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三人行 于 2014-3-16 14:20 编辑
估计有人看到这个标题就开始骂人，但是骂归骂，事实就是如此。
商纣王本被尊称为帝辛，可见当时人民是很爱戴他的。是周人灭商之后为了造谣污蔑他，才给他取名为纣。《荀子·非相篇》说帝辛“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 《史记·殷本记》也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本朝太祖也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统一东南，把东夷和平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商纣灭亡的原因只不过是大军在外，被西周人钻了空子，而这位帝王，用由东夷和西岐俘虏奴隶为主力仓促组织起来的大军，亲自指挥与反叛联军作战，战败后没有选择投降或逃跑，而是自*焚殉国，这样的情操恐怕项羽也比不上吧？要是贾谊之流早生数百年，这又是何等的悲情英雄啊!
商纣和汉武帝一样的功勋，都是为民族千百年彪炳史册的，一个是北击匈奴，一个东伐东夷，如果不是商纣王的贡献，他周人敢把诸侯分封到海边？当然姜子牙这个东夷人可能例外（顺便说一句，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人很相似，一个是东夷人姜子牙致力于反商，一个是韩国旧贵族张良致力于反秦，并且都是功成身退。但是后人却不认为他们是为了复仇和报复，往往道德高调到了极点）。
当然，和汉武帝一样，商纣王也有些好大喜功，也浪费了民力，但是绝不是后人污蔑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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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状
那么，在周人的历史中，帝辛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其罪状又有哪些呢？周代的官方书没流传下来，而保存下来的政治文典《尚书》中，有三篇记录帝辛罪状的文典，一是《泰誓》，周武王观兵孟津时的檄文，一篇是《牧誓》，商、周牧野大战前的战斗动员令，一篇是《武成》，是周武王战胜后祭天祀的祭文。关于《尚书》，有古文《尚书》、今文《尚书》之争，有古文《尚书》的真伪的大争论。自明、清以来，古文《尚书》几已被定为伪书，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古文《尚书》是可靠的先秦典籍。虽然，这本战国时的典籍未必完全可靠，但这是弥足珍贵的存世的上古史料，是研究上古史不可或缺的工具。而后世史家或文人研究上古社会、政治，均是以此书为阶梯。司马迁《史记》中的上古史，即大部分依此书而勾勒。在《尚书》中的三篇讨商文诰中，《武成》作为祭天祀祖之文，是最为正规、郑重的，可信度应当是最高的，但孟子仍说“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其他的不可信。而《牧誓》、《泰誓》作为战前动员讲话，极力诋毁敌人，是不言而喻的，真实度已难以言说。这种战争檄文的不足信，以唐代骆宾王为徐敬业的《讨武盟檄》[3]即可窥一斑。帝辛在这样的文诰里，形象自是不堪：
《尚书·武成》：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丞民，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
《尚书》
到了《尚书·牧誓》中，罪状便多了起来：今商王受，惟妇人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百姓，以奸宄于商邑。
到了《尚书·泰誓》，就颇有罄竹难书之势：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于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眼，以残害于尔万姓；樊炙忠良，刳剔孕妇。……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牺牲瓷盛玩于凶盗，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惩治其侮。（《尚书·泰誓上》）今商王受力行无度，播弃犁老，昵比罪人，、；臣下化之，朋家作，胁权下灭；无辜吁天，移德彰闯。（《尚书·泰誓中》）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若点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朝涉之胫，剖哭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痛四海；崇信奸四，放黩师绿；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
《尚书》的抨击，到了司马迁的《史记》便化为史实。
记载
