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古越中兴 于 2012-7-30 18:05 编辑
《周易》一书，可能非一人一时之作，笔者在《易经的作者》一文中，谈到过，《周易》卦序和卦名当为文王所制，卦名命名符合一定的象数规律，卦名象数逻辑规定了《周易》内容，卦序象数逻辑规定了《周易》的结构，指出将这两种逻辑统一起来的是历法月份。
卦名作者在一定的天人合一思想和王道思想指导下，有意识地在《周易》卦序按一定象数逻辑排出后，参考六十四卦的互变象数逻辑，赋予不同卦列以语境，各卦围绕卦序作者主题思想，参考当时原有卦名背景，取用相关类象，从而创作出不同的卦名来。
按六十四卦互变象数逻辑为卦名分类，从语境联系中，可以明显地反映出卦名作者的王道思想：
这种王道思想，《周易》极可能如同《周驯》一般，表达为月训。
卦名的作者周文王的这种王道思想的形成，与姜太公吕尚有极大关系。
《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须、犬夷，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
《六韬》一书相传为姜太公所著，《隋书.经籍志》注云“周文王师姜望撰”。今本《六韬》共分六卷： 《文韬》——论治国用人的韬略，《武韬》——讲用兵的韬略，《龙韬》——论军事组织，《虎韬》——论战争环境以及武器与布阵，《豹韬》——论战术，《犬韬》——论军队的指挥训练。其《文韬》有12篇：《文师》、《盈虚》、《国务》、《大礼》、《明传》、《六守》、《守土》、《守国》、《上贤》、《举贤》、《赏罚》、《兵道》。这12篇俱以文王或武王与太公对话的形式撰成，观其内容，其王道思想与《周易》卦名象数逻辑所显示出来的王道思想如出一辙。《文韬》原文如下：
文韬·文师
文王将田，史编布卜曰：“田于渭阳，将大得焉。非龙、非螭，非虎、非罴，兆得公侯。天遣汝师，以之佐昌，施及三王。”
文王曰：“兆致是乎？”
史编曰：“编之太祖史畴，为禹占，得皋陶兆比于此。”
文王乃斋三日，乘田车，驾田马，田于渭阳，卒见太公，坐茅以渔。
文王劳而问之曰：“子乐渔也？” 太公曰：“臣闻君子乐得其志，小人乐得其事。今吾渔甚有似也，殆非乐之也。”
文王曰：“何谓其有似也？”
太公曰：“钓有三权；禄等以权，死等以权，官等以权。夫钓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观大矣。”
文王曰：“愿闻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鱼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长，木长而实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亲合，亲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语应对者，情之饰也；言至情者，事之极也。今臣言至情不讳，君其恶之乎？”
文王曰：“惟仁人能受至谏，不恶至情，何为其然！” 太公曰：“缗微饵明，小鱼食之；缗调饵香，中鱼食之；缗隆重饵丰，大鱼食之。夫鱼食其饵，乃牵于缗；人食其禄，乃服于君。故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呜呼！曼曼绵绵，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远。微哉！圣人之德，诱乎独见。乐哉！圣人之虑，各归其次，而树敛焉。”
文王曰：“树敛若何而天下归之？”
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诏命乎！”乃载与俱归，立为师。
文韬·盈虚 文王问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虚，一治一乱，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贤不肖不等乎？其天时变化自然乎？”
太公曰：“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
文王曰：“古之贤君可得闻乎？” 太公曰：“昔者帝尧之王天下，上世所谓贤君也。”
文王曰：“其治如何？” 太公曰：“帝尧王天下之时，金银珠玉不饰，锦绣文绮不衣，奇怪珍异不视，玩好之器不宝，淫佚之乐不听，宫垣屋室不垩，甍、桷、橼、楹不斫，茅茨偏庭不剪。鹿裘御寒，布衣掩形，粝粮之饭，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织之时。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洁爱人者，厚其禄。民有孝慈者，爱敬之；尽力农桑者，慰勉之。旌别淑慝，表其门闾。平心正节，以法度禁邪伪。所憎者，有功必赏；所爱者，有罪必罚。存养天下鳏、寡、孤、独，振赡祸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共赋役也甚寡。故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
