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葆桢：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

三人行

晚清有两大早逝之英才，一是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二是林则徐的外甥加女婿沈葆桢。他们继承其父辈忧国忧民之志，而奉献全部之生命于国家的御外壮举中，体现出晚清有识之士前仆后继之精神。曾纪泽凭三寸不烂之舌从俄罗斯手中夺回伊犁，而沈葆桢则以其敏锐的视角、果敢的作风，创建南洋海军，击退日本侵台阴谋。这些人相互提携，造就了晚清一代难得的知识分子整体御外的铜墙铁壁。比如，曾纪泽在回答慈禧太后对可用之人的问话时，说：“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系忠贞之臣。”而慈禧则肯定地说：“他们都是好的。”可惜沈葆桢死后4年发生的中法战争（1883～1885年），导致他一手操办的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幼丹（沈葆桢字）地下有知，不知该如何扼腕叹息。

复杂的身份

沈葆桢的身份可以用三个兼任概括：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船政大臣兼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兼管台湾。正是这三个身份，造就了沈葆桢的不凡人生。

作为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沈葆桢的家族和林家早有渊源，也导致了沈葆桢从小就受到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沈葆桢的母亲林蕙芳是林则徐的六妹，沈林两家的关系由此交织开来。福州城并不大，沈家在宫巷，林则徐母亲的娘家在文儒坊，林则徐家先是在左司营，后迁居文藻山，离三坊七巷都不远，彼此其实算是邻居，可谓远亲不如近邻，走访起来相当方便。

沈葆桢长相一般，个子偏矮，而且小时候还非常多病，“屡濒于危”。而林则徐能够将小女林普晴嫁给他，应该是早就看好沈葆桢的前程的。

沈葆桢11岁那年，父亲沈廷枫好不容易中了举人，紧接着赴京应礼部试时，曾把沈葆桢带上，不是带到京城，而是带到南京，此时林则徐正在那里担任江宁布政使。沈廷枫把儿子留在南京，然后独自北上应试，未中，返家时又拐到林则徐那里将沈葆桢带回。就是这段时间，林则徐可能看上了沈葆桢，第二年即定下了亲上加亲的娃娃亲。

沈葆桢多才好学，室名“夜识斋”，尤工于书法，笔意苍劲，法度谨严，间作山水。其诗词也经常得林则徐指点。最为有名的一次，是沈葆桢书咏月诗一首，请林公过目，其中两句曰“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颇显自傲。林则徐看后改成“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林公的谦虚进取之心跃然纸上，令沈葆桢佩服不已。

沈葆桢与妻感情甚笃，从其贫穷之时夫妻相互扶持的家事中可以看出。两口曾相伴赴京赶考。后来，沈葆桢中进士，入翰林院，直至外放九江知府，还是过着贫穷的生活。抵省城赴任时的沈葆桢，身无分文，向人“挪川费百金”，是借的盘缠。至省城后，他租了二进三间排的房子，“每月租足纹十一两五钱”，他为此发出了“屋价之贵，可谓极矣”的感叹！但接着他又借200两银子寄给妻子。在房价飞涨上天的今日，时人对此不知如何感想。

沈葆桢安顿就绪，书写长信一封，其后附长诗一首，表达对爱情的忠贞。诗中写道：“忽闻犬吠便心惊，望眼如穿万里程。一穗残灯人不寐，夜深独自听车声。生生世世许同心，一刻体谅十万金。身似鸳鸯分不得，寒宵况是病中荼。……别来新梦太分明，说与君知君莫惊。君处春来又春去，人间天上几书生。”

对爱情忠贞不二的沈葆桢，以事业的拼搏，回报生活。此后，沈葆桢因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屡获军功，而被曾国藩推荐，并于1862年擢升江西巡抚，操办军务。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清廷赏授沈葆桢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和头品顶戴。经左宗棠推荐，1867年沈葆桢任船政大臣，1875年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达到事业的顶峰。

沈葆桢在江西任内，曾经处理著名的南昌教案。1860年《北京条约》签定后，传教士在中国拥有了“传教宽容条款”。条约规定：“将前谋害奉天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偿。”而在外国的文本中，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私自在汉文本条约中又增加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根据利益均占的原则，其他各国也相应获得了偷来的这条权力。

