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虹斌
最初听说张生和崔莺莺的时候,这两个人并不是一对普通的情侣,而是一对“勇于追求爱情,反抗封建专制”的斗士。拥有同样称号的还有贾宝玉与林黛玉,梁山伯与祝英台,刘兰芝与焦仲卿,等等。这种没有白虎堂与聚义厅的所谓斗争,总是让我很困惑:古时候,那些具有宏大社会革命理想的人真多啊,尤其是女人,只要他们想和喜欢的人成亲的话,客观上都是帮助了反封建的事业。
等我苏醒过来才意识到,这种宏大叙事显然是违反常识的。可惜,教科书中的《西厢记》被误读了,给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赋予了太多的时代色彩和政治色彩。然而,误读是文学的一贯命运,与生俱来的,并非始于当代。金圣叹那著名的《〈西厢记〉第六才子书》不就是误读吗?后世多达数十种对《西厢记》重新解读、改写的剧本难道就不是误读?甚至可以说,《西厢记》改写自元稹的《莺莺传》,本身也是一种误读。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现在,我们娇滴滴的崔莺莺小姐和一心一意追女孩的状元张生,他们恋爱又似乎是冲着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来的。
好,这部书要做的就是,破解各种各样的诳语。首先就是从张生开始。
1、他要证明自己不是一位俗人
张生骑着马,随身只带着一位仆人上场了。值得注意的是,张生的父亲是礼部尚书,他绝非一介穷酸秀才。只是父母双亡,从此张生就带着书带着剑,四处游玩。这说明,张生门弟高贵,但家道中落。第一点,赋予人物一种美感,并让其与崔莺莺门当户对;第二点,则表明张生很有必要参加科举考试,并由此改变前程。这是发生在张生二十三岁的时候,他决定上朝赶考了。
书中交待崔莺莺的父亲是先相国崔珏。她的身世到底有多高?首先,唐代并无“相国”一职,相国是是春秋时期开始的世袭官职,唐以后,多用作实际任宰相之职者的尊称。按唐制,只有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等才是一品,而且只是地位很高的虚衔,并不常设;尚书令是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的长官,是正二品。这么说来,张生和郑恒的先父,均是正二品的尚书了。
唐初,左、右仆射及中书令、侍中是正二品或从二品,并为真宰相,实际上,以名臣房玄龄地位之尊,一直是左仆射,当了近二十年。后来,皇帝又以敕令指定其他官员参加议政,其官品位较低者则加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亦为宰相。这说明,宰相的品级就未必一定比尚书高。崔张的爱情障碍来源自嫌贫爱富?不是的。张生并不贫寒。同样是家道凋落,崔莺莺与张生的身世也说不上有多少差异。
在赶考途中,张生途经九曲黄河,不由得诗兴大发,抒情一番。按说,这一段是闲笔,为何却连遍累牍,纵容张生抒发“日近长安远”之情?如果仅把这看作是作者自身的炫才之作,未免委屈了作者的一片苦心了:它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若说崔莺莺是佳人,张生必须先是才子。男人嘛,仅靠一付好皮囊和“志诚种”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才华与能力,甚至功名。在整部《西厢记》中,再没有机会看出张生的志向和才能了,仅凭追女孩时吟的那两首顺口溜和打油诗当然不足够,于是,这一段借景抒情,炫耀一下自己的诗才和抱负,抒发一番雄情壮志、壮怀激烈,似乎就顺理成章了。
“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张生必须要证明自己不是一位俗人;否则,他与寻常登徒子何异?
张生去普救寺玩,四处参观,结果在佛殿上,他遇见了同样无聊、出来闲逛的崔莺莺和红娘。
到此为止,张生和贾雨村没有什么两样。“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他们都是满怀激情地投奔功名大道去也。途中,按一下暂停键,看中一两个姑娘,然后连着姑娘一起卷走,继续前进、前进、前前进。
区别是在后文渐渐看出来的,在爱情故事《西厢记》当中,年轻而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张生对感情的态度是诚挚的、热情认真的;而现实主义的《红楼梦》中,老谋深算的贾雨村只消一句话,就纳了娇杏为妾,对于他的人生经历,或许是一段奇遇,对于观者而言,则毫无审美意义可言。有难度,才是美的。虽然,谁也不能保证日后张生不会成为贾雨村,可是,他的故事毕竟到了爱情尘埃落定之时,就戛然而止,他的形象,就永远定格在痴情种的美好上了。
[ 本帖最后由 千江有水 于 2008-7-25 16:18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