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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整理] 我們究竟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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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26 14:42: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原文題目是:震惊,华夏文明的祖先竟是雅利安白人,孔子是高加索人种》

以前看过点断断续续的的东西,说华夏族早在商汤灭夏时候就已经灭亡了,现在生活在华夏大地的你我其实是原来的异族蒙古人,今天看到這篇文章更奇,与君共赏。


奇文如下:

华夏文明的白种来源
天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大多都呈现出明显的黄种人特征。而这大多数人也以古代华夏文明创始者的传人自居。那么,创造了中国地区最初的华夏文明的那些古代民族,他们是什么人种呢?事实是,他们却是白种的雅利安人这并不是什么天方夜谈。事实上,有大量的考古发现和以DNA检测结果为依据的体质人类学以及比较语言学上的证据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只不过,这个历史事实一直都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禁区。因为现在的中国一直都是以古代华夏文明的继承者自居的,而这个历史事实却会把现在的中国政府和中国的这些伪“民族主义者”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原来他们一直都是在乱认祖宗。

证明这个历史事实的主要证据有以下这些: 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甘肃,内蒙,新疆等地出土的大量具有高加索人种(白种人)特征的古人类遗骨,干尸,以及雕像文物等;古文献中关于古代华夏民族及北方游牧民族中具有高加索人种(白种人)成分的大量记载;古汉语中与英语等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语言同源的大量原始词汇。等等。在详细阐述这些证据之前,首先我们来大致了解一下种族和语族这两个概念,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通常我们都简单地把人种分为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不过这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并不准确。而且按照皮肤颜色把人分类也不太科学,因为肤色受外界影响很大,恰恰不是最重要的人种特征。通常应该按照眼睛颜色,毛发颜色,毛发形状,鼻形,眼形,头形指数,等等区分。照此大概可将人种分为高加索人种(白种人),蒙古利亚人种(黄种人),尼格罗人种(黑种人),俾格米人种(小黑人)等几大类,其他一些过渡种族和混和种族以及难以归类的不重要的种族这里不再赘述。


人类的语言,则大概可分为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闪米特语系含米特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等几大类。(美洲印地安语和非洲黑人班图语等除外)而按照语言将人分类,就可以将人类分为印欧语系民族(广义的雅利安人)闪米特语系民族(包括犹太人,阿拉伯人,古巴比伦人,古亚述人,腓尼基人等)含米特语系民族(包括古埃及人,北非柏柏尔人)汉藏语系民族阿尔泰语系民族(包括蒙古,突厥,通古斯[女真]三大语族)等几大类。这种按照语言分类的语族并不等同于按照体征分类的种族,但是两者(种族谱系树与语言谱系树)大体上是吻合的。所以本文中可视为等同。不过印欧语系民族与闪米特语系民族同属于高加索人种,所以本文将属于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民族作为广义上的雅利安人单独归类。

然后我们来看看具体的证据:


(一)。山东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和中国古生物分子遗传学研究所,通过对山东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山东临淄古墓群中古人类遗骨中提取的DNA样本所做的检测,研究表明,儒家的发源地--山东,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春秋战国晚期,当地人的人种特征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白种人),进而可推知:儒家的创始者--孔子,毫无疑问也是属于高加索人种的成分。一直到了隋唐时期,山东当地人的人种特征才开始转变为高加索人种与蒙古尼亚人种的混合成分,近似于今天新疆中亚的黄白混血种人;然后到了明清时期,山东当地人的人种特征才开始转变为较纯粹的蒙古利亚人种。这个研究结果曾经在2000年“21世纪中国考古学和世界考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公布过,2002年的《齐鲁晚报》《山东商报》也曾有过报道。   

(二)。从殷墟遗址,中国地区最早的文明--商文明的遗迹中发掘出来的遗骨中,有高加索人种的遗骨。(关于文明的定义等问题请参考《所谓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无稽之谈》等文章)同时也有蒙古利亚人种和尼格罗人种(黑种人)的遗骨,一般都来自于殉葬坑和祭祀坑,应该是战俘或者奴隶。

(三)。中国古代史书上记载的周边民族--西戎,北狄,南蛮,东夷,都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的成分,并且直接构成了商,周,等中国地区早期文明的人种来源。比如商文明的两个来源之一就是东夷--也就是上文第一条所提到的当时山东各部落和民族。东夷应该是一个游猎部落。(《说文》:夷从大从弓,意即弓箭手。)而生活在山东的东夷,既然是高加索人种的成分,来源于东夷的商,当然也毫无疑问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的成分的,并且也被考古发现所证实。两者关系非常密切,而孔子也是商的遗民后裔。郭沫若也曾考证过,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东夷人,体貌特征为胡须体毛较浓密,鹰钩鼻,这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北狄中也含有浓须,蓝眼,高鼻的高加索人种成分(《中国史篇》)。另外,东夷可能也含有部分通古斯人(属蒙古利亚人种)的成分。(注意:古史上所说的戎,狄,蛮,夷,是与西,北,南,东四个方位严格对应的。)

(四)。中国地区的第二个文明--周,也是来源于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成分的西戎(说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周人始祖名为弃,号为后稷,其母为姜嫄,系出自羌人部落(姜,羌同源),而羌人为西戎的一支。周人直到灭商入主中原之后才开始“贬戎狄之俗”逐渐摆脱游牧文化的影响。(《说文》:羌从羊,意即牧羊人。)不仅西周墓葬中发现有很多高加索人种特征的颅骨,而且,1976年在甘肃灵台白草坡一座西周墓出土文物中,有一尊青铜鼓上的人头像具有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1980年陕西扶风西周宫殿遗址出土的蚌雕人头像,雕像高鼻、狭面、深目,也具有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其中一个头顶上还刻有一个“╋”字(“巫”字),这个符号来源于公元前5500年前的西亚哈拉夫文化。   

(五)。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尧,舜,禹等人,并不是实有其人,只是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才陆续由方士文人根据神话传说虚构出来的人物,但是其所对应的考古年代上相应的氏族部落,如尧,舜,禹所对应的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据中国学者考证,都是使用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民族,而使用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各民族基本上都属于高加索人种。关于此问题可参考余太山等人的相关著作,如《塞种史研究》及《说大夏的迁徙——兼考允姓之戎》《有虞氏的迁徙——兼说陶唐氏的若干问题》等论文。来源于西北的北狄的,传说中的黄帝部落,也是一个说吐火罗语的印欧语系氏族。姜姓的炎帝部落也是源于印欧语系的羌人(姜,羌同源。)   

周灭商之后,狄戎的一部分也受到了分封,建立了一些小诸侯国,其中最大最长久的是中山国,而这个“中山人”据史书上的记载就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   
“夏”是夏后氏的自称,“大夏”与“吐火罗”对音近似,据王国维,顾颉刚考证,来源于印欧语系。周灭商之后,因为周与来源于东夷的商不是同一民族,而与夏后氏同为西戎系统,于是以传说中的夏的继承者自居,也称自己为“有夏”,称其同盟部落为“诸夏”;而“华”本也是周人的自称,于是此后生活在中原一带的人就自称“华夏”,与此区别于其原来的本家--西戎,北狄,南蛮,东夷,这就是汉人的前身--华夏族名称的来源。



周谷城先生也说过:“夏,商,周并不是三个相续的朝代,而是三个不同的部落或民族”(《中国通史》)。

(六)。与我们通常想象的不一样的是: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即匈奴开始向西迁徙之前,整个欧亚大*陆上,不仅欧洲,中亚,伊朗,印度河恒河流域,西域(新疆),阿尔泰地区,而且通过河西走廊一直延伸到今天的甘肃,陕西,乃至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高原的整个范围,都是被属于高加索人种的使用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广义上的雅利安人占据着的。这一点已经被大量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古史记载的生活在中国西部包括西域以及甘肃陕西及河套地区的月氏,乌孙,楼兰,龟兹,犬戎,猃狁,羌(羌方,羌戎,姜戎),人方,鬼方等,都是说吐火罗语或者东伊朗语的印欧语系各民族。在四川,山东等地也有印欧语系的高加索人种分布。



中西部及河套地区说吐火罗语的印欧语系各民族来到中国的时间相当之早,因为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中的centum语组(与日尔曼语相同),即印欧语系中较为原始的颚音类语言;而西域中亚一带说东伊朗语的塞人,则是属于印欧语系中的satem语组,即印欧语系中后期成熟的丝音类语言,很显然吐火罗人来到中国的时候是在其途经的中亚印欧语系各民族的丝音类语言还未分化出来之前,由此可知这个时间大概在公元前4300年前印欧语系民族的第一次大迁徙的时候。通过对新疆出土的大量高加索人种古人类干尸的DNA检测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而那时候,中国地区的早期文明还未出现,属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各民族已经来到了中国腹地,包括早期的吐火罗语各族以及后期的东伊朗语各族,并逐步带来了中东西亚先进的生产技术,小麦,大麦,及驯养牛马,车轮,两轮战车,青铜冶炼术,及后来的冶铁术等等技术,而且受中东的楔形文字影响发展出了早期的甲骨文,直接创造了中国地区的早期文明--商,周。

