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闽江口区域海洋发展探析

寒江一叶

所谓大闽江口区域，是指北起连江。南至福清，包括福州府城以及闽县、侯官、长乐等沿海县份在内的沿海区域。所谓海洋发展，“它不仅指发展生产力的海洋产业和海洋科技，还包括向海洋用力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等社会系统及其运作所结成的种种关系，以至海洋政策、理论、战略、观念、心理等人文素质，由此构成海洋经济、海洋社会、海洋人文三个层面。”①海洋发展的主体是指向海洋用力并从事海洋活动的社会群体，它包括官方以及民间的各种海上力量(诸如造船力量、港口力量、海上武装力量、海商力量、海盗力量等等)以及海上活动等。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大闽江口区域海洋发展尚缺乏专门研究，本人不揣浅陋，抛砖引玉，以求教于方家。

一、明初郑和下西洋的基地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海洋发展史上的空前壮举，也是中国古代国家海洋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这一过程中，驻扎在大闽江口区域的左、中、右卫与镇东卫的将士，以及沿海民众也积极参加了这一彪炳史册的官方海洋活动，并为国家海洋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福州自古以来就是造船基地。明初，福建都指挥使司于府城左、右、中三个卫，各兴建了一个造船厂，为沿海各卫所、水寨建造战船。据史载，“烽火门等五水寨造船厂，在府城东南河口，旧福州三卫，各置一厂，左卫厂在庙前，中卫厂在象桥，右卫厂即今所。景泰间，镇守监丞戴细保议并于此，每岁选委指挥一员，提督修造各水寨备倭舟船。”②真‘防海之舟，曰官蚣，曰快船，曰哨船，委指挥一员造之。三卫旧各有厂。景泰间，始并为一厂，在河口。隆庆元年，改设于桔园洲，郡寨游外，更烽火、南日、浯屿、铜山四寨，不隶福州卫，亦造舟于此。”③上述三个造船厂，只是到了景泰年间才合并为一厂，并迁移到闽江口附近。

福州三卫造船厂曾为郑和下西洋建造过舰船。明成祖朱棣继位后曾经多次下令造船，为郑和下西洋做准备，明确给福建的命令有两次，“永乐元年(1403)五月辛巳，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艘。”④‘永乐二年(1404)正月癸亥，将遣使西洋诸国，命福建造海船五艘。”⑤福建都司下辖的只有福州三卫船厂，这些船只由福州三卫船厂建造是毫无疑问的。

当时，除上述三个造船厂外，长乐造船厂也承担过下西洋的造船任务，“永乐七年(1409)春正月，太监郑和自福建航海通西南夷，造巨舰于长乐，时称郑和为三宝下西洋，师还闽中，以征将士，升赏有差。先是，长乐有十洋成市，状元来之谶，至是造舟于此。”⑥乾隆《长乐县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明永乐间，太监郑和通西洋，造巨舶于此，奏改太平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于宣德六年(1431)二月二十六日到长乐，十二月九日离开五虎门出洋，在长乐停留长达十个月之久，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在长乐建造战船。据记载：郑和下西洋，“诏书既下，有司官先在长乐十洋地方造舟，工匠数千。该处便有人搭寮开店贸易，人如云集，竟成大市。”⑦


                                    摘自http://bbs.lishi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75#last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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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是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基地。太平港是福州的外港，原名马江，港内江面辽阔，风平浪静，外有五虎门为天然屏障，出五虎门即为太平洋，离福州仅有60公里，是一个理想的天然避风良港，太平港就是因为郑和下西洋，海舟泊于此而得名。史载：“太平港，在(长乐县)西隅。吴王夫差尝于此造战舰，即古吴航头也。国朝永乐十一年，太监郑和通西洋，泊舟于此，奏改今名。”⑧郑和的随员费信也留下了历史记载：“永乐七年(1409)巳丑，上命正使太监郑和和王景弘等统领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使海舶四十八号，往诸番国开读赏赐，是岁秋九月，自太仓刘家港开船，十月到福建长乐太平港停泊，十二月于福建五虎门开洋，张十二帆，顺风十昼夜到占城国。”⑨

