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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太史公的《历书》笔法(七秩龄童 发表于 2013-10-8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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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6 09:20: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七秩龄童 于 2015-3-22 14:08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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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史公的《历书》笔法

     关于太史公写《史记•历书》的交待,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更相治,间不容飘忽。五家之文怫异,维太初之元论。作《历书》第四。”文中提到“五家之文怫异”,指的是加上《鲁历》在内的古六历,其历理都是源于“太初之元论”。这儿说“太初之元论”的“太初”,自然不是汉武帝颁行《太初历》那个“太初”,而是古四分历历术里提到的“历元泰初”。现代多 将“维太初之元论”这六个字译作“以太初(年)颁行的历法较正确”,虽无大错,却不符太史公执笔《历书》的深意。
    前文《高级骗子的高级骗术》己述:太初制订历法,司马迁和“高级骗子 ”公孙卿同为修造汉历领导小组负责人,而且制《太初历》的“畴人”邓平后来还同在司马迁的太史府衙门共事。但由于以公孙卿为首,利用了太初制订历法的国家要政活动,干了一场“喊着万岁哄万岁”的“求仙”把戏,导致了议造汉历过程中公孙卿与司马迁两位“领导”之间“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司马迁对于公孙卿的制历活动,既不屑一顾,更不屑置评,用的是视而不见的笔法。
    视而不见笔法一:凡太初历相关活动中与公孙卿相关的人一概不提。《太初历》造历者“畴人”邓平应是主脚,后来还官授“太史丞”,成为司马迁的下属官员,照理于修“历志”中应该道及的,但因为他是公孙卿系的人,或者是“协从”者,故也视而不见,一概不书不论不提名道姓。
    视而不见笔法二:凡公孙卿所提出的学术著述,如“八十一分历”术,和所制订的《太初历》历书,也视而不见,既不屑一顾,更不屑置评。如是在太史公下笔的《史记•历书》里,关于太初历制历,行文只有:“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闳运算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乃改元,更官号,封泰山”;共43文。阅此文意,完全撇开了领导制“八十一分历”理和制订《太初历》历书的公孙卿和邓平等人。在司马迁看来,这“八十一分历”和《太初历》只是玩了“小花招”的古四分法而己,何足道哉,不入“法眼”,认定了公孙卿和邓平剽窃了古四分法正统历法成果,只因为稍为换了花样,投诉“控告”证据不足而己。
    为什么太史公于《史记•历书》执笔中不能采用“春秋笔法”而来个“视而不见”之法呢?窃以为有下述三点理由:
    一、自身处境考虑:他不愿再得罪汉武帝,以免以刑余之人,再夺去他修史
的景愿,也无意妨碍太初制历公务“罪人“。何况就《太初历》和其历术“八十一分历”理而言,也达到了“古四分历”,即“日辰之度与夏正同”的同档次水平。其时司马迁太史令年薪“六百石”,合现代月薪万元以上官位,也算是高薪阶层人士了。但比起高级骗子公孙卿年薪“千石”以上的待遇说,究属官低一级。何况在汉武帝面前,司马迁是遭了“宫刑”之人,而对公孙卿则是“言听计从”的红人。更何况,公孙卿只是缺德,并非无才;与他比弄权术,司马迁决非公孙氏的对手。
    二、对公孙卿下场估计:司马迁在《史记•历书》里虽然没有直捣公孙卿“正经歪念”的用心,也不涉及汉武帝老爷子沉迷于“仙登”的过失。但在言及汉文帝也曾筹措制订汉历的文段中,却点到了两个人。其一是正在拟订律乐历法的丞相张苍,被方士公孙臣弄出的一条“龙瑞”逼得自请罢黜的“故事”。这是比自己的:他不想被方士们逼得他“自请罢黜”失去修史的机会。第二是亲眼目睹己拜“五利将军”,并成为汉皇室附马的骗子奕大,因其妄言被揭穿而受诛戮,故也举了位弄了一件假“文瑞”经*文帝识破被诛了三族的骗子新垣平以儆后人。在司马迁看来,公孙卿少不了新垣平、奕大这类人物同样受诛戮的下场,所以事前就“小葱拌豆腐”,与他们一清二白概不交往。这一估计,司马迁是看走眼了!不知公孙卿手段高高,逼得汉武帝下“轮台罪己诏”书,也只厌弃公孙卿许下汉武帝成仙的大话不对现,至死没有摆脱公孙卿的愚弄。
    三、不忘记为后人留下破解千古之谜的钥匙。我曾用《历术甲子篇》和“八二一分历”历法同推《太初历》颁行后的授时历谱,发现76年间除第59年(公元前46年)两者有一天差异外,其它结果完全相同。所以我始知司马迁老先生也不乏“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有之身”的手段。司马迁用上(大约是)落下闳献出的师门DF《历术甲子篇》,作为《史记•历书》的正文,即可以哄得汉武帝和公孙卿都无话可说。因为汉武帝只想升天成仙,至于历法,由你们把关好了。对公孙卿而言,虽然他有历法知识,要他说出如刘歆能够“典领条奏”所以然来,那还差远呢。司马迁以《历术甲子篇》充《太初历》数,必定也教公孙卿“审议”过。那公孙卿看《历术甲子篇》,如同学了加减法的人叫公读高等数学,只有点头感谢的份,哪能能再找毛病呢。所以彼此相安。虽然如此,太史公还是在《史纪•历书》末尾,写下了几句费解的话,这几句话或为后人添上,或为失落致残,都不影响本文的结论,但不妨认为是太史公蓄心留下的几句残而不残,缺而不缺,则更耐人寻味的话:“右历书:大余者,日也。小余者,月也。端蒙者,年名也。支:丑名赤奋若,寅名摄提格。干:丙名游。正北,冬至加子时;正西,加酉时;正南,加午时;正东,加卯时。”其中:“支:丑名赤奋若,寅名摄提格”,十二地支只注释了两个,“丑名赤奋若”,太初元年正好是“丁丑”年;“寅名摄提格”,《历术甲子篇》的历元泰初元年又恰好是“甲寅”年。
    太史公动笔修《史记》首篇《五帝本纪》时,遇到的是时代久远,资料不全,只能以时时见于“他说”斟酌下笔。动笔后留下“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者道也”的话儿。于修《历书》,他老先生遇到的是比修《五帝本纪》复杂得多的干扰,故上面引用的话,大概也适用于修《历书》时的境况呢。
    以上拙见,或与名家定论相左,则以“另见”论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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