(七)。从文化上来说,从商周青铜器上的双马族徽,到新疆天山和内蒙古阴山古代岩画上的双马神像,以及中国北方草原和农牧交界地带的双马纹艺术品,与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共有的多神教神祗之一:双马神偶像,在文化上是一脉相承的。毫无疑问地都是来源于印欧语系各民族。另外,商人是政教不分的,有很强烈的宗教性。这一点正是古代印欧语系的雅利安民族各分支共同的特征。

来自羌戎的周人,信仰阴阳,与印欧语系民族最早的宗教--祆教很相似。岑仲缅先生认为周人是祆教徒,《易经》也来源于祆教。  
楚人苗人的祖先--南蛮,也是深受印欧语系民族的影响,甚至也可能含有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民族的成分。楚人的神话系统与雅利安人的神话系统很接近。  

吐火罗人的一支,羌人,在文化上继承了很多印欧语系民族的风俗,例如火葬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先秦时期的文献如《墨子》《列子》等都提到,氐人羌人是实行火葬的,火葬就是源自印欧语系民族,例如印度-雅利安人就在相当长的时期一直实行火葬,而伊朗-雅利安人在祆教流传前也是实行火葬的。与羌人并称的,后来南迁的氐人,也混有大量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其与月氏人一样都将其国王称为“诏”,其与百越诸族融合的西南后裔白蛮、乌蛮等族建立的政权也称作“六诏”,其后建立暹罗的泰人也称其王为“诏”。
根据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彝族中有一支部族有高加索人种的特征,而彝族正是氐人的后裔,而且今天的彝族仍保留着火葬的习俗。

印欧语系的吐火罗人在文化上对早期华夏文明的影响还大量表现在语言方面。祁连山的“祁连”这个名字就来自于印欧语言,意为“神圣的”。佛教经典最初也全是经过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译成汉语的。 汉代设立的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其中武威,张掖,敦煌的得名都与吐火罗语有关;“张掖”为“昭武”的同名异译,昭武城曾经是吐火罗人的一支月氏人的活动中心,后来西迁至中亚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人至唐朝时仍以“昭武”为姓,以示不忘根本;“敦煌”则与“吐火罗”或“大夏”一名有关;而武威的原名或者另一名“姑臧”也出自吐火罗语;“姑臧”与“高昌”同源,也是吐火罗人的活动区域,而高昌的原住民车师同楼兰、龟兹、焉耆一样都为吐火罗人的一支。  

(八)。我们现在使用的汉语,通常被归为汉藏语系,但是这种分类法一直都是有争议的。实际上,在上古时代,汉语也是多音节语,后来因为受单体方块字影响,逐渐演变成为了后来的单音节语。有学者通过比较汉语与英语等印欧语系语言的原始词汇的发音异同,提出了汉-印欧语同源的理论,将汉语归为汉-印欧语系的一种。关于此问题可参考谈济民的《汉英词汇的近源探秘》以及周及徐的《汉语印欧语词汇比较》等著作。  


例如,据林梅村先生用比较语言学所做的分析,“剑”这个词最早就是来自于吐火罗语,它与后来武王斩纣所用的“轻吕”以及匈奴人的“径路”等都是古印欧语中“剑,刀”的同源词,但后者晚出,来自东伊朗语。

(九)。四川广汉出土的三星堆文化,更是典型的外来文化,其出土文物中大量的人像,面具,都是高鼻深目,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其出土文物中的金王杖,青铜神树,以及明显的牛崇拜,石头崇拜,建筑样式,以及悬棺丧葬这些文化特征,都是古代闪米特人,雅利安人的文化特征,也是犹太文化中重要的丧葬现象。有学者推测这是闪米特语系的古犹太人的文化遗存。  


(十)。华夏族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在东周以前,因为不断有世界范围的印欧语系雅利安人的迁徙运动作为补充,所以仍得以保存。其后,印欧语系雅利安人的迁徙活动逐渐减弱,失去了补充的源泉。而中原本土土著以及蒙古高原腹地和东北亚的蒙古利亚人种源源不断的人口补充开始使得蒙古利亚人种成分在中国地区占了上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来源于西戎的秦,已经表现为明显的蒙古利亚人种特征,与中原华夏诸族具有了明显差异,故此中原诸族一直把秦当作异族看待。秦入主中原之后,通过种族屠*杀和文化同化等手段,于是开始了中国地区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

(十一)。而中原汉人的高加索人种特征一直到汉末两晋时都还有很大残留。如,河北老山汉墓女墓主的头骨经过面部复原之后,发现其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  

《晋书》和《世说新语》就记载东晋明帝为“黄须”“黄头”,这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并称其为“鲜卑奴”,称其母为“燕代人”(今北京地区),称其与其母貌相类似。由此可知,当时的鲜卑部落中,乃至华北地区当地人,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成分的。

另外,熟悉三国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当时很多人都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如孙权是“碧眼”“紫髯”,曹操的儿子曹彰是“黄须”,关羽,太史慈,程昱等人,都是“美须髯”(就是大胡子),这些在《三国志》的记载中比比皆是,从中可看出,当时汉人的体毛很重,毛色较浅,这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的特征。而这不仅跟现在中国地区的伪汉人体貌特征大不相同,也跟当时纯粹的蒙古利亚人种的体貌特征不同,倒是跟突厥,鲜卑等具有高加索人种成分的北方游牧民族很相近。而且有意思的是,跟后来明清时已经杂化得很厉害的伪汉人时期相比,汉晋时的《三国志》中并不象明清时的《三国演义》那样把这些看作是很怪异的现象来描写,只是叙述人物生平时作为一种绰号顺带提一下,可见这种高加索人种特征在当时汉人中是很普遍的现象。
  
(十二)。不仅如此,秦汉后以至隋唐,中原周边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蒙古,契丹,女真等本属蒙古利亚人种的部落中,也含有大量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如古文献中记载的白夷,白狄,长狄,赤狄,白匈奴,黄头鲜卑,黄头室韦,黄头女真,等等。  

前面说过,《晋书》和《世说新语》都记载东晋明帝为“黄须”“黄头”,这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并称其为“鲜卑奴”,称其母为“燕代人”(今北京地区),称其与其母貌相类似。由此可知,当时的鲜卑部落中,乃至华北地区当地人,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成分的。据考证,鲜卑人中慕容氏,拓跋氏,宇文氏,独孤氏诸部中具有高加索人种成份的应该就是慕容部。唐朝时在西北有一支被唐王朝皇室认做是本家的民族:黠嘎斯(吉尔吉斯)人,又称为坚昆,因其曾建立古坚昆国。其人种特征就是:赤发,白面,绿瞳,也是高加索人种特征。这进而可推知,唐朝李氏皇室的来源也可能是含有高加索人种成分的。事实上,隋唐两代皇室,杨氏,李氏皆为鲜卑血统,杨李二家是表亲,杨氏,李氏与宇文氏,独孤氏家族世为婚姻,宇文氏,独孤氏都是鲜卑姓。唐高祖李渊本姓大野,是鲜卑姓,母亲独孤氏。李渊李世民都是鲜卑血统。李世民祖母,母亲都是鲜卑人,李世民身上至少有四分之三是鲜卑人血统。

此外,象什么长孙,令狐,尉迟,都是胡人姓氏。《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与《旧唐书》《新唐书》的《室韦传》都记载室韦诸部中有“黄头室韦”,也称“黄头部”,而室韦即是蒙古诸部的前身。
成吉思汗和他父亲也速该也是蓝眼睛,他们的氏族名“勃儿只斤”就是“蓝眼睛”的意思(一说灰眼睛)。  

《三朝北盟会编》记载有一部女真人“多黄发,鬓皆黄,目睛绿者,谓之‘黄头女真’”;《松漠纪闻》“黄头女真”条称其“髭发皆黄,目睛多绿”;《契丹国志》卷《诸蕃国杂记》“黄头女真”条记载其相貌特征是“髭发皆黄,目睛多绿”,这显然是高加索人种特征。  

《新唐书》卷110《李多祚传》记载“李多祚,其先靺鞨酋长,号‘黄头都督’,后入中国,世系湮远”,说明唐代靺鞨人中也有黄发碧眼的部族。  
唐朝安史之乱时,安禄山,史思明等人及其部族也是来源于高加索人种成分,《旧唐书》称安史叛军为“羯贼”,羯即“五胡乱华”时的羯族,史书*记载即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成分。  

来自于贝加尔湖以北的丁零-铁勒诸部,据考证原本也是属于高加索人种,或者可能是塞种人-蒙古人混血。  
原本就生活在蒙古高原和东北亚的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又分为突厥,蒙古,通古斯三个语族),虽然各自都含有一定的高加索人种成分,但是仍是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但是其中生活在西部的突厥语族,因为与当地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各族融合混血程度最深,其融入的的高加索人种成分也越来越加深,中世纪向西迁徙之后,最西边远至欧亚交界处的突厥人的一支(土耳其),已经完全转变为高加索人种成分。



突厥部落联盟中最强大的阿氏那部落很可能就是突厥化的塞种人(属高加索人种)。而生活在中部和南部的突厥人,如历史上的克烈部和乃蛮部,也是信仰景教(基*督教的一支)的以高加索人种为主的。他们占据了整个蒙古高原面积和人口的三分之二,另外的三分之一才是生活在大兴安岭和贝加尔湖之间的蒙古人,后来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的战争几乎消灭了一半的突厥部落,才使得蒙古高原上蒙古利亚人种的成分又占了上风。而成吉思汗本人也含有四分之一的突厥血统,前面也提过,他本人可能也是蓝眼睛的高加索人种成分。 而中国地区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据学者研究,是属于古突厥民族的文化,在华北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各种文物,据分析具有明显的古突厥族文化特征,古突厥文化特征为:  