教案的发生，大而言之，是中西文化的冲突，具体论之，则是教堂对中国财产的巧取豪夺和包庇教民。中国的地产权利是中国民众最要害的一项权利，教堂要自养、自传，必然要与中国农民争夺土地，由此发生直接的冲突。而教堂对一些作奸犯科的部分教民，采取包庇的态度，也干涉了中国司法的完整。上述两个原因，都会导致民众和士绅联合起来，反对教堂。

1861年末，法国拉撒路会的罗安当被指派为江西主教，根据不平等条约，他准备收回在南昌曾经被没收的天主教的财产。同时，他还想扩大教堂的规模，并兴建一所育婴堂。当他的中国助手方安之到南昌、买下筷子巷的一所房屋作为育婴堂的时候，南昌以及湖南的士绅们就一哄而上，发布了当时广为流传的《扑灭异端邪教公启》。称：“乃有奸民罗安当、方安之，倡行邪教，煽惑愚民，甚至采生折割，奸淫妇女，锢蔽儿童。”号召人民：“锄头扁担，尽作利兵；白叟黄童，悉成劲旅。”对于中国教徒，一经发现，号召“不必禀官，公开处死，以为不敬祖宗，甘心从逆者戒……”

此次教案，规模宏大。在南昌，聚集了数千参加科举的学生，发誓要捍卫中国传统儒家道统。

1862年3月15日沈葆桢上任，但他拒绝接见罗安当。3月17日，愤怒的民众捣毁了育婴堂，砸烂了属于教徒的店铺和房屋。沈葆桢得知此事后说：“夷人逞志于我久矣，不虞吾民之藉手以报之。”而罗安当和方安之于慌乱之中逃跑。罗安当一路跑到了北京，向法国公使节哥士耆禀告了南昌的情形，后者向总理衙门提出了赔偿事宜。

急于寻求法国支持助剿太平天国的朝廷，遂命令沈葆桢处理此事。沈葆桢说“当时不暇致详”，而今“诱之以利，怵之以威，百计推求，仍无端绪”，表示无法处理此案。直到次年一月底，总理衙门经过和法国的谈判，决定派人护送罗安当回南昌，再次命令沈葆桢亲自接见罗，并给法国人赔偿7万两。罗安当还没有回到南昌，南昌的民众再次聚集群起攻之，致使罗安当返回九江谈判。经过协商，罗安当放弃了在南昌的教堂和育婴堂，并且把赔偿从7万两减至1.7万两。

沈葆桢在日后说：“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可见其支持反对传教之理由是为了中国道统的完整。他还以坚强的口吻表达了决心：“虽然，办理不善之咎，我辈自任之，幸勿作缉捕论也。”

自此后，中国的教案不断发生，终于发展成为19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

“创自左宗棠，成于沈葆桢”

沈葆桢之事业，以督办福州船政和创建福建水师为最。尽管左宗棠是主要筹划人，但福州船政局刚刚筹建，他即赴任陕甘总督，留下的事业由沈葆桢完成，故有“创自左宗棠，成于沈葆桢”之说。二人均被马尾地方建祠纪念，称“船政之父”。

沈葆桢虽多受林则徐儒雅之风的熏陶，但是做起事来，雷厉风行。有人评价道：沈葆桢是“儒家风范，君子之风，但作风之强硬出人意料”。于大事方面，他果断宣称“铁甲舰不可不造，日本不可不防”！于小事方面，有部下偷了外国人的汗衫，他认为此事有辱国格，将此人斩首示众。

年长沈葆桢八岁的左宗棠能够举荐沈葆桢继承船政事业，主要是他看中了沈葆桢的能力。二人经历、性情、做事风格颇为相似，这也是左宗棠在沈葆桢再三推辞的情况下，不惜三顾茅庐并鼎力举荐他的重要原因。

