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丽华
审视人生
古今中外的无数文学作品，对于人生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诠释，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概而论之，若以“生存场”中的心态为分析标准，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在许多作品中所充斥着的，是一种“自我”的张扬。这种自我，既是作者个体人格的体现，同时也代表了社会里一类人的群体意识。这类作品可以说是主观色彩浓郁、富有扩张性的，不论其故事如何，风格何属，共同之处是都表现出作者对于自己的种种人生理想的纵情憧憬，他们在艺术的世界里自如挥洒，超越了种种世俗的束缚，运用丰富的想象力，营造出一个美妙绝伦的人生境界，令人心向往之；然而也有为数不多的作品，含蕴着作者幽深睿智的哲学思考，冷静地观照着人生的各个层面与丰富内涵，这一类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毋宁说是一种沉思的、审视的和内敛的属性。而对于读者来说，阅读这两类风格迥异的作品，所产生的心理效应自然是大不相同的。前者使人昂奋愉悦，唤起无尽的希望，感觉到在这世界中人有天然的优越性，几乎是无所不能的。所谓“万物皆备于我”，所谓“天人合一”，正是对这种心态的概括；而后一类作品却会使人感受到人生中的种种无奈和苍凉，困惑和迷惘；从而使人趋于沉静和思考，生发出对人生的质疑，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对于爱好自由、富于想象力的人类来说，“张扬自我”型的作品的产生与被阅读无疑是大量的和普泛的，而“审视人生”型的作品则有如凤毛麟角，寥寥无几。这一现象在我国的文学史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而《红楼梦》就正是属于这为数不多的作品之列。《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堪称是特立独行、与众不同。对于人生中的种种问题，一般的世俗之作每每会采取“绕过去”的迂回姿态，然后在想象的世界里把这些问题来一个“圆满解决”。或求助于皇帝，或仰仗于神仙，或寄希望于巧合。这种人生态度显然是含糊游移、随波逐流式的。首先它不愿面对人生的真实层面，其次它一厢情愿地设定人生中所有问题都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正因为缺乏清醒的理性内涵，那众多的“大团圆”故事结局尽管热闹不堪，却总使人觉得有所不足，给人以甜腻俗媚之感。相比之下，《红楼梦》却不肯走这一条众人走得熟滑的惯路，而表现出一种直面人生的可贵的清醒态度，以一种巨大的勇气，承受着人生中无可言喻的沉哀巨痛。作者也许已经预感到自己作品的不被理解，故而慨叹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对于《红楼梦》这样一部涵容丰富的巨著，人们对它作出了纷纭解说，从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民俗的，以及诗的、爱情的、心理的、象征的等种种不同的角度。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对它的评说就一直没有中止过。众多的评论可以说是各有见地，这一现象本身就表明了《红楼梦》作为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在《红楼梦》那曲折动人、姿态鲜活的一个个故事中，有一种东西在潜隐地然而又是强有力地叩击着我们的心灵。也许我们并没有十分明确地意识到它，或者不能清楚地叙述它，但是我们无疑已经浸润于它的感染与影响中。当我们掩卷而叹，甚至感极而泣时，可否想到，我们的叹息、泪水，有相当一部分是对这种潜隐力量的回应呢。对于它究竟何以名之？我们似乎应该称之为“悲悯意识”。是的，如果我们不是对这部卓异杰出的作品进行社会的、政治的、家庭的、爱情的诸多角度的零碎肢解式的研究分析，而是把它看作浑融一体的完整的艺术个体，用我们的心灵去感受作者欲向我们倾诉的“缠绵不尽之意”，那我们当会解读出作品中所充盈流动着的悲悯意识。这种悲悯意识是作者对于人的生存状态进行深刻思考的结果，也构成了《红楼梦》这部巨著迥然不同于众多的流俗之作的一个显著特征。