一. 陶器上画有鱼纹或人身鱼纹
二. 杀马祭天
三. 彩文陶器


仰韶文化与此完全吻合,所以其根源应在中亚一带,而不是中国地区。  

(十三)。古代诗歌中也有大量关于高加索人种特征的北方游牧民族的记叙。  

唐代诗人张籍的《永嘉行》一诗中记叙有“黄头鲜卑入洛阳”;  

苏轼题唐人韩干的画赋诗曰“赤髯碧眼老鲜卑”;  
杜甫的《悲青阪》诗记叙有“黄头奚儿日向西”;  
白居易诗《西凉伎》记叙“紫髯深目两胡儿”;  
岑参诗《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记叙“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  

李白诗《幽州胡马客歌》记叙“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  
张说诗《杂曲歌辞·苏遮幕》记叙“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宝服紫髯胡” ,  
丁仙芝诗《戏赠姚侍御》记叙“重门启锁紫髯胡”;  

寒山《诗三百三首之二四四》记叙“大有碧眼胡”;  

吕岩《七言》记叙“碧眼胡儿手指天”。  
证据实在是太多了,举不胜举。  
除了大量史料中的记载之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古代的传奇,志怪,小说,平话等等文学作品中,谈到异能之士,也往往喜欢描述为“碧眼,黄须,赤发,红脸”等等,而这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虽然这只是文学描写,但是却真实地反映出了古时候很多智勇突出的人物都是带有高加索人种特征的。仔细想想其实也很正常,我们平常生活中看到的也是,高加索人种不论是在体能上还是在智力上普遍都比纯粹的蒙古利亚人种要强得多,正因为这样,在古时候,具有高加索人种血统的人在能力上表现得很强,所以文学描写中往往很自然地把具有特异才能的人描写为具有高加索人种特征的形象。

(十四)。不仅中国,而且远至日本北海道,当地土著人阿依努人(虾夷人)也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多体毛,胡须浓密,头发卷曲,皮肤白皙,与属于蒙古利亚通古斯人种的日本主体民族大不相同。 甚至远至美洲墨西哥,也发现有高鼻深目形象的雕像文物,说明高加索人种以东亚为跳板曾经远徙至美洲。美洲印地安人虽然属于明显的蒙古利亚人种特征,但是人种学的研究表明,北美印地安人*大部分部落的父系血统中都含有数千年前的某个高加索人种的因子。  

(十五)。中国地区古代居民除了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蒙古利亚人种的成分之外,甚至还含有不少的尼格罗人种(黑种人)和俾格米人种(小黑人)的成分。  
如《山海经》就屡屡出现中国南方有黑色人种的记载。考古发现也证实了新石器时代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柳江人河姆渡人昙石山人的人种特征都与尼格罗人种相似。  
《小雅·天保》《虞书·尧典》中记载的“黎民”,据郭沫若考证:“黎,大约就是中国古代的先住民族,这种人或就是马来人。‘黎民’就是最早被汉(中原)民族征服了的棕黑色皮肤的先住民族。这种民族被征服了以后便被当成奴隶使用……一天一天地消失了”(《郭沫若全集》)。  

中国古代的濮族,被商人征服,尔后演变为“仆”的意思,而濮就是指一种黑种人。还有古史中记载的“昆仑奴”,也是一种黑种人。  

现代中国地区的人种极为复杂,特别表现在南北汉族的种族巨大差异上。简单说来,秦淮以北基本上是蒙古利亚人种中较为纯粹的北蒙古亚种,也就是几千年来不断迁徙南下并被汉化的北方匈奴,突厥,蒙古,契丹,女真等阿尔泰语系各族的后裔,并混有一部分早期高加索人种的华夏族成分。


而南岭以南,则是蒙古利亚人种中混有大量尼格罗人种和俾格米人种(都是黑种人)成分的南蒙古亚种(又可称为马来人种),也就是古代被*迫南迁的百越各族的后裔。夹在中间的,长江流域一带,就是南北两端这些北方游牧民族与早期华夏族及汉人以及百越南蛮等族融合混血的后裔。


北京中科院遗传与发展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袁义达,通过对南北汉族人群的线粒体DNA和血清免疫球蛋白所做的分析鉴定,证实了南北汉人在种族上遗传基因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且南北汉族在血缘上的差异比南北汉族各自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差距还大,另一个比较直观的现象,就是南北汉人在血型上区别很大,北方人A型血居多,南方人B型血居多。  



通常我们都说“我们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人”,但事实上并不确切。皮肤颜色就不用说了,因为前面说过了,这恰恰不是重要的特征,而且很多中国人的皮肤白得比世界上某些地区的高加索人种还要白(如印度,中东,北非)。头发的颜色也不用说了,很多人都是天生的浅色头发。而眼睛的颜色,却是个很重要的特征(因为受外界环境影响小),很多人却并不是真正的黑色,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它实际上是棕灰色的,或棕黑色。另外,诸如铲形门齿,蒙古斑,蒙古褶这些特征,通常被当作是广义的中国人的共有特征,实际上并不准确,这些特征在高加索人种和尼格罗人种中同样也存在,只是数量多少的差别而已,在中国南方的百越系汉人中很多人却没有。  

所谓人种这个概念,只具有相对性,并不存在所谓纯粹的某种族,各种族之间都存在着一个交叉混和的边缘,具体到个体身上,只能说其遗传基因中那种种族成分较多一些而已。  要从遗传学的角度分辩出一个人的遗传基因中到底包含有那些人种的成分是很复杂的事情,不过有一些外貌上的简单识别方法可以参考一下:如果一个人是单眼皮,细小的眯缝眼,面庞较扁平,颧骨较突出,那么通常来说,这个人的蒙古人种的成分相对较多一些;如果一个人是双眼皮,眼窝较深,眼眶较大,额头较高,鼻梁较高而挺直,则高加索人种的成分较多一些。

另外,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以前曾经被通缉的那个广西籍杀人犯马加爵,他的长相,跟拳王泰森有很多很相像的地方,典型的特征,都是扁扁的塌鼻子,外翻的厚嘴唇。而岭南的广东广西一带很多人都是这种外貌特征,这就是马来人种的特征,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南方的马来种汉人(百越人的后代)以及东南亚一带马来人种都是混有大量尼格罗人种和俾格米人种(都是黑种人)的血统。



(此文來源於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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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4-26 14:52:59 | 显示全部楼层
提醒各位網友,此文僅供深度參考、探討、學習之用,應與現代科技考古;世界考古資料所提及並存思考。不在虛構意識形態範圍內所聯想,不與行為哲學思想所為伍!

堅決提倡實事求是的典范學風。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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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4-30 22:06:33 | 显示全部楼层
考古界常有雷人之语,本文就是佐证。
相同的证据同样支持完全不同的观点。
比如第一条,因为在“山东临淄古墓群中古人类遗骨中提取的DNA样本所做的检测”等等,就断言山东人是高加索人种?为什么就不能肯定在新石器时期就有山东人往西北方向迁徙,经过长年累月而形成现在的高加索人呢?
或者还有这种可能,在远古时期,没有氏族、部落、国家的分界,地球村的居民都生活在一起(中国)。随着方方面面的进化,不同性情的人群需要去不同的地域发展,因而形成今天不同的人种。
总之,仅凭几块骨头就断定谁是谁的后裔,未免有点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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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1 01:38:27 | 显示全部楼层
> 相同的证据同样支持完全不同的观点。
> 比如第一条...

欢迎用逻辑和常识对任何文章推理、质疑,然后形成自己的意见。这可比“虽然不太懂...但还是支持标题的观点”的态度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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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1 20:21:20 | 显示全部楼层
作者是白人优越论的受害者。

白人优越论在中国出现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事情。在此之前的数千年间,白人理所当然一直是野蛮落后的象征,没有汉人会傻到认白种胡人为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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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1 23:34:55 | 显示全部楼层
考古界不是说,人类母亲在非洲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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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2 01:55:13 | 显示全部楼层
> 作者是白人优越论的受害者。

许多不必要的争论都是因为没有就事论事,我们应该对任何文章做定点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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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2 20:11:5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中华之本体 于 2012-5-2 20:17 编辑

仔细想想其实也很正常,我们平常生活中看到的也是,高加索人种不论是在体能上还是在智力上普遍都比纯粹的蒙古利亚人种要强得多,正因为这样,在古时候,具有高加索人种血统的人在能力上表现得很强,所以文学描写中往往很自然地把具有特异才能的人描写为具有高加索人种特征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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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文明为考古,却在阴售莫名其妙的、匪夷所思的白人优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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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6 16:54:40 | 显示全部楼层
整个论调支持“走出非洲”论,这可能是正确的,只是年代的先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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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5-12 15:34:34 | 显示全部楼层
余太山的大作《塞種史研究》1992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2012年商務印書館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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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了就知道我們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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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5-12 15:56:05 | 显示全部楼层
评余太山关于塞种渊源的论文