福州府境内的驻防官兵，由于轮流在水寨防御倭寇，大多数官兵熟悉海上生活，富有作战经验，能够适应海上风涛的考验，因此郑和船队在太平港停泊期间，挑选了大批官兵随行。这些官兵为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不少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根据保留下来的有关记载，仅军官就有数十人之多。现根据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兵部重修的《福州右卫选薄》(以下简称《选薄》)以及《闽书·武备志》等书的记载，列举如下：

(一)福州中卫17人：
有指挥佥事刘贵，副千户董智、庄辉、邓惠、孙起，百户屠俊、翟斌、姚政、赵真，试百户沈斗保、张剪住、罗福生、谢栓住、严观、王佐、胡贵、陈连生。⑩

(二)福州右卫13人：
有正千户王忠，百户韩大(《闽书》卷68《武军志》作“韩十八”，姑存疑)、朱俊、陈福、罗恭，试百户李隆、夷得、林拱、万保、蒲清、郑钰、蔡齐、李贵等。⑾．

(三)镇东卫梅花千户所1人。
“‘夏麟，昆山人。……永乐中以西洋功升任(正千户)。”．⑿

(四)其他卫所征调下西洋1人。
苏州卫中所试百户，闽县人“许兴，……原系总旗，因下西洋，于沙岸与幹剌对敌厮杀有功，除前职。”子许成替袭实授世袭百户。⒀

此外，长乐人黄参，“字求我。至德里黄李人，明永乐七年(1409)，太监郑和驻长乐，造舰下西洋，参从征有功，授忠武尉，累迁游击定远将军及和总管府中军。”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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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船队远涉沧溟，不仅需要许多远洋船舶，而且也需要大量的航海技术人员，如舵工、火长、工匠等，以确保船队的正常航行。福州府沿海人民依海为生，积累了丰富的海上生活经验，能够熟练掌握各种航海导航技术，成为郑和船队的首选对象。郑和下西洋“始则福建广浙，选取驾船民梢中有经贯下海者称为火长，用作船师，乃以真经图式付与领执，专一料理，事大责重，岂容怠忽。”⒂长乐《黄李合谱》记载：“明永乐七年，郑和第三次下西洋中，舟师忠武尉名黄参，长乐塘屿乡人，在其举荐下，邑人从之者众，随师远航。”福清人林贵和，就是因为通晓阴阳而被郑和船队选中，专司日月星辰，掌管气候观测，据载“贵和通易，善卜筮之说，国朝永乐间，五从中贵人(郑和)泛西海，人诸夷邦，往返辄数年，竟无恙，考终于家。”⒃

二、成化后通琉球的朝贡贸易港口

成化八年(1472)，福建市舶司移至福州，泉州通琉球的使命终结。福建市舶司移至福州后，福州成为专通琉球的朝贡贸易口岸，福州港也因此再度兴起。明万历丙子(1576)，户科左给事中萧崇业出使琉球，他详细记载了从福建长乐梅花所去琉球的针路：
“梅花头，正南风东沙山，用单辰针六更船。又用辰巽针二更船，小琉球头。乙卯针四更船彭加山。单卯针十一更船取钓鱼屿。又用乙卯针四更船取黄尾屿。又用单卯针五更船取赤屿，用单卯针伍更船取枯木山。又乙卯针六更船取马齿山。直到琉球(那霸港)，大吉。”⒄

明手抄本《顺风相送》为这一针路提供了佐证：
“正南风梅花开洋，用乙辰取小琉球。用单乙取钓鱼屿南边。用卯针取赤坎屿。用艮针取枯美山。南风用单辰四更，看好风单甲十一更取古巴山，即马齿山，是麻山赤屿。用甲卯针取琉球国为妙。”⒅