文王曰：“大哉，贤君之德也。”
文韬·国务
文王问太公曰：“原闻为国之大务，欲使主尊人安，为之奈何？”
太公曰：“爱民而已。”
文王曰：“爱民奈何？”
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
文王曰：“敢请释其故。”
太公曰：“民不失务，则利之；农不失时，则成之，省刑罚，则生之；薄赋敛则与之；俭宫室台榭，则乐之；吏清不苛扰，则喜之。民失其务，则害之；农失其时，则败之；无罪而罚，则杀之；重赋敛，则夺之；多营官室台榭以疲民力，则苦之；吏浊苛扰，则怒之。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
文韬·大礼
文王问太公曰：“君臣之礼如何？” 太公曰：“为上惟临，为下惟沉，临而无远，沉而无陷。为上惟周，为下惟定。周则天也，定则地也。或天或地，大礼乃成。” 文王曰：“主位如何？”
太公曰：“安徐而静，柔节先定；善与而不争，虚心平志，待物以正。” 文王曰：“主听如何？” 太公曰：“勿妄而许，勿逆而拒；许之则失守，拒之则闭塞。高山仰之，不可极也；深渊度之，不可测也。神明之德，正静其极。” 文王曰：“主明如何？” 太公曰：“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辐凑并进，则明不蔽矣。”
文韬·明传 文王寝疾，召太公望，太子发在侧，曰：“呜呼！天将弃予，周之社稷将以属汝，今予欲师至道之言，以明传之子孙。” 太公曰：“王何所问？” 文王曰：“先圣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闻乎？” 太公曰：“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静，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刚，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
文韬·六守 文王问太公曰：“君国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
太公曰：“不慎所与也。人君有六守、三宝。”
文王曰：“六守何也？”
太公曰：：“一曰仁，二曰义，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谋，是谓六守。”
文王曰：“慎择六守者何？” 太公曰：“富之而观其无犯，贵之而观其骄，付之而观其无转，使之而观其无隐，危之而观其无穷。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贵之而不骄者，义也。付之而不转者，忠也。使之而不断隐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穷者，谋也。人君无以三宝借人，借人则君失其威。” 文王曰：“敢问三宝？” 太公曰：“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臣无富于君，都无大于国。六守长，则君昌；三宝完，则国安。”
文韬·守土
文王问太公曰：“守土奈何？” 太公曰：“无疏其亲，无怠其众，抚其左右，御其四旁。无借人国柄，借人国柄，则失其权。无掘壑而附丘，无舍本而治末。日中必慧，操刀必割，执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是故人君从事于富。不富无以为仁，不施无以合亲。疏其亲则害，失其众则败。无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则为人所害，而不终于世。” 文王曰：“何谓仁义？” 太公曰：“敬其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和，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无使人夺汝威，因其明，顺其常。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敬之勿疑，天下和服。”
文韬·守国 文王问太公曰：“守国奈何？” 太公曰：“斋，将语君天之经，四时所生，仁圣之道，民机之情。” 王即斋七日，北面再拜而问之。 太公曰：“天生四时，地生万物，天下有民，仁圣牧之。故春道生，万物荣；夏道长，万物成；秋道敛，物盈；冬道藏，万物寻。盈则藏，藏则复起，莫知所终，莫知所始，圣人配之，以为天地经纪。故天下治，仁圣藏；天下乱，仁圣昌；至道其然也。圣人之在天地间也，其宝固大矣；因其常而视之，则*民安。夫民动而为机，机动而得失争矣。故发之以其阴，会之以其阳，为之先唱，天下和之，极反其常。莫进而争，莫退而让。守国如此，与天地同光。”
