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钩玄

　　一、“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
       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
　　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2005年温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 ：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20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5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
   二、《易经》的饰智矜愚是“李约瑟难题”的答案
　 那么，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东方？为什么中国教育没有培养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并不是中国人不聪明，更不是中国人的素质差。其根源而是五千年前的《易经》文化大变革，把中国文化引向了一种神文化的垄断，引向了一种文化信仰的饰智矜愚专*制体制。也就是说，《易经》文化产生的中华文化大变革，把太极文化的自然科学精髓形式逻辑的思维科学，篡改为天子文化的个人先知先觉，把相术数理占卜化、巫术化。并为了达到封建文化的专*制独霸的饰智矜愚目的。而发生了自然科学理论体系文化向封建统治专*制的社会结构体制迷信文化方向上的转变。
　从自然科学的发展，进入社会科学的应用领域中发展，应该说是一种人类科学知识应用范围扩展的进步。因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生活是两门不同的学科，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同时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但是，窃取自然科学发展的鼎极原理与知识，神化封建统治者个人的先知先觉，把形式逻辑思维体系占卜化、巫术化。《易经》不能不说是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成功。这一成功也创造了一种社会制度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历时最长，社会体制与社会制度传承最悠久的世界之最、历史之最。
　但是，这个历史之最、世界之最的产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则是中国太极文化的陨落，是中国形意数理文化的丢失，是中国钟鼎文化繁荣时代的沦落。
　　如果我们把《易经》之前的中华文化称为太极文化的话。它的文化结构主轴，显而易见是天地与人的关系。而且研究的内容与方向，显而易见是天地构成的大自然是自然之物的固态、液态、气态三态运动变化形式与腐蚀、燃烧、爆炸三势的运动变化型势。而产生这些基础理论的方法的源泉则是垒石结绳之法。具体形式思维逻辑则是河图、洛书与璇玑图。也就是说，《易经》之前的中华文化是一个太极学说为主轴的体性、系性的属性一体化的形式逻辑体系。产生了由存在形式与属性本质思维的双向认识理论。即本质与现象的顺逆两向思维逻辑。显而易见，这种思维方式，与现代西方的从现象认识本质的单向思维方式具有超前的先进性。
　但是，《易经》为了达到窃取这种先进思维方式为封建统治者的先知先觉的饰智矜愚目的。从理论上首先确定了一个无法让人识别顺序与根源关系的概念：“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这一概念表现出周公窃术高超之处就在于，它即能达到窃取太极之精髓为易的目的，而表达了易与太极之非的篡改本意。也就是说，周公把太极核心的理论篡改为“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一种非中华文化原始链接形式。正是这种链接形式，迷信了中华文化五千年的发展方向。
　　四象生八卦，是太极的一个基础理论概念。它是一个太极开关与分合产生的顺逆认识过程。而周公把两仪为四象生成之源，则从本质上把四象原始产生的根源给易化了，信仰仪式化了。
　　四象的原解应该是：中国古代为便于观察和研究星空，将星空分成的四个大组。即将二十八宿分成四大组。每组七宿，合成一象。四组分别同四个方向、四种颜色、四种动物相匹配。具体对应关系为：东方苍龙，青色；南方朱雀，红色；西方白虎，白色；北方玄武，黑色。它显而易见是一种通过宇宙的内部四象规律来认识宇宙整体的一种认识论与方法*论。
　　而《易经》则把太极四象论篡改成了四组卦爻之间的对应关系，形成了水火不相容的对抗事物主轴，雷迅泽缓两势之不协，天尊地卑的上下分明，风动山静的绝对定势。显而易见，《易经》把宇宙方位一体化的太极学说，转换成四组对抗属性的变化关系。形成了一个对抗关系统一协调认识的新结构。
　　对抗的属性事物之间所展示出来的规律性，只是太极四象十二属相中的三分之二（八卦）。而太极四象中的另外三分之一的属性联属关系，则需要太极学说中的系关系来进行全息表达。所以，《易经》问世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实行文化专*制性的垄断，封锁《易经》前所有钟鼎文化时代的理论与学术流传。八百年间，世上只能读《易经》不能再读它书。并把不守易理，视为大逆不道。这种文化专*制的霸权垄断，压抑了中国文化发展将近几个世纪，到春秋时，受压抑了数百余年的中华文化，出现了封建历史上绝无再有的一次百家争鸣的诸子蜂起的春秋文化时代。但是，当时的封建制度的理念已经根深蒂固，太极文化基本已经绝世。而且，易与太极的关系已经相当模糊。也就是说，春秋文化的复兴是在《易经》垄断文化的专*制下，向更广阔的道德、哲学、自然诸多学科进行探索的一次文化新思维形式。当封建集权制度再一次在中国实现了大统一之后，历代君王的“焚书坑儒”和“楚人一炬”，一次次地重演了封建垄断文化的专*制制度给中华文化发展带来的灾难性历史事件。
　　《易经》给中华文化发展制造的最大障碍，就是从源头上割断了太极文化的数学基础属性科学的来源。就是从源头上限*制了太极文化中的双向思维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流传。使中国在《易经》后五千年的文化发展中，始终无法跨越易理的障碍，始终无法进入太极认识论与方法*论。也就是说，《易经》后数千年的封建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形式逻辑缺少的封建垄断的属性体系文化。在这种文化的统治与迷信中，如果能产生现代科学技术文化，才是怪事呢？也就是说，为什么在十六世纪世界上出现了新的科学技术崛起的时候，中国的文体为何无动于衷，为什么与世界文化失之交臂。
　　正因为《易经》把产生它的属性数理，彻底的割断与废弃。使中医的优秀定性分析法，变成了无量值规律可以遵循的空中楼阁。所以，在自然科学发展的里程中，中华文化在这座海市蜃楼的光环中，始终被虚无飘渺所笼罩。而由于《易经》的绝对定性分析形式逻辑，根本无法解释与演义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发明与创造。所以，只能称其为奇技淫巧。
