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总裁”与中正剑

好蛋 · 发表于 2014-4-14 10: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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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总裁”与中正剑
转自：海峡两岸

　　中正剑是民|国时期蒋“总裁”赠给其黄埔学生、得力部将及有功人员的随身短剑，因为在其剑柄上刻有“蒋中正赠”字样，因此得名“中正剑”，进而成为一种荣耀的象征。“中正剑”剑柄刻有“黄埔志工无往不胜”、“中正”等字样，另一面就刻“校长蒋中正赠”，有一把的剑身上刻“成功成仁”字样。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时的许多战役中，由于部分军人以此剑自|杀殉国，此剑遂以“军人魂”之名在军中传开。能够获得这柄剑的大部分是黄埔嫡系和地方实力派。

　　主要获得者：何应钦(1890-1987)、顾祝同(1893-1987)、阎锡山(1883-1960)、王耀武(1904-1968)、何键(1887-1956)、刘湘(1888-1938)、马步芳(1903-1975)、马鸿逵(1892-1970)、张灵甫(1903-1947)、宋希濂(1907-1993)、关麟征(1905-1980)、黄维(1904-1989)、戴蕴琦等。

　　1.关联人物
　　蒋“总裁”（1887.10.31—1975.4.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1908年留学东瀛并加入同盟会，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后兼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西安事变后接受抗日主张。1948年召开国民大会当选“总统”，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同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及国民党总裁，1975年4月5日于台北去世。

　　2.中正剑
　　蒋“总裁”，字中正。1908年赴东瀛留学时，对东瀛剑道很是赞赏，剑长25厘米。
　　单从叫法上说，它起码有这样几种名字：军人魂、中正剑、成仁剑、自|杀剑，更有人称之为“黄埔军魂-将军剑”。
　　它是民|国时期蒋“总裁”赠给其黄埔学生、得力部将及有功人员的随身短剑，进而成为一种荣耀的象征。就是在黄埔军校就读过的高级将领，得此剑者也寥寥无几。
　　因其剑柄上有“蒋中正赠”字样，得名“中正剑”。在军中及民间广为流传，进而成为其正式名称。另外因剑身上刻有“成功成仁”字样，也有人称之为“成仁剑”。
　　济南战役中，王耀武把蒋“总裁”送给自己的中正剑送给了空运到济南的整编74师172团刘炳昆团长。
　　在孟良崮战役中蒋“总裁”把中正剑交给后来杀身成仁的张灵甫将军。
　　网上流传的藏家所藏中正剑，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时的许多战役中，由于部分军人因丢失阵地、重伤等原因而以此剑自*杀殉国，此剑遂以“军人魂”之名在军中传开。又因为剑身上刻有“成功成仁”字样，也有人称之为“成仁剑”。当然，除此之外，它还有另一个不太好听的称呼——自*杀剑。

　　“中正剑”旨在培养唯命是从的军人。
　　起初能够获得这柄剑的大部分是黄埔嫡系和地方实力派，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这柄剑的数量越来越多，种类也五花八门，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民|国时期，保守估计，中正剑的产量也不下百万柄。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蒋“总裁”就在庐山开办了军官训练团。由军训团团长陈诚发给每一位毕业的学员一把镌刻着“蒋中正赠”的短剑。关于此剑的用途和意义，蒋“总裁”直言不讳地说，凡与红军作战必须勇敢杀敌；如杀不尽敌人，打到最后只剩自己一个人时，就要用此剑自*杀，绝不当俘虏，即“不成功，便成仁”。这次参加毕业典礼的学员为1920人，但是，陈诚赠发“中正剑”1835把，其中11名未获毕业，转入第二期，还有74人未发给“中正剑”，这些人的命运想必也不难预料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时任国民革命军四十一师中将师长的张振汉在湘鄂围剿红军时，被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俘虏，蒋“总裁”得知张振汉被俘时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担心或惋惜，而是愤怒地斥责道：“被俘是军人的耻辱，我给他的中正剑呢？不成功便成仁！”
　　抗战时期，黄埔军校西安分校结业典礼时，校方让学生普遍填写了参加国民党的入党志愿书，并举行了集体宣誓，离校时每人发给一把半米长的“中正剑”，上面刻着“成功、成仁”的字样。甚至当国民党反动派败退台*湾后，蒋“总裁”选拔侍卫人员时，更是变本加厉地对这些年轻人进行残酷训练，甚至强迫他们回答“当‘总统’和你的父亲同时受到生命威胁时你将如何选择？”这样令人难以回答的问题。蒋“总裁”为他们装备了“成仁”的“中正剑”，要求他们在必要的时候，毫不犹豫地用年轻的生命去换取“总统”的人身安全。经过这样长期的熏陶和训练，这些热血青年成了唯命是从的机器。

　　各地军阀纷纷效仿蒋“总裁”
　　为了笼络人心，抢夺地盘，许多地方军阀也纷纷效仿蒋“总裁”的这一做法。比如湖南军阀何键就效仿蒋“总裁”铸造了大批戒指，并在上面镌刻“铁血”二字，发给学生，又向每个学生赠送短剑一柄，上镌“慧剑，何键赠”字样。
　　山西军阀阎锡山封建色彩浓厚，一向很看重乡土关系和师生关系。当时在山西各地流行着一句话：“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挂。”五台是阎锡山的家乡，洋刀就是指旧军官腰里佩挂的、被人讥讽为“自|杀刀”的短剑，而这柄短剑除了指“中正剑”，还包括阎锡山为了控制下属所颁发的“公道剑”。
　　由于抗战之前国民党官佐都系宽边十字武装带，将级军官在十字武装带上悬挂“中正剑”，起初可以说是一件时髦的装饰品。到了抗战后期，国民党军队接受了美式装备，军服改变了，十字皮带淘汰了，这件装饰品也无处可悬挂了。

　　“成仁剑”有名无实。
　　在众多的中正剑获得者中，既有雄踞一方的各派军阀，也有出身嫡系的黄埔将领。而这些人对于中正剑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有积极渴望者，亦有不屑一顾者。这些中正剑获得者的结局大体可以分为四类:死心塌地为蒋“总裁”卖命自|杀的，反对独|裁统治惨遭杀害的，跟随国民党政权败逃台|湾的以及在解放战争中奋勇起义参加革命的。
　　蒋“总裁”在授予部下中正剑时，其本意是为了让部下对他死心塌地、在失败之际以此剑自|杀以报答他的知遇之恩，起初只授予称呼他为“校长”的黄埔门生，后来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蒋“总裁”为了笼络人心，凡少将以上军官，不管什么出身，都赠送了一把中正剑。但尽管如此，用此剑自|杀的黄埔军官仍是屈指可数，至于其他派系的军官更是少之又少了。较为知名的自|杀将领不过张灵甫、邱清泉、黄伯韬寥寥数人而已，而最后导致他们死亡的武器，也不都是中正剑。由此可见，成仁剑可谓有名无实。
　　此外，还有一些中正剑获得者则是因为反对蒋“总裁”而遭到杀害的。当然，这也分为多种情况。比如抗日战争徐州会战时，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韩复榘就是因为违抗军令，致使大片国土沦陷而被蒋“总裁”下令枪毙的；发动西安事变的千古功臣杨虎城将军、代表中华民|国政府接受东瀛投降的陈仪将军等爱国将领则是因为反对国民党独|裁反动统治而惨遭蒋“总裁”杀害的。