生命韵律
《红楼梦》宛如一支委婉幽悠的长歌，吟唱着生命的节拍。从这支漫长的咏叹调里，我们似乎可以辨别出四季流转的生命时序。少男少女的朦胧情思、他们对于人生的诗意体认，有如风和日暖、燕语莺啼的明媚春光。这人生之春虽有无可言喻之美，但它也如同三月春光，禁不住雨送风催，转瞬即逝；而豪门巨族那一度有如“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赫赫扬扬的家运，以及尊贵的主人们炙手可热、不可一世的炎威，则颇似热浪灼人、雷电轰鸣的夏日景象；但是，繁盛的顶点，也就是衰落的开始。紧随着万木争荣的盛夏之后，就会是金风暗起、白露为霜的秋日来临，生命在暗自消磨，无计挽留，满目是众芳凋零、草木枯萎的萧瑟凄凉景象；及至严冬来临，众生自然都在劫难逃。看那大家族的穷途末路，真是祸生不测，变故迭出，骨肉漂泊离散，使人触目生悲。此时再回首，往昔繁华竟如同一梦，眼前只“空余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相应着自然界的时序流转，人生也有自己的不同季节，嬗变转换，生声不已。《红楼梦》以敏锐的文心，感受、捕捉着这种生命的韵律，极具真实感地为我们展示了生命中的起落盛衰、沉浮消长的不同景观，这是寻常作品所难以企及的。
《红楼梦》以世族大家的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所谓“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但与一些描写富贵荣华的流俗之作所不同的是，《红楼梦》并不是以对“幸福人生”的正向肯定为主旨的。换言之，一般的流俗之作，立意与结构都比较单纯，无论人物遭遇怎样的坎坷，结局都指向合家欢式的“大团圆”。这类作品，从作者方面来说，对于幸福人生的营造，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务求圆满。这当然可以视为作者有感于现实人生的缺憾，而欲在想象的世界中追求理想人生的一种心理补偿。《红楼梦》的态度却与之完全不同。我们很容易发现，作者根本无意于追求一种“完满效应”。诚然，很少作品像《红楼梦》那样，如此充溢着生命与青春的美，然而，也很少有作品像《红楼梦》那样，充满着生之无奈与悲凉。且看，在这“花柳繁华地，风流富贵乡”的旖旎风光之中，作者固然写出了生命的美丽与轻盈，然而又仿佛于不经意之间，描绘了众多生命的枯萎凋零。我想，在此使用“众多”这个词是恰如其分的。因为没有一部作品像《红楼梦》那样，以摇曳多姿的艺术笔触，向人们展示着一连串的悲凉辞世——死亡与出逃的故事。并且作者又并不刻意渲染死灭的哀痛、出走的凄惶，而只是一味淡淡地写来，使这些生命的代谢有如风生云起、水流花落一般自然无痕。然而，对于读者而言，这却确实是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轻”。试想在人生的凄风苦雨中，生命之花横遭摧折、遽然飘零，那一种“落红成阵”的景象该是怎样地令人触目惊心、悲悼无已。
在《红楼梦》那浩大的篇幅中，集中笔墨描写死亡与出走的就有二十余回。也就是说，平均相隔不到五回，就有一回弥漫着悲哀暗淡的旋律。在《红楼梦》这“死亡”与“逃遁”的双重协奏的递进中，明显地是以“死亡的宣示”为主线。如果按顺序排列，我们可以为它开出一张很长的死亡名单。首先是最引人伤感的年轻生命的陨谢，诸如秦可卿、秦锺、金钏儿、尤三姐、尤二姐、晴雯、司棋、潘又安、元春、黛玉、迎春、鸳鸯等。还有一些属于非正常死亡的，如贾瑞因沉迷色欲，备受凤姐捉弄而丧生；贾敬热中于炼丹，服“丹药”中毒而死去；夏金桂出于嫉恨之心，欲毒杀香菱反误毒死自己；王熙凤则机心过盛，反受其殃，终于心劳力拙，青年夭亡。