徐文堪




畏友余太山先生继1992年出版《塞种史研究》一书之后,又接连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就塞种前史进行探讨。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两篇:一、《说大夏的迁徙——兼考允姓之戎》,二、《有虞氏的迁徙——兼说陶唐氏的若干问题》。对于这些论文涉及的种种复杂问题我素无研究,实在没有发言权。但我知道余氏写作意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对我国上古若干部族的来源和迁徒的考证,说明印欧人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是一个争议颇大而且长期被视为禁区的领域,而且作者将此与聚讼纷坛的吐火罗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自然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兹拟根据国内外学者新的研究成果,谈一点个人的体会和感想,并向余氏和读者诸君请教。余氏考证所得具体结论是否都确凿无疑,我无力作出判断,而只能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聊供余氏作进一步研究时参考而已。

   

余氏的研究是从《史记·大宛列传》所载的“大夏”开始的。现在不少学者都把这一“大夏”比定为希腊巴克特里亚(Bactria)王国,西汉使臣张骞于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到达阿姆河流域时,该国已被大月氏征服。但这种看法很早就受到质疑。众所周知,斯特拉波《地理志》记载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巴克特里亚的是来自锡尔河彼岸的游牧的Asii、Gasiani、Tochari和Sacarauli四部(X.8.2),从对音看,Tochari可以与“大夏”勘同。因此,“大夏”与“吐火罗”应该是同一名称。已故著名民族史学者王静如(1903-1990)教授在其发表于1943年的力作《论吐火罗及吐火罗语》中就是这样主张的。直到最近,日本学者[木夏]一雄(1913-1990)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编写的《中亚文明史》第2卷撰写的《月氏及其迁徒》一章里,仍然认为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是被吐火罗人及其他三部所征服的,与月氏无关,而“大夏”正是吐火罗的译写。我国学者王欣先生在其最新论文中,也接受了“大夏即吐火罗”的观点。余氏赞同这种说法,在上述论文中再次进行了论证。我认为:将“大夏”与“吐火罗”联系起来,从对音上看是有根据的,从逻辑上看也能自圆其说,值得重视。但与此不同的另一种说法,即将月氏比定为吐火罗,也并不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张广达先生曾指出:“吐火罗人当是大月氏,贵霜王朝当主要是由西迁后的大月氏人所建立,其后寄多罗王朝仍与大月氏有关。”月氏可能与塞人、斯基泰人一样,是一个说东伊朗语的部族,但也不能排斥其说吐火罗语的可能性。作为一个部落联盟,月氏(以及乌孙)可能都是多种族的混合体。在这里,吐火罗民族和伊朗民族的成分互相影响。也可能月民人里的吐火罗成分后来逐渐伊朗化了。早在1938年,E.Sapir(1884-1939)就这样写道:“我强烈地感觉到,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印欧语在非常早的年代就出现在中国突*厥*斯*坦和中国西部,而这两种语言又分属不同的印欧语分支”。六十年代以来对吐火罗语和欧亚大*陆历史、考古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位伟大语言学家的设想。



余氏认为:“大夏”是汉文献中指称吐火罗人的最早形式,先秦时期的各种典籍如《左传》等多有记载,与陶唐氏有关。陶唐氏是以尧部落为核心,包括被尧部落征服的有唐氏在内的部落联合体,原居晋南(晋南的大夏之虚为陶唐氏或有唐氏之遗迹),后来经由河西迁往伊犁河、楚河流域。至于斯特拉波所记之Asii,余氏早已论证其为允姓之戎,允姓为少昊之裔,原居若水,后迁往鲁北穷桑。少昊氏之裔有迁往瓜州者,除若干内徙外,余种西走,抵达伊犁河、楚河流域,成为塞种(Sakā)之一种,停留在今哈密以西者即乌孙。斯特拉波所记之Gasiani,余氏以为就是公元前七世纪末以前西迁的有虞氏,其祖为颛顼,始居若水,后迁穷桑,取代少昊,至舜始率所部自鲁北迁晋南。后一支北迁,发展为月氏;另一支经河西亦到达伊犁河、楚河流域。中亚史上著名的贵霜帝国也是由西迁有虞氏建立的。塞种为印度欧罗巴人,故以上允姓之戎、陶唐氏和有虞氏都可能属印欧人,在我国古史中均可归入黄帝系统。余氏的这些考证出入于古文献与甲骨金文,既淹博又谨严,其最大的贡献是肯定了印欧语各族在开创中国古代的伟大文明中功不可没。他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开创者一开始在种族和文化的构成方面就呈现出多元性,这对于丰富多彩、具有极其旺盛生命力的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以为这种看法是非常有见地的。



不过,这里似乎有几个问题还可以研究,下面扼要谈一谈。



余氏以“塞种”一名来概括中国古代的印欧语各族,与这一名称的通常含义不大一样。阿喀美尼朝(Achaemenids)波斯人所说的Sakā是指生活于其北方的游牧人,毫无疑问说东伊朗语,就这一部族的族属关系而言,与古代希腊和印度记载的Sakā、汉文史料的“塞种”,以及黑海沿岸的斯基泰人相似。作为印度—伊朗人的一支,其起源地据现代学者研究,可以在东欧的草原和森林草原地带追寻。分析原始印度—伊朗人(雅利安人)的语言与印欧语系的联系,表明雅利安语很可能源出欧洲,雅利安人居住的地区不会在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山以东。语言学家经常提到芬兰—乌戈尔语中有外来的雅利安语借词,正说明原始印度—伊朗人和芬兰—乌戈尔人的祖先必定有过密切接触。塞种的祖先是由南俄逐渐东迁,经里海以东的草原地区和咸海一带,进入中国新疆等西北地区以及阿尔泰地区的。而按余氏的说法,塞种应该起源于中国,曾是组成华夏民族的重要成员。当然这种可能性也并不是不存在的,只是还牵涉到印度—伊朗人起源和迁徙、分布的时间,希望今后的发现和研究能为余氏的假说提供更多的证明。



我个人以为,华夏族在上古就与印度—伊朗人有过接触,这也是没有疑问的。如1976年在甘肃灵台白草坡一座西周墓所出文物中,有一青铜鼓上的人头像具有明显的白种人特征。更引人注目的是1980年陕西扶风西周宫殿遗址出土的蚌雕人头像,雕像高鼻、狭面、深目的特征十分明显,其中一个头顶上还刻有一个“╋”字(“巫”字)。梅维恒(Victor H.Mair)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巫”可能源于古伊朗语的magus,因此这两个人像可能与塞种有联系。饶宗颐先生认为与此╋同形的符号,其远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500年西亚哈拉夫(Halaf)陶器上的符号,且不止一见。另在同属哈拉夫时期的女神肩膀上也刻有这个符号,西方一般称为Meltese Cross,出土地点在今伊拉克北部的阿尔帕契亚(Arpechiyah)。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所以,正如日知先生所指出,古代丝绸之路不必东起长安、洛阳,也不必止于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自出现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来,继之以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中西文化、文明不断相互往来,相互交流,未尝间断,关系非常密切。远在这些东西方的大城市建立之前,丝绸之路早已存在。但是,印欧人与中原华族接触,看来首先要通过西北(特别是今新疆)和北方边疆地区;如果说他们直接参与(不仅仅是影响)了中华远古文化的创造,并且是其中最重要的分子之一,那么现已发现和确认的他们留下的遗迹似乎还太少了一。当然,也可能印欧语各族本身就是在现今中国境内形成的。比如印度学者A.K.Narain先生就主张:



月氏从远古时代起就住在黄河以西和以北的中国中亚地区,实际上不仅是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的一支,而且也是最后迁出他们故乡的。有些“最初的”印欧人可能早在公元前三千纪就已经离开家乡,他们包括像赫梯人和说centum语言的其他民族。这些运动覆盖了公元前第三和第二千纪。我们必须基于自然和人文事实,把这些过徙具体分成几批和几个阶段。这些西迁的“最初的”印欧人——在他们都是说。centum语言的人的意义上,扰乱了在其途中遇到的其他的印欧人,他们都说satem语言,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二波”的印欧人。他们总是居住在“最初的”印欧人之西。这些“第二波”的印欧人包括各种伊朗人和印度—伊朗人,以及塞人。后者又包括Cimmerian、古波斯铭刻和印度资料里的塞人、希罗多德笔下的斯基泰人和后来的塞种、Sarmatians和其亲属部族……考古学正开始确认这个已从历史以及传说为人所知的过程。无疑,在详细叙述”最初的”和“第二波”的印欧人的运动之前,还要做许多工作,并需要预先作出一些假说。



据悉Narain先生至今仍坚持这一观点,并正在为此撰写一部专著。我以为余氏的上述论文正是依据汉文史料作出的假说之一,并且可以补正Narain在汉文资料运用方面的阙失。当然余氏的观点只是与他的看法在某些方面略有近似,两者并不相同,这是不用多说的。