　　蒋“总裁”的“佩剑将军”率部起义
　　伴随着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蒋“总裁”败逃台|湾。而这也最终决定了中正剑获得者的两种命运：一部分国民党将领跟随蒋“总裁”逃往台*湾；而另一些将领则选择了起义，留在了大陆。
　　卫立煌(1897-1960)是国民党的“五虎上将”之一，在忻口会战、远征滇缅等战役中均表现出了很高的军事才能和战术素养。就是这位腰佩中正剑的一代名将，因为反对蒋“总裁”发动内战，被蒋“总裁”撤职软禁在南京。而当国民党败逃台湾时，他也没有与之随行，而是出走香港数载。1955年，一代名将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内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傅作义(1895-1974)作为另一位获得中正剑的高级将领，更是在北平战与和的关键时刻，毅然决然宣布起义，不仅使历史悠久的北京城免于战火，更保全了北京成千上万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除此之外，包括张治中、曾泽生在内的许多腰佩中正剑的国民党将领，都选择了正确的人生道路，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众多的起义将领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当属何基沣(1898-1980)、张克侠(1900-1984)两位将军。解放战争时期，蒋“总裁”为了笼络军心，完成所谓的徐州会战计划，派出了一个慰问团来到贾汪地区，给驻守部队打气，并向“第三绥靖区”的两位副司令官张克侠、何基沣授予了“中正剑”，因此，何、张二位将军也被称为佩剑将军。1948年11月，就是这两位将军，在淮海战役的关键时刻率部举行了战场起义，即贾汪起义，为人民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何基沣，河北藁城人。1933年春，赴喜峰口抗击日军，以战功升为第110旅旅长。卢沟桥事变前夕，率部驻守卢沟桥一带，多次挫败日军。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直接指挥驻军抵抗。以机智顽强的作战赢得时人赞誉，成为一代抗日名将。1938年春秘密赴延安，受周恩来(1898-1976)、朱德(1886-1976)等人影响，1939年1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克侠，原名张树棠，河北献县侯陵屯村人。1923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加入西北军。1927年赴苏联就读莫斯科中山大学。1929年7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克侠，原名张树棠，河北献县侯陵屯村人。1923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加入西北军。1927年赴苏联就读莫斯科中山大学。1929年7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克侠1923年加入冯玉祥(1882-1948)的西北军，是冯的部下，此外他与冯玉祥还是连襟关系。1930年，张克侠担任了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1891-1940)的参谋长。

　　淮海战役打响后，何基沣、张克侠在地下党人李连成、王世江、杨斯德等人的协同下，准备起义。

　　何、张等人也曾多次试探性的劝说冯治安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1896-1954)参加起义，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反而加深了冯的怀疑。他派了一支2000人的“警备部队”，盯在何基沣身边。同时还以各种理由将张克侠留在徐州，暗中监控。

　　11月6日夜，何基沣开始在上层军官中进行起义动员，但大多数人态度暧昧，让何基沣他们很焦虑。
　　在此情况下，11月7日晚，华野10纵、7纵、11纵对第三绥靖区防线全面实施了攻击。华野7纵经过一番激战，攻占万年闸（山东枣庄市境内），先头部队渡过运河；华野11纵将台儿庄守军包围在台儿庄以西，并渡过运河；华野10纵在韩庄一带击溃国民党地方武装一部，直逼运河。当日晚，10纵司令员宋时伦等人在韩庄附近误入第三绥靖区77军111团3营的防区。而恰巧这个营的营长王世江是中共地下党员。王世江根据宋时伦的指示随即组织部队进行了起义，保证了10纵顺利跨过运河。这一切，使第三绥靖区一些摇摆不定的人感到了压力。此时，通过何基沣等人进一步的努力，使他们终于作出了理性的抉择。
　　11月8日凌晨，张克侠摆脱冯治安的监控，从徐州城内赶到贾汪。下午16点，何基沣、张克侠，以及孟绍濂(1890-1971)、过家芳(1906-1998)等人组织部队实施战场起义。共有23000多名官兵选择了起义。没参加起义的大约有5000多人，他们没敢用武力阻止起义，而是悄悄地向徐州方向撤去了。

　　这次起义使国民党军队在徐州北部和东北部的防线顿时化为乌有。如此一来，国民党军精心布置的徐州防线彻底乱了阵脚，东北部运河防线敞开了一个80 公里的大口子。解放军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迅速通过起义部队所在地，直插陇海，切断了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与徐州的联系，华野主力得以直插徐州东侧，为堵截并包围黄百韬兵团，赢得了十分宝贵的时间。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被围歼在徐州以东的邳县碾庄地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结束，战果是辉煌的。

　　电影《佩剑将军》是根据何基沣、张克侠两位将军的事迹改编拍摄的。

　　时至今日，当年的中正剑早已所剩无几，幸存的几柄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诉说着往昔的旧事。

好蛋 · 发表于 2018-7-19 21:32:10

本帖最后由好蛋于 2018-7-19 22:17 编辑

碾庄战役
　　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连云港），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战略性进攻战役。

　　1948年4月，李宗仁(1891-1969)当选“副总统”成功，5月桂系军阀白崇禧(1893-1966)由国防部长改任“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上任後坚持“守江必先守淮”，建议将“华中剿总”设在紧靠南京的蚌埠，在徐州、蚌埠之间的江淮山岳地带，运用攻势防御，坚持长期作战；同时指出中原必须统一指挥，不能分割使用，提出山东、河南、江蘇、安徽、江西五省联防。任命发表时，白崇禧“五省联防”的设想并未实现，蒋介石将华中战区一分为二，“华中剿总”设汉口，徐州另设一“剿总”，刘峙(1892-1971)任总司令，白崇禧的设想被全盘打乱。他更认为徐州易攻难守，不适合做指挥中心，刘峙也不是一流战将，直接下了判断：“中原大军分割使用，将来必败无疑！”白崇禧没有接受任命，避走上海，因蒋介石派多人到上海敦促，勉强到汉口上任。

　　10月，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称“徐蚌会战” ）尚未开始，因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失利，何应钦、顾祝同等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希望白崇禧能出面统一指挥汉口徐州两个“剿总”。10月30日白崇禧由汉口飞回南京，当天看起来还颇有信心，第二天忽然拒绝接受统一指挥权。白崇禧发现徐州“剿总”早已把国军主力的几个兵团部署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及津浦铁路线上，各一字排开，成为一个“死十字”，徐州平原无险可据，一旦开战极易为敌军攻破，战事迫在眉睫，要重新迁动几十万大军已无可能。加上徐州“剿总”的部队将领邱清泉(1902-1949)，李弥(1902-1973)、黄百韬(1900-1948)等人都是蒋介石的爱将，白崇禧此前和他们并无渊源，难以指挥，所以不愿参加淮海战役。

　　刘邓大军挺近大别山，威胁武汉时，白崇禧就提议由他统帅武汉和徐州两个剿总，因蒋介石的猜忌，一直未被采纳。直到华野和中野齐聚徐州，大会战态势初露端倪时，蒋介石才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勉强同意白崇禧以国防部蚌埠指挥所主任的身份，统一指挥武汉、徐州两个剿总。
　　可是这时，白崇禧还来了脾气，他对蒋介石临时抱佛脚的做法非常不满。尽管国防部长何应钦多次来电催促，白崇禧就是不赴任，最后还以“南京可以直接指挥，不必重床叠架”为由公然拒绝。这样，素有“常败将军”之称的刘峙被赶鸭子上架，坐镇指挥。对此国民党内部都调侃道：徐州是南京的门户，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
　　1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1892-1986)、陈毅(1901-1972)、邓小平(1904-1997)、粟裕(1907-1984)、谭震林(1902-1983)组成总前委，指挥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于1948年11月6日开始，1949年1月10日结束，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刘峙指挥中华民国国军五个兵团部、22个军部、56个师及一个绥靖区共55.5万人被消灭及改编。淮海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55万人，解放军总共伤亡13.4万人。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解放军牺牲最重，歼敌数量最多，政治影响最大、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战役。
　　碾庄战役是淮海战役的一个组成部份，是国共内战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与中华民国国军之间的一场战役，它是发生在华东地区的一场决定性战役，从某种意义上讲碾庄战役决定了淮海战役的结局。
　　碾庄战役是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此役黄百韬领导的国民党第七兵团一个兵团部、五个军部、十个整师近十万人被全部吃掉，国民党军队此次战役伤亡约六万人，可见其激烈程度。粟裕的华东野战军也付出了代价，此次战役共伤亡六万人。
　　1948年11月7日，驻防在新安镇（今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县级市新安镇）的黄百韬第7兵团五个军共约十万人开始向西撤退，经陇海路运河铁桥，由于黄百韬决策失误，他并未在运河搭建浮桥，全兵团只能依靠一座铁桥渡河，耽误了撤退的时机，致使后来被解放军包围在碾庄。而且，数10万人的军队，人员、车辆、马匹连绵百余里，加上有解放军逼近的消息，在过桥时争先恐后，互不相让，秩序大乱，有的部队甚至开枪夺路，导致打死、践踏死、掉入运河溺死者不计其数。
　　在碾庄战役中，战斗力颇为强悍的黄百韬第7兵团10万余人在华野5个纵队的包围之下负隅顽抗半个月时间，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全军覆没，而解放军也因此付出伤亡6万人的代价。
　　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黄百韬兵团被全歼在了徐州以东的碾庄地区，兵团司令黄百韬也毙命当场。