除了较为集中的描写死亡事件之外，间接表现的死亡事件也不少，像冯渊被打死，张金哥自缢，其未婚夫投河，鲍二媳妇上吊，秦锺之父、贾瑞之祖，都因子孙不肖而忧愤成疾死去。除死亡之外，人们自动放弃俗世生命的方式还有“出家”这一介乎幽明之径。当性灵被围困得走投无路时，遁入空门，也就成为一种无奈的逃避之途。出家者尽管身在人世，心已如槁木死灰，万念皆空。《红楼梦》中从甄士隐的出家起始，中间写了妙玉、柳湘莲、惜春、紫鹃、芳官等人的出家，最后则是贾宝玉的出家。相比死的消折，这生的弃绝同样使人品味到不尽的悲凉。《红楼梦》中作者倾注全部感情塑造的两个至纯至美的人物贾宝玉和林黛玉，其结局是一个出家一个夭亡，由这二人的命运我们颇可以窥见作者的创作态度抑或人生态度。
相对于普通作品以“单声部”抒写人生感受，《红楼梦》则犹如一阙宏大的多声部协奏曲，喜与忧、悲与欢、苦与甘错综交织、激荡回旋着，给人以极其丰富而独特的审美感受。作者就像古代传说中技艺神奇的画家，以同一支妙笔，描绘了含苞欲放的花蕾，也为我们展示了横遭摧折的残枝败叶；渲染出春云乍展的绚丽宜人，也经营着秋风冷雨的暗淡凄凉。当我们一路读来，只觉诸景纷呈，目不暇接。像“芦雪亭争联即景诗”、“憨湘云醉眠芍药茵”、“寿怡红群芳开夜宴”等篇章，可谓情趣盎然，引人入胜。写不尽青春的美好、生命的欢欣。而伴随着明朗欢快旋律，又每每有令人悄然生悲的变调，例如“牡丹亭艳曲警芳心”、“埋香冢飞燕泣残红”、“不了情暂撮土为香”等等。待到天地肃杀，众芳凋零，死败离散已经成为主旋律时，就使人只觉触处生悲，为之凄怆不已了。古往今来，众多作品都在试图阐释人生，但是能够像《红楼梦》这样，以艺术的大手笔把握生命的律动，使创作直透入人生的底蕴的，究竟能有几何？
品味人生
《红楼梦》中所描写的生命的凋零，从总体上，是给人以一种悲凉之感，宣示着浓郁的悲剧意识的。纯真善良、年轻美好的生命的夭折固然令人万分痛惜，就是那些微有瑕疵或颇遭非议的人物的死，在“生命的存在”这一层面上进行观照，也无不具有悲剧色彩。这种阅读效果的形成，是由于作者并不是以道德评价为作品的主旨。从这一点来说，《红楼梦》是有别于向来的小说传统的。概观众多的古代小说作品，可以说，道德是一个难以逾越的价值标准。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会看到比比皆是的善恶报应，强调天理昭彰的富有训诫色彩的大量故事。许多作品都可以纳入“福善祸淫、因果报应”的模式中。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古代的哲学主要是一种伦理道德哲学，以合乎“天道”为人们的最高行为准则。我国古代的哲学思考本是极富主观色彩的，诸如所谓“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等。这样的哲学思想一方面肯定人在自然中具有一种中心、主导地位，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天道无私，唯德是辅”。也就是说，宇宙万物都是服务于人、为人而存在的。只要人们善自修身、行为端正，自然会蒙受上天嘉佑，命运无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古代哲人在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是以人为主体的；但是，这种重人事、重道德的哲学思想的另一面，又必然会导致对人的生命力量的压抑，使人屈从于一种不可逾越的是非善恶泾渭分明的道德准则，非此即彼，别无他途。而这一道德标准本来是人为的，但由于极度推崇道德的力量，遂使人犹如作茧自缚，陷身于这一道德框架中难以脱身。随着后来的重视善恶祸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佛教的传入，也就更进一步助长了这种道德哲学的滋长发育。况且即使不谈佛教的影响，仅仅是从日常生活的体验来看，人们也往往会忽视那些变动无序的状态，而更容易注意到事物之间“因果相依”的一面，并带有简单化色彩地认定凡事皆有其因，也皆有其果。在阐释人生问题时，也采用这种简单化的“因果论”。