1864年初，在福州闲居的沈葆桢得曾国藩保奏为江西巡抚，协同曾、左作战，并在一次重大战役中确保了左宗棠军的运粮通道安全，深得左宗棠赞赏。1866年，身为闽浙总督的左宗棠授命筹建福建船政，但不久就被派去陕甘任总督。沈葆桢丁忧在家，闻讯后带头组织福州缙绅百余人联名呈请恳留缓行，并很快地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在缓行期间，左宗棠同福州将军英桂、福建巡抚徐宗干商量之后，一连三至沈府，恳请沈葆桢出山继承船政事业。而沈葆桢的反应和当年左宗棠出山前闲居农家一样，不愿复出。这越发激起了左宗棠的兴趣。他知道沈葆桢的难处是在身份和用人方面，于是，他保证在接管之初，由他和沈葆桢联名署签奏折，并给他推荐著名绅士、商人胡光墉（胡雪岩）相助；所有的原班人马，都归沈葆桢调遣。沈葆桢还是犹豫不决，左宗棠干脆就上疏，推荐沈葆桢主持船政。清廷于1867年2月1日降旨，署沈葆桢“先行接办”，“不准固辞”。

沈葆桢上任后，不顾重重阻力，大张旗鼓地开办船政，在“购置者权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己”的指导思想下，开始了三批打造计划。

首先是打造基地。用12年时间，大体建成捶铁厂、拉铁厂、水缸铸铜厂、轮机厂、合拢厂、铸铁厂、造船厂等十多个车间。这些厂房构成了福州船政局的硬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厂房设备，主要是从法国进口的，而15年后福建水师竟败于法国人之手！据当时一位英国军官的观察，“这个造船厂和外国任何造船厂没有多少区别”。不仅如此，它还是远东最大的造船厂，把尚未起步的日本远远扔在后面。

其次是打造舰船。办厂的最终目的，是确保中国在东亚的海军霸主地位。因此，福州船政局的定位，一开始就是要能够自己建造兵船。这和20年后开办的北洋水师相比，是极具远见的思路。

1868年1月3日，日本明治天皇颁布了“王政复古”诏书，宣布取消幕府制度，恢复天皇统治权力，正式开始明治维新。15天后，沈葆桢主持了第一艘木质兵舰“万年青”号的龙骨安放典礼。该舰长76.16米，宽8.9米，吃水4.54米，排水量1370吨；配置由法国进口的往复式蒸汽主机，马力150匹；顺风航速15节，乘员100人，装六门5.5英寸舰炮。

这是中国人近代自造的第一艘蒸汽轮机战舰。次年9月26日，首航成功，完全由国人自行领航和操作。尽管“万年青”号的主要功能是武装运输舰，但是，它无论吨位还是功率，都大大超过同期日本造的“千代田”或“清辉”号。逃过了中法战争之劫的“万年青”号，于1887年1月20日在上海吴淞口外之东沙洋面遭英国京申公司商轮碰撞沉没。

此后，船厂又造另外三艘木质兵轮“湄云”号、“福星”号和“伏波”号。在造第七号舰“扬武”号时，舰炮被提高到13门，排水量增加到1560吨，马力增加到250匹，由此达到了当时的中型巡洋舰级别，成为福建水师的旗舰。五年之内，共造舰15艘，其中5艘商船，总吨位达到1.7万余吨。
第三是打造人才。沈葆桢深知要科技强军，必须要培养人才。他提出“船厂根本在于学堂”。为此，他首先在福建创办船政学堂即“求是堂艺局”，培养自己的海军军官，学习西方近代造船技术。其首先开办的是法语学堂（前学堂），开设有法语、基础数学、解析几何、微积分、物理、机械学、船体制造、蒸汽机制造等课程。优等生后被派往法国学习深造。后学堂为驾驶学堂，亦称“英语学堂”，旨在培养海上航行驾驶人员和海军船长；主要专业为驾驶专业，以后增设了轮机专业。下设英语、地理、航海天文、航海理论学等课程，学习优异者选送英国留学。以上学堂先后高薪聘请了２０多位外籍教师到船政学堂专职任教或兼职授课，另有40名左右的外国技术员、工匠。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为洋务运动之最。但是，按照沈葆桢的策略，必须给这些洋人以高薪。比如船政正监督日意格和副监督德克碑月薪是1000两白银，而沈葆桢自己是600两。所以，代价还是颇高的。

其次，他们深知光在国内培养，无异于闭门造车。于是，沈葆桢推动了中国第一波出国学习（海军）的浪潮。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前后，朝野一片叫停之声。1872年1月，以内阁学士宋晋为代表的顽固派发难，上疏要求停办福建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沈葆桢与左宗棠、李鸿章共同奋起反击。左宗棠上疏力陈必须继续造船。他认为“此举为沿海断不容已之举，此事实国家断不可少之事”，决不可“功败垂成”。沈葆桢捍卫他“死生以之”的船政，不顾丁忧服丧，于1872年5月7日随左宗棠之后上疏抗辩。恭亲王奕?表示支持，乃于8月2日进呈《船政事宜未可停止折》，当日奉旨“依议，钦此”！驳斥停止造船的舆论获得成功。