　　蒋介石对黄百韬之死是非常伤心，他曾指示国民党徐州剿总派人把黄百韬的尸体偷偷运回到了南京，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追赠黄百韬为陆军上将，抚恤其妻儿10万金元券。据说，在黄百韬的葬礼上，蒋介石曾慨叹地说：“黄埔精神不死。”当时国民党内部许多人听后不解，因为黄百韬并不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将领，和黄埔精神没有半点关系。
　　素来与蒋介石不对付的白崇禧则以嘲讽的口吻私下里解释说：“黄埔精神不死者，换言之，黄埔学生的精神不肯为老蒋死，而为老蒋死者非黄埔出身之人。”白崇禧的这段话虽然有调侃之意，但也说出了蒋介石为什么要让黄百韬在死后享受如此“哀荣”的秘密，无非是让将领们像黄百韬一样为他卖命。
　　对于黄百韬之死，与他同属徐州剿总战斗序列的第16兵团司令官孙元良(1904-2007)颇有兔死狐悲之感，他作了这样的评价：“消灭黄百韬兵团的是国民党，国民党自己对局势算不清，对战况断不明，要黄百韬白白送死，实可叹息。当时解放军主力十几个纵队南下，离新安镇100里时，还不让该兵团西行集结徐州，反要黄百韬掩护第四十四军，贻误良机，为了救1个军而害了5个军，这样指挥，安得不败！”

　　孙元良的这番话倒是非常客观，或许蒋介石心里也明白黄百韬到底是怎么死的，不免对黄百韬有所愧疚，所以才为黄百韬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后，黄百韬的儿子黄孝先曾因为杀人焚尸，被判处死刑。但蒋介石念在黄百韬的功劳上，专门批示“念其先父，勋绩彪炳，承其嗣续，援予减刑”，最终黄效先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后来黄百韬的妻子通过宋美龄的关系，经过多次周旋和求情，没过几年黄孝先就无罪释放了。

好蛋 · 发表于 2018-7-19 21:43:44

本帖最后由好蛋于 2018-7-19 22:13 编辑

徐东阻击战
　　徐东阻击战是1948年11月，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华东野战军的一次作战行动。
　　淮海战役初期，华东野战军将黄百韬所指挥的七兵团，包围于徐州以东的碾庄地区。为挽救黄兵团，国民党徐州剿总严令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从徐州出发，企图打通与碾庄的联系，解救黄兵团。自11月11日起，蒋军以5个军12个师的优势兵力，在飞机，坦克和重炮的配合下，向华野阵地发动轮番冲击。徐州以东地区，地形开阔平坦，无险可以凭恃，为此华东野战军组成由宋时轮为司令员的阻援兵团，直接指挥华野7纵，10纵，11纵，采用顽强固守和局部反击的策略，在长达20多公里的宽大正面上，英勇地抗击了蒋军的疯狂进攻。11月22日，碾庄之敌被全歼，蒋军撤回徐州，历时11天的徐东阻击战宣告结束。
　　此役共毙伤敌一万余人，击毁坦克34辆，为淮海战役的进一步胜利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名称：徐东阻击战
　　地点：徐州
　　时间：1948年11月
　　参战方：国军、解放军
　　结果：共军获胜
　　伤亡情况：国军伤亡一万余人
　　主要指挥官：邱清泉，李弥；宋时轮

　　战役背景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主要是歼灭国民党黄百韬部第7 兵团。宋时轮(1907-1991)奉命指挥3 个纵队在徐州以东阻击援敌，保障主力作战。1948 年11 月6 日，宋时轮率第10 纵队沿津浦路急速南下。7 日黄昏，向徐州以北的临城、韩庄之敌冯治安部第3 绥靖区发起攻击。第29 师首先歼灭韩庄守敌，占领运河铁桥。第7 纵队在第10 纵队左翼相继攻占万年闸。这样，韩庄至台儿庄之间运河上的两座重要桥梁被第7、第10纵队控制，攻击矛头直指贾汪,第3绥靖区冯治安总部。由于地下党的积极策应，第3绥靖区两位副司令官（共产党员）张克侠、何基沣率部2.3万余人在贾汪、台儿庄战场起义，为华东野战军主要突击集团的7个纵队迅速合围黄百韬兵团，个军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10日傍晚，第10纵队到达不老河北岸，宋时轮部署连夜抢渡。纵队工兵营立即架设浮桥。部队过桥后，迎着枪炮声向徐东疾进，“堵截敌第7兵团退路”的战斗号令激励着指战员喘着粗气向前飞奔。为解黄百韬之围，蒋介石急电告诫他在前线的将领们：“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必须“团结苦斗，期在必胜”。
　　战役初期
　　正在积极准备参加围歼黄百韬兵团的第10纵队各师领导，被召来出席纵队临时作战会议。会上，宋时轮兴奋他说：“我们和国民党打了二十多年仗，现在到了进行最后决战的时候了。蒋介石眼看黄百韬被围，着令徐州‘剿总’派遣邱（清泉）、李（弥）兵团拼死东援，以挽救他统治人民的看家本钱。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华东野战军前委决定，以8个纵队投入围歼战，以6个纵队在徐州东面、东南面打援”，“我们第10纵队的任务改变了，改为在徐东阻援”，“我们有莱芜战役、鲁南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等历次打阻击的经验，一定能胜利完成阻援的任务”。
　　会后工作
　　会后，各师师长、政委返回部队途中，都在反复思考着宋时轮司令员、刘培善(1912-1968)政委的话：“必须正视，不少同志对打阻击有种不正常的情绪”，“一定要深入细致、扎扎实实地做好动员工作，做好思想工作”。是啊，打阻击，代价很大，思想政治工作稍有疏忽，就会出现埋怨情绪。要从整体利益出发，要以在徐东打阻击就是消灭黄百韬兵团的认识来教育部队，统一思想。第二天拂晓，各师分头进行动员、教育。当第28师师长王德贵赶到第83团时，团长毛会义和政委孙乐洵汇报说：部队了解了这次的阻援任务，认识已经得到统一，感到这次作战责任重大；为了吃掉黄百韬兵团，咱就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挡不住邱、李兵团，就歼灭不了黄百韬兵团。指战员深刻理解这场搏斗的意义、作用，产生了巨大的战斗意志和无穷的抗敌力量，决心把阵地当作敌人的墓地。