所以，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会若隐若现地存在这样一种因果的链条，也就无足为怪了。问题在于，生活中并不只是存在单一的因果关系，如果只是用因果范畴去把握事物，就会使人陷入逻辑上的封闭循环。例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观念，其含义是好的命运是做好事的结果，反之，如果命运不佳，那就是前世作了孽。这样一个“因果环”就把生活中丰富多样的现实可能性排斥在外，只留下一种人工的“整齐有序”。这无疑是极其不利于艺术创作的。由于这种封闭性思维，致使许多小说作品在思想层面上流于平庸贫乏、陈陈相因，缺少艺术生命力。自然，哲学观念上的限制只是部分原因，小说观念上的注重教化、视文学为宣扬“道统”、匡正人心的工具的文学观，也是导致众多作品无法摆脱道德准则束缚的重要原因。
《红楼梦》一反传统小说的格局。它能够超越道德评价的狭隘范围，而致力于有关人性、人的生存状态这样一个浩瀚主题的描写，这就使它迥然不同于流俗之作，具有了一种内在的活跃的艺术生命力，向读者呈现出无与伦比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悲悯情怀
在《红楼梦》那丰富纷繁的生存场中，作者为我们描绘了林林总总的生存状态，限于篇幅，在此我们仅择取其中数端进行论述。
在《红楼梦》中，最为耐人寻味的两个人物是林黛玉与薛宝钗，这两人似乎构成一种对比参照的关系，如人们所评价的“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确实，同是才华横溢、聪颖绝伦的美丽少女，她们给予人们的感受却截然不同。多少年来，她们二人谁高谁下，一直是许多“红迷”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拥薛派”认为宝钗贤明豁达，淡泊随和，而黛玉却任性尖刻、孤僻高傲；“拥林派”则认为黛玉纯真自然，宝钗虚伪世故；有些意见更是趋向极端，让一般读者感到难以接受。例如不赞成黛玉的，认为她不该私自用情相思，有失闺秀风范（与贾母看法一致）；反对宝钗的，把她说得像个女阴谋家，一进入贾府，就老谋深算地开始争取“宝二奶奶”的地位。我们应该承认，这些评论仍然没有超出道德评价的范围，即“善”与“不善”的评判。而作者的本意并不在此。林薛二人所体现出来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林黛玉代表了人性中更为天然的一面，她率性而为，“天然去雕饰”，不肯顺受社会规范的桎梏；薛宝钗则体现了尽力接受、顺应社会规范的人生姿态，她事事处处小心谨慎，注意不使自己出轨逾矩。她们都在按照自己的方式诠释人生，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的生命行程。黛玉坚持自己的天然本性，其结果是不能见容于这个社会，尝尽人生的苦涩凄凉之后，她的生命如同春花般陨谢，“质本洁来还洁去”。这个人物唤起读者无尽的同情，因为她的一生就是对束缚人性的社会规范网罗的一个否定。作为社会人，不少人都会感受到林黛玉式的苦闷，尽管这种苦恼往往是朦胧的、潜在的，而黛玉的悲剧性命运，使他们仿佛悟到了自身的某种处境，从而产生深切的共鸣。宝钗十分注意适应社会规范，她以这种顺从和忍耐换来人生中的主动地位，想这样来为自己争取人生幸福。她的境遇远比黛玉顺遂，自我感觉也相当的好，她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信心，不象黛玉那样消沉。这些都表面宝钗在调整自我、适应社会方面是颇具成效的。然而个人向社会所作的屈从，其有效半径也并不是无限大的，它仍然不足以保证个人意愿的充分实现。宝钗的结局就是一个明证。尽管她恪守封建社会的行为规范，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成为贾府的孙媳、宝玉的妻子，但这既是她人生中的成功，同时也是她人生中的失败。当她把自己的人生同宝玉结合在一起之时，就遇到一个前所未有并难以克服的障碍，这就是宝玉对于她所认同的这些社会规范早已深恶痛绝。