》，就是在中国古代文论影响下完成的一部文艺批评名著。朝鲜文人创作的稗说文学，如李仁老（公元1152——1220年）的《破闲集》，崔滋（公元1188——1260年）的《补闲集》，直接受到宋代笔记文学的启示。越南后黎朝、阮朝两朝，在中国宋元明杂著、笔记文学影响下，出现了许多有价值的类似的文学作品，如后黎朝杜润心的《天南余暇录》、裴辉壁的《旅中杂志》、黎贵惇的《见闻小录》、武琼的《岭南摭怪》，和阮朝范廷琥的《雨中随笔》、范廷琥与阮案合著的《桑沧偶录》、阮德达的《考古忆说》、潘清简的《良溪集》，无论从书名到内容，都与中国宋元明杂著、笔记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古代小说对东方文化产生的影响，在时间上要晚于诗歌，但影响似乎更为广泛。中国明代的《剪灯新语》（1378年出版），是较早对邻国文学作品产生广泛影响的一部小说集。在它的影响下，15世纪的朝鲜作家金时习《公无1435——1493年）写了《金鳌新语）。此后，有16世纪越南作家阮舆的《传奇漫录》和17世纪日本作家浅井子意的《伽俾子》（1666年出版）。然而，在20世纪以前，对东方文学有最广泛影响的中国古代小说，当推《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成书后，中文本就传到了朝鲜、日本和越南，后来被译成多种东方语。最早的是日文本，出版于1692年，其次是朝鲜文本，初版于1703年。泰译本初版于1802年，是各种东南亚语文本中最早的。《三国演义》译成其他语文的年代是：马来语，1883——1885年；瓜哇文，1809——1894年；越文，1907年，柬埔寨文，1933年。《三国演义》不仅影响了一些国家的文学特别是讲史小说，而且，在多方面启迪了人们的智慧。成书于17世纪的朝鲜的第一部讲史小说《壬辰录》（《抗倭演义》）在题材、人物塑造、艺术处理等方面，都深受《三国演义》的影响，词语亦多有从《三国演义》移植的。泰文《三国演义》，在19世纪曾被泰国王室贵族视为用兵、安邦、治国的要籍，有着深广的影响。它还被认为是泰语文学的杰作，它的一些片断作为范文，被选入语文课本中。
中国的其他一些古典小说，在东方世界也有广泛影响。《水浒》在1757年就有了日译本，19世纪又出现了朝鲜文本、泰文本（1867年）和马来文本（1885年）。《今古奇观》的日译本，在18世纪就出了四种，19世纪又出现了朝鲜文本和马来文本（1884年）。越南文本则刊于20世纪初。《东周列国志》、《西游记》、《封神演义》、《两汉演义》、《薛仁贵征东》、《再生缘》、《杨家将》、《聊斋志异》等小说，不仅以汉文本的形式流行了日本、朝鲜、越南和东南亚华人社会，而且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都已译成泰文、爪哇文、马来文、越文。
中国古代史学，在东方也有着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日本、朝鲜、越南这三个国家的史学。司马迁的《史记》在公元600——604年间传入日本，在日本的影响尤为深广。日本第一部国史《古事纪》（成书于712年）和第二部国史《日本书记》（成书于720年），虽系编年体，但明显受《史记》影响，都以国君（天皇）立卷，各卷以时间先后为序。平安时代的史书如《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实录》、《三代实录》等史书，都模仿中国正史中的“本纪”而编成。宋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在日本也很有影响。德川时代幕府编的《本朝通鉴》，从书名到写法，都借鉴《资治通鉴》。朝鲜史书同样受中国古代史学著作的影响。朝鲜最早的较为完整的史学著作如金富轼的《三国史记》（成书于12世纪）和僧一然的《三国遗事》（成书于13世纪），深受中国的前四史的影响。12世纪，朝鲜王氏高丽模仿宋朝的史官制度，设置编修官。李朝时，又同中国明清王朝一样，编修《实录》。《李朝实录》记载李朝五百多年的历史，共1079卷，可谓卷帙浩繁，而且全用汉文写成。越南古代的史学著作，从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古代史学著作的影响下出现的，从体例到史观，都深受中国史学影响，而且，都是用汉文写成的。陈朝史官黎文休的《大越史记》、后黎朝史官潘浮先的《大越史记续编》和吴士连的《大越史记全书》，都以“史记”名，实际上也都深受《史记》影响。后黎朝潘辉注的《历朝宪章类志》，分为“官职志”“经籍志”“刑律志”“外国志”等，分明受中国正史中编志的影响。越南后黎朝和阮朝的一些历史地理著作和方志著作，如潘光定的《一统地舆》、潘辉著的《皇越地舆志》、郑怀德的《嘉定通志》，在体例和写法上，都模仿了中国明清的《一统志》和地方志。阮朝时，越南又仿效中国明清两代的做法，设国史馆。阮朝国史馆编写的重要著作，有《钦定越史通鉴纲要》等。