　　战役过程
　　11日，部队进入阵地。经过三天激烈战斗，第10 纵队两个师抵挡了李弥兵团第8军第42 师、第9军第166师和邱清泉兵团第5军第45师、第200师、第70军第32师的三路多批次的进攻。密切注意战场形势的宋时轮，14日拂晓给坚守解台子阵地的第82团第1营营长宋家烈(1916-1996)打电话：“宋家烈同志，你们当面的敌人是第8军。你们这个阵地十分重要。你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你们要人在阵地在，坚决与敌人寸上必争。只要还有一个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丢了阵地。”电话中，宋家烈营长当即代表全营指战员向宋时轮司令员庄严保证：“人与阵地共存亡，坚决堵住第8军！”这一保证，顿时成为全营指战员坚守阵地、奋勇杀敌的宏亮的战斗口号和强大的精神支柱。自11日起，华东野战军担任围歼黄百韬第7兵团的各纵队，受到敌人空中袭击和逐村顽抗，部队由运动中仓促转入村落攻坚，进展缓慢，伤亡较大。为此，华东野战军决定调整部署，改变打法。

　　严阵以待
　　14日晚，华东野战军命令：以第10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委刘培善指挥之第7、第10、第11纵队从正面阻击徐州东援之敌。宋时轮接到命令后，与刘培善一起研究了有关阻击作战的具体问题，随即向各纵队发出指示：根据徐东地区特点和几天来的阻援情况，各纵队应注意依托村落构筑必要工事，主要阵地应伸出村外100～200米处构筑，构成品字或梅花形据点，各村落四周构成独立支撑点，各支撑点可以独立防守或相互支援；兵力部署要少摆多屯，指挥员要掌握1/3的兵力作为机动力量；火力配置要实行固定火力与机动火力、正面火力与侧翼火力互补，防御前沿和纵深要成梯次，构成曲直相辅、远近交错、正侧结合的浓密火力网；反敌坦克手段要多样，构筑反坦克壕、设置反坦克雷场、组织反坦克小组等。按照宋时轮的部署，三个纵队并肩，严阵以待。
　　战役结果
　　解台子阵地上，第82团第1营营长宋家烈指着身上的油渍对第28师政委王若杰(1914-2007)说：“坦克从堑壕上压过去，油都滴在身上啦。坦克一过，我们专打步兵。坦克见步兵上不来，掉头想跑，我们回头瞄准坦克，给他一顿手榴弹。有的战士爬上坦克揭开盖子往炮塔里塞手榴弹，看它往哪里跑。”12～17日，李弥兵团第8军的“荣誉师”，总共向前推进了5华里。邱、李两兵团每日平均向前推进速度不到两公里。18日，我第11纵队鼓山、王山阵地失守。“竭尽全力，夺回阵地”，该纵队第32旅旅长吴咏湘向纵队首长保证。11时，阵地失而复得。19日3时，敌人再次向鼓山、王山阵地进攻，经过5小时鏖战，阵地再次丢失。第11纵队党委提出：“绝不能让敌人逞凶狂！绝不能让整个战役受影响！”决定投入预备队，再次反击。20日1时，鼓山、王山阵地又一次被夺回。22日，华东野战军突击集团歼灭残敌，击毙黄百韬。东援的邱、李兵团，损失万余人，被阻于侯集、林佟山一带。

好蛋 · 发表于 2018-7-19 21:49:24

本帖最后由好蛋于 2018-7-19 21:51 编辑

“十人桥”中的一等功臣范学福
　　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在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27军军史里，在解放军一些高级将领回忆淮海战役的著作里，都记载着同一个英雄的群体——“十人桥班”，都记载着这个英雄群体的指挥员——副排长、一等功臣范学福。
　　范学福(1925-2002)，原名范学富（在通讯报道及其他人的回忆资料中多将“范学富”写成“范学福”。本文在以下叙述中也随《百度百科》，其名字也用“范学福”），山东省栖霞县枣林村人，初中文化程度，1946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二十七师七十九团（“潍县团”）一营二连历任班长、副排长、排长、连副指导员、指导员。

　　1955年8月转业来梁山，历任馆驿区区长、芦里公社社长、县林业局教导员、县农机厂厂长、县印刷厂党支部书记等职。他曾先后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四等功四次及物质奖励多次，并被授予“河上勇士”光荣称号。1985年5月离职休养，2000年6月4日因病去世，享年77岁。
　　“十人桥”的故事发生在淮海战役初期。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后，驻防在陇海铁路东段新安镇地区的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第7兵团）如丧家之犬，急忙由运河东岸往西向徐州方向逃窜，企图退守江南，以长江天险作屏障，阻我大军南下。为粉碎敌人的阴谋，将敌在淮海战场聚而歼之，我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第27师奉命追击敌黄百韬兵团整编第63军。
　　1948年11月8日，27师的先头部队在沂河边上的堰头集（当时属窑湾镇，今江苏省新沂市草桥镇堰头村），追上了敌63军后卫两个团，而一条宽约10米、急流滚滚的大河（沂河的一条分支中沟）横亘眼前。怎么办？我27师79团1营2连连长于全俞为了让我军主力部队尽快过河围歼堰头之敌，当机立断，命令该连1排3班火速架设浮桥。
　　已随部队百里急行军追敌且又带病参战的3班长马选云，立即带领战士们用找来的两根杉篙绑成梯子，又从3排借来一架预备登城墙用的梯子，和找来的木板、秫秸用绳子扎在一起做成浮桥，横在河面上。河对岸是我军刚刚用炮火打开的一个突破口。没有桥桩的浮桥在河中被急流和敌弹激起的水柱冲得左右摇摆，向下倾斜，人通过容易翻转落水。
　　在此紧要关头，1排副排长范学福大喊一声：“没有桥腿，我们当桥腿！”3班的战士们纷纷响应，争先恐后地随范副排长跳入河中，两个人一组，共分5组，就这样，10位勇士在冰冷的河水中，生生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架起了一条通向胜利的“人桥”。
　　由于河床深浅不一，战士潘福全见用肩膀抬桥太高了，便一条腿跪在水里，一条腿支撑着桥；战士孙树赞发现梯子不平，就用双手抬着梯子，保持平衡；副班长宋协国和范副排长站在齐肩深的河水中扛着梯子的接头处。另有战士留在桥头照护过河突击部队。十七八个战士同时在人桥上快速通过，人体托起的浮桥不太稳当，“桥身”上的木板一摇一晃，有的战士掉进河里。
　　这时，团参谋长丁亚向过桥的部队放声高喊：“同志们，拉开两步一个的距离，赶快通过这座桥！”战士们拉开距离，快速通过，桥身又安稳起来。过桥时，有的同志脚不慎踩到当“桥腿”的战士们身上、头上，战士们都咬紧牙关，使劲挺住。过了一会，机枪连的战士们过来了，他们觉得机枪太重，怕桥下的战友们顶不住，迟疑不决，有人建议趟水过河。
　　在桥头位置的战士孙书贤大声喊道：“同志们，快过吧，我们能扛得住！”炮声隆隆，枪弹如雨，堰头镇的追击战斗已经打响。寒风阵阵，河水刺骨，冻得全身抖动、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的架桥勇士们仍在继续苦撑。
　　这时，范学福便硬撑着给大家鼓劲，向大家高喊：“咬咬牙，坚持到底！”3班长马先云也号召大家“挺起腰来完成任务！”全体架桥指战员随即一起唱起歌来：“野战军什么也不怕，艰难困苦吓不倒咱，一切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艰苦一点没有什么！……”由于我军指战员情绪高，斗志旺，不到一个小时，我军一个营和一个机枪连共约五百余人的兵力全部顺利地通过“十人桥”，迅速投入了战斗。

　　惊人的意志换来了战场的主动。堰头镇的围歼战从午夜开始，激战至翌日拂晓结束，我军歼灭国民党第63军152师454团和456团1个营及军直卫生队、通讯连等共两千余人（其中俘敌1337人），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敌63军军长陈章也在这场激战中狼狈地逃窜到窑湾，在那里连同他的63军一起被歼，陈章成为淮海战役中第一位在战场上毙命的国民党中将军长。