宝钗前此所作的种种努力如果说都是有效的，那么，在与宝玉结合后，她无论再怎样努力，也都是全无效果的了。而且愈是努力，就愈是南辕北辙，使她与宝玉之间的距离愈遥远。最后，宝玉终于离她而去，使她的人生成为一片虚空。林黛玉的悲剧命运是明显的，容易为人们所认识到，而薛宝钗的悲剧命运则是潜隐的，不易被人们觉察。实际上，正如作者在“十二钗”图册中明言“可叹”那样，薛宝钗虽然采取了与林黛玉不同的生活态度，但是，从游刃有余到终归无奈，她并没有能摆脱不幸命运，同样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作者这样设置薛林二人的生命历程，显然是饶有深意的。通过这样两个相关联又相对照的人物的性格、命运，表达了如下的人生体认，即人们无论是坚持自我还是屈从于社会，都难免会面临烦恼丛生，无力解脱的人生困境。尽管人们一直希望能够做自己命运的主人，生活却无情地粉碎着人们的梦想，使人们的种种努力终归于幻灭。从作者这种颇为悲观的心态里，透露出对于人生的悲剧色彩的深切体味。相对于这种悲天悯人的意识，那些热中于“左钗右黛”或评判孰是孰非的纷纭争执，都显得有些隔靴搔痒，不免会给人一种肤浅迂阔而不着边际的感觉。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作者以其巧妙绝伦的文思，在众多的红楼女性中设置了各种具有不同涵义的人物组合，人物之间每每构成不同类型的对应关系。如果说薛林二人的对比映衬关系中仅仅存在着一种潜隐状态的相互否定，那么王熙凤与尤二姐这一对人物组合则体现着直接而尖锐的对立，甚至可以说，已经构成一种噬人与被吞噬的关系。但在此笔者只是就王、尤二人之间的关系来评判其性质，并不是主张王熙凤应该对尤二姐的悲剧遭遇负全部责任。
说到尤二姐的一生可以说充满了悲剧色彩。这个美丽柔弱的女性完全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她在凶险的人生之河中随波逐流。先是受到贾珍、贾琏之辈的觊觎引诱，之后又遭受凤姐凌虐荼毒，终于不堪忍受，吞金自尽。她在人生中所体味到的悲苦，又非林黛玉所能比并。以尤二姐身处的恶境而论，已不啻是人间地狱。她的生存状态，可以用“备受折磨”来概括。不必说，柔弱可怜的尤二姐，作为受伤害一方，一直在引动着人们深深的同情。那么，导致尤二姐悲剧命运的原因何在？可以说，对于这一要害性问题的揭示，作者的笔法是耐人寻味的。对于尤二姐个人，作品中先写其品性上的弱点，即所谓“水性杨花”不能自律；又写了她性格上的特点：软弱而缺乏主见，爱慕虚荣，又过于轻信等等。从这些方面来看，尤二姐的悲剧，似乎是咎由自取了。为了加深这一印象，作者还为尤二姐的命运悲剧渲染出一层宿命轮回的神秘色彩，说她在前世即“淫奔无行”，故有今世一番恶报。按说，这性格、宿命的两重因果关系中的任何一重，都会抵消人们对于尤二姐的同情，然而事实上人们并没有因为这两方面中的任何一方的缘故而消减对这苦命弱女子的同情。其原因就在于谈论这些“因果”并不是作者的真实意图，毋宁说是作者采用的一种“障眼法”。因为他在浮泛地谈论上述因果的同时，又以细腻传神的笔触，饱含同情地描绘了尤二姐性格中痴情、善良、柔顺的一面，以及她所遭遇的险象环生的人生境地：出身于小家寒门，性格柔弱又具有出众的美貌，这就成了她悲剧命运的根源。像她这样的小家碧玉，难免会被有财有势者垂涎掠夺，沦为他们的玩物。尤二姐自以为嫁给贾琏，也算得到一个大家之妾的名分，从此可以免遭命运对于一个薄命女子的簸弄，得以自安，殊不知这不过是她又一段不幸经历的开始。即使她侥幸不遇到王熙凤这样的对头，她的结局也不过同贾府诸妾一样，备受磨难，难成“正果”。
