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角度解读先秦社会形态

三人行

本文摘自《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作者：葛志毅 原题为：从政*治角度解读先秦社会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沦以生产方式及经济关系等问题作为核心，如所谓某种社会形态，主要指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特定生产关系，而经济基础则是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所以在研究社会形态问题时，虽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都要兼顾，但主要关注点还在经济关系的探讨上，其极端乃在研究中出现经济决定论的片面倾向。近来有学者指出中西古代文明在发展方式上的异趋，他说：“在中国古代，财富的积累主要是通过政*治手段，而不是通过技术手段或贸易手段的。
所以中国文明产生中的许多新成份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化的结果。这种关系的变化，并不造成*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隔绝。”相反，西方文明“是在技术和贸易经济的新环境中形成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1](P11，16，18)此见解颇具启发性，因为它促使人们思考，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中，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如何？
我以为，中西古代文明的主要区别，乃是政*治与经济二者在社会文明发展中的不同作用所致。在中国，经济关系几乎始终处于政*治权力的控制支配下；在西方，社会政*治结构一般是围绕着经济关系的演变而运行，乃至出现一般所说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社会形态演变系列。但这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历史。如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国不存在奴隶社会，中国所谓封建社会与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并非一码事。
至于资本主义，则如当今学者所论，乃是欧洲历史发展所导致的一种特殊文明形态，并非世界上所有民族都一定要经历的普遍自然历史进程。所以，由于中西社会历史的具体区别，一定要从分析中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结构入手，而不能完全套用适合于西方历史的社会形态理论比附塑造中国历史，惟其如此，才能总结出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形态的正确认识。
我曾提出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先后经过三个时代，即：
酋邦时代——五帝时期；
王政时代——夏商周时期；
帝制时代——秦汉至明清时期。
据此则先秦时代包括酋邦及王政两大段。所谓酋邦有异于当今流行的概念而有其特定含义。酋即酋长、酋豪、首领之义，五帝是酋邦首领的典型代表。酋邦时代在本质上属于前国家的部族统治时期，但已经具有早期国家的若干属性。如社会已出现分层，权力开始集中，财产已成为追逐的目标并因此引发各种争端。所谓“黄帝时万国”，应即酋邦时代的形势特征。酋邦作为规模不大的族缘共同体，星罗棋布般散居各地。彼此或结盟联合，或结怨攻战，在联合与兼并的过程中演进发展。其时虽存在氏族、部落组织，但父权制家族乃是社会生活生产的基本单位，并在政*治、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实质性的作用。从《尚书》中的“九族百姓”直至商代甲骨文中的族团组织以及周代的卿大夫族氏，都是父权制家族长期存续的证明。酋邦时代的酋长即当时作为大小不同的家族首领的父家长。夏代开始步入国家，最高酋长转变为王。由于酋邦时代的分散性，亦无由达到绝对权威控制影响下的集中统一局面，所以在王政时代的夏商周时期仍然处于多级君权的分权形态，即天子君之外，还有诸侯君与卿大夫君。虽然三者的地位等级不同，但在各自所辖统治领域即天下、国和家的范围内，作为君的绝对身份，本质上却是相同的。直至秦统一天下，才建立起皇帝专*制的绝对集权体制，其他人则一律降为臣民服属地位。所以从酋邦时代萌芽状态的君权，经过王政时代分散的多级君权向着绝对集中君权帝制时代的演变，表现出先秦时代在政*治体制演变过程中的前后联贯性。秦统一之后，皇帝制度确立，中国历史开始进入成熟形态的王朝国家体制，而此前的先秦社会，整个可视为中国历史上早期国家由发育到成熟的联贯演进时期。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国家乃至政*治体制的发展起点不是别的，乃是父权制家族。其最大影响是把血缘关系、亲属制度的影响带进国家社会之内。
先秦社会的最大特点是把家族关系推广扩充为国家社会关系。这样，使家族中由父子、兄弟等血缘关系决定的自然辈分尊卑成为划分社会尊卑等级的样板。不仅如此，社会等级体制又与农业自然经济结合，把社会经济的基础性活力限*制到最低度，从而又保证此社会等级结构的稳定牢固。先秦社会就是这样由传统贵族支撑起的等级制早期贵族社会。
《孟子·梁惠王下》引《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此乃早期政教合一状态下的君权神授说。但后来《墨子·尚同》则指出，天子、诸侯国君、乡长、里长等各级正长的设立，乃是人为“选择”的结果。《苟子·性恶》又有圣人“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之说，《韩非子·五蠹》讲到有巢氏、燧人氏王天下的原因时，都有“民悦之，使王天下”之说，也都注意到上古酋长及帝王选立过程中的人为因素，这是政*治上的理性曙光。
究其实质，天子、诸侯、乡长、里长的前身应即父家长，家长的身份角色必然使政*治体制带上家族伦理色彩。《书·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周易·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里以夫妇父子关系拟诸君臣上下关系及其等级制度，那么，君权应源自父家长权，家族中父子兄弟以血缘班辈决定的自然尊卑关系也要对应转变为政*治等级上的尊卑关系，如《汉旧仪》谓：“周以上千八百诸侯，其长伯为君，次仲叔季为卿大夫，支庶为士庶子”，最足证此。
所以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爵等形式应源自家族班辈身份确应无疑。后来周代分封制使这种爵等系列制度化，贵族的身份等级借此得到政*治确认。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后的等级是庶人，庶人是涵盖广泛的概念，基本指广大平民，在春秋时代被慨称为士农工商所谓四民。四民中的士，并非贵族爵等意义上的士，应相当于不命之士，更主要是指民间秀士，即那些没有爵位却掌握知识文化的人，故被置于四民之首。春秋时的士应是各国*军队的主要来源，战国时游士兴起，他们又成为最为活跃的社会知识阶层。
农工商三者各以其职业技能为贵族服役效力，皆在官府控制下，所谓“工商食官”，《商君书·去强》又谓“农商官三者，围之常官”。四民世职世业，不得转移职事，《礼记·王制》所谓“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四民作为广大社会平民担负着基本的社会生产职能，与贵族阶层截然分开。所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乃是在统治管理方式上把贵族与庶人加以区分。《左传》昭公七年谓人有十等，即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此外还有圉、牧。隶以下相当于执各种杂役的奴隶贱民，身份更在庶人之下，但奴隶贱民的性质身份决不同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他们也不像庶人那样构成社会生产基本承担者。先秦社会大致可概括为贵族、平民及奴隶贱民三个阶层，这三个阶层本身已是表明不同身份的等级，而在当时可再细分为若干等级。等级划分被视为天经地义，故《左传》有“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之说。