　　“十人桥”英雄们的事迹，被载入了中国革命战争史册，被写进了新中国的小学课本。10位勇士扛起浮桥的画面，被雕刻在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的浮雕中。当年架设“十人桥”用过的一架杉木梯，新中国成立后由南京军区作为革命文物征集保管，1959年移交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展出；英雄班当年被授予的“河上勇士”的锦旗，也一同被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永久珍藏。
　　被授予“河上勇士”、“十人桥班”光荣称号的2连1排3班，一直保留10人一班的编制，现在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某部“十人桥班”。
　　范学福同志1955年8月由部队转业到梁山后，从不计较个人职务高低。无论从事哪项工作，都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扎扎实实地坚决完成任务，贯彻党的政策不变样，执行党的政策不走样。他是人民的功臣，但他从不以功臣自居，甚至在他为梁山县政协文史委提供的文史资料《人桥班》中，都不提自己被记一等功的事（《梁山文史资料》第一辑，1986年3月出版）。
　　他平时工作兢兢业业，干一行爱一行，刻苦钻研业务，虚心好学，恪尽职守，工作成绩显著；生活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以身作则，态度和蔼，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在干部群众中有很好的口碑。他经常在本县或受邀到部队作革命传统报告，用“不畏艰险、团结协作、甘为人梯”的“人桥精神”教育、鼓励职工和指战员。
　　他长期在梁山县工业系统工作，为该县的工业发展尽心尽力，离休后依然心系企业，经常到单位看望职工，为企业发展提合理化建议。范学福同志“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本色。

好蛋 · 发表于 2018-7-19 21:52:04

本帖最后由好蛋于 2018-7-19 22:06 编辑

“老虎团”的结局
　　“老虎团”的结局——敌王牌十八军33团被歼记
　　淮海战役的炮一响，黄百韬兵团一下子进了我们的“口袋”。蒋介石急眼了，匆匆忙忙把黄维兵团抽调来增援徐州。这支人马刚刚爬过涡河，离徐州还有百十里路程，黄百韬全军却已在碾庄地区覆灭了。黄维一看大事不好，就想扭头往回溜，哪里来得及！刘邓大军从四面八方，遮天盖地，一拥而上，把他的十二万人马全打在了网里了。黄维慌了手脚，就在双堆集一带胡乱蹲下，布成阵势，守将起来。
　　双堆集是个百十来户的乡村小集．集的东西两边，各有一个四五十公尺高的大土堆。在这一马平川的地方，这土堆是很显眼的。西边的那个叫平古堆，离集稍稍远些。东边的那个紧挨着集镇，因为顶是尖的，叫尖古堆。两个土堆都是古代战争中烽火台（古代边防用火报警．为燃点烽火建筑的高台叫烽火台，隔一定距离就建筑一座，发现敌人入侵时，一台燃起烽火，邻台见后也相继点火，以便边防人员作好准备。）的遗址，双堆集就因这两个古堆而得名。
　　尖古堆旁边有个大王庄。虽然叫大，其实不过三十来户人家。别看这古堆和小庄地势平常，却因为是黄维兵团司令部南面唯一的屏障，黄维就特别看重它，在这里放上整整一个团的兵力。这个团不是别个，正是黄维兵团里那个“老虎团”，番号是：十八军一一八师三十三团。十八军是陈诚起家的血本，是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这个团是十八军的一支骨干部队，是他们多年精心豢养的一只“老虎”。

　　我们接到命令：用两个团的兵力去吃掉这只“老虎”。
　　第二天，指挥员们起早去侦察“老虎团”的阵地。
　　这个阵地，从尖古堆到大王庄，顺着地势部署得层层迭迭，严严密密，有虚有实，有明有暗，令人感到冷森森，阴沉沉，一团杀气。这样严密设置的阵地，再加上一群顽固死守的家伙，要吃掉它可不是简单的事！更有一层，黄维在双堆集上还有一支快速纵队和整整一个师的步兵，准备随时来支援这个阵地，那快速纵队，包括一个榴弹炮团，一个坦克团，一个化学迫击炮营。
　　侦察回来，团党委在战地一间小茅屋里举行紧急会议，研究打“虎”的办法。
　　第一步就是要把“老虎”缚住。
　　从我们阵地到大王庄敌人阵地，中间隔着三里路远的一片开阔地。要进攻大王庄，我们的部队就必得从这片开阔地上冲过去。冬天，高梁谷子早收割完了，野草也枯死了，光荡荡一片平川，莫说人马没法隐蔽，就连野鸡野兔也找不到藏身的处所。敌人也正是把这点看在眼里，他们那些榴弹炮、化学迫击炮、坦克、机枪……全都对准了这里。只要我们的队伍一冲上这片开阔地，他们就会立刻在这里造成一堵堵的“火帘钢屏”，给我们很大的杀伤。这就是黄维兵团副司令胡琏一向吹嘘的“火海战术”。
　　既要缚住“老虎”，又不让敌人的“火海战术”烧着烫着我们，这就是我们要破的第一道难关。
　　办法呢，就是进行大规模的近迫作业。我们决心凭战士们的双手，在这片开阔地上挖出一张纵横交错的战壕网来。用这张网把我们的战士深深地掩藏在地下。用这张网把我们的冲锋出发地，逼近到大王庄跟前，让黄维那些重炮和坦克，在我们部队攻击大王庄时只好干瞪眼。
　　作业在当天夜里动手。
　　在漆黑的夜幕下，战士们悄悄地摸进了那片开阔地，仆倒地上开始作业。地上是冰凉的，身子一贴着地皮，那寒气嗖嗖地直往肚皮里钻。平日厚重严实的棉衣，这功夫仿佛变成一层薄纸，不顶事了。
　　第一步，是每人先挖一个卧射掩体，把身子掩蔽下来。然后顺着掩体下挖，挖到能直起腰，变成一个单人散兵坑。以后把这单人散兵坑向前后左右扩展，串连成一战壕，又由一条条战壕连结成一张网。
　　敌人没有发觉。他们大约压根儿就没料到我们会来这一招的。
　　天快明时，部队撤回原先的阵地休息。
　　一到太阳爬上两竿高，雾气消散，新挖的战壕网就暴露在敌人面前了。大王庄的敌人乱腾开了。那双堆集上的榴弹炮，咕隆隆，咕隆地轰响起来。紧跟着，一大群坦克，踉踉跄跄爬了出来，冲上这片新阵地，用它们那沉重宽大的履带，在刚挖成的战壕上恣意地碾，轧!
　　战士们眼睁睁看着一夜的心血，不过一顿饭工夫，就被毁得干干净净，心疼得跺脚、大骂。那些坦克却扬长走了。
　　师长和团长在电话里研究了对策。在每一条战壕里。每一个掩蔽部里，干部和战士都举行了火线“诸葛亮会”。
　　待到第二个黑夜，部队又出动到这片野地上去作业。
　　这一回，“老虎团”有了防备。我们的部队刚刚伸进去，大王庄的敌人又放枪又开炮，照明弹连珠花炮似的，把夜空和野地照得通明。战士们没有理睬那一套，借着照明弹的光亮，迈开大步，扑到白天被毁坏的战壕里，挥动铁锹大干起来。
　　有人负伤了，有人牺牲了。鲜血流在棉衣上，鲜血流在战壕里。但是战壕在缓慢地顽强地往前伸……
　　这一回，我们的部队没再往回撤。指挥员赶天明前，把一应火力兵力都布置停当，单等“老虎团”出来较量。
　　天大明了，“老虎团”却不出来。尖古堆、大王庄、双堆集一带，敌人的阵地上都显得平静无事。
　　中午过后，天边忽然响起飞机的嗡嗡声。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沉重。紧跟着，只见轰炸机成群结队，从云缝中钻了出来。飞机迅速降低高度向阵地扑来。
　　这是黄维精心设计的一次“毁灭性轰炸”。飞机对准我们这片阵地，每隔五十公尺就扔下一颗重磅炸弹。每个炸弹坑都成为一个小泥塘。机群掠过，本来明净的天空，眨眼就被硝烟和尘土合成的浊雾遮蔽住了。气浪从头顶、从脊背、从胸前冲击过来，人们蹲在掩蔽部里，就像坐在一艘正在怒涛中行进的海轮上，摇摇晃晃，颠簸得恶心。
　　大轰炸一过，双堆集上的重炮又开火了。在大炮轰鸣中，坦克出动了，排成横队吱吱嘎嘎地轧将过来。坦克后面，“老虎团”的士兵嗷叫着冲了过来。
　　坦克爬过战壕，把战壕轧塌，它吼着，蹬着，射击着，往前闯，把自己的步兵扔在战壕那边。
　　战士们等待的就是这个。了望所里一声令下，整条整条的战壕里，一簇簇的人头，一下子从泥土中冒了出来！机枪，手榴弹，旋风似地迎着敌人的步兵劈头盖脸地打过去，把敌人的步兵和坦克切成两截。
　　“老虎团”的人也是有经验的，碰上这猝然的迎头痛击，却并不惊慌，三五十人集结到一块，喊着骂着，端起冲锋枪横扫着，朝战壕猛扑过来。他们想夺下一段战壕，得个立脚点。战士们一看这情势，就纵身跳出战壕，抱起炸药简，举起手榴弹，挥动明晃晃的刺刀，杀进敌群中间，把敌人的冲锋集团打散……
　　那越过战壕的坦克，一发现自己的步兵被切断了，就急忙后退，想再同自己的步兵粘到一块。可是，我们的反坦克组早已从战壕中飞跑出来，一队又一队，从它的背后围裹上去。每人都抱一大捆点燃了的秫秸，秫秸冒起鲜红的火焰，飞落在坦克的周围，坦克是怕火烧的，只见它们在野地里乱撞了一通，就突出烈火的包围圈，扔下步兵，逃回双堆集去了。
　　步兵一见坦克逃下阵去，也就泄了气，扭转屁*股，没命地跑了。
　　在弹坑累累的野地里，在漫天飞扬的烟火中，战士们欢呼着，射击着，追赶着。黄维苦心经营的一次大反击，像只氢气球一样破灭了。
　　当天晚上，我们召开团党委会议，根据师长的指示，作出决定：要很好地用“老虎团”这个爱反击的脾气，尽量引诱它出来，同我们争夺这片阵地。要让它的机动兵力。在这场争夺战中，大量地被杀伤，被消耗掉。只要做到了这一条，我们就为下一步攻击大王庄主阵地的战斗创造了一个极有利的条件。
　　在以后的几天中，“老虎团”天天都出来反击。每一次，我们都给了它一顿狠狠的杀伤。它反击得越积极，越凶狠，我们就越高兴。这只骄横恣肆，迷信自己老一套战术的“老虎”，完全落在我们的圈套中，被我们牵着鼻子打转转。
　　“老虎”到底被揍痛了。到第七天，不再出来反击了。于是我们的近追作业，以飞快的速度逼近大王庄跟前。缚住“老虎”的计划完成了，最后攻击的时机也来到了。