中国儒家思想和佛教，也对邻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3世纪百济博士王仁至日本，已将中国儒学传入。公元5至6世纪，佛教也从中国传入日本。7世纪初，圣德太子派遣留学生入隋，直接引进儒、法、佛家思想。他颁布的《十七条宪法》的重要思想基础，就是儒家思想。第一条“以和为贵”，第四条“治民之本，要之在礼，”都源于儒家学说。9世纪初，名憎最澄和空海到中国留学，回日本后分别创立了天台宗和真言宗。真言宗至今还是日本佛教的主要宗派之一。宋代禅宗僧人赴日本，对禅宗在日本的传播产生了影响。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朱熹的理学传到了日本。理学和禅宗思想为镰仓时期的幕府和武家封建主接受，经融合和改造，形成日本中古后期独特的封建道德观念，参禅究道在武士中也蔚然成风。明代王阳明的心学，则给予中江藤树（公元16O8——1648年）等学者深远的影响，后来形成了日本的“阳明学派”，反对泥古，强调变通，其流风余韵对明治维新也不无影响。明末学者朱舜水终老日本，在他的影响下，水户封建主德川光开馆编修《大日本史》，提倡“大义名分”，形成有名的“水户学派”。后期水户学提倡尊王攘夷论，从一个方面积极影响了明治维新。
朝鲜接受中国古代思想和宗教的影响，要早于日本。儒家思想对古代朝鲜的影响尤为深远。公元一世纪时，就有朝鲜人能背诵《诗经》、《书经》、《春秋》等经书。三国两晋时期，《论语》等儒家经典，已在朝鲜广为流传。公元372年，高句丽设太学，用儒家经典教育贵族子弟。佛教也是经由中国传入朝鲜半岛的。公元373年，前秦王苻坚遣使送僧人顺道携带经典到高句丽弘扬佛法，这是中国佛教传入朝鲜半岛的最早记载。6世纪时，佛教在朝鲜半岛已得到广泛的传播。公元10世纪，朝鲜科举制度确立后，儒家经典成为考试的主要内容，儒家学说更为深入士人之心。13世纪末，程朱理学也传入到朝鲜。1289年，朝鲜人安珦在元大都获得新版的《朱子全书》，回国讲朱子之学。14世纪时，朱熹的《四书集注》也在朝鲜刊行。朝鲜李朝出现了李谷、李齐贤和李穑等本国的理学大师。程朱理学战胜佛教，成为李朝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6世纪以后，程朱理学日趋保守，朝鲜进步思想家在中国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的影响下，提倡实学。曾三次出使中国的李朝哲学家李晬光（公元1563——1627？年）成为实学的先驱。18世纪下半叶到过中国的朝鲜李朝思想家朴趾源（公元1737——1805年）和洪大容（公元1731——1783年）系统地阐述了实学，反对程朱理学的“空理空谈”“浮文虚礼”，提倡研究实在有用之学，号召人们学习北学即当时中国的文化以及通过中国传入的西方文化。
越南也很早就受到中国儒、佛两家思想的影响。公元二世纪末，东汉学者牟伯避乱交趾时，曾在当地研究和传播佛教和道家思想。公元580年，中国禅宗三祖僧灿的弟子灭喜（毘尼多流支）赴越南，在法云寺（在今河东省）创建了中国禅宗的灭喜派。李朝初期，中国和尚草堂在越南创草堂禅派，受到李朝帝王信仰。17世纪末，中国和尚元绍在越南传播和创建元绍禅派，该派在越南中部和南部流传至今。当然，越南中古时代主要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1156年，李朝皇帝已在首都升龙（今河内）立孔子庙，1075年开科取士，大大加快了儒学的传播。陈朝时，儒家学说已占据统治地位。后黎朝时，儒学极为兴盛，出现了不少由越南人写的解经著作，如黎贵惇的《易经肤说》《春秋略论》等。阮朝建立后，仍然独尊儒术。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对东方国家的影响，虽然以对日本、朝鲜、越南三国的影响最为深广，但并不仅仅限于这三个国家，对东南亚、南亚国家也有广泛的影响。唐代玄奘就曾把中国的精神文化，介绍到印度。他从印度回国后，应东印度的国王鸠摩罗之请，把《老子》（又称《道德经》）译成梵文，送到印度。在东南亚各国，19世纪下半叶以后，在大量中国古代通俗小说被译成当地语文的同时，中国古代的一些思想文化著作和童蒙读物，也有不少被译成当地语文。仅在印度尼西亚，到20世纪初，被译成当地语文的这类著作，就有《四书》《朱子家训》《昔时贤文》和《三字经》等。
在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文化以其灿烂的光辉，吸引着东方世界各国。本文所介绍的，只是中国文化对东方世界影响的一些方面。就是对所介绍的这些方面，其许多内容，也无法在这篇短文中一一谈及；还有许多方面，如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书法、风俗习惯的影响，甚至没有谈到。但是，仅从上面简要的介绍中，也可以看出伟大的中国古代文明对东方世界的影响，是何等的广泛、博大、深远，它们至今还保存在东方各国特别是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语言、文字、思想、宗教、文学、艺术、服饰、饮食以至于风俗习惯里。当然，东方各国的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给予中国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
[ 本帖最后由 寒气冒山泽 于 2008-5-10 13:59 编辑 ] |
发表于 2008-5-10 10:5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