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再识重回“礼尚往来”（中）

古月一帆

中国人：再识重回“礼尚往来”（中）

三、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首要价值观

      在这里，姑且不论“人心”之来源的“太一”究竟为何，但其最大的特点是或混沌、或浑沌、或至精、或元气，具有无分别、无差异、绝对纯粹的共性，这点在各家的描述上是高度统一、同质且无异议的。然而一旦经由“分、转、变、列”到“鬼神”，尤其是“其降曰命”之后到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意识，也即远离了混沌、浑沌、至精、元气的无分别、无差异、绝对纯粹状态，那么其危害是极为严重的。《庄子·应帝王》：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这里，庄子以设喻的形式，讲述了把处于“太一”的“浑沌”“日凿一窍”以至“有七窍以视听食息”——“眼耳鼻舌身意”之有形生命的“分、转、变、列、降”，也即“凿”的过程，其后果是“七日而浑沌死”。这里的“死”借指或强化经由“分、转、变、列、降”后的“心”，也即，同样具“有七窍以视听食息”——“眼耳鼻舌身意”之生命形式的“人心”之本具的分别心而带来的危害程度。
      本质上，经“分、转、变、列、降”，“人心”或人之识、念、思维、思想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具备“有分别、能区别、可差异”。这种局面是现实的，也是无从回避的，是人类这种生命形式的一个普遍特征，无论接不接受喜不喜欢，都是既成事实。关键是，“其降曰命”后的“人”，如何才能不“死”，才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
      《庄子·天下》建议：“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也即，要想既“神”且“明”，既“生”且“成”，则需根于或回归到“一”的状态。之所以能够实现根于或回归到“一”，或者说这种可能性存在有可行性，源于“鬼神/人心”不管经由了如何分化、怎样曲折的“分、转、变、列、降”，毕竟“鬼神/人心”本身就源自“大一/太一”，也即具有与其相同的内容或“遗传基因”，区别仅仅在于多寡、浓淡、显隐而已。“大一”是指源头性的生命存在，以处“一”表述是否能够具有回归“大一”的能力，后续使用时一般不再做区分。
      《淮南子·诠言训》：“稽古太初，人生于无，形于有，有形而制于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谓之真人。真人者，未始分于太一者也。”——“真人”不“死”是可行的，因为无论如何“真人”还属于“人”的范畴。那么，人之“鬼/神、识、心”如何回归“一”？在回归的过程中需要战胜或克服什么障碍？
      《礼记·礼运》：“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由此，使藏着的“真心”显现或消除“是非、对错、美丑”的分别心就必须回归或“复”“一”，也即“一以穷之”——“以一穷之”，利用处“一”这种方法去极致推究而尽，使“分、转、变、列、降”后的人心保持或处于“一”的状态，并贯彻于生命始终。同理，“一以贯之”——“以一贯之”，要求每个个体的任何认知和行为的发生都要把处于“一”这个无分别状态的大前提贯穿其始终穷尽其全程，这才是对“一以贯之”的正确阐释。非“思想学说以一条主线、一个东西贯穿下来”、“我的学说贯穿着一个基本观念”、“道虽若指繁多，实可会通，归于一贯也”、提纲挈领之属。
      《礼记·中庸》：“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
                             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孔子之所以反复强调“所以行之者，一也”，“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明显看得出，使自己经“分、转、变、列、降”后的“知、行、成”全程回归处“一”这个状态，孔子是何等的重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也即源于此。
      只是，这种穷究回归离不开“礼”的基本面，就是说这个穷究回归“一”的过程必须经由“礼”的全貌，或符合遵循“礼”的规定才能到达“一”的境界或层次。其根本原因，在于“礼”描述了各类生命最一般的演化模式及其内在规律的根本逻辑，不循“礼”，失败是必然的。因而，对其间各种具体方法的探索和实践便成为重中之重。
      那么，处“一”循“礼”而显现人心、消除分别、回归大一的过程，就是战胜是非、对错、美丑、善恶、得失、荣辱、清浊、高下等等之判，战胜分别心以至不死的过程，也即要消除前述由“分、转、变、列、降”带来的遮蔽或假相，其终极目标是使人之“识”本身达到或处于“一”的状态。而“一”的状态是使人对事物判断保持完全无差异的终极手段，否则“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由上，“人心”或人之“识”与“大一”之间经由“分、转、变、列、降”所产生的现实差异是造成判断事物存在“是非、对错、美丑、好恶、得失、荣辱、清浊、高下”等的总根源。然而，“分、转、变、列、降”的存在本身是现实的，不容回避。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找到一些系统有效的方法，既要充分利用人本身既具的“大一”潜质及其高度，又要规避因“分、转、变、列、降”可能造成的遮蔽或假相对人的伤害甚至是“死”。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逃避哪怕是丝毫退缩的关键问题。
      针对上述过程或原则性要求，《礼记·曲礼上》：
      “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
      没有“分、转、变、列、降；官于天、之地、之事、从时、协于分艺、居养、行……”，就没有人这种生命形式，也就不是正常的人类生活内容。
      “往”，从现在回到过去原初之意；“来”，从过去到现在以后之意。
      落实在“礼”的表述上，所谓的“往”是在描述人之识经“官于天、之地、之事、从时、协于分艺”实现逆“分、转、变、列、降”的过程，使人之识超越“分、转、变、列、降”消除分别心，使之处于“一”的终极状态；所谓的“来”是在描述人之行为需遵循“官于天、之地、之事、从时、协于分艺、居养、行……”的指导，使之能够吻合顺应“其降曰命”后，一般的正常的丰富的社会生活状态。
      换而言之，无“往”直致“大一”就没有对世事正确客观的认知和判断，也是对源头的遮蔽；无“来”而至命运就没有人之生命生存的现实表现，也是对“命”的忽略；“往”得越彻底，“来”得更精彩，二者是不可偏废的。由此，“往来”二字涵盖并描绘了“礼”的一般逻辑及其现实，这就是“往而不来；来而不往”所表达的本意，为“礼尚往来”所要表达的真实内涵。
      “投桃报李、得牛还马、互通有无、有来有往；指礼节上应该有来有往。现也指以同样的态度或做法回答对方”之属早已把“礼尚往来”之高度遮蔽得一塌糊涂，而现在解读传播礼仪、礼节、礼制、礼数的众多学者真有点不知所云地徘徊在残枝末节上了。亚里士多德《论智慧》：“一个有智慧的人要尽可能地通晓一切，且不是就个别而言的知识；其次，有智慧的人还要能够知道那些困难的、不易为人所知的事情（感觉是人皆尽有的，从而是容易的，算不得智慧）。在全部科学中，那更善于确切地传授各种原因的人，有更大的智慧。在各门科学中，那为着自身，为知识而求取的科学比那为后果而求取的科学，更加是智慧。”
      《答刘方伯书》：“故或积德於冥冥，或施报於昭昭，其用心至繁至密，其为至賾至众。”
      庄子明言，“夫昭昭生于冥冥”，这里的“冥冥”即指诸如“太一、天地、阴阳、四时、鬼神”之形而上；而“昭昭”即是指“其降曰命”后的形而下之养生送死，是“眼耳鼻舌身意”能够认知到的所谓世界。显然，李贽对“贵德、务施报”的理解是准确到位的，为其原始指向。
      至此，“礼”是多么的重要，若不理解或不循“礼”——“人而无礼”无异于衣冠禽兽。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