　　攻击定在十二月九日晚上。
　　黄昏时候，突击部队进入阵地，等待总攻击的信号。炮弹从夜空掠过，从我们头顶上掠过，总攻开始了。
　　夜色深沉的大王庄上，火焰喷射。人声喧哗，枪声大作，一片骚乱。
　　从前沿阵地上飞出几十道血红的火舌，我们的炸药炮开始发射了！这炸药炮，是把二三十斤黄色炸药装在迫击炮弹头上，发射出去，比普通的炸药包爆响得更猛烈。
　　在冲锋出发地上，爆破突击的战士们，一见炸药炮在敌人的阵地上开花，敌人的火力点哑巴了，没等指挥员下命令，也没等炮火转移射击，就冲上前去，进行爆破了。“老虎团”在大王庄的水沟外面，修了许多坚固的地堡群，他们狂妄地把这些地堡群称做“铁壁”。可是，在骤急的火力轰击下，这些“铁壁”一座座倒塌了，碎裂了！尖刀部队眼见时机到了，就撒开两腿，踏着滚烫的泥土，穿过硝烟和弹雨织成的帷幕，在炮弹和炸药爆炸的强光照射下，杀上了大王庄敌军的主阵地。
　　从大王庄西南角上突击的，是兄弟团的一支尖刀部队。这支部队刚刚冲过鹿砦（一种军用的障碍物，把树上的枝干交叉放置，用来阻止敌人的进攻。因为形状像鹿角而得名，也叫“鹿角”。砦，同“寨”），就遭到“老虎团”火焰喷射器的扫射。只见从庄头突飞出一道道猩红的火焰，火焰横扫着，地上腾起一团团大火，火光中，那些鹿砦、地堡、壕沟、人影，都突然浮现出来。这是一片叫人揪心的毒焰。战士们冲进去，有的立即被烫死了！但是活着的，没有一个人后退！他们冲过火焰，一个个变成了火人，跳下外壕，冲上堤埂，扑向那些持喷火器的敌人，扭住狠揍！敌人被这些烧不死的火人吓破了胆，掼下喷火器，跌跌爬爬往回逃了。大王庄的主阵地上第一次被撕开一个缺口。
　　“老虎团”的军官们发了急，指挥他的预备队朝缺口硬压过来。他们妄图把这刚刚露出的缺口用士兵的尸体堵塞住！于是，在庄头、堤埂，在外壕边，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肉搏战……
　　正在这西南角上杀声震天的当口，我们团一支尖刀部队，从斜刺里杀上堤埂，杀到敌人预备队的侧背上。这一刀杀得好，敌人顿时变像只被砍断脊梁骨的恶狼。惨叫着垮了下去。我们的战士脚跟脚，撵上去，杀向“老虎团”团长的指挥所。
　　“老虎团”在庄上遍地掘了战壕，拐角里都修了地堡，把每一座房屋都改造成坚固的堡垒，“老虎团”团长仗着他人多，工事坚固，一步不退拼命顽抗。反冲锋一个接着一个，想把我们的尖刀部队挤出庄外。
　　我们的尖刀部队，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战士们是富有夜战和巷战经验的，在这密集而凶狠的敌人面前，他们毫不迟疑，毫不畏怯，用冲锋枪、手榴弹和小炸药包，朝敌群冲杀过去。他们巧妙地避开敌人地堡的正面，绕到背后，一两个手榴弹就解决一座地堡。敌人退却，他们就紧跟着猛追，打得敌人没有喘气的机会。他们高度地发挥了孤胆作战的威力，有时候，三五个人钻进一大群人中间，趁黑夜敌人摸不清情况，来个虚张声势，大喊大叫，横冲直闯，四面开花，把敌人阵地切断。那“老虎团”纵然人多，却吃不住这阵混战，它阵地前后左右的联系一被切断。军官们就慌了手脚，士兵们就成了没头的苍蝇。到这时候，它的人越多，就乱得越厉害，越乱，我们的战士就冲得越得势。不一会工夫，满庄上都是我们的人在喊叫。在冲杀。“老虎团”团长眼看大势已去，最先带着一小批人，逃上了尖古堆。剩下的，有的缴械投降，有的逃奔双堆集，有的就逃到我们占领的地堡里，稀里糊涂当了俘虏。
　　半个小时后，整个庄上的人全被肃清了。
　　这次冲锋，像从云端中跃出的闪电。使黄维摆在双堆集上的那些重炮和坦克，统统被取消了发言权，这次冲锋，象个疾雷，使一向狂妄猖獗的“老虎团”，在这锐不可当的一击下被勾销了“户头”。这次冲锋，像一把锋利的尖刀，刺进了黄维兵团司令部的咽喉。
　　第二天，黄维豁出他十八军的精锐一一八师全部兵力，同我们在大王庄上展开了一场逐房逐屋一沟一堡的争夺战，黄维、胡琏(1907-1977)都认为大王庄这个阵地不能丢，下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咽喉阵地夺回去。正在这个时节，陈毅司令员从“总前委”直接给华野7纵20师政委邓少东来电话：“大半年不见5旅（华东野战军七纵队二零师即原新四军第五旅）部队了，你们这次不到一小时，便把大王庄这样坚固重要的阵地拿了下来，把蒋介石北伐时候组建的一个精锐的主力团（陈诚当过这个团的团长），干干脆脆消灭了，看到你们这样大的进步，十分高兴。”他代表刘(伯承)邓(小平)首长命令我们：“大王庄阵地很重要，敌人一定来争夺，你们部队一定要守住。”(根据邓少东同志的回忆谈话，见步兵74师师史)陈毅司令员的电话，给苦战中的20师部队指战员增添了巨大的勇气。在中原野战军6纵46团的增援配合下，敌我双方各拼出四个团，在这个小小的大王庄上反复争夺，血战一天，敌军的一师人被我们打得头破血流“无力再兴攻势，入夜撤回双堆集（原国民党十八军军熊伯焘语）”。大王庄阵地成为一颗锐利的铁钉，牢牢地钉进了黄维兵团这个大老虎的脑门心。