帝辛和妲己
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
于是使师谓作新淫声，比里之舜，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占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厅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最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罔为林，使男女伴相逐其间，为长饮之饮。
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熹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辩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闯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里。……而用费中为下。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
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太师、少师谋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狂为妇，纣又 之。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
通观帝辛的罪状，有几点引起人们的注意：一是越是可信度低，越是罪状滋多；二是越是史料少、年代久远，帝辛的罪状就越具体、详实。三是帝辛的罪状和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罪状是如此相似，几乎如同出自一个人的手笔。这不仅令人想起了前人关于这责状况的议论：“三代之称，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千古之积毁也。”（《淮南子·缪称训》）
商纣王
“其世愈后则其传闯愈繁”，（崔述《补上古考信录》卷上）正是基于此，历史学界巨擘、古史辨派主将顾颉刚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造成二十世纪初的学术界的大地震。按顾颉刚先生的阐述，“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说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所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了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时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事件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事件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的夏、商史。”（顾起刚：与钱彦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辩自序》）在这里之所不厌其烦地引用顾氏的理论，就是为了能以此为准绳，来认清帝辛被“千年积毁”的过程，掂量其罪状的真伪与可信度。
抹黑
帝辛的罪状是“千年积毁”的结果，是“层累地选成”的结果，那么，人们自然而然地要问：谁在抹黑帝辛？ 哪些人参与了“千年积毁”的“选谤”队伍？仔细分析帝辛罪状的累积过程，剖判其背后的目的与利益取向，结合“层累地造”的年代，这些人便再难躲着在阴暗的角落里，其身份亦呼之欲出，清晰可见。
仇敌
抹黑帝辛的第一主力自然是生死仇敌周人。周人自大王季历起便大肆扩张，据《竹书纪年》，帝武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历命为殷牧师。自此时起，季历先后攻伐始乎之戎。翳徒之戎，攻程，攻鬼方。周王季历的扩张，引起了帝武丁的警觉，帝文丁十二年，杀周王季历。继季历为王的周侯昌，亦即后世所谓的周文王，更是变本加厉，帝乙二年，周伐商，败于帝乙。但周王昌并不甘心，而是加快了征伐的步伐，征大戎，攻 ，攻崇，攻黎，引起帝辛的警觉，为黎之搜——在黎举行军事演习，亦有人认为是商、周战于黎，拘周侯昌，囚之羑（音“有”）里。周侯昌的命运，《史记》、《竹书纪年》、《左传》均说是帝辛有条件地释放了西伯昌，而当代有人说是帝辛英明果决杀了周侯昌。两代周王的命运，使商周成为死仇。继位的周武王在厘清内政的同时，更理频频观兵孟津，为报仇雪恨。攻伐大商做准备。然帝辛积威甚重，使周武王畏惧极甚。第一次观兵孟津，诸侯皆曰可伐，武王却因害怕而托词“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及至牧野大战前夕，周武王仍战战兢兢，不敢应战，是吕尚强迫其出战，才不得已而贾其余勇勉力一战。《史记》、《竹书纪年》、《左传》以铁铸的事实证明着这一切。对大商的仇恨、对帝辛的畏惧，使得周人不进一切地诋毁、抹黑自己强大的、天神一般的对手，以建立战略联盟，激起将士的同仇敌忾，减轻自己的畏惧和恐慌。