文韬·上贤
文王问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 太公曰：“王人者，上贤，下不肖，取诚信，去诈伪，禁暴*乱，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贼七害。” 文王曰：“愿闻其道。”太公曰：“夫六贼者：一曰，臣有大作宫室池榭，游观倡乐者，伤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农桑，任气游侠，犯历法禁，不从吏教者，伤王之化。三曰，臣有结朋党，蔽贤智，障主明者，伤王之权。四曰，士有抗志高节，以为气势，外交诸侯，不重其主者，伤王之威。五曰，臣有轻爵位，贱有司，羞为上犯难者，伤功臣之劳。六曰，强宗侵夺，凌侮贫弱者，伤庶人之业。 “七害者：一曰，无智略权谋，而以重赏尊爵之故，强勇轻战，侥幸于外，王者慎勿使为将。二曰，有名无实，出入异言，掩善扬恶，进退为巧，王者慎勿与谋。三曰，朴其身躬，恶其衣服，语无为以求名，言无欲以求利，此伪人也，王者慎勿近。四曰，奇其冠带，伟其衣服，博闻辩辞，虚论高议，以为容美，穷居静处，而诽时俗，此奸人也，王者慎勿宠。五曰，谗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轻死，以贪禄秩，不图大事，得利而动，以高谈虚论，说于人主，王者慎勿使。六曰，为雕文刻镂，技巧华饰，而伤农事，王者必禁之。七曰，伪方异技，巫蛊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 “故民不尽力，非吾民也；士不诚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谏，非吾臣也；吏不平洁爱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国强兵，调和阴阳，以安万乘之主，正群臣，定名实，明赏罚，乐万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龙首，高居而远望，深视而审听。示其形，隐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极也，若渊之深不可测也。故可怒而不怒，奸臣乃作；可杀而不杀，大贼乃发。兵势不行，敌国乃强。”
文王曰：“善哉。”
文韬·举贤
文王问太公曰：“君务举贤而不获其功，世乱愈甚，以致危亡者，何也？” 太公曰：“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无用贤之实也。” 文王曰：“其失安在？” 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誉，而不得真贤也。” 文王曰：“何如？” 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若是，则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奸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则国不免于危亡。” 文王曰：“举贤奈何？”
太公曰：“将相分职，而各以官名举人，按名督实。选才考能，令实当其名，名当其实，则得举贤之道矣。”
文韬·赏罚
文王问太公曰：“赏所以存劝，罚所以示惩，吾欲赏一以劝百，罚一以惩众，为之奈何？”
太公曰：“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赏信罚必于耳目之所闻见，则所不闻见者莫不阴化矣。夫诚，畅于天地，通于神明，而况于人乎！”
文韬·兵道
武王问太公曰：“兵道如何？” 太公曰：“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故圣王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乐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今王已虑其源，岂忧其流乎！”
武王曰：“两军相遇，彼不可来，此不可往，各设固备，未敢先发，我欲袭之，不得其利，为之奈何？”
太公曰：“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一合一离，一聚一散，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锐。士寂若无声，敌不知我所备。欲其西，袭其东。” 武王曰：“敌知我情，通我谋，为之奈何？”太公曰：“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
