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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17 08: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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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择日术的源流与依据
从目前史料看,造葬择日的产生晚于社会生活类择日。作为社会生活类择日,可追溯到夏朝,春秋战国时期已在朝廷和贵族中较为流行。如春秋时鲁国的梓慎、郑国的稗灶、晋国的卜偃、宋国的子韦,战国时楚国的甘德、魏国的石申等,不仅精通星占之学,而且精于择吉办事。“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王室及诸国办事的一个惯例。据记载,吴国的伍子胥,越国的范蠡、大夫种等,均擅长于干支日辰择吉,并且屡有奇验。据说范蠡带西施出走时,选了个“玄武天空威行”的日子,说“言之者死,说之者狂”,使越王勾践无可奈何。
作为造葬类择日,不仅晚于社会生活类择日,而且晚于堪舆地理或称风水的产生。作为风水活动,可追溯到初民逐水草而居,至先秦的商周都城的选择与帝王风水。可以说,一部中国的建筑史,实际上也是一部风水史。从“自契至成汤八迁”(八次选址迁都)至“盘庚迁殷”和“古公亶父选址岐山”作都至“周公卜河洛”等史实中,就完全可以得到证明。但作为造葬类择日术,在记录春秋战国史实的典籍中未有发现,一直到汉代,才正式出现该类择日的记载。
从西汉班固(32—92)注录的《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了西汉年间已经有了风水与择日的专著,一本叫《堪舆金匮》,一本叫《宫宅地形》。前本大约是用五行原理来选择建筑地点、布局、朝向及动工时间等的著作。这说明,建造类择日最晚已在西汉就已产生。
到东汉,随着术数之学的迅猛发展,风水与造葬类择日术也随之得到大的发展。据王充的《论衡·涧时篇》云:“世俗信起土兴工,岁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东汉时,对太岁的避忌,不仅表现在破土动工,搬家时也特别注意太岁的存在。《论衡·难岁》云:“‘《移徙法》曰:徙抵太岁凶,负太岁亦凶’。抵太岁名曰岁下,负太岁名曰岁破,故皆凶也。”同时,当时下葬与建屋的时日都有一定的避忌与规定,要选择恰当的日子才能消灾去祸,获得福佑。《论衡·讥日》曰:“世俗既信岁时,而又信日。举事若病死灾患,大则谓之犯触岁月,小则谓之避日禁。……《葬历》曰:‘葬避九空、地刍,及日之刚柔,月之奇偶。日吉无害,刚柔相得,奇偶相应,乃为吉良。不合此历,转为凶恶。’”
王充的《论衡》虽然是持批判态度的,但从其批判的内容可以看出,东汉时期,造葬类择日已经形成。当时出现了专讲葬日吉凶刚柔的《葬历》,出现了专载祭祀的《祭历》、专述裁衣沐浴吉凶日的《沐书》,以及专讲起造房宅和迁徙吉凶的历书。汉代历书中的历注内容,成为后世择吉黄历的萌芽。据《史记·日者列传》和《汉书·方术列传》记载,汉代的择吉术有五行、建除、丛辰、历家、天人、太一、风角、奇门、七政、禽星、禄命等共二十余家,其中不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到两晋盛唐,整个择日术体系已经完善;到两宋,择日术已完全成熟;清代以后,择日术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民*国后至当代,择日术基本上保持了清朝以来的内容和方法,可以说还是处于“继承”的时代,当然也有一定的变化和发展。比如正五行法,现代的正五行法与传统的正五行法就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七政四余弧角天星择日法,由于天星择日软件的出现,使这一择日方法的难度大为降低等。
择日术的实践依据,首先源自帝王宫廷,后大量源自民间,是我国人民三千年来一代又一代的经验总结、积累、传承,和一代又一代经过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其中虽有不少糟粕,历史上对择日术的批判与否定者也确有人在,从古至今不信择日术者也非个别。但相较之下,不论帝王将相、圣人贤达还是士农工商,对择日术持肯定态度者还是占大多数。不少士大夫本身就是研究此类学问的大家。择日作为一种方术,或者作为一种民俗,更确切地说,择日作为一种学问和技术,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生命力和如此广阔的社会基础,并不是少数人给予否定就能否定得了的。在当前情况下,极有必要对它进行全面系统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既继承又发展,既避害又趋利,对于建立和谐社会,对于民族复兴,对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都将是大有裨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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