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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学术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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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12 21:39: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李浩





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创作主体与文本,在远离其产生的具体时空环境后,便成为一种历史的遗存,割断了与当下的一切利害关系,包括现场性、参与性等新闻效应。

古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也逐渐与意识形态疏离,成为现代学术门类中一门极普通的学科,边缘化、专门化,使古代文学研究逐步独立自主,渐渐呼吸到了学术自由的空气,笔者认为这是近30年的最大进步。但古代文学研究长期受主流文化支配,长期为政治服务,一旦挣脱锁链之后,反倒不自在;没有了依附对象,没有了政教的灵光圈,反倒手足无措。以往那种想挟着话语权力,利用对古代作品的再阐释,操控人的思想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以往那种通过古典来引爆大规模思想运动、政治运动的几率也微乎其微;那种通过对古典的释读,迎合圣意,上书对策,想一夜之间大红大紫,成为学术暴发户的投机很难再成功了。正如一夜之间不会使一位考古学家成名,同样,也不会出现古代文学专家一夜成名的现象。现代学术的游戏规则、专业训练及知识背景,都要求古典学者耐得住十年寒窗的寂寞与平淡,抵挡住喧嚣、热闹、轰动效应的诱惑。

当今社会,与技术工程等应用学科相比,古代研究似乎有些愚阔,是一种解决不了具体问题的屠龙之学。与经济、金融、法律等当代显学相比,古代研究成果的正负效应都不会对社会带来巨大的骚动与震荡。与现代畅销书相比,古典研究的著作很少能雄踞排行榜之首,全民疯狂抢购一本古籍研究著作的可能性很小,与当代作品及作家相比,熟知古代社会、古代作家及古代作品的人会越来越少。知道《流星花园》、《上海宝贝》、《向左走,向右走》,而不知道《离骚》、《孔雀东南飞》、《世说新语》的人会越来越多。

面对这种变化,古典的研究者要不断调适心态,直面自己的学科与个人的生存状态,理性地看待学科地位的涨落变化,一方面应神闲气定,不卑不亢,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从技术的层面,产生出最规范、最精致的专业成果。另一方面,从价值的层面来看,古籍犹如神学,古典研究者又略近于祭司,具有沟通天与人的作用,是民族文化遗产殿堂的守护者。我们的古典知识,是我们这个缺乏宗教的民族的准宗教,我们对古籍的诠释,既是一种职业,又是出于一种虔诚信仰的情感。

与理念上的困惑相关,古代文学研究还面临着一个学术的困境。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代文学研究与意识形态疏离,回归文学,于是乎用审美的态度、文学的理论、艺术批评的方法研究古代作家作品,形成了时尚,使研究者和读者感到兴奋。应该承认,这是古代文学研究自觉与独立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兴奋过去之后,人们很快感觉到,纯文学的理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艺术批评作家作品的分析与评判不可能都准确全面,审美的观测台上也有许多盲区。造成此现状的原因很多。首先,现代美学、文学理论及批评方法主要是一种横的移植,在西方本来就是各种体系及理论的什锦,在中国又缺乏学术大师将其整合为统一的体系,哲学与美学在现代中国的矮化,亦使现代文学理论的成长失去了丰厚的土壤和参照的标准。用这样一种理论来评判和分析神奇复杂的古代文学现象,自然力不从心。

其次,古代作品及作家所生长的环境,并不是一个将作品视为纯文学文本的社会,音乐关乎政教,诗赋用于取士。在唐宋以前,极少职业作家。对于士族,文学是一种身份和修养;而对于下层读书人,文学则变成仕进与上达的工具,仅仅是一块敲门砖。而碑、铭、诔、书、策、论等各种应用文体的广泛使用,亦无法用纯文学理论解释。作家毕生的大部分精力主要消耗在应举、仕宦、羁旅、宦海浮沉等方面,文学不过是偶然的不平之鸣,发愤之作。这样的人生全幅信息是很难用纯文学理论解析的。

所以有识之士曾提出杂文学的概念,倡导编写一种大文学史。傅璇琮先生及一批学者曾将其概括为“历史——文化”综合研究,认为这是“由单纯的价值判断而向文学事实的清理,也就是由主观框架的设施而向客观历史的回归”[1]。傅先生除个人的卓越实践外,还对此次学术潮流的涌动具引领作用。笔者则将对此种复杂系统的研究称之为广谱的研究。古代文学研究应有第二次回归,由纯文学的研究进入杂文学的研究,由狭义文学研究进入广义的文学或大文学的研究。如果说,第一次回归是使文学回归其本位,那么第二次回归就是使文学回归到中国古代的实际境地中。这就需要多学科、多视角的参与,譬如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民俗学、金石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等。关于这一点,学界已有许多类似的主张,并有学者躬行实践,提供了一批厚重扎实的研究成果。兹不赘述。





笔者仅据近年稍有体会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来举例说明这种学术突围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金克木先生在《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一文中曾指出:

我觉得我们的文艺研究习惯于历史的线性探索,作家作品的点的研究;讲背景也是着重点和线的衬托面;长于编年表而不重视画地图,排等高线,标走向、流向等交互关系。是不是可以扩展一下,作以面为主的研究、主体研究,以至于时空合一内外兼顾的多“维”研究呢?假如可以,不妨首先扩大到地域方面,姑且说是地域性研究。

胡阿祥博士则从历史地理学角度阐述文学地理学的内涵:

中国历史文学地理有着广泛而又复杂的研究内容:诸如文学发达程度的地区差异(以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多寡为主要指标),各类文体的区域异同及受地理环境影响的深浅,文学题材与风格的地域特色,各别地区文学的地理背景,地理环境对文人灵感的培育与文人创作的影响,形成文学地域差异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与人文地理环境因素等等,都属中国历史文学地理的基本内涵[2]。

人地关系是历史演进中的基本关系,地理环境既是孕育滋养人类的必备条件,又是人类社会活动的舞台。对于史学研究而言,舆地研究又是治史的一把利器,所以,研究历史时期的文学,同样离不开这把利器。陈寅恪倡导的“地域——家族”研究方法,实即对人地关系理论的活参。他自述撰写《李德裕归葬辨证》的考证方法:先确定“时”与“地”,然后核以人事。合则是,否则非。他认为“时”与“地”之交叉点,犹如解析几何之Cartesian Point(笛卡尔直角坐标系OXY下的坐标,简称直角坐标[3]。陈氏受业弟子王永兴著《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第1章第4节“陈寅恪先生的治史方法”,专列一条“时间、地理、人事之法”予以讨论发挥[4]。在陈寅恪先生看来,无论是单个的人的考证,还是复杂事件的说明,都离不开时地结合的方法。笔者近年倾心于文艺地理学视野中的唐研究,先后著《唐代园林别业考论》、《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等,从方法论及具体选题都受陈寅恪、钱穆、严耕望、谭其骧、毛汉光诸位文史大家的启迪与影响,另在此方面还有如下体会和感想:

第一,人们一般认为唐代是统一帝国,与此前的东晋南北朝及此后的南宋辽金时期不同,从而强调政治统一所带来的地域统一与文化融合,而忽略这一时期各个地区的差别性以及各种文化的独特性。政治的大一统与地域的统一,是我们民族根深蒂固的光荣梦想,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就唐代而言,是否属于统一帝国,已大可商榷[5]。就是统一时期,各地的风土人情、方言土语、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缘此环境熏习而成长之人物,皆有其独特性,并不会因此而丧失地域特征,当时并没有一种广被一切地区的同一文化。

学人们所经常称道的南北文化融合、南北文学合流,并没有使唐代文化及文学简化为一种模式。恰恰相反,此一时期的地域影响比南北分裂时期更为突出、更为复杂,更难用简单的术语概念来规范。那种打算用教科书语言,将唐代地域文学的丰富多彩简明扼要地概括为一两个要点,强制纳入一个模式范型中的企图,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十分有害。唐代文人的分布具有地域特色,由于经济文化的不平衡性与文学的地域性,所谓文学的统一与合流只能是一种理想,一种趋势。大唐之音,和而不同。

第二,受南北朝文化研究的影响与制约,谈唐代地域文化时,人们亦侧重进行南北比较。忽略了地域因素的多元并存。实际上,草原游牧文化、关中文化、陇右文化、河洛文化、燕赵文化、陈夏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等在参与构筑唐代文化过程中,都具有重要作用。唐代的文化区域既有南北的差异,又有东西的差异,北方圈内关中文化与河洛文化、关陇集团与山东士族的冲突碰撞便说明这一点。南方圈内吴越与荆楚的纠葛矛盾,亦由来已久。

按照学术界的看法,华夏文化的重心首先经过由东向西的轴线,然后再沿着由北向南的轴线转移,中唐时期则成为此文化流布与重心转移的一大枢纽,不仅在时间上成为承前启后之转捩点[6],而且从空间上透露出气运转移之消息,此后经济文化重心之倾斜与格局之形成,已成定势。故不能用简单的南北比较来代替对各个文化区域的深入研究以及南北东西此消彼长的互动研究。

第三,文学家族、诗人群体往往因科举仕进、战争灾难、贬谪宦游而不断迁徙流动,这种迁徙流动造成某一时期某一地区文学的风云际会,文学人才的彬彬一时称盛。对于迁入区而言,这种流动提升并丰富了移入区的文化,但却使文士的地方代表性不断丧失,使文学的地域风格不断弱化。故迁徙流动不仅影响士人个人及家族的荣枯兴衰,而且表征出文学重心的潜转暗换以及南北经济文化倾斜失衡格局的形成。

造成人们对文学统一的长期夸大式描述,可能与政统道统的作祟有关。另外,现代方法论中的简单化模式,加上思想的懒惰,使人们一直想找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将所有现象纳入一个模式中,然后大言不惭地向外界宣布,发现了一种通则,找到了一种规律。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也不是包医百病的,也有其学术局限,但将其与其他理论与方法综合运用,形成一种广谱研究,还是有其不可替代的功用的,也算是对古代文学研究学术突围的一点尝试。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古代文学的艺术研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同样广谱研究中的历史文化研究(包括文学地理学研究),也有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文献考据研究的学人往往会陷入某种误区而不能自拔:总以为自己的结论是确凿无疑,惟一正确的,而其他人的成果是靠不住的。总以为自己研究出来的才是真学问,由其他途径进入文学殿堂的都是野狐禅。这与前述纯文学研究者的坐井观天、自鸣得意,适成一个硬币的两面。

“在相对论中,人们必须抛弃存在一个惟一的绝对时间的观念,代之以每个观察者携带的钟所记录的他的时间测量——不同观察者携带的钟的读数不必要一样”[7]。既然说我们已身处地球村时代,那么对此村庄的乡规民约也应粗知一二,使恕道、宽容及“金规则”同时变成基本的学术伦理。


(文章来源:《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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