　　此时，解放军乘虚占领蒙城，切断了第十二兵团的退路。25日，解放军在双堆集地区将运动中的黄维兵团四面包围。

　　由陈赓(1903-1961)司令员率领的四纵，还使用了“没良心炮”，向黄维兵团发起了猛攻。解放军的火炮很少，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官兵们创造了一种令人丧胆的武器——用汽油桶做炮管的炸药包发射器。这种又称炸药抛射筒的武器的主体就是一个空汽油桶，在其内填充发射药后，把捆扎成圆盘形的炸药包放进去，然后点燃发射药，就能把十公斤的炸药包抛射到150-200米的距离上。这种武器口径绝对惊人——桶有多粗，口径就有多大，巨大的炸药包产生的强烈爆炸冲击，所过之处，碉堡，人马都会被炸飞。许多被炸倒的敌人身上往往找不到任何伤口，却七孔流血，是震死的。弄清这种情况后，国民党军把这种东西干脆称作“没良心炮”。

　　战役打响后，黄维在双堆集陷入重围，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李延年(1904-1974)在蚌埠哀求援兵。蒋介石心急如焚，急调张淦(1897-1959)兵团前来救火。张淦手中的第九军和第四十八军是白崇禧的看家部队，说什么也不能调往前线。经过一番争吵，蒋介石同意以嫡系第二十军和第二十八军替换。

　　可是这两个军的战斗力远不及张淦兵团，没多久，蒋介石又要调张淦兵团，特别是黄维和杜聿明双双被围后，调令像雪花一样飘来，可白崇禧就是不发兵。
　　后来蒋介石要调他的嫡系第二军到蚌埠作战，可当先头部队抵达汉口，准备乘船东进时，白崇禧突然命令警卫团将轮船藏起来。国防部的电话都被白崇禧顶了回去，不得已蒋介石亲自打给白崇禧。一开始双方还能保持克制，说着说着就对骂了起来，这一骂就是半个多小时。
　　蒋介石无奈只能直接下命令给宋希濂兵团，白崇禧得知后百般阻挠。宋希濂最后绕道湘西出长沙再转火车，这样时间就被大大的耽误了。
　　白崇禧竭力阻挠武汉剿总主力东调的结果是：淮河一线北援兵力严重不足，担任北援任务的李延年和刘汝明(1895-1975)部很快被解放军吃掉。最后蒋介石东拼西凑的第六兵团，血战四天四夜，双堆集就在眼前，可就是攻不过去。

　　援兵苦等不到，包围圈中形式岌岌可危，黄维兵团副总司令胡琏乘小飞机前往南京请示对策，得到的答复居然是：你们可以突围，不要管杜聿明，也不要指望李延年。后来黄维兵团冒险突围，全军覆没。1948年12月15日，第十二兵团除副司令胡琏等人逃脱外，整个兵团彻底覆灭，黄维被俘。
　　血战后的大王庄实景。图片中短木桩为鹿砦残余。战后有华东军区参谋长陈铁军调查过，大王庄一平米地面上，找出弹片数十粒。

　　国军失败探析：纵观整个战役，从战略上兵力分散：首先蒋军将兵力分布分散，以徐州为中心，横成一线，这样黄百幍在东边就成了首个攻击目标，从战术上讲，国民党未积极全力进攻，只守待援。如：在第一阶段的碾庄战斗中，1948年11月10日，国民党第七兵团撤退到徐东的大运河西岸，遭受共军11个纵队的重压，11月15日，粟裕、邱清泉两位指挥官的目光，同时聚焦在潘塘小镇，淮海战场上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当晚，华野部队和国民党74军遭遇，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狭路相逢。双方死伤过半，国民党74军在美式装备的支持下拼命地向解放军阵地猛攻。粟裕果断下令停止攻击，主动撤出阵地，这让国民党军欣喜若狂，火速向南京报告：潘塘大捷！而黄失败的命运一是自己未积极向徐州推进，死守碾庄。二是徐州的“猪头司令”刘峙派邱清泉和李弥积极分二路求援，并取得了潘塘大捷，却未与黄百韬会合。二是黄维兵团走黄泛区延误时间达１０多天，未及时赶到前线，只赶到安徽的宿县南边，并被刘邓大军阻击，并被困双堆集。而廖运周将主力带走并叛变，使黄维失去了主要的大炮武器等重武器，二人晚年还不说话，黄维一生恨的二个人：一是郭汝瑰(1907-1997)，一是廖运周(1903-1996)。郭汝瑰曾是国民党国防部的中将作战厅厅长。他受命设计国民党军的作战计划，当作战方案送到毛面前的时候，蒋介石还没拿到。他诱使蒋介石改变徐州“剿总”固守蚌埠的作战方案，把黄维引进了包围圈。另一个就是他突围前极度信任的中共廖运周，他率部阵前起义，顿时乱了黄维的阵脚。为配合其突围，黄维让其调走最精良的武器装备，没想到自己的部队成了这些武器的炮灰。看到这两人总是瞪大眼睛、狠狠地盯住，还梗着脖子不和他们说话。黄维是一个认真的人、耿直的人。另外当黄维被围时而杜聿明却未从徐州围攻共军。导致部队被一个一个分歼。此外，淮海战役的胜利，也有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这两位大佬的功劳。就连蒋介石都说，他之所以败，不是由于共产党，而是“内部某一派系”与他作对。

　　具体分析：十一月二十五日，敌第12兵团十二万人被我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包围在宿县西南之双堆集地区。敌第12兵团被围后，蒋介石见其突围不成，徐州、蚌埠增援无望，遂一面令刘峙到蚌埠督令第6、第8兵团再次北援，一面令杜聿明率第2、第13、第16兵团放弃徐州，绕道永城南下，企图侧击我中原野战军。解第12兵团之围后共同南逃。可是杜从１２月１日至黄维兵团并歼１５日，有半月时间，可是国民党却不能全力夹攻共军，把大部分精力放在逃跑的路线上，导致黄维被歼灭，而自己势孤力单，被围被歼也在所难免。十一月三十日，徐州杜聿明集团约三十万人，向永城方向逃窜。我华东野战军即以十一个纵队全力追击，十二月四日，将该敌全部包围在永城东北之陈官庄地区。观杜聿明之策略，不从徐州直接南下而绕道永城，不可思议，只是想从西边逃跑而已，南下与北上的国军共同夹击围困黄维兵团的共军才是上策，有人说蒋介石不该下此命令，实际上从大局看，此命令是对的，而实际上孙元良从西边跑也是不可能的。关键是杜的３０万大军竟然南下不能救援黄维兵团，这才是遗憾的。黄维被歼，杜聿明南下之路基本被断，可是试想３０万大军不能突围，在整个历史战争史上也是愚蠢的，简直与战国时期的纸上谈兵差不多了。