上面的引文中涉及了印欧语系的centum和satem分类问题,这在研究中国古代印欧人时颇为重要。因为所谓“印度欧罗巴人”虽与人种有关,但首先是个用于语言学的概念和术语。塞人的语言是伊朗语,属satem语组;而吐火罗语则属centum语组,虽然后来两者有相当密切的接触,但在早期很难从语言上找到这两种人相互联系的痕迹。因此,吐火罗人和塞人进入中国应有先后之别。根据近来语言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最早进入中国的印欧人当是吐火罗人而不是伊朗语各族。不过,要追溯吐火罗人的历史也困难重重,我们至今不能确切地知道他们来自何方,但依据对新疆出土大量古尸的观察研究以及对古代人骨资料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我们推测他们到达新疆可能距今已有四千年。此外,从数十年来各国印欧语学者的研究中似乎可以得出一些共同认识,那就是吐火罗语脱离印欧语共同体的时间相当早,在操这种语言的部族到达新疆等地区之前,它又与许多印欧语和非印欧语如芬兰—乌戈尔语、原始突厥语等发生了接触。至于他们何时进入中原,现在还缺乏物证。杨希枚先生与美国人类学家C.S.Coon先生曾认为殷墟发现的大量头骨中有两个为高加索类型,但对此尚有争议。今后对殷墟遗骨进行遗传基因研究,或者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安志敏先生则认为:“我们可以设想,最初导源于西亚的青铜器和铁器,首先影响到新疆地区,然后到达黄河流域,这标志着新疆处于金属文化东传的中心环节”。这种东西交流的居间者,最可能就是说印欧语的吐火罗人(Indo-European Tocharians)。



近来林梅村先生也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吐火罗人的起源进行探考。他认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最初接触早在遥远的青铜时代以至更早就已开始,青铜剑在商代传人中国北方草原和巴蜀地区以及在周代传入中原应该与印欧人特别是吐火罗人在东方的活动有关,宁夏固原及其附近地区曾是先秦吐火罗人的活动中心之一;月氏是吐火罗人的一支,其王族应是龙族,可能就是殷墟卜辞多次提到的龙方,等等。在其新作《吐火罗神祗考》里,主张吐火罗人对“神”的称谓ňakte相当于印度雅利安语的nasatya,或米坦尼雅利安语na-sa-at-tiys,意为“双马神”[中文一般称为“双马童”,《摩诃婆罗多》中无种与怖军的父亲神],本是印欧人共有的多神教神祗之一。新疆天山、内蒙阴山古代岩画上的双马神像及中国北方草原和农牧交界地带的双马纹艺术品,正是由吐火罗人制作或在其宗教文化影响下产生的。这种看法颇引人注目。当然,由于我们对印欧语词汇的语源探索刚刚起步,此类词源考证还不免带有一些猜测的色彩。



综上所述,我比较同意蒲立本(E.G.Pulleyblank)先生的下述说法:“我们可以认为印欧人之向东方伸展,出现于今中国境内发生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即使人们坚持印欧人的欧洲起源说,他们在公元前二千纪的末尾部分即商代文明出现之时,应该已经在那里了”。与上述西方学者和语言学家、考古学家取径不同,我国有些史学家也以独特的方式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作出了贡献。如认为西域之大夏即中原的大夏,有虞氏为月氏之前身等。不过以往对汉文资料的挖掘都不深入,余氏有鉴于此,对错综复杂的汉文记载作了一番梳理,得出陶唐氏、有虞氏和少昊氏都可能与说吐火罗语的部族联系起来的结论,可谓独辟蹊径。究竟是耶非耶,现在还不必匆忙作出回答,但至少是非常富于启发性的。



与余氏的假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著名伊朗学家亨宁(W.B.Henning,1908-1967)教授提出的另一假说。他将吐火罗人与楔形文字中经常出现的古提人(Guti,加上阿卡德语的格尾音就成了Gutium等形式)等同起来。巴比伦统治者Naram-Sin败于来自波斯西部山地的古提人之手,他们主宰整个巴比伦约达百年之久(公元前2100年左右),但其来历不清楚。亨宁肯定Guti人就是吐火罗人的前身。同时,他还研究了古提人与楔形文字材料中的Tukris人之间的关系。Tukris末尾的噬音可能是当地语言的格尾音,所以实际上的词干是Tukri,其居地从东面和南面邻接Gun人的区域。作者假定Tukri和Gun是两个关系密切的兄弟部族,他们在公元前三千纪之末离开波斯西部,经过长途跋涉到了中国,其中一部分定居下来,其他的仍旧过着游牧生活,是即中国史书*记载的月氏。“月氏”一名最终来源于Gun(kuci这个名称也是由Guti变来的),“吐火罗”一名最终来源于Tukri。前苏联语言学家T.V.Gamkrelidze和Vjac.Vs Ivanov两位先生看到此文后深受启发,他们发展了亨宁之说,进一步论证公元前三千年前吐火罗人已经居住在近东。吐火罗语与“古欧洲”方言(包括凯尔特-意大利语、伊利里亚语、日耳曼语和波罗的-斯拉夫语)组成的语言联盟(Sprachbund),共同从近东的故乡迁往中亚的广阔地区,并继续东进。在此过程中,说吐火罗语的部族与欧亚大*陆各个语系的语言都发生接触,最后在中国新疆留下了属于公元5-10世纪的文献。这两种假说看起来毫不相干,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认为吐火罗人历史悠久,分布地区曾极为广阔,有过多次迁徙的历史。这些似乎是没有疑问的。吐火罗人在欧亚大*陆留下很深的影响,他们可能在史前时期已经到达西伯利亚和蒙古,阿尔泰语系诸族也曾从其语言中吸收了不少词汇。如已故英国学者Gerard Clauson爵士认为巴泽雷克墓葬的墓主不是斯基泰人,而是吐火罗-月氏人;早期突厥语里的印欧语借词往往不是来自粟特语或其他伊朗语,而是来自吐火罗语。原始吐火罗语的“猴”(焉耆语mkow-,龟兹语moko-)moko可能来自汉语“母猴”、“沐猴”、“猕猴”等词,而汉语又可能来自原始彝语的myok+ko。这说明吐火罗人在早期与汉藏语诸族也有语言接触,他们的踪迹不仅出现于黄河流域,而且可能到达西南地区(今四川、云南)。随着语言学和考古学、人类学研究的进展,这方面或许还会有新的突破。



Edited by - 大军西征 重新编辑於 2003-7-2018: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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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可以励志
读史可以明理  

大军西征  2003-7-2018:11:00 邮件 悄悄话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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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人近年来对吐火罗人起源和迁徙问题的关注,是与关于印欧人起源研究的新进展密切相关的。下面联系吐火罗问题,很简单地谈一下对印欧人起源问题研究的新动态。

   

自19世纪以来,印欧语学者不断尝试寻找原始印欧语在公元前三千纪左右时的根据地,即通常所说的“印欧语故乡”(Urheirmat)。在比较语言学发展的早期,由于当时认为最古老最原始的印欧语是梵语,所以一般都把印度视为印欧语的发祥地。以后,又有人将亚洲其他地区看作印欧语的摇篮。英国人R.G.Latham首先提出印欧语应发源于欧洲的看法。以后经多年研究,虽仍有人主张印欧母语起源于亚洲,但多数学者已经倾向于欧洲起源说了。



确定印欧人原住地,比较语言学家多采用语言古生物学(linguistic palaeontology)的方法。所谓语言古生物学,就是通过对印欧语系中各语族语言的分析、比较和复原,发现这些语族在其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所使用的共同母语,并进而详细分析这种母语的固有成分和借用成分,从而探讨使用这种母语的民族的原住地。例如,按照Paul Thieme教授的说法,印欧语“鲑鱼”一词是原始印欧人发祥地的有力证明。这种鱼来自南大西洋,成郡结队地游进注入波罗的海和北海的河流里,至今还以其原始意义存在于俄*国、波罗的海各国、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根据共同日耳曼语lax和波罗的语laszisz,可以构拟出原始印欧语laks。吐火罗语有lax一词,泛指一般的鱼类。但在印度—伊朗语里,情况有些不同,如梵语laksa的意思是“巨量”或“万”,这说明有“鲑鱼”或“鲑鱼群”之义的词在移入印度的印欧人忘记这种鱼之后,意义有了变化和引申,在其他各地也都有以数量或密度著称的事物的名称表示很大数量的类似的例子,如埃及圣书字以蝌蚪表示“万”,汉语以“蚁”表示大量,伊朗语的“万”植根于“蜂”等等。所以原始印欧人的聚集地应是北日耳曼一带,也就是中欧和东欧偏北的地方。

   

但是,语言古生物学的方法也有相当大的局限性。现在在探寻印欧语故乡时,除了语言古生物学,还广泛采用比较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方法。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考古学材料越来越受到重视。

   

早在1926年,著名考古学家V.G.Childe(1892-1957)先生就指出了乌克兰黑海北岸草原地区可能是印欧人的故乡。到了本世纪五十年代,Marija Gimbutas女士提出了著名的“库尔干”(Kurgan)理论。她在1956年首先用这个术语来指称从黑海地区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下游的草原地区,以至西伯利亚叶尼塞地区,时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2500年间的半游牧文化。这种文化有比较先进的武器,采用竖式墓坑,饲养马匹,也已有了农耕,其社会组织是层级式的,实行父权制。库尔干文化即原始印欧人的文化,其扩散和渗入各地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公元前4300—4200年; 2)公元前3700-3500年;3)公元前3l00-2900年,并逐渐取得了优势。第一阶段的原始印欧人来自伏尔加河草原;第二阶段来自德聂斯特河下游和高加索山脉之间的黑海北岸地区,文化更为先进;第三阶段又来自伏尔加草原。而在库尔干文化之前,欧洲还存在一种古老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年至3000年间),属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其居民说的不是印欧语。在有关印欧语和印欧人发祥地的各种假说中,库尔干或南俄草原起源说是影响较大的。六十年代时她曾说原始吐火罗人可能起源于中欧,约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东迁,与此相应的考古学文化是青铜时代晚期的土冢——骨灰瓮文化。



