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雪狼 于 2012-8-26 09:42 编辑
《三字经》中说：“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固然是后世儒学的入门课程，但并不能代表儒学的本义。《三字经》通常认为成书于宋朝，而那时候已经距离孔子一千多年了。性善论则最远可追溯到儒家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孟子”，他生活于孔子之后约两百年。前一章我说过，孔子并不曾论及人性之善恶，性善论由孟子提出，并且以此作为提倡“仁政”的理论基础。而比他稍晚一些的另一位大儒“荀子”，则提出了与之相反的“性恶论”，并且建立了儒学的另一个分支，而这个分支的一些思想后来被法家的两个代表人物韩非和李斯所吸收，并最终成为了秦始皇的指导思想 —— 法家。荀子一脉的儒家后来没有再独*立发展，而是一部分并入孟子一脉，一部分并入法家。
两位大儒分歧如此之大，而孔子又不曾论及人性善恶，那么到底谁对谁错？我们且先抛开意气之争，回过头来仔细用逻辑方法考察人性之善恶。
要讨论一个概念，先要知道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而“善”、“恶”的概念却并非显而易见。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直观的感觉可能是“利己”就是“恶”，“利他”就是“善”，但这样对吗？如果这就是善恶标准，那么我们要建设一个“善”的社会，是不是要人人都把“利他”放在“利己”之前，甚至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固然符合某些美好的想象，然而这注定只能是想象，因为人人利他的社会并不会比人人利己的社会更高尚，反倒可能是一场灾难。因为人人利他的行为是不可持续的，且不说社会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仅仅是偶然变异出一个骗子，也足以让这个社会走向崩溃。所谓“骗子”就是指在一个“人人利他”的人群中，只利己而不利他或者少利他的另类。由于他付出少，收获多，因此比其他人的繁衍要快得多。于是，骗子的后代越来越多，而老实人的后代越来越少，但是老实人仍然不断的“利他”。于是最终，老实人灭绝，而骗子由于自身无法生产、只能消耗，也同样灭绝了。所以，“人人利他”的社会是极端不稳定的，任何时候发生任何一点变异都可能走向崩溃。
《博弈论》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之一，对利己和利他的行为选择有着精辟的数学化分析，而上述内容正是博弈论的一个分析案例。
可见，人人利他并不是善。同样的，人人利己的社会也是没有前途的。因为每个人都要花费很大精力去防范被“偷”被“抢”，所以，这样的社会虽然不容易崩溃，但是却也因为无法积累而没什么发展的空间。
那么，到底什么是“善”“恶”？我前面说过，儒家着重于从大范围和长时间上去分析一个行为的后果。而这也就是我所看到的儒家的善恶观：
“善”“恶”都是相对的，有着时间性和群体范围性。在个人范围内的善恶、家庭范围内的善恶、社会范围内的善恶、人类范围内的善恶，往往是互不相同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善恶也是互不相同的。对于不可预见的未来的善恶观，儒家并不关心，那是未来的人类应该关心的事情，因为没有什么现实价值，所以如同对鬼神一样敬而远之，真正的儒家不会自大到可以为万世立法的程度。儒家讨论的善恶观涵盖的时间范围就是过去、现在以及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所以，本文中的“善”“恶”就是指对于所在群体范围内的“利”与“害”：如果一个行为损害了所在群体在可预见的时间范围内的利益，则称为“恶”。
一个人，当他不能保障自己家庭温饱的时候去保障他人的温饱，这在家庭范围内显然是恶的行为，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全家都衣食无忧的情况下，保障一个贫困学生的温饱，虽然在家庭范围内仍然是恶的行为，但是在社会范围内则是善的行为。而如果在他心中这份“善”的分量超出了对家庭的“恶”的分量，则对他来说，在总体上仍然是善的行为。
一个人问所谓善恶，不过是求一个心安。并不存在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善恶。儒家因为相信人存在“赤子之心”，所以衡量行为之善恶的首要标准还是心安。当宰予反对“三年之丧”，认为一年足够的时候，孔子并没有直指他的行为是恶的，而是反问道：“（一年之后）你穿着漂亮的衣服，吃着可口的饭菜，你能感到心安吗？”。可见，在孔子看来并没有客观的善恶标准，也不存在什么道德裁判，最终的裁判还是一个人的“本心”。同样是孔子的两个弟*子：一个是闵子骞，服丧结束之后心情仍然很沉痛；一个是子夏，服丧结束之后很轻松愉快。孔子并未因此而认为闵子骞比子夏更“善”，而是同等嘉许。这也是孔子善恶观的体现。
固然没有绝对客观意义上的善恶，但是儒家仍然是承认相对客观意义上的善恶的。因为不同范围的善恶观往往会发生冲突，这时候孰轻孰重就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了，而儒家的很多理论也正是在解决这一点。而其中的精髓就是 —— 中行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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