三人行

当时的最高社会规范礼，就是动用一切物质及精神的手段表现等级制，《苟子·富国》所谓：“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王制》进一步论证了此等级制的社会合理性，其曰：“分均则不遍，势齐则不一，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这无疑是说等级制是最自然合理的制度，非如此则社会不可能建立和良好运作。荀子从礼制角度论述等级制的合理性，也反映出贵族社会的重要观念特征。
先秦社会重礼，其实质是借助对传统道德风尚的提倡，维持既定的社会秩序。出于自身的利益，贵族不仅把道德归结为礼义的范畴，而且又通过对道德礼义的认同，构建自身的贵族属性标志，德也被抽象为贵族属性的特征。实践性的生产技艺则成为庶人乃至奴隶贱民应该掌握的职能作业本分，是他们低下的身份标志。这样，“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也成为与贵族等级制相辅而行的意识形态律则。在世界历史上，一些早期社会大多是划分为等级的。因为等级划分使人们的地位及权益规定明确，如此形成的社会结构简单稳定，易于统治，便于管理，因而与国家发展早期的水平相适应。但由于它阻遏不同阶层间的变化交流而易于使社会僵化，也最不利于激发社会发展活力。但凭借深厚的家族自然传统而形成的父权贵族的习惯与利益，与此最相适应。此外，等级制与农业自然经济相结合，弥加巩固。
先秦的贵族等级利益直接与小农经济相联系。《礼记·王制》：“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国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国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此文可与《孟子·万章下》相证。是贵族各等级的俸禄秩次完全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小农经济体制成为贵族社会经济利益的基本保证。
惟其如此，孟子提倡仁政，首先注重制民之产的主张，《荀子·王制》有“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之说，置农于四民之首，都说明对农民的看重。农业自然经济以地著为本，安天乐命，反对变动迁徙，作为基础恰与维护身份等级固定结构的上层建筑相适应。工商则以经营逐利迁徙为职业特征，不利于等级结构的稳定，因此先秦社会盛行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经济思想，在政策上采取保护农业、限*制市场交换及发展工商业的措施，极力维护自然经济的传统格局。如《礼记·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税，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林麓川泽以时人而不禁，夫圭田无征……田里不粥，墓地不请。”
这是为保护农业自然经济、限*制货币交换及防止它向农业尤其是土地制度的渗透。《王制》又曰：“有圭璧金璋不粥于市，命服命车不粥于市，宗庙之器不粥于市，牺牲不粥于市，戎器不粥于市”，这主要通过对交换物种的限*制，维护作为贵族身份等级标志的法物圣器的庄严神圣，另一方面也起剑限*制市场自由交换的作用。《王制》又说：“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饮食不粥于市”，其意固然在通过对奢靡之物的流通交易来维持纯朴的民风，但其对保护耕织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其意义不容低估。总之，既然先秦贵族社会的等级结构建立在原始的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上，就要尽力设法保护这种农业格局，尤其要防止商业交换经济的介入和渗透，以使所有可能影响与削弱现存等级秩序结构的经济发展活力都被置于可控制的限度内。
因此其时并非没有市场交换，而是都置于官府的控制下，其功能也主要局限于贵族及官府自身的消费范围。与此相应的一些规定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这显然是官府管理市场的规定。其一是严格对手工业产品规格的管制以规范市场，其二是通过划农产晶市场的管制保护农时生产。归根结底是官府严密控制管理下的自然经济体制，因而对市场及交换严加监控。
当时各地区间也存在着土产方物交换，如《荀子·王制》曾曰；“王者之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融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为猛矣，然而君子剥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夫是之谓大神。”文献记载确实反映出战国时代商业交换的活跃及扩大，但这一段文字并非如某些人所言乃当时全国统一交换市场的形成，而是讲四海的方物土产尽在中央王朝的控制掌握之中，并且这种交流已被纳入王通盘筹划财政的框架内，并用以显示王裁万物、养万民的政*治经济统制力。
其实三代以来，中央王朝每以征集贡品祭祀的名义，向四方索要土产方物，除经济的意义以外，主要是显示中央王朝的政*治声威。《荀子》之外，《书·禹贡》、《逸周书·王会》及《管子·封禅》皆可证此。试读《史记·货殖传》，战国秦汉之际商业交换经济的发达，主要表现在各地土产方物的流通上，其源即在三代以来中央王朝向四方征集贡品一点，但其本意是通过经济的手段显示政*治的声威，所以还要归结为政*治对经济的支酉己控制。这就导致战国秦汉之际商业经济虽然曾空前活跃，但不久即在政*治力量的打击下衰微下去的结局。