　 三、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
　 同样，中国走上西学东渐的道路一百年间，为什么在本土教育下，没有出现一个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呢？
　　原因也非常简单，一个原因就是《易经》封建文化把定性分析篡改成天子先知先觉的占卜化，使中国文化走进了《易经》模式化的绝对僵化。尤其是割断了太极文化中的数学基础理论与相术、象术之间的计算关系之后。使封建文化垄断后的传统文化，成为了一个缺少数学形式逻辑只有属性八卦逻辑的特殊文化体系。《易经》后的中国数学水平被周公编辑的《周髀算经》，限定在《九章算术》范畴中，不能逾越，只有数术，而无数理、数法。古数学中的属性数理的相术法则、象术法则，被封建统治者的先知先觉占卜化、巫术化之后，则成为一种封建统治者的最高礼仪形式。谁敢用数理、数法破解天子先知先觉的占卜术，肯定是大逆不道，杀身亡命已是定数。所以，数千年间，没有人敢把算术的数学研究，扩大到相术的范畴而成为密学和隐学。而敢于把形貌属性数学的研究扩大到相术、象术范畴的人，也多半是隐士、居士之类。由于害怕冒犯封建专*制文化的威胁，不敢出相为官。历史上的孙子、诸葛亮和刘伯温等，都是超级相术与象术的研究人才，也只能在战乱的时代成为唯数不多的历史名人。也就是说，基础数学的属性数理研究，是中国属性文化的后天不足。而且这种不足，完全是封建垄断文化窃取太极文化的精华后，用其本而除其根。尘封了中华属性文化发展之源泉。也就是说，中国人在这种文化模式下接受了数千年的缺少数学根基的八卦逻辑思维熏陶，如何能产生新的创新与发展？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现代科学系统是建立在量值形式逻辑基础上的学术科学。它的研究方法是通过科学实验来发现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西方科学是形式逻辑与科学实验相结合的发现文化系统。它是依不断的发现，不断的扩大学科的研究范围来认识世界。显而易见，它对自然的研究方法是从量变研究质变，是通过现象来研究本质。从具体的研究走向集体的集合，通过集体的再集合来认识整体世界。所以它设立诺贝尔奖金的目的是在鼓励发现。所以，诺贝尔奖金的得主，只能产生在依据西方形式逻辑与科学实验的发现之中。它符合西方科学的科学体系结构形式。
　　而中国远古的太极学说，是建立在属性大数律规则的整体认识基础上的理论。它具有通过内部运动变化规律的全息认识来思维外部整体存在形式的特殊方法。所以，它从一开始就是以宏观宇宙为具体的研究对象。所以，它的发现是“大衍之数”的变化全息，它的发现是恒古不变的二十四节气，是昼夜与年概念形成的天体变化规律，是人类生活在地球上所存在的春夏秋冬四季与东南西北四方的时空一体性认识理论。显而易见，这些发现，并不依据西方科学的形式逻辑法则与科学实验程序。所以，在西方科学的鉴定标准中，中国只有四大发明，即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而二十四节气计年法，黄道历法等四象、二十八星宿的发现，却不能记入世界科学发展的史册。为什么象二十四节气这样恒古精确而又准确的发现不能成为世界科学史上的光辉一页？这也涉及到现代科学的定义范畴与标准问题。
　　因为现代科学领域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决定了他们对科学发现的认识。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发现。相对不同的世界观与认识论、方法*论，也是存在不同的标准的。
　　目前科学与非科学的定义是以科学的具体定义确定的，也就是说，科学的定义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
　　目前科学发现的定义则是：科学活动中对未知事物或规律的揭示。主要包括事实的发现和理论的提出。是一切科学活动的直接目标和科学进步的主要标志。从科学方法而言是指人们为获得科学认识所采用的规则和手段系统。它是科学认识的成果和必要条件。可分为三个层次：（1）单学科方法，也称专门科学方法；（2）多学科方法，也称一般科学方法，是适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方式、手段和原则；（3）全学科方法，是具有最普遍方法*论意义的哲学方法。
　 在现代科学的知识体系中，科学实验是科学分科，科学发现，科学方法中的一个重要分科环节、发现环节、方法环节。通常指运用一定的仪器设备，在人工控制的条件下，观察研究自然现象及其规律性的特殊的社会实践形式。是获取经验事实和检验科学假说、理论真理性的根本途径。能纯化和简化研究现象，强化再现研究对象，延缓和加速自然过程，并与科学理论相互作用。
　 但是，在当代的科学分科知识体系中，并没有中国太极学说或者古数学的属性研究分科。因为就其发现与方法而言，属性研究只是不同学科研究的一个具体内容或者直接目标，属性研究还不能称为单学科的一种研究方法。
       在宇宙整体为目标的研究领域，科学的实验性是不可涉足的领域。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国家规模和国际规模的科学实验，如80年代美国“星球大战”计划、西欧“尤里卡”计划等。但是，并没有一个研究计划可以得到象中国垒石结绳之法得到的二十四节气计年法那样恒古精准的因果关系。
      时间与空间的统一性，是人类可以通过自然界存在的具体形貌来进行认识的一个具体内容。它并不是完全用人类思维的定义条件形成的逻辑性而产生的。而是来源于自然之中的具体时间与空间的形貌认识组合。所以，中西方的时空观并不是产生于同一知识理论体系之中，也不是建立在一个知识结构框架中的内容。所以，中西方文化出现壁垒现象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当人类完全进入了现代科学的宗教式定义思维之中的时候，也许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理论没有定义，没有逻辑推理和逻辑判断体系，是不科学的。
      但是，什么是科学？科学不是定义下的规律发现，更不是定义下的运动变化过程。它应该是最符合大自然的自然形貌与自然属性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是最短程的归纳法与分析法，而不是无穷无尽的归纳法与无始无终的分析法。人类认识大自然中的时间与空间二合而一的科学知识体系，应该在大自然的具体形貌之中，在大自然的属性运动与变化之中。时空结构框架应该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产物，应该是人类通过对自然存在的具体形貌和属性认识，进行数字化抽象思维之后的产物。
　也就是说，中国的古数学研究方法，目前还不能被列为现代科学的定义范畴。尤其是通过内部规律的研究来认识整体体系结构的方法*论，与通过事物现象来探索事物本质规律的研究方法恰恰相反。这种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分科性都需要现代科学作出新的确定。
　显而易见，这些问题是一个双边问题。需要中国人对自己文化内涵中的数学基础理论的挖掘，也需要世界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认定。人类需要对中国文化与属性数学科学，重新评价。不能再用公理科学的有色眼镜来认识中国古老的数学。