内奸
抹黑帝辛的第二主力是是叛徒、内奸。“内奸”的队伍是庞大的，但总体可分为两类人。一类是神棍。这便是帝辛罪状中的“昏弃厥肆祀”、“弗敬上天”、“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郊社不修、宗庙不享”，“慢慢鬼神”等等罪状的由来。自帝武乙戏弄神祇，“革囊盛血”以“射天”，至帝辛，四世之中，王权与神权之争愈演愈烈。虽然经四代商帝数十年的奋力搏击，王权占据上风，成为统治主导力量，但神权数百年的无上地位，致使队伍庞大的神棍们不甘心失败，一而再地与王权相抗衡，力图再现伊尹、巫咸等时代超越王权的辉煌。
至帝辛时，由于帝辛的分外的强势，神棍们撼之不动，便勾结外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成为倒商的急先锋。曾经是商王朝中坚力量的祖宗一元神教，此时却成为动摇商王朝统治基础的主力。一类是王党内部的叛逆者。这一类人又可分为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以微子、箕子、比干为首的王族反对党。这是一群帝祖甲礼制改革的牺牲品。本来，按照商王朝“兄终弟及”的传承方式，这群人是离王位最近的。尤其是微子，是帝乙的长子。本来是最有希望称帝的，而且，在帝武乙在位，也确实有部分大臣拥立微子。但以太史为首的帝党拥立了帝辛。因为帝辛是嫡子。按帝祖甲确立的礼制，是以嫡长继承制为核心的。先是嫡长子、嫡次子、嫡三子等等，嫡子以后，才是以年龄次序排列，庶长子，庶次子等等。其实，微子、帝辛是同母父兄弟，但因生微子时，其母是妃不是后，因而是庶子；而生帝辛时，其母已是后，故辛为嫡子。故太史争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吕氏春秋》；王仲孚：《殷商覆亡原因试释》）微子自不甘失败，但又争不过强势的帝辛，因此不惜卖*国以求荣，“微子启，胶鬲与周盟”。（《竹书纪年》）所以，帝辛对微子一系的打击、排挤，决非是昏庸而远贤亲佞，而是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而微子、箕子、比干、胶鬲等也决非孔子口中的贤人，而是一群因个人利益出卖*国家和的“内奸”。
另一个群体则是商王朝的贵族。帝祖甲的礼制改革，不仅是确立了嫡长继承制，而且废除了王位继承和国家大事中的贵族公议制，使商王朝彻底泯灭了酋邦制的最后残余，完成了从酋邦制向国家、帝国的转进，在国家形态上迈进了一大步。当帝武乙一力打压神权，巩固王权，商王朝才真正进入了帝国形态。这群人在商帝国的实力是如此之大，虽屡经打压而依然坚挺，不得已，商王朝的几代帝王都在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手段建立自己的王权架构。帝武丁做为商王朝武功赫赫的大帝，在欲用千古名相傅说时，仍不得采用“先帝托梦”的手法以掩饰其真正目的。而到帝辛时，帝国内部已四分五裂，神权、王权之间，执政集团与反对集团之间，帝权与贵族之间，诸多斗争已积重难返，帝辛无人可用，只好重用外来的人才——费中、飞廉、恶米等，而这又引起了反对党、尤其是贵族一系的强烈反弹。这两群人虽利益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帝辛。而费中，飞廉、恶米是抛弃了自己的氏族来邦助帝辛的，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是引起公愤的。因而，帝辛的罪状中的“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昵比罪人”、“以奸宄商邑”便是由此而来。而神棍们、王族反对党、贵族们的怨言亦成为帝辛的罪状：“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力行无度，播弃犁老”、“崇信奸四，放黩师保；屏弃典刑，囚奴延士”、“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囚箕子”等等，不一而足。
战国诸子
抹黑帝辛的第三类人，则是战国诸子。出于对证明自己观点的需要，先秦诸子无不“案往旧以造说”（《荀子》），以历史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也是为什么“层累地造”的中国古史诞生于战国的原因。帝辛被作为反面典型，为证明仁义重要，就举帝辛不仁不义的事例——没有事例可以象苏东坡那样“想当然耳”；为证明尚贤、用贤的重要，就举帝辛残害忠众以亡国的教训；为证明天道亡国，就制造帝辛“斮朝涉之胫”、“刳剔孕妇”的实例；为证明防微杜渐的作用，就制造帝辛“为象箸”，等等。反正帝辛已是污水坑，大家能想象到的千奇百怪的罪名都加诸帝辛身上已是习惯之举，多泼一瓢污水又有何妨，由此造就了“千年积毁”的商纣王。
古代质疑
帝辛[4]
这些对帝辛肆无忌惮的抹黑，早就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置疑与反驳。在现存的典籍记载中，首先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一点的，是孔子著名的大弟子子贡。针对一拥而上抹黑帝辛的现象，子贡一针见血地指出：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十九》）