明洪武五年(1372)正月，朱元璋遣行人杨载诏告琉球，琉球中山王察度以其弟泰期人贡，与中国建立了稳定的朝贡关系。但是由于琉球国小民贫，生产力落后，明廷对勤守藩国之礼的琉球，给予了慷慨援助。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赐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⒆此外还赏赐琉球船只，仅洪武、永乐年间就有三十号船。直至清代在福州还流传着关于“闽人三十六姓”的故事，据(闽都别记)记载：
“前洪武年间，赐琉球国闽人十八姓，至永乐中，又赐闽人十八姓，二次共三十六人为大夫等官。夷官有姓，乃自此始。时永乐因国王尚巴志遣使赍表请封，遂遣太监正使柴名山、副使阮良，诏敕已到省城，选十八姓带去封王并赐之。下西洋之太监郑和，即带蔡茁到福州，拜会封王太监，荐于十八姓之首。柴太监应允。”⒇

此段传说除了记载“三十六姓”的时间与史实有出入外，其它资料尤其是所赐“三十六姓”中，还有郑和使团的人员“蔡茁”，而蔡氏确实是赐琉球“三十六姓”之一，因此颇具史料价值。明福清人郭造卿说：“后番舶人贡，多抵福州河口，因朝阳通事三十六姓，其先皆河口人也．故就于此。”[21]所谓“朝阳通事三十六姓”就是指明初所赐“闽人三十六姓”，这些人“知书者授大夫、长史，以为贡谢之司，习海者授通事(翻译)、总管为指南之备”。[22]

福州是全省的政*治与经济中心，位于闽江的出海口，水陆交通便利，是福建的商品主要集散地之一，对琉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由于明廷禁止私人海外贸易，这就使福州对琉球的贸易地位更加重要，所以琉球想方设法以各种名义来华朝贡。但是无论琉球以何种名义来华，以朝贡贸易获取经济利益是其最终目的。因此，福州成为明代三个对外朝贡贸易港口中最有活力的一个。据史料记载，从明成化元年至嘉靖末年(1465—1566)100年内，仅琉球来华朝贡就达78次，这还不包括名目繁多的诸如谢恩、进香、庆贺、报丧、请封等等，而明廷派出琉球的册封使则仅有7次，二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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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嘉靖时期海商海寇的兴灭

16世纪初叶，西方海洋力量纷至沓来。当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后，便迫不及待地欲垄断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但是，由于葡萄牙不是朝贡国，广东官员不准其进入广州贸易。嘉靖元年(1522)，当葡萄牙人再次被广东当局武力驱逐后，转泊闽浙海域，参与环中国海域的走私贸易。嘉靖五年(1526)，福建罪犯邓獠，越狱“逋下海，诱引番夷私市浙海双屿港，投讫合澳之人卢黄四等，私通交易。”[23]此为双屿港开港之始。嘉靖九年(1530)，福州罪囚李光头(李七，李贵)、徽州人许栋等，发动“福州狱变，戕大吏三人，斩关趋连江，渡海而遁，”[24]而后“勾引倭奴，结巢于霩衢之双屿港。”[25]嘉靖十八年(1539)，闽人金子老带领葡萄牙人来到双屿港，次年，李光头与金子老合踪。二十一年(1542)，李光头继金子老成为船队的首领。嘉靖二十二年(1543)，李光头又与许栋合踪，成力许栋手下的得力干将。在闽、浙商人的接济下，浙江的双屿及福建的浯屿成为葡萄牙人的居留地。在随后的二十余年里，双屿港成为当时著名的国际走私贸易港口。这时，在传统的东西洋贸易圈中，大闽江口区域的海商也异常活跃，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参加了正在酝酿形成中的环中国海域的贸易市场。

嘉靖二十二年(1543)，福清海商林烂四(林垧)等打着许栋的旗号，从东南亚率领包括葡萄牙、日本人在内的一千余人来到双屿港，贩卖胡椒、苏木、象牙、香料等商品。嘉靖二十五年(1546)，“林烂四等纠集多人，发船往至本国(日本)，朝见国王，说我大明买卖甚好，双屿港系通番贼穴，向来无有倭人过上国，至今船船俱各带有本国之人，前来贩番，尚有百数倭人在后来船内。”[26]于是日本国王借给稽天等银子五百两，造船一只，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三月开洋来到舟山洋面，准备与许二贸易，后来被官兵捕获。