沈葆桢继续其未竟之业，积极推动留学。后因日本侵台事件，导致计划搁浅一段时间，直到1877年初，沈葆桢才正式提出选派聪颖学员出洋学习的章程。当年3月31日，该计划正式实施，第一批出国留学生在华监督李凤苞和洋监督日意格率领下，由香港搭乘法国邮船赴西方学习。

这批留学生以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为主，间有少数第二届毕业生，一共38人，分赴英、法、美、西班牙等国学习。首届留学生除梁炳年病故，魏瀚、何心川等人因国内需要和生病提前回国外，其余学生均于1880年陆续学成回国。留学生中后来成为海军将领的有刘步蟾、林泰曾、叶祖?、萨镇冰等。14年后，他们参加了中日甲午海战，在10艘参战的舰艇中，出身该学堂的有9人任管带，其中有5人是第一届的留学生（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黄建勋、方伯谦）。其中，“济远”管带方伯谦于1894年9月24日被清廷以“首先退避”、“牵乱队伍”、“拦腰冲撞扬威”三条大罪处斩于旅顺口。其他四人都在甲午战争中殉国了。此案有争议。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殉国的“镇远”号管带林泰曾，其祖父林霈霖系林则徐胞弟，故林泰曾称沈葆桢为姑丈。他随福建船政学堂总教习日意格赴欧，入英国海军实习，曾于不同种类军舰上工作。

1894年，林泰曾指挥北洋舰队主力之镇远号与日本联合舰队力战，为日军围攻。镇远虽中弹极多并曾一度起火，但仍沉着应战而未曾退避。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不再轻出。镇远号于12月17日从旅顺撤入威海时触礁，林泰曾自认失职，忧愤下于19日清晨服毒自杀。他继承了林则徐的报国之志。

至1897年，船政学堂共派出四届留学生。船政学堂的另一位著名人物是14岁考取船政学堂、1877年被首批选送到英国学习的严复。今人多拿他和大约同时代留学英国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相比，认为严复回国后没有从事军政尤其是海军，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中国体制的失败。

其实，严复后来决定译著西学，开启中国文化现代之路，可能是中国真正需要的吧。

保台御日 “东洋终须一战”

在推动中国现代化改革之时，新一轮外部侵略也日益逼近。首先是羽翼未丰的日本发动侵略台湾的尝试。

台湾自古以来即为中国的神圣宝岛。台湾著名的历史学者、“台湾太史公”连横（连战的祖父）在《台湾通史?自序》中说：“唯我祖宗，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为子孙万年之业者，其功伟矣！”
日人觊觎台湾已久，1871年12月，60余名琉球人乘船遇风，漂流至台湾南部海岸，其中54人被附近的牡丹、高士佛两社居民杀死，12人逃脱。此为著名的牡丹社事件。日本借此开始准备侵略台湾。为扫清路上的障碍，1872年，日本片面册封尚属独立王国的琉球国的国王，并称琉球人为日本人。

以牡丹社事件为借口，1874年2月，日本政府通过《台湾番地处分要略》。日军1600人乘军舰三艘兵发长崎，三日后在台湾登陆，随即筹募侵台军队“台湾生番探险队”3000人。5月，日军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下令向台湾进军。日军在琅峤登陆后，分三路向牡丹社发起进攻，于6月初占领牡丹社，中旬进占龟仔角社；并以龟山为中心，建立总督府，大肆屠杀我台湾住民。5月11日，清政府照会日本外务省，就日军入侵台湾提出交涉，并随后任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全权处理此事。6月中旬，沈葆桢带兵渡海巡视台湾。他一方面积极向日军交涉，劝其撤军；一方面招募兵勇，添置军械，准备必要时用武力将日本军队赶出台湾。后经双方外交交涉，清政府对日妥协，于10月31日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条》，同意付给日本抚恤银10万两，军队花销补偿银40万两。12月，日本军队全部撤出台湾。