总之，像尤二姐这样美丽柔弱的女性，在男性中心的封建社会，就不免成为牺牲品。当她踏入贾府之门，痴心盼望会在这里有一番人生际遇，找到荣华富贵的幸福人生时，她的悲剧就已经揭开了序幕。先是贾珍父子的无耻玩弄，接下来又有贾琏的慕色垂涎，不告而娶，这又引发了凤姐的醋海波澜，杀机暗生。尤二姐就这样身不由己地一步步走向她悲剧性的人生归宿。在尤二姐的人生挫折中，王熙凤扮演了最主要的夺命煞星。关于她如何算计、折磨尤二姐，在小说中铺演成细针密线、起伏有致的整整两回，其艺术表现可称精彩之极。作者用曲笔描绘出“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的工于心计的王熙凤那阴险毒辣行径，使读者意会到尤二姐的真正死因。所以，尽管作者力图让他真正想要表述的这一重因果关系停留在潜隐状态，例如对凤姐的行为不加褒贬，只作白描，又故意渲染尤二姐“水性杨花”和不善心机的性格弱点，以及宿命轮回的神秘色彩；然而由于作者真正倾注艺术功力所在，是对于人生中存在的残忍迫害与无辜受害的鲜血淋漓的“世相”进行深刻揭示，这种高度的艺术真实已经征服、震撼了读者的心灵，足以使我们憬悟到人生中某些不幸的真正原因。作者的艺术手法是异常高明的，他先是故布疑阵，侈谈宿命因果，然后又以含蓄有力的艺术笔触，写出人生中的真实，以此否定了虚拟的宿命因素，以及习见所执的性格决定论，在仿佛不经意之间，把这些常常被用来解释人生的世俗之见完全打破。因而我们可以说，作者并无意于使其作品仅仅停留在对于是非善恶的评判。如前所述，《红楼梦》超越流俗之处，就在于它并不是一部以道德评价为主旨的文学作品。即使是对于阴险毒辣的凤姐，作者一面极写其狠毒，一面又处心积虑地避免对她的狠毒进行直接评说，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追求艺术表现上的含蓄性，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让读者误解作品的真意，以为作者只是在褒贬善恶。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作者对于作为害人者一方的凤姐，未始不也怀有一种悲悯——对于她刚愎残忍的行为固然予以鞭挞，但像她这样一个聪明干练的人，只缘为利欲所牵缠而不能自拔，陷溺于贪嗔痴爱之中，以至于迷失自己作为人的本性，一味把聪明才智用于算计、坑害别人而不能自知。这应该说是她人生的悲剧现实。对于这一可悲事实，作者无疑是深为惋叹的。况且凤姐的行为虽属酷毒，毕竟有一点还值得同情，即她也是在迫不得已地进行自卫。我们只能指责她的“毒”，而不能谴责她的“妒”。身处多妻制社会中的她，同样有其可怜无奈的一面。这一点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的。但凤姐的自卫与报复又必然是盲目的、缺乏理性的。因为她无力抗拒贾琏作为丈夫的权威，大而言之，更无法改变整个荒诞的社会现实，那么她的反抗之刃只能施加于处于弱者地位的、与她同样是多妻制度的受害者的尤二姐身上。所以说王熙凤作为一个残害无辜、引人切齿痛恨的毒妇型人物，其实也是身不由己地陷入了与尤二姐怨毒纠缠的命运扭结中。在这层意义上，她也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在这里，作者把王熙凤、尤二姐设置为互相对立的一组关系，用心极其深刻。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中，二人是施虐与受虐的关系（这很容易引发道德评价）；但如果更深入一层，在生存状态的意义上，二人又同是某种不可抗拒力量的牺牲品——作为尤二姐生命的直接否定性因素的王熙凤，在磨灭尤二姐生命的同时，未尝不是也磨灭了自己作为“人”的存在基点。而对于这一重含蕴，就绝非道德评价所能解释明白了，因为在这里作者已经超越了具态时空里的道德准则，而从普泛、永恒的角度出发，对于人生进行着一种深层次上的哲学思考，其结果是导向一种浓郁的悲剧意识。
推而广之，世人中不乏处于尤二姐——王熙凤式对应关系（即被损害者与害人者）的情形，对于他们那种非正常的生存状态，可以说，从不同角度上，作者都是持有悲悯意识的。一部《红楼梦》，就自始至终地蕴涵着这种“俯瞰众生”式的悲悯情怀。
（文章来源：《呼兰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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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16 15:2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