福清人张珠同样是双屿港的常客，他依仗其侄子宁波府推官张德熹的势力，与许栋一起从事海洋国际贸易。张珠“结伙贼首许栋在海通番，因而行劫，常乘小船载人地名桃花渡上岸，身穿青衣，头戴瓦楞帽，作客人，往宁波府城门外，即换方巾，进府衙数日，径往奉化县地名湖头渡下船，人多认识。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内，在贼船与官兵对敌，脚腿手臂各伤一刀，擒至霩衢所城门边口，说我侄见任宁波府推官，必来救我等语，官兵审出姓名，又因本府巡捕通判唐时雍兵快夺功，当将本贼枭首，尸骸埋在校场地方，越二日，有差人二名来，将本尸衣服剥去，口称海道魏副使分付取衣比辩犯人，以此地方不敢呈举。”[27]

此外，福州海商林陆观，“旧年到日本，大风破了舟，无一物，三年居住日本，旦暮悲多，我主君看之哀哉，借用米钱其外，银子五贯，自造舟回还，故我五子携来取其贷物，我五子之开银子六贯，二百六十目，今岁天文(天文为日本年号，此处应为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六月，内有倭船一只，到双屿港往来。二十七年戊申三月二十日，京泊港出船，风恶，四月二日被风打舟遇兵，三子杀*死，船主陆观杀*死，其外福州人六子杀*死，天在头上，公道公道等语。”[28]

嘉靖二十七年二月，朱纨以防倭为名，命福建都指挥卢镗、海道副使柯乔，“选取福清惯战兵夫一千余名，船三十只，由海道专备海战，”会同浙江海道副使沈瀚所率浙兵，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四月初二日，在浙江爵鍰所附近发现大船一只，分兵追至九山大洋，生擒福清海商林烂四等五十三名，缴获船一只。四月初六日，卢镗率兵荡平了双屿港，“将贼建天妃宫十余间，寮屋二十余间，遗弃大小船二十七只，俱各焚烧尽绝。”[29]随后填塞了双屿港，这个盛极一时的东亚国际贸易港市从此成为一个荒凉的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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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双屿港徼幸逃脱的闽江口民间海上力量，也没有能够逃脱被官兵消灭的命运。嘉靖二十七年(1549)八月八日，福建官兵在浙江金乡卫蒲庄二所洋面，生擒福清县人王爵、王京四、魏尾郎，其中王爵系头矴，连江县人曾福，系直库。九月初六日，闽浙联军在镇下门海澳，“擒获草撇船二只，林受保、陈荣、陈四郎、朱全、郑二、陈志安、陈根、江乞养、陈十郎、杨希宗、江讚、江克序、陈仲机、江永逢、江克章、朱继禄、江永迷、陈安共一十八名，俱闽县人。……又据梁凤呈称，九月二十二日把总指挥杨和督领指挥等官夏光、刘堂、李勇、何鹏、陈爵、秦杭、曹刚、王科、义勇林国斌、唐弘奇等兵船，哨至凤凰洋，擒获大船一只。陈仕济、林亨、杨秀春、陈三郎、陈华、陈绅、李用、陈仕礼、胡光阴，陈仕汉、陈进、陈梦仁、陈绶、陈八、陈十、陈晚成、郑十、郑海共一十八名，俱连江”等县人。[30]

福州人李光头离开双屿港后，带领葡萄牙海商游弋于闽浙沿海，“李光头等因浙江双屿巢穴扫除，无所归着，又闻军门(朱纨)调兵剿捕，只得驾船会合佛郎机夷船，前到泉州大拒(应为“担”)屿，意图劫掠。又因海道禁严，不敢停泊，复来北茭、罗浮一带。”[31]最后，李光头等人在走马溪之役中被官军俘虏后杀*死。

嘉靖三十一年(1552)五月二十日，福清邓文俊、林碧川等率领2000余人攻破了黄岩县城，史称“壬子之变”，诱发了长达13年的嘉靖倭难。当然，嘉靖倭难发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学界对此多有论述，笔者在此无意探讨这个问题，但是笔者同意郑若曾的说法：“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蔻。”[32]