至八十年代,在印欧语和印欧人起源研究方面又提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说。T.V.Gamkrelidze和V.V.Ivanov主要依据语言资料,主张印欧人的故乡是在中近东。按照这个新理论,原始印欧人是在公元前5000一4000年生活在东安纳托里亚、南高加索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与说原始闪语、原始卡尔特维里语的各族为邻,可能和哈拉夫文化有关。1984年,他们的巨著《印欧语和印欧人》出版,系统地阐述了这一观点。此书问世后受到广泛关注,如语言学家R.H.Robins先生评价说:“应该特别提一下,在印欧语系研究方面,由于苏联学者Gamkrelidze和Ivanov的论著的发表,关于印欧语言的发源地、扩散、结构的理论,有可能发生有深远意义的改变”。稍后,英国著名考古学家Colin爵士在1987年出版了《考古学与语言》,这是一本依据“新考古学”的文化过程理论,结合历史语言学,从新的角度探讨印欧人起源问题的专著。作者一反过去认为印欧语是由横跨广阔区域的移居游牧民传播的旧说,认为农业的逐步扩展是印欧语扩散的最基本的途径。他指出,公元前7000年以前从约旦河谷穿过东安纳托里亚到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弧形地带,发展起第一个农业经济区域,印欧语随着其主要传播者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逐渐传播,并同化了各地土著的狩猎者和采集者的语言。他所主张的印欧人的故乡是在中安纳托里亚。



另一位前苏联东方学家I.M.Diakonoff教授于1982年发表长文,不赞成印欧人起源于中近东的论点,提出印欧人的故乡是在巴尔干—喀尔巴歼地区。但他又指出,该地区的动物驯养和农业出现于公元前6000—5000年,应该来自小亚,因此,小亚Çatal-hüyük文化地区可能是当地农民和家畜饲养者的故乡,不过印欧语的传播是始于巴尔干-喀尔巴歼地区,而不是始于近东和小亚的。



上述几位学者的论著在学界引起强烈的震动和热烈的争论。自八十年代末以来,这个讨论一直在继续。考古学家J.P.Mallory发表了很有影响的专著,坚持乌克兰是印欧语故乡的见解。美国人类学家DavidAnthony博士根据在乌克兰Dereivka遗址和哈萨克斯坦SintashtaPetrovka遗址的发掘,提出人类大约在6000年前最早于乌克兰草原地区驯养了马,二轮马车(Chariot)最早于4000年前发明于南俄草原。语言学家Winfred P. Lehmann教授指出:较之安纳托里亚和欧洲的任何其他地区,南俄更可能是印欧语各分支分布的出发地。因此,原始印欧语可能是由最初的骑马人由南俄向东西方传播的。



当然,民族、种族、语言、文化这数者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将他们随意联系起来并不明智。已故俄*国人类学家阿列克谢夫(V.P.Alekseev)院士认为,从远古直到中世纪早期,在新疆一直是欧罗巴人种占优势,其后,蒙古利亚人种东北从蒙古,东南从甘肃进入新疆;即使蒙古利亚人种来到新疆后,在欧蒙混合的特征中,仍是欧罗巴型占优势。韩康信先生则认为,至少在公元前的几个世纪以前,西方人种从不同方向向新疆地区的推进比东部蒙古人种由东向西的活动更为活跃,其数量和规模也更大一些;而蒙古利亚人种成分规模更大的向西发展,可能较晚,大概不会早于秦汉时代。至于中亚包括新疆的原始欧洲人种的居民的后裔是什么人,学者中至今并无一致的见解。但是现代遗传学已经证明,遗传数据与语言数据存在相关性,种族谱系树与世界语言谱系树相吻合。近年来对史前语言的构拟,语言学家的工作也表明,考古证据、遗传证据和某些语言证据之间有趋同现象。如果我们像L.Cavalli-Sforza教授等遗传学家所倡导的那样,对新疆出土古尸的DNA进行分析,运用分子考古学的新技术,结合现代群体遗传学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且对随葬出土遗物如织品、纺锤、车轮、马具等等作跨学科的深入探究,再进而与世界各地发现的其他干尸,如1991年在意大利与奥地利边境发现的距今5200年的“冰人”。俄*国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发现的2000~3000年前的古尸等进行比较,将对新疆古代白种人居民的种族、语言和文化特征得出新的认识。在这方面,业已进行了一些初步的工作。最近还有报导,上海自然博物馆与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合作,从5具距今约3200多年的“古哈密人”骨骼个体中,成功地提取了线粒体DNA,并通过PCR技术扩增,获得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片断,有待进一步检验、测序和比较分析。总之。通过以上一系列研究,最终或许能提供证据,把新疆古代的欧罗巴种居民与西亚或欧亚大*陆史前期的某种文化(目前看来最可能的是Afanasyevo文化)联系起来,还可以进一步提供印欧语散布的线索,从而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吐火罗语、吐火罗人和印欧语、印欧人起源的争论作出甚至是决定性的贡献。1996年春天在美国费城召开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遗传学等各方面专家参加的中亚东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古代居民*国际学术讨论会,是向这一方向迈出的坚实的一步。





余氏与上述主题有关的尚有《犬方、鬼方与猃狁、匈奴同源说》一文。该文对卜辞所见“犬方”、“鬼方”作了精细的考证,认为三者为同名异译,其人同源异流;而文献和金文所见“猃狁”或“玁狁”,既可能是其后裔,也可能是三者之外另一支西迁大人的后裔。至于匈奴,其名与“玁狁”得视为同名异译,可能是夏末北迁的犬人。余氏曾提出印欧亦为印欧人之一支,在本文中又进一步加以论证。其实,匈奴是个组成成分很复杂的部落联盟,自然包括各种种族类型的成员。从考古发现的人骨材料来看,匈奴人具有某种人种混杂的性质,即蒙古人种成分和欧洲人种成分的混合。前苏联学者认为,匈奴的蒙古人种因素可能起源于南西伯利亚和中央亚洲地区,其欧罗巴人种因素则可以追溯到乌孙时期和更早的塞人时期的影响。此外还有三篇论文:《昆吾考》、《义渠考》和《渠搜考》。此三文搜集资料非常详备,并对这三个古族的渊源一一予以辨考,多发前人之所未发。



以上这些论断都能言之成理,我也无力提出什么补充意见,下面只是稍稍提供一些今后断续研究的线索,或可略省读者翻检之劳。



一、有些西方学者认为“玁狁”(“猃狁”)就是古典作家笔下的Cimmerians,如Haloun先生在其名作《月氏考》中主是说。奥地利著名民族学家Robert von Heine-Geldern(1885-1968)先生也认为,与欧洲的Halstatt文化有关的部族曾在古代大举向东迁移,大约在公元前800年左右由多瑙河下游地区、俄罗斯南部和东部及高加索到达中国,即中国史书*记载的“玁狁”,也与吐火罗人有关联。W.Samolin先生主张吐火罗-月氏人起源于来自南俄的Chimmerians-Tocharians共同体,“乌孙”亦属之;在其东来和西迁的过程中,又与许多其他部族发生混合,他们到达中国西北地区早于操伊朗语各族。J.Prusek院士则认为“玁狁”是远东的首批骑马者。但据Diakonff研究,Cimmerians不是族称,而是指一个由欧亚草原游牧民组成的、说伊朗语的、机动且骑马的军士群体,所以在黑海北岸和近东都找不到可以与斯基泰人相区别的Cimmenans的物质遗存。玁狁是否为骑马民族,史无明文。



二、关于匈奴的语言,过去许多认为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或蒙古语),现在仍有学者持此说。伊朗语大家H.W.Bailey(1899-1996)力主匈奴说伊朗语,似乎并非不可能。但匈牙利学者L.Ligeti院士首先指出匈奴人很可能使用一种属古西伯利亚(Palaeo-Siberian)语的语言,如叶尼塞语组(Yeniseyan group)的Arin,Asan,Kettish,Kottish或与匈奴语接近。蒲立本教授依据汉文史料记载的匈奴语词,对这一假说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证。他的名作《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的附录《匈奴语》一文已由潘云悟教授和我译为汉文,已由中华书局刊行。当然,这一假说是建立在语言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尚待其他方面的证据尤其是考古学证据来进行验证。匈奴人与吐火罗人之间的语言接触也已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但博学无比的俄*国汉学家S.Starostin先生主张上述叶尼塞语属汉藏语系,并与北高加索诸语有亲缘关系,组成汉—高加索(Sino-Caucasian)语系,而这个语系又可能与美洲印第安语的Na-Dene语系有关。他还从事原始阿尔泰语的重建工作,把突厥、蒙古、通古斯、日本和爱斯基摩-阿留申语包括在内。他的学说在我国国内还没有人作系统的介绍和评价。需要指出的是:说古西伯利亚语(或称古亚细亚语)的民族在远东上古史上可能起过重要作用,如我国黄河流域北面应有古亚细亚语各族分布地区,大约至公元前一千年中期(距今约3000年时),古亚细亚语为原始阿尔泰语所取代,史禄国(S.M.Shirokogoroff)对此早有研究,凌纯声先生在三十年代即已指出:在上古时代,“我们可以说,周民族以东,自中国沿海岸,经朝鲜半岛直达亚洲极东北一带所居的许多民族,非但很有关系,也许是同一民族,这个民族,既非东胡,亦非通古斯,他们是属于古亚洲族”。