体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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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象生八卦，是太极的一个基础理论概念。它是一个太极开关与分合产生的顺逆认识过程。而周公把两仪为四象生成之源，则从本质上把四象原始产生的根源给易化了，信仰仪式化了。
2。四象显而易见是一种通过宇宙的内部四象规律来认识宇宙整体的一种认识论与方法*论。
3。《易经》把太极四象论篡改成了四组卦爻之间的对应关系，形成了水火不相容的对抗事物主轴，雷迅泽缓两势之不协，天尊地卑的上下分明，风动山静的绝对定势。显而易见，《易经》把宇宙方位一体化的太极学说，转换成四组对抗属性的变化关系。形成了一个对抗关系统一协调认识的新结构。

《易经》讲的就是“生生”，“生生之谓易”。
太极包含的：生生，生克。生乘，生晦。传统的《易》只有生克的内容，生生只是他的面子，里子是生克。

2# 体用而已
生、克者，阴、阳也；生生、克克、生克者，三焦也。；生、克和，则生阴克阳（阴涨阳消），生阳克阴（阳涨阴消），生阴生阳（阳生阴长），克阴克阳（阳杀阴藏），此为生克常之四象也；生、克不和，各有太过和不及（乘、侮、累、及），此为生克非常之四象也；
生、克阴阳之分，无生克三焦者不合；生克之常与非常，无五行之收敛与八卦之发散则难识。
是故，阴阳，三焦，五行，八卦，为古数学之四大分合术。

正因为《易经》把产生它的属性数理，彻底的割断与废弃。使中医的优秀定性分析法，变成了无量值规律可以遵循的空中楼阁。所以，在自然科学发展的里程中，中华文化在这座海市蜃楼的光环中，始终被虚无飘渺所笼罩。而由于《易经》的绝对定性分析形式逻辑，根本无法解释与演义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发明与创造。所以，只能称其为奇技淫巧。
但是，什么是科学？科学不是定义下的规律发现，更不是定义下的运动变化过程。它应该是最符合大自然的自然形貌与自然属性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是最短程的归纳法与分析法，而不是无穷无尽的归纳法与无始无终的分析法。人类认识大自然中的时间与空间二合而一的科学知识体系，应该在大自然的具体形貌之中，在大自然的属性运动与变化之中。时空结构框架应该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产物，应该是人类通过对自然存在的具体形貌和属性认识，进行数字化抽象思维之后的产物。

（精辟！全文异彩纷呈！）　　

原因也非常简单，一个原因就是《易经》封建文化把定性分析篡改成天子（问题在于：原本是只应当圣人当天子，可是后来连小孩子也能够当天子了……）先知先觉的占卜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