为保证先秦贵族社会的等级制结构的稳定，农业自然经济体制得到人为的强化，而一切可能导致社会流动变化的经济发展活力则被严加控制，于是整个社会充分政*治化，其表现就是经济服从于政*治而非政*治决定于经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最大特征。如君主的政*治权力被认为是源于其主祭的地位，因而其一切政*治活动大多是在敬供先人祭祀的名义下进行，如天子以祭祀的名义向四方索要贡物，因而使祭祀制度政*治化。宗庙本是祖先崇拜的产物，但在其中祭祀列祖列宗，又相当于贵族在向世人昭示自己高贵的家族世系传统，使自己的现实政*治特权合法化，亦即使宗庙制度政*治化。

三人行

社稷是对土神、谷神的祭祀，相当于共同使用土地进行农业生产的村社制度的转换标志，但它被用作国家的象征，从而使社稷制度政*治化。观象授时本是为指导农业生产而观测天象、制定历法的制度，但由此又发展出朔政制度，于是历法功能被政*治化。天子有藉田千亩，天子要亲耕以供上帝之粢盛，于是以藉田为代表的王室经济被神圣化。又由于天子亲耕藉田是率天下向农、务农，于是这种经济活动成为王统治活动的组成部分，那么，藉田制度被间接政*治化，从而整个王室经济被政*治化。总之，由于社会与国家职能被充分政*治化，因而形成一个几乎可以完全控制支配全局的庞大政*治权力，即是经济活动也不例外。一句话，政*治权力的绝对化，乃是先秦社会以至中国古代社会最大的历史特点，因而要认识先秦社会，首先必须理解这一点，从根本上讲，先秦社会是贵族政*治社会。
先秦贵族政*治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凭借传统而自然长成的社会结构，其主体是有着久远家世传统的父权贵族，他们凭借家族组织作为自己的社会根基。这种家族组织是经历父系血缘关系的长期传袭而形成的自然共同体，这种性质决定了社会对古老家族传统的认同。换言之，古老家族传统本身即是享有特权的一种资格性标志，因为这种特权背后是显赫家世的绵延承袭，是人们对习惯性天然首*长的崇敬。这种社会性质使之尊重自然习惯与传统，因而是惯性稳定或曰堕性极强的社会，它反对一切可能导致变革的事物出现，如《礼记·王制》曰：“变礼易乐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这是从当政者的角度严禁制度变革。《王制》又曰：“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辨，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
此四项禁令相当于后世的十恶不赦，但重点在“破律”、“改作”、“乱政”、“疑众”，主要目的是严禁任何可能对现存制度律法、舆*论风俗导致变革性影响的事物发生，要求人们安于常规，不作有违时俗之举，不允许对被认为是错误的言行举措作文饰辩解，对试图假借鬼神等迷信手段诱导舆*论者也严令惩罚。这种贵族社会重视保护自然经济态势，因为它是建立在简单原始的农业生产基础之上，也与它反对变革的社会态度相一致。先秦时有所谓天人合一观念，其中包括人的生产行为要符合天时，如《礼记·月令》：孟春“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盂夏“驱兽毋害五谷，毋大田猎”，季秋“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仲冬“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导之……日短至，则伐木取竹箭”，亦即要人们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律法活动，其目的在告诫人们不要破坏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这种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早期意识，是强化自然经济体制的一种主观自觉，是其时简单原始生产方式的自我选择。与此原始的自然经济体制相应，是当时贵族的身份性固定等级制，它乃是一种原始简单的稳定社会结构。所有这些，都有赖于对传统的认同而存在和延续，同时对传统的认同也造成其时社会的种种特征。