杨朝明先生《关於<六韬>成书的文献学考察》一文，从“《六韬》成书认识的种种分歧”、“《六韬》书名的演变与太公兵书”、“《六韬》与其他文献的比较研究”三方面进行了考证，认为西周时期有将“善言”书之金版的习惯，沈钦韩《汉书疏证》中就记有这样的话：“《言》者，即太公之《金柜》，凡善言书诸金版。”“作为周初重臣，姜太公在兴周灭商的过程中建立了很大功劳，他的论兵之言一定会受到重视。作為当时的重要文献，《六韬》最初即被铸于金版，故有《金版六弢》之名。史料所记将太公之言书诸金版不会是凭空臆说。”并认为：“惠、襄之间，齐桓公‘复修太公法’，整理了周室旧档案中的太公言论而成是书，战国后期又有过重大的改动，或者说又重新进行整理过，并加了序。”
摘录杨朝明先生部分文段以说明之：
1、由于较早的《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周史六弢》（颜师古注谓“即今之《六韬》也”）六篇后，有班固自注曰：“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所以不少学者对此书表示怀疑，认为它不过是作伪者依托太公，借重姜太公的大名而已。正因如此，关于《六韬》的作者才存有很大争论，自宋代疑古思潮肇端以来，尤其是明清时期，学者们基本否定了《六韬》的可靠性。例如，宋代王应麟的《汉书艺文志考证》以为是战国孙、吴之后的谋臣策士所为，“《六韬》称太公，厥伪了然”，指出《六韬》是魏晋以后谈兵之士掇拾古兵书剩余而为；张萱《疑耀》认为今之所传《六韬》和《三略》一样，都是楚汉间好事者所补；黄震《日钞》同样以《六韬》为伪书，多掇拾众兵家之语而成；清代姚鼐《读〈司马法〉〈六韬〉》也以《六韬》系“缴取兵家之说，附之太公”；崔述的《丰镐考信录》则以为是秦汉间人所伪。
2、考古资料在结束学术的纷争中往往扮演著仲裁官的角色，有关《六韜》成书的不正确的看法有的就是被新出材料所否决的。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前期墓葬中出土了部分《六韬》竹简，其中残存的内容与今本的《文韬》、《武韬》、《龙韬》中的相应篇章大多相合。据推断，该墓葬的时代为西汉前期，研究者认为具体年代不晚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即西元前一一八年。墓中随葬竹简的书写年代当然要早于墓葬的年代，竹简中并不避汉初几个皇帝的名讳，有“邦”、“恒”、“啟”、“澈”等字，看来，竹简书写的时间最晚应在西汉以前。由此，那些所谓《六韬》为汉代以后托名太公而作的种种说法便被证明是错误的。
3、无独有偶，就在银雀山西汉墓葬出土《六韬》的次年，又有河北定县四○号汉墓发现了被定名為《太公》的著作。据报导，《太公》共发现篇题一三个，其中只有《治乱之要》等三篇的内容见于今传本，另有六篇见于传本，却未见篇题。此外，尚有相当一部分记有“武王问”、“太公曰”的简文，内容不明；有的句子或片段曾为初唐以前的文献所引录。“有的说出自《六韬》或《金柜》，有的又说来自《阴符》。从整理出来的残简情况看，《太公》的篇幅应当不少，佚亡的恐怕也不少，不少简上只见篇目，未见内容”。史书目录中著录的太公兵书较多，“简文究竟抄录或选录太公的哪一种或几种书，都还难于确定”，但整理者认为，“简文比今天所见到的有关太公书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广泛得多”。
4、据研究，定县汉墓的年代约在西汉五凤三年（西元前五五年），它似乎有意与临沂银雀山汉墓相呼应，从而证实了汉、魏时代伪撰太公兵书说之不确。然而，《六韬》成在汉朝以前的什么时候，人们的看法仍然有不少分歧。
5、《群书治要》卷三十一所录《武韬》云：“太公曰：‘天下有地，贤者得之；天下有粟，贤者食之；天下有民，贤者牧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莫常有之，唯贤者取之。’文王曰：‘善！请铸之金版。’”这条材料虽不见于今传本的《六韬》，但在用字用词上，《群书治要》本与银雀山本较为接近，银雀山残简的《虎韬》部分，今见于《群书治要》而不见于今传本。所以，《群书治要》所引的这条材料应则当视为一条内证。
要之，杨先生认为“《六韬》与姜太公的密切联系是不容抹煞的”，如此，周文王所制《周易》卦名的王道思想与姜太公的思想有密切联系也是很容易就能想到的，文王所制卦名，恐与太公之教相关。这也说明了，《周易》卦名所体现出来的王道思想，才是《周易》原始的主题思想，是周文王以名系卦传之后世的训戒。卦辞与爻辞应该是在卦名主旨的统帅下逐步增益而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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