子贡作为孔门弟子中政治成就最高的人，“常相鲁卫”（《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政治感觉，一语道破了“千年积毁”现象的本质：“天下之恶皆归焉”，所有的曾经见过的罪恶和所有的人们能想象到的罪恶，都“归”于帝辛的头上。所以“君子恶居下流”，千万别当失败者，其结果是极其可悲的。在中国历史上，亡国之君的下场都极可怜，但象帝辛这样被肆意抹黑的却绝无仅有。
宋人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纣大造宫殿，建酒林肉池，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实等罪恶，与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凡桀的罪，就是纣的罪，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出于模仿。”（转引自宋英泽：《故都圣贤——殷·受辛》淇河文化研究第二卷）翻开《尚书》、《史记》等，桀有的罪恶纣都有，而桀没有的，纣亦有。因而，帝辛是夏桀加想象的罪恶的集大成者，亡国是其罪有应得。
但是，亲身经历了家国沦丧、山河破碎的明末大知识分子、抗清义士顾炎武在亡国之后沉思细想，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一个帝国的衰亡，是各种势力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以至于积重难返，非鼎故不足以革新。因此，在研究历史时，但颇有一些政治家的意味：前人多言殷亡于“纣之不仁”，“吾殊谓不然”，顾氏如是说。并列举了自盘庚以降，商王朝贵族离心离德的种种行经，得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商亡是必然的，帝辛只是适逢其会，换了任何人，都无法拘救商王朝的命运。在这一点上，帝辛与崇祯帝有惊人的相似之外：比起前几任帝王，都勤政、英明的多，但都“适逢其会”，做了亡国之君。无怪乎崇祯帝临死前仰天浩叹“君非亡国之君，臣是亡国之臣。”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家国沦丧，众叛亲离，此恨曷极！故帝辛自*焚，崇祯自缢，英雄末路，无限悲凉。
现代质疑
到了现代，置疑与反驳声势愈演愈烈。胡适做了一篇论文《说儒》，指出《诗经·商顷·玄鸟》诗中“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殷受命成宣，百禄是荷”，是歌颂商族中的一个伟人，但武丁之后无人有此武功，于是便将之作为“悬记”而安在了孔夫子的头上。这一来引起大争论。冯友兰指出，武丁之后是存在一位武功极盛的君主的，
祭拜帝辛的活动[5]
且以考古、甲骨等材料佐证，但未言其姓名。而郭沫若亦着《驳说儒》，予“悬记”以批判。郭氏指出：这个人就是帝辛。“殷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殷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煞了。”在牧野大战后，“殷人被周人压迫，道路是向着帝乙、帝辛两代经略出来的东南走。”“更透辟地说一句，中国南部之所以早被文化，我们是应该纪念殷纣王的。”因此，“在殷人心目中一定不会把殷纣王看得来和周人所看的那样。他们就要称他为‘武王’，要纪念他，其实都是说的过去的了。“（郭沫若：《青铜时代·驳说儒》）解放后，郭沫若亲临殷商故地，更是感慨不已：“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恶莫须有。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并大声赞扬：“百克东夷身致殒”，“统一神州肇此人。”“中原文化殷创始，殷人鹊巢周鸠居”，彻底为帝辛翻案并疾呼。
顾颉刚亦做《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指出纣的罪恶在周人的《尚书》中只有六点，战国书中增加了二十七事，西汉书中增加了二十三事，东汉时增加了一事，东晋时增加了十三事，于是商纣就变成了自古未有的残忍暴君了。顾氏通过仔细的考证，彻底洗清了泼在帝辛身上的污水浊泥，还其本来面目，与郭沫若的论证相表里，使帝辛做为一个“武王”的形象重现人们面前。这也使孟子的纣王有“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的说法有了落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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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16 14:10:43
发表于 2014-3-18 12:20: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