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力。1917年初，梁启超在清华演讲时说：“人之精力，使能集中，则常超过其平时所不能至之限量。即以某所目击之事言之，蔡松坡（蔡锷）先生，体质极弱，然去年在四川行营中，四十昼夜未尝解衣就寝，此可以为证者一；再如蔡先生部下之兵，仅三千零二十八人耳，而能与袁军数十万人战，更能出其精力以鼓舞将士，自起义之日起，至息战之日止，未尝一败。此又非精力集中，岂能及此乎。古人有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信哉斯言也。”其实也用不着举别人的例子，梁启超本人就足可以说明问题。同时代的学者说他：“精力极强可连三四昼夜不眠而精神仍不萎靡，焕发如故。晚年之生活，精神颇感痛苦。然而即在此种痛苦环境中，仍本孜孜不倦之精神，埋头苦求，研究学问。此种坚苦卓绝、自强不息之精神，诚为空前未有之一人。比如，从1922年4月到1923年1月，他先后在北京、天津、济南、苏州、南京、南通、上海、武昌、长沙等地讲学50多场次，内容涉及政*治、伦理、教育、宗教、历史、文学、艺术、科学研究等各个方面。显示出知识的渊博，功底的深厚。即使如此繁忙，仍不忘著书写作。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不讲学我就“每日埋头埋脑著书”、“差不多夜夜都做到天亮。”每天写五六千字，多则上万字。长达五六万字的《清代学术概论》，只用了一周时间写成。《戴东原先生传》只用了一昼夜就写成了。《戴东原哲学》1.7万字，是他接连34个钟头不睡觉写出来的。不能不令人惊叹其过人的精力！
毅力。与此过人精力相辅相成的是梁启超治学的毅力也是惊人的。其中包括严格的自我克制，生活规律化，合理地利用时间，等等。1928年，梁启超56岁，肾病又复发，而且日益加剧，但他也不肯空息时日。在病床上，他“犹著《辛稼轩年谱》以自遣”。他把著书立说作为一种乐趣，所以他能做常人不能及的事情。这也是他能取得惊人成就的原因。他的学生回忆说：“（梁启超）刻苦勤勉，无时或怠，其起居饮食全有一定时刻，生活极有规律。无论冬夏，5点即起，平时每日工作10小时。在工作时间，不接待宾客，偶有来访者，谈话时刻不能逾一小时，逾之即婉言辞却。在清华时，斋门挂有‘除研究生外，无要事莫入’的招牌，非倨傲也，光阴宝贵不得不然也。”
效力。梁启超写作效率极高，“草一稿片刻即脱”。一经动笔，便一泻千里，涌汇成篇。1920年春，他游欧归来，决意抛弃政*治活动，专从事著述及讲学事业。于是，除在京、津、东南各大学巡回讲演外，课余则致力著作。仅1920年初到1922年秋约两年半时间里，他就写了100万字的著作。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陈达教授曾回忆说：“我在学校作《清华学报》总编辑时，思永（梁的次子，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在我的班上做学生。有一次我跟思永说，‘你跟老太爷说，来篇稿子吧’。稿子来了，但出我意料之快，这篇文章写的是中国学术的地理分布，说了只几天，就送来了。我一看，可了得，里面写了中国有史以来各学派的地理分布，各学派的内容和比较，各学派的代表人，这些人的下面又有几人，其生卒年月，著作名称，地理分布，如广东是什么派、浙江是什么派，等等，真是洋洋大观。这篇东西，如果让我来写，起码得半年。”1914年，梁启超借清华工字厅写《欧洲战役史》一书。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初起，在手头材料极感缺乏的情况下，一本近百页的书，他“阅十日脱稿，盖十日间未尝停辍矣”。1916年，他因“抗袁”活动而游碌于南方各省，曾遭袁世凯的“谍骑”追捕而躲入荒山，同行者皆走散，他孑身一人寄居在一个小牧庄上，而且得了一场急病，差点丧生。但“病既起，念此闲暇之岁月，在今百忙中殊不易得，不可负，乃奋兴草此书，阅三日夜，得十三章”。梁启超写作之效率，有时确也高得出了头，以致闹出一些笑话。1918年，他同蒋百里同游欧洲，回来后，蒋百里写了一本名叫《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的小书，想请梁启超作个序。梁一口答应下来，便下笔写起来，但觉得“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谁知“下笔而不能休”，越写越多，有五六万字，这哪能做序？梁不管，写成后交给蒋百里，蒋一看实在长得没法用，只好由梁自己题写了一个书名，叫《清代学术概论》，单独出版。梁启超没有替蒋百里写成序，反过来还要蒋为他的《清代学术概论》写个序。蒋百里啼笑皆非，于是在序中将写序一事的来龙去脉作了交待：“方震（蒋百里之名）编欧洲文艺复兴史，既竣，乃征序于新会（即梁启超），而新会之序，量与原书埒（相等），乃别为《清学概论》而复征于震。”后来，梁启超又进而把这本书扩充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全书共25万字，可称是一篇亘古未见的长序了。 |
发表于 2013-3-19 23:07: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