此次交涉中，日本刻意散布台湾是无主之地的谣言，遭总理衙门驳斥。沈葆桢也早已识破日本人的诡计，告诉李鸿章说：“若以生番与中国无干答之，则正入彼族之圈套。”于是，中国方面义正词严地宣称：台湾住民“虽生番散处深山，文教或有未通，政教偶有未及，但居我疆土之内，总属我管辖之人，其地土实系中国所属。合台郡之生番，无一社不归中国者。”日本军队撤出台湾即证明了中国政府主张的合法性。

受此事件的刺激，大学士文祥说：“夫日本乃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借端发难……是此次迁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故。若再因循泄踏，而不亟求整顿，一旦事变，更形棘手。”清廷认识到“欲巩固海防必先巩固台湾，欲巩固台湾必先建设台湾”。中央政府的治台策略由此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日本侵台期间，清廷任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先后调集一万多军队到台湾。沈葆桢以“理谕”、“设防”、“开禁”为处理原则，调兵驻守各处，建筑炮台，铺设海底电线，沟通闽台军务，又抽调淮军到台。此举导致日本不敢轻举妄动，乃有妥协之结果了结此事。

在交涉中，沈葆桢坚持不许朝廷同意日本的赔偿请求，奏称：“倭备虽增，倭情渐怯，彼非不知难思退，而谣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喝，迁就求和……倘妄肆要求，愿坚持定见，力为拒却。”沈葆桢又致书李鸿章：“我既以逸待劳，以主待客，自不必急于行成。”议和已成，沈葆桢转而专心治台。

沈葆桢治台之第一策是改革台湾行政区划。由原来的1府4县3厅调整为2府（台北府、台湾府）8县4厅。大甲溪以北地区新设台北府（台北这个名字从此叫响），下设淡水、新竹、宜兰三县及基隆厅，以淡水县为附郭县。北部区划得以整合、加强。同时，在台南也进行了相应的全面改革，形成了至今沿用的行政区划形式。

第二策是开山、“抚蕃”。开山即打通台湾前山后山之隔绝状态，分北路、中路、南路同时进行。北路由噶玛兰厅苏澳至花莲奇莱，共计205里。中路由彰化林圮埔至花莲璞石阁，共计265里。南路由屏东射寮至台东卑南，共计214里。所谓“抚蕃”，即实行汉化计划，包括选土目、查蕃户、定蕃业、通语言、禁仇杀、设“蕃学”、修道路、易冠服等。同时，禁止汉人对山地进入、开垦的禁令也被解除。来台者有船票、种子、房屋及一年半的口粮，每人水田1甲（1甲约等于内地12亩）、旱地1甲，每10人耕牛4头、农具4副，三年后才收租赋。

第三策是表彰郑成功等人，激励民心。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是爱国壮举，不能因人废言。沈葆桢听从台湾府进士杨士芳等人建议，上奏朝廷，建祠祭祀包括南明死臣114人在内的前朝名人。朝廷允之，并追谥“忠节”。沈葆桢亲自书写对联曰：“开万古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

第四策是推行“自强新政”。新建炮台，加强台湾海防。为此，还在闽台间设置轮船，以便航运，并用先进方法开采煤矿。比如基隆煤矿采取的就是西式采煤技术。

在台一年多时间，沈葆桢为此后的治台政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此次之善后与往时不同，台地之所谓善后，即台地之所谓创始也”的论断，被历史证明是晚清少有的远见卓识之语。通过与日本的交涉和治理台湾，沈葆桢令人折服地发出预警：“东洋则终须一战”，“倭炽可忧”。

光绪元年（1875年），清廷命南洋大臣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筹建新式海军。1879年，沈葆桢病死于两江总督任上。筹办海军的事务转到北洋大臣李鸿章手中，由此才有后来的北洋水师的辉煌。59岁的沈葆桢在弥留之际再三叮嘱：“倭人夷我属国，虎视眈眈，凡有血气者，咸思灭此朝食……臣所每饭不忘者，在购办铁甲船一事，今无及矣。而恳恳之愚，总以为铁甲船不可不办，倭人万不可轻视伏望皇太后圣断施行，早日定计。”就在沈葆桢去世的这一年，日本正式兼并了琉球王国，并改为冲绳县。中国于1885年在台湾建省，刘铭传任首任巡抚。中日之间直接对峙之势在东南沿海形成，离沈葆桢所预言的“东洋终须一战”之硝烟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