如君权源于父权，这决定其专*制性的本质，但由于其时简单原始的国家机器无由使其专*制权能完全发挥出来，因而使某些与传统相关的原始民*主习惯保存下来。其一与礼有关。礼是对传统道德风俗的总结与肯定，它不以强制方式，而主要是以教育与灌输方式规范人们的行为与维护等级制。对礼的依赖和强调使先秦王权的专*制性表现得不甚充分，因而在政*治上给臣下参与留有若干余地。其二是贵族共政的习惯。酋邦时代的父权家长们，由于氏族部落组织的存在，盛行民*主议事的习惯。进人王政时代之后，因为专*制君权尚未完全发展起来，民*主议事的习惯仍得延续，先秦朝议制乃此习惯的一种反映。如《周官》中的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即是，直至春秋时依然，故各国政事往往须经大族彰议协商，如鲁三桓、郑七穆、宋六卿等皆是参与朝议的大族，故形成以天子、诸侯为首的卿大夫贵族共政局面。
虽然借助传统有此若干原始民*主遗俗，但君权至上的观念已经出现，绝对的政*治权力已在形成之中。政*治权力不仅控制支配国家社会的所有力面，而且经济也不例外。因为当时的自然经济体制本极脆弱，而贵族为维护等级结构，又极力控制与削弱一切可能导致变化的经济发展活力，对商业交换经济尤其严加防范。此外，则尽力将工商业功能引向为其政*治服务的范围。如人们经常称誉的发达的商周青铜铸造业就是如此。青铜作坊多为官府控制，其产品以礼器、兵器为大宗，生产工具罕见。
当时有所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器以藏礼”，因此其产品种类明显证明其为贵族政*治服务的性质与功能。商周青铜业不仅带有贵族色彩，而且与贵族共生共灭，即其发达与式微大体和商周贵族同步。这样，发达的商周青铜业不仅没有突显其自身的经济意义，反而成为商周贵族在政*治上的象征。其结果是，贵族政*治体制在发展，而经济在压抑束缚之下相对停滞就等于其地位在萎缩，最后形成政*治、经济之间不成比例，政*治权力的膨胀最终使之达到由它控制支配整个社会的局面。是后从秦汉至明清，由于经济体制没有突破性发展，而专*制政*治体制则不断强化，于是政*治支配经济的局面也一直延续下来。
但若论绝对政*治权力的形成，还是在先秦时期。如果仔细推究，政*治与经济问的这种关系的形成，与先秦贵族的思想方式、生活习惯不无关系。中国自占就自认为是“天下国”，因而天子自称为“天下王”，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权广大至上的观念产生很早。贵族又以德义自命而轻贱艺利，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德成而上，艺成而下”，“重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汁其功”，这类典型贵族意识都会助益此崇尚政*治德义而轻贱经济功利的社会心理形成。所以，绝列政*治权力的产生与贵族的社会生活意识存在一定联系。总之，如果论到先秦的社会形态，不妨称之为贵族政*治社会。此所谓贵族，是有别于秦汉以下的官僚贵族，可称为早期贵族、传统贵族或曰氏族贵族。其时贵族占据社会统治地位，其思想生活方式强烈地影响与模塑着先秦社会的各方面形态特征，其最可注意的是控制与支配一切的绝对政*治权力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