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大地》杂*志 2008年10月16日 作者:王学泰 原题为:游侠与贵族精神
我在过去写的《话说游侠》里对“侠”作了新的阐释,指出在先秦“侠”与“夹”是一个字,而“夹”的本义是指有人追随。
过去许多学者解释“侠”往往受到战国末年《韩非子·五蠹》篇中的“侠以武犯禁”、“废敬上畏法之民,养游侠私剑之属”等话头的局限。实际上,论者只看见了“武”和“剑”,而忽略这些话的主旨所在。韩非意在指出一些贵族豪门窝藏“私剑”(属于个人的武装力量),不怕法律,敢于“犯禁”,目的在于揭露这些“侠”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而这个“杀生之权”在法家看来只能专属于君主,任何“匹夫”(包括君主的亲贵),不可据而私有。而韩非认为一些人要做侠,招拢“私剑”,其目的在于“肆意陈欲”(使自己的欲*望不被约束);而且成为“侠”,还要“弃官宠交”(官员放弃职责去结交朋友),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武装力量壮大起来。可见韩非子尽管强调“游侠”的暴力作用,但他对游侠的理解还是在于“侠”有一帮子人(私剑)追随和作为后盾,并非说“侠”本身就是暴力。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进一步阐释“侠”: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
这段话说得很清楚,太史公所标举的“侠”是春秋时的延陵季子、战国时四公子,都不是“以武犯禁”的人物。他们的共同点在于“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换句话说他们是因为有一帮追随者(不管这些追随者抱有什么目的)力量强大而彰显于社会的。
先秦贵族管理公共事务养成“侠”的精神
“侠”是春秋战国社会激变中产生的一个新的社会集团。先秦的“侠”多出身于贵族,因为只有贵族才有经济实力和精神实力把人聚拢起来。
中国古代是垂直组织类型的社会,依靠自然与人为的手段把人们组织在特定的社会网络之中,每人各有特定的位置,上下有等,很少流动。统治阶级是周天子、诸侯、大夫、士,被统治者包括庶人和奴隶等。
人们之间除了垂直的统治与被统治以外,很少有横向联系。春秋以前“大夫无境外之交”,大夫以下更不用说了。春秋以前的文献资料,连“友”字都很少见,即用也多指“友邦国”(国家的朋友),或指兄长爱护弟弟,曰“友”。很少用以描述个人之间的关系,可见那时人们横向往来很少。
这种情况到了春秋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国时期这种变化更加剧烈,一些古代的贵族逐渐被消灭或被取代。贵族社会由松动到逐渐解体。
这个变迁使得许多大夫、士从原有的垂直统治的系统中流离了出来,原有的饭碗打破了,他们要找寻新的饭碗和谋求个人发展自然要到各地、各国奔走,要广拉关系,多交朋友,这是一种新产生的社会需求。《论语》一开篇就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士人有朋友了,而且是从“远方”来的,大约是“外国”。孔子对远方朋友的期待和热忱都是过去没有的,在孔子时代这种交往肯定是新生事物。这种横向交往是产生“侠”的社会基础。
谁才能招拢那些从原有秩序中游离出的游士呢?一是各国君主,追随君主被纳入主流社会,生存不成问题,发展也有可能。然而君主的容纳量有限,有些就追随了贵族豪门,司马迁所说的“战国四公子”就是典型。太史公认为他们是典型的贵族之侠。他们养了成千上万的宾客,还包括“私剑”,成为有实力的集团,甚至掌握着“生杀之权”。这不仅影响着国内政*治运作,而且波及国际,如魏国的信陵君窃符救赵,孟尝君带着他的门客流动于诸国之间,都是例证。这可以说是最早的的侠。
至于那些有武力、有勇气、有信义、守承诺的刺客,如《史记》中写到的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五人行刺报恩的事件。司马迁虽然对他们的献身、勇武、守信、执着、一往无前的精神深致赞美,甚至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然而,他们只是有贵族派头的“杀手”,还没有侠的资格。因为他们还没有追随者,而且他们也非主动去干预世事,他们打杀只是报恩罢了。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时代游侠最多,人们也最爱谈论侠,这就是汉唐。为什么会集中在这两个朝代呢?因为汉唐皆属于后贵族社会。它们的前代先秦和南北朝是贵族社会,到了汉唐虽然大一统的皇权专*制已经形成,但贵族风习、意识并没有完全消失。
周代是货真价实的封邦建国的“封建社会”,这个社会中天子、诸侯是位居“南面”的为君者,“士大夫”则是中下层施政者,用现代的话说他们是社会的管理者(官吏)和保卫者(各阶层军官和车战的军士)。他们不仅是各有专职,而且是世袭的。我们说的贵族主要指大夫、士这两个阶层。他们思想行为有什么特点呢?上世纪40年代的“战国策派”代表人物林同济认为,由于他们长期负责公共事务,而且世禄世卿,养成“世业”和“守职”的观念,并造就他们的荣誉感和自尊心,形成了独特的的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