三、《昆吾考》中曾涉及“锟珸宝剑”和“火浣布”。所谓昆吾切玉刀等,依B.Laufer博士的研究,指的是金刚石刻刀(diamond point)。“昆吾”很可能原为古代四川出产的一种坚石的名称,后被借用来指经西域南海两道输入的金刚石。“火浣布”即石棉布,是一种矿物制品,现已为人所共知。对这两种名物,张永言先生近来有详尽研究,见其《从词汇史看〈列子〉的撰写年代》,可以参考。



四、余氏在《义渠考》中认为“义渠”与“允姓之戎”同源,绝非羌族,颇有说服力。但最近郑张尚芳先生对“义渠”作了解释,值得注意。他指出:“义”古音ngal,相当于藏文ngar即“强大”或“威猛”;“渠”古音gs=gja,相当于藏文rgja,义为“大”、“汉族”。“大”一义与汉语“渠”、“巨”相同,而rgja不但用以称汉族,也用以称农区藏族。如今阿坝藏族自治州有嘉戎语地区,“嘉戎”(rgja-rong)意为“汉民的谷地农区”,亦即被视为汉人。据甘肃南部考古发现,寺洼文化有火葬遗迹。夏孟先生曾指出:“姚河流域在古代适在氏羌的区域中,并且由文献方面我们知道由春秋直至唐代,氏羌中有些部族确曾实行火葬制”。事实上在今云南藏缅语族诸族如怒族、拉枯族、纳西族、彝族和哈尼族中,仍流行这一葬俗。至于古代印度—伊朗人的葬俗,根据考古资料和《吠陀》、《阿维斯塔》,火葬和尸体葬两者都存在。有的历史学家推断古西羌人是藏缅语各族的先民。语言学家则从藏缅语分布面广的关系词中确定年代久远的同源词,将其中的文化词同黄河上游等地区的考古遗存和历史、民族学资料相对照,从中观察藏缅语族群的史前文化。藏缅族群在未分化前和分化初期还使用的共同原始藏缅语,时间跨度大约为距今5000至3000年,也可能还要早一些。因此,似乎也可以认为“义渠”等与藏缅语族群有某种渊源关系。当然,这也是一种假说,是否有当,尚待探讨。




我们知道,中国南北人群有显著的遗传差异,这可能起因于中国早期人群向北方发展,所以北方人比较单一,南方人比较复杂。但在南北方之间,又有密切的基因交流。值得注意的是,维吾尔族、藏族是与北方群体结合在一起的。



关于新疆古代居民的变迁情况,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测:五六千年前生活在那里的是说Burushaski语的族群(现今尚有说这种语言的民族居于Hunza,其语言与周边任何语言都没有亲缘关系);约四千多年前,印欧语各族逐渐迁入,首先进入者可能说吐火罗语,其时尚无说原始突厥语的族群渗人。但随着印欧语族群向东发展,他们与阿尔泰语言各族发生了接触。至于说突厥语的维吾尔族人,他们肤色较白,鼻梁较高,眼眶较深,发色和肤色较浅,具有一些白种人的特征,但从遗传特征分析,仍属蒙古人种,只是其中融合了一部分白种人的血缘。维吾尔族的祖先可能是生活在贝加尔湖一带及巴尔喀什湖至额尔齐斯河之间的突厥语游牧部族,在其迁徙和发展过程中,融合了新疆南部、北部的印欧语族群,吸收了蒙古、汉、藏等民族的成分,逐步形成今天的维吾尔族。



古人类学资料也已经证明,在现今中国及邻近诸国,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几个种族与民族的形成中心,如黄河流域的居民属于太平洋蒙古人种东亚族群;山东沿海(大汶口)居民有南蒙古人种向澳大利亚人种过渡的种族特征;甘肃境内的居民则表现出与中央亚洲和西伯利亚东南部相联系的大*陆蒙古人种的特征,但也可能与欧罗巴人种群体有过接触,等等。但总的说来,华北与中原的远古部落(很可能说一种属原始汉藏语系的语言)与长江流域和南方的侗台语各族、南亚语系诸族、南岛语系诸族和苗瑶语各族的蒙古人种—澳大利亚人种(MogoloidAnstraloid hybrid forms)祖先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好像可以肯定。现在余氏的研究又将印欧语系诸族考虑在内,这是很有意义的。此外,阿尔泰语言的系属问题至今还是悬案,但从历史角度审视,操阿尔泰语的各族早期起源于中国北方及其邻近地区,因此这也是古代中国民族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如果阿尔泰语系这一概念能够成立,我们可以认为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阿尔泰语共同体已在蒙古高原分*裂为原始突厥人和原始蒙古人;满—通古斯语部族可能产生于外贝加尔东部地区,后又迁至黑龙江流域。这个过程非常复杂。阿尔泰语各族与汉藏语各族以及吐火罗人的相互影响也不能忽视。



总之,通过DNA分析,结合群体遗传学调查和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的研究,我们可以逐步弄清楚中华民族各族之间的遗传距离,也可以推知欧亚大*陆说同一语系和不同语系语言的族群之间是否存在亲缘关系。在语言的亲缘关系的研究方面,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如汉语究竟从何而来?可否把汉语视为一个复杂的语言同盟,认为汉语是由各种不同成分聚合而成?汉藏语与印欧语之间是否存在发生学关系…等等。最近,George Van Driem规教授把汉语归入藏缅语系的Sino—Bodic
语组就很值得我们关注。吐火罗语专家D.A.Ringe博士把数学方法引人历史语言学研究,引起一番热烈的讨论,对此我们也应该仔细研究一番。这些都是新的动向,借此机会在这里略提一下。我希望在此新的学术背景之下,来认识余氏对中国古代欧罗巴族群的历史文献学研究,质之余氏和读者诸君,未知当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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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13 00:42:07 | 显示全部楼层
看到复杂而又精彩的论说,不禁令浑沌有发表“谬论”的冲动。

基于人种可以互交且可产生后代,人类本是一支是没有疑问的。
从“走出非洲”的角度,我认为还是有先后秩序的问题。
最先来到中国的人类,其途径可能根本不是所谓的丝绸之路,而是沿海跳跃式地绕过印度洋,由缅甸泰国方向经云南到达中国的。时代可能与人类到达中亚西亚后不久,约两百万年前。
经过多年的发展,并通过密林,开发了当时尚是草泽的中原,成为仰韶文化以及河姆渡文化的始祖。
后来中亚西亚的其它分支才沿着北纬35-40度的天然草原往东迁徙,然后再与中国人接触上了。
这秩序可能与地球的冰封期有关。
在这个角度上,孔子并非高加索人或雅利安,乃是地道的中国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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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5-19 17:10:59 | 显示全部楼层
呵呵據余泰山先生的《古族新考》一文介紹:夏族人是由四個大族群所組成,多為西亞波斯人,人眾百萬,沒有大君長,只有各地域中設小长。兵弱畏戰,善商市販。


記得模糊:大夏族由中亞一路游牧至古中國青海一帶的敦煌地域生活在九~八千年前。由於北方地區的匈奴在侵擾大月氏族地盤而西遷進入到塞族人的地盤趕走了賽王,也就是大夏萬邦中的一支族群,於此同時,原本居住在祁連山與天山一帶的大月氏族向西一路擴張地盤遠離北部匈奴的襲擾而使得大夏各民族由河西走廊西遷至伊犁河、楚河流域西部。也就是說大夏與大月氏都走出了(今)古中國的地域生存。而在距今八千年前左右,又有一支高加索本該居住在哈薩克斯坦和錫伯利亞地域的游牧族群通過河西走廊,進入到新疆地域展開了游牧、耕種的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是他們從西亞的伊朗地區帶來了小型的青銅生產工具和大麥種子以及耕種大麥農作物的技術走進了古中國的地域。(淺龍疑似帛易提到“利”人的緣故)


而我民間世尊中華民族的人祖伏羲氏族之前身應指華胥氏,華胥氏族也是一支古老的游牧民族,生活更早在一萬至八千年前游牧藍田地區,有今考古發掘了華胥鎮為憑據。而華胥氏至西游牧到了馬家窯與天水大地灣一帶,有說是在七千八百年前;有說是在七千五百年前生出了伏羲與女媧兄妹,後由伏羲與女媧婚後生出了炎黃二帝。後人一律齊口皆稱是炎黃的子孫。但在考古發掘大地灣以及仰韶至西陰再至新樂伏羲台地區的古人生活遺址中發現了眾多的牛、羊、馬、豬的畜牧骨骸,還有骨制漁獵等的生產工具和少量黍的農作物,而更重要的是發掘出紅彩陶紋飾的盆、缽、缶等生活用具。斷定了馬家窯、天水大地灣一帶是仰韶文化的發源地,而仰韶村出土的盆、缽紅色殘片已是仰韶文化的晚期類型,是至西陰文化的早期類型。到了新樂伏羲台地區則是商、周末的西陰文化的晚期類型。在伏羲氏族一系列的游牧生活遺址中沒能發見有青銅器的存在。