四、月港开*放后的“通番”中心

隆庆元年(1567)，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准许私人出东西洋贸易，但是，仍然严禁赴日本贸易，随后，大闽江口区域逐渐成为福建“通番”中心。

万历三十七年(1609)，福清海商林清，与长乐船主王厚一起从事中日贸易，请郑松、王一为把舵，郑七、林成等为水手，金土山、黄承灿为银匠，李明为向导，陈华为翻译，搭载商贩，满载货物，六月初二日从长乐出洋，至日本五岛投倭牙五官、六官，听其发卖。在五岛，林清：王厚等人又巧遇同乡揭牙甫及其义子张明、船主施春凡、杭州海商张玉宇、陈振松等三十余人，他们是从宁波出洋去日本的。货物发卖后，施春凡、陈振松等滞留日本，而张玉宇则搭载林清、王厚的船先回，十月初五日从五岛开洋，十二日飘至舟山岛附近洋面，林清、王厚等69人被浙江巡哨水兵抓获。[33]

万历四十五年(1617)，朝鲜捕获一艘福建闽县海船，全船四十一人，该船7月份从宁波府寒(?)海县出洋，遇飓风漂流到朝鲜浦口，朝鲜通事官录有四十人口供(另一人因病未录)，计闽县十八人(水手五人，民人十三人)、福清六人(水手五人，民人一人)、侯官五人(水手二人，民人三人)。[34]

启祯年间(1621—1644)，闽江口区域海上走私贸易异常活跃，“闽中之贼，福唐(即福清)居其强半。贼首萧朝清、林振、林啟、郑汉章等，皆海口南城头、赤屿以东诸澳人也；一带三十余里，处处有贼，处处以接济为利。”[35]当时最有名的是福清人周崔芝(又作周芝，周鹤芝)。周崔芝，少读书，长大后有胆略，善射。“落拓遊四方，已乃与番船贾人貿易，侪辈听其指揮。久之，劫掠为盜，徒众骁勇，与刘香、郑芝虎齐名。芝不殺人，皆仅分其半；海上謂之仁盜。”周崔芝在年轻时，曾从事中日之间的海上贸易，与日本撒斯玛王结为父子，后受南明朝廷招抚，于1647年3月，派遣其义子林皋前去日本乞师，因不得要领而返。

明清鼎革之际，大闽江口区域海洋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向日本的海外移民，17世纪70年代，日本长崎华侨四个地域性乡帮中就有福州帮，当时移民的成分比较复杂，现把其中比较著名的人物列举如下：
林太卿(字楚玉，1572—1645)，福清人，海商。万历三十七年(1609)东渡日本，先定居在萨摩藩的鹿儿岛，娶日本女子筱原氏为妻，1619年全家移居长崎。1629年，以林太卿“为施主首领，在高野乡创建了圣寿山崇福寺，俗称福州寺。”[36]1640年，任唐通事，是林仁兵卫的祖先，病逝后葬在长崎崇福寺。其长子林守墼1640年被委任为唐小通事，翌年晋升大通事。

何高材(字毓楚，1598—1671)，福清人，海商、船主。崇祯元年(1628)移居长琦。何高材也是崇福寺的大檀越，参与迎唐僧超然、隐元、即非入主崇福寺。其长子何兆晋(何仁右卫门)，日本万治元年(1658)曾任唐小通事。何高材去世后，葬在长崎崇福寺后山。

魏之琰(又称魏六官，1617—1689)，万历四十五年(1617)出生于福清。早年随其兄魏毓祯(魏九官)一起移居安南东京(今越南河内)，娶东京王族武氏女为妻，声名显赫。兄弟二人一起从事东京至长崎之间的海上贸易，成为大海商。1654年，魏毓祯客死安南，葬于长崎。日本宽文十二年(1672)，携其长子魏高(日名钜鹿清左卫门)、次子魏贵(日名钜鹿清兵卫)及家仆魏喜(日名魏五左卫门)移居日本长崎，成为住宅唐人。日元禄二年(1689)，魏之琰病故，终年73岁。今长崎西山町二丁三六番地的钜鹿家墓地，仍然有魏之琰、魏毓祯的墓碑。其长子魏高、次子魏贵都担任过东京(安南)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