至少伏羲氏族是半漁獵、畜牧、半定居狀態的游牧民族,理由是在挖掘他族史前居住遺址時沒有發現他族有耕種農作物的跡象,只是有黍種存在。黍,是一種本草科植物,野生性強,擇水草而居的“草”既是“黍”這種植物,豬、馬、牛、羊、雞各牲畜包括人類皆可以食用的上古食物。在帛書《六十四卦》中有記載上古時代有各種植物可以自取而食的源生狀態景象,也有游牧狀態的景象描述。例如【根】卦:
根卦.GIF

其中有“敦根吉”的“敦”字為證,大約是指大夏的地盤,敦煌是今地名,而在上古時代稱為“敦薨”。
敦薨——余泰山《塞種史研究》有詳細出處。


也有畜牧豐滿而獲時與利人交換作闌市的場景描述的【泰蓄】卦:
泰蓄.GIF

總之華胥氏族與伏羲氏族應是在古中國地域游牧群最早的民族之一(人種未確切),從西闯東而北上,見識廣泛,始創具有地標意義的八卦符號:
符號A12.gif

555.jpg

是理所當然的本族之能事而今家喻戶曉的信息留存。至考古發現紀錄片的公視:
伏羲氏族.jpg

aidsyncaarnablg0406.jpg

遷徙路線.jpg

是伏羲氏族半游牧半定居的遷徙路線圖,前後歷經了三千多年的時間,比三皇五帝還要早的民族,走過大夏朝的地盤,經歷過商周時期的事端。生活在一個新石器中、晚期時代的從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逐漸而轉化的過度時代。


淺龍做了些功課,在谷歌地圖上標明了伏羲氏族游牧遷徙的路線圖,顯然意見,伏羲氏族的確是則水草而居的以漁獵畜牧為主的半游牧民族。
222.jpg

觀察他的路線而一目了然,都是在高原之坡,海拔高度都是在幾百米至千米之上有水系存在的溝壑峽谷中生存,可見他們是經歷過洪水災害的有經驗的游牧民族而不在話下了。


以上全是淺龍學習之心思,權且以一家之言論處。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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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5-19 19:08:19 | 显示全部楼层
看到复杂而又精彩的论说,不禁令浑沌有发表“谬论”的冲动。

基于人种可以互交且可产生后代,人类本是一支是没有疑问的。
从“走出非洲”的角度,我认为还是有先后秩序的问题。
最先来到中国的人类,其途径可能根本不是所谓的丝绸之路,而是沿海跳跃式地绕过印度洋,由缅甸泰国方向经云南到达中国的。时代可能与人类到达中亚西亚后不久,约两百万年前。
经过多年的发展,并通过密林,开发了当时尚是草泽的中原,成为仰韶文化以及河姆渡文化的始祖。
后来中亚西亚的其它分支才沿着北纬35-40度的天然草原往东迁徙,然后再与中国人接触上了。
这秩序可能与地球的冰封期有关。在这个角度上,孔子并非高加索人或雅利安,乃是地道的中国人也。
浑沌道长 发表于 2012-5-13 00:42
上述無謬也!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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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20 12:22:15 | 显示全部楼层
对于孔子身世,浑沌不曾研究,朦胧中似是周朝礼官后代。

然浑沌所学“走出非洲”时,就不信迁徙路线是为线性,认为与爪哇猿人头骨的发现有所冲突。
从爪哇人至元煤人,不禁让浑沌遐想联翩。

今观兄所悟大有同感,乃至于发表谬论,兄见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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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6 20:24:3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神圣o俏丫儿 于 2013-8-8 10:42 编辑


{:soso_e179:}    “印欧语各族本身就是在现今中国境内形成的”!!!!
——都是由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洒出去的种与当地居民融合的结果!(部分还有回流!)

古中国真的是世界之心!西方出品的世界地图以中国为中心不是毫无根由的!

非洲的楔形文字也是在有了方块文字(甲骨文、金文)之后被赶出去的并未真正掌握方块字的种后来创造出的类方块拼音字!(由中国很多民族都没有文字可知:并不是创出文字后,每个族群都按道理会去掌握的!)
另一个好象是玛雅文字也是类方块的拼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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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8-7 11:01:24 | 显示全部楼层
白种人004.jpg 白种人00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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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8-7 11:02:26 | 显示全部楼层
白种人00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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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8-7 11:12:47 | 显示全部楼层
殷商影响老子思想004.jpg 殷商影响老子思想005.jpg
白种人00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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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8-7 11:16:03 | 显示全部楼层
殷商影响老子思想001.jpg

殷商影响老子思想002.jpg

殷商影响老子思想00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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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8 10:03:2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神圣o俏丫儿 于 2013-8-8 13:07 编辑
都是由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洒出去的种与当地居民融合的结果!(部分还有回流!)


智利----->彘里,印地安人----->殷地庵人,印度----->殷都,英国----->殷国,宙斯------>周氏,希腊----->西莱(莱:由本体而来,于外发生、成长起来的;其十二姑娘山,十二天干也;巨人者,大人也),可汗----->可汉(汉者,白亮也;可者,部族之话事人(非单一人而是多人),与“众”大略近同;可汉者,主话事人也),俄罗斯----->娥螺氏(白俄罗斯与俄罗斯其实是同族关系,白俄罗斯是俄罗斯族中的统治群体!),波斯-----> 白氏(我方言中念白为音“波”),土尔其
-----> 土(吐)尔旗,埃及-----> 挨鸡,巴基斯坦----->巴鸡氏溏,巴比仑-----> 巴妣仑;

云南纳西族,其自称为:“么(me二声)”西,问用汉字如何写,纳西族导游以及纳西族展示纳西文字之人均答不知,其意也未知。

今从我之乡音里得之,实为墨西二字,我方言里墨读me(平声),此和其族故事暗和——黑白战争(也应为天地之战,或言水土之战,欧洲盗火神话也可与之关联研读),暗或为西族之传承之本(我从“赐女晦”中晓),墨者,黑也(本为以黑覆灭土);墨西者,言其为纯正西族。

美洲有墨西哥,我方言中言“国”为gue(三声,开口音),墨西哥实为墨西国之音,其意与上同!

大禹导水。水者即是中国之种也,大者,不灭而放,逼逐之,各纷远迁以图立—— 后与当地居民融合,化为当地居民的人种特征


人种特征是可以变的,但文化的继承关系是变不了的!汉语可以将以上名称均解释清楚,何也?由我而衍之也;反过来,其能做到吗?



补充内容 (2013-8-21 11:49):
巴基斯坦----->巴鸡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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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10 13:36:26 | 显示全部楼层

值得一看。

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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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11 00:27:46 | 显示全部楼层
是啊~顶一下儿又不会怀孕...

本座生命力旺盛,顶过很多呢,可他们又都不在“发情期”,到底是不自信呢。要证据是吧?一句“无法判别”就算完啦?别着急...等“分娩”过后是谁的种,他们自己会跑回来再尝甜头的...

宁肯“吾不知谁子向帝之先”呃、呃!!!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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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11 02:26:21 | 显示全部楼层
> 智利----->彘里,印地安人----->殷地庵人,印度----->殷都,英国----->殷国 ...

神圣o俏丫儿21楼所贴很是有趣!都是自己想出来的?赞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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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11 16:59:3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神圣o俏丫儿 于 2013-9-12 11:30 编辑
yong321 发表于 2013-9-11 02:26
> 智利----->彘里,印地安人----->殷地庵人,印度----->殷都,英国----->殷国 ...

神圣o俏丫儿21楼所贴很是有趣!都是自己想出来的?赞一个!

是的。{:soso_e181:}



前楼将“斯”修为“氏”,可能也不需要全部换字,或许不换还更贴切些。见下文——

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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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意:特指——参差不齐但大体趋同的那一撮。

本义:部分的原属“天、地”的部族通过“天地相合”维持、继承了原有“天”之传统体制组成了相对弱势的一部族,但还有一部份呢,则通过“天地交合”为一体,主要继承、延续“地”之传统体制,但也在其部族内保留了“天”之血缘延续这一特色的势力的存在的体制,组成了更为强势的部族,将前一势弱部族裹胁于其下部之内,在这个内部存在着两个趋向相异的领导团体的带领下,这一部族最终还是和其下部的这一原本就趋向于“天”的势弱部族一道共同投向了“天”之势力团体。

因其起着主导作用的团体还是“地”之体制,是故其主要本色还是白色;但又由于参杂着“天”之部族,也就有了黑色以及其他的几种始于“天”而变幻出的颜色(不含黄*色),于是最终呈现出来的其实是花色!

“穆斯林”中的“斯”就该是这个意思!还有许多国家的名称里的"斯"字也同样该是如此的!

http://bbs.zdic.net/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80989&pid=747551&fromuid=1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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