好蛋 · 发表于 2018-7-19 21:58:47

本帖最后由好蛋于 2018-7-19 22:05 编辑

淮海战役的精彩之笔——攻占宿县
　　淮海战役爆发后，国民党蒋介石拟定了徐蚌会战计划，将各路大军向徐蚌（南北向，徐州到蚌埠）一线靠拢，摆出了决战的态势。蒋介石这一部署，就暴露出了一个大问题。当时，陇海路（东西向）已经被华东野战军切断，津浦铁路徐州到蚌埠段成为国民党徐州“剿总”和南京方面唯一陆上通道。
　　央军委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及时制定了淮海战役的作战总方针，这就是：“隔断徐蚌，歼灭徐州国军”。要想隔断徐蚌，有一个地方就不得不提，那就是宿县。宿县北距徐州有75公里，南距蚌埠有90公里，是津浦路徐州至蚌埠段的枢纽，也是国民党徐州“剿总”通向江南地区的门户。而且国民党徐州“剿总”在宿县存有大量的军需物资，是他们重要的后方补给基地。可以说宿县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解放军只要攻占了宿县，那就意味着切断了徐蚌线，从而置徐州刘峙集团粮弹两缺、欲退无路的绝境。
　　于是，在华东野战军积极准备围歼黄百韬兵团的同时，中央军委电令中原野战军东出徐蚌线，一方面牵制徐州以西的国军，从战略上配合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兵团；另一方面就是主要任务抢占宿县。
　　此时因战事吃紧，津浦铁路护路司令部副司令周伟龙(1901-1950)南移到蚌埠，由副司令张绩武(1905-1991)坐镇宿县。虽是天赐良机，中原野战军依然严阵以待。宿县防御组织严密，工事异常坚固，外围据点环环相扣，公路铁路上有装甲车、铁甲列车昼夜巡逻。我军某部以前曾打过宿县，结果伤亡惨重未能拿下，张绩武则更加骄狂，曾向蒋介石炫耀“宿县固若金汤”。而我们部队一年前挺进大别山时彻底轻装，扔掉了所有重武器，下山后一直未获必要的重装备补充，有人说打这样的硬仗没有大炮，岂不是拳头砸核桃。所以打宿县是个极其艰苦的攻坚战。然而集中全力攻取宿县是关系到淮海战役决战胜利的关键一仗，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首战必胜！为此9旅旅长童国贵(1916-1994)战前动员时要求每个指战员都要有为夺取胜利而牺牲的思想准备，各级指挥员都要事先指定二个代理人，随时进行火线整编：团伤亡大了可编成两个营或一个营，营伤亡大了可编成一个连或一个排甚至一个班，但部队必须保证每时每刻都能连续作战，只要有一个人，就要坚持战斗到底！

　　1948年11月15日，中原野战军成功攻占宿县，切断了徐州和蚌埠之间的联系，截断了徐州国民党军的退路，完成了对徐州国民党军的战略包围。
　　解放军占领宿县，张绩武被俘，震动了徐州和蚌埠的国民党军。可是，因为徐州的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正奉令增援黄百韬兵团，无法倾力南下；而位于蚌埠和固镇地区的李延年和刘汝明两兵团兵力较弱，害怕冒进被围歼，始终畏缩不前。

　　而观解放军胜利，一是国民党的叛变，二是中原刘邓大军攻占宿县可以说是关键的一步。不仅切断徐蚌通道，而且断了徐州军援，因为宿县是国民党的军需库，可谓神来之笔。也是党中央军事战略的精彩之处呀。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第二个战略性进攻战役。淮海战役也是三大战役中解放军牺牲最重，歼敌数量最多，政治影响最大、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战役。国民党称为“徐蚌会战”。
　　淮海战役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8年11月22日中将司令黄百幍第七兵团（防守新安）在碾庄被歼10万、有25、44、63、100军共四个军。
　　每二阶段：1948年11月23日包围双堆集黄维12兵团，12月15日被歼12万，李兵团原辖第八、第九、第三十九三个军。
　　第三阶段：12月1日，敌弃徐州向西南逃窜。1949年1月6日至10日，野战军对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杜聿明在永城被围后，蒋介石此时已几乎是无兵可调，除了空投弹药和给养外，能做的仅是每天对着上帝祈祷。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快要输光了，而坐镇武汉的白崇禧却加紧了倒蒋活动，逼着蒋介石让位与李宗仁。蒋介石怒不可遏，大骂“共产党要我的命，桂系既要我的命还要我的钱”。蒋介石曾想让军统特务沈醉(1914-1996)刺杀李、白二人，但苦于看家部队在损失殆尽，江北局势还要桂系收拾，只能忍痛作罢。经过4天战斗，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共30万人，第十三兵团、第十六兵团，俘获杜聿明，邱清泉自杀，李弥逃脱。在战役中敌军有五个师起义，一个师投诚。

　　这次战役，我军参战部队60万人，敌军先后出动兵力80万人，历时65天，共歼敌55.5万余人。

好蛋 · 发表于 2018-7-19 22:07:44

本帖最后由好蛋于 2018-7-19 22:11 编辑

支前民工
　　淮海战役的胜利，不单单是共产党军队的胜利，更是以唐和恩(1911-1992)为代表的广大支前民工的胜利。因为，当时支援前线的民工数量巨大，据统计高达543万人，这还不包括在后方支援生产的人员，远远超过了参战的军队的兵力数量。陈毅在战争结束后曾经说过胜利是用独轮车推出来的。

　　这五百多万的民兵几乎都来自淮海战役战场周围的江苏、山东、安徽和河南四个省份。其中，随军的常备民工有22万，二线的民工有130万，其他近400万都是后方临时调动的。
　　他们主要的任务是运送粮食和弹药装备。据说为了打这场战役总共筹集了9.6亿斤的粮食，最后运送到前线的也有4.3亿斤，而这些都是民工们靠小车推靠担子挑靠肩膀扛送过去。据说当时的民工队伍里，大小车辆有88万辆，挑子30万副。此外，他们的另一个任务就是，护送伤员。为此，准备的担架就有20万副，他们最后转运了9.8万伤员，这些士兵的生命都是他们拯救的。
　　傅秋涛(1907-1981)、刘瑞龙(1910-1988)、等担任了后勤领导，负责支前任务。杨立三(1900--1954)统抓淮海战役后勤工作。

　　据说，战役初期，中共方面初步预算的兵力与民工的比例是1:3，可是到了第三阶段已经高达了1:9，也就是说战场上的每一个士兵身后，都有九个民工在支援他。由此可见百姓们支前的积极性之高。
　　197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以支前民工为原型推出了一部故事片《车轮滚滚》。

好蛋 · 发表于 2018-8-8 21:47:04

本帖最后由好蛋于 2018-8-8 22:03 编辑

三栖间谍周镐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统局在蒋介石的亲自授意下，由戴笠(1897-1946)策划，向汪精卫(1883-1944)的汪伪政权最高军事当局派遣了一名少将级的高级间谍。这名间谍活跃于伪政权的上层，成功地猎取了大量的军事政治情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伪政权的军事走向。在日本投降时，这名间谍又成为汪伪首都南京风云一时的人物。其后又在国民党高层活动，直接受命于蒋介石；而同时，他又成为中共杰出的谍报人员、秘密共产党员，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最后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他就是被人们称之为“三栖间谍”的周镐(1910-1949)。

　　周镐，1910年1月21日出生于湖北省罗田县三里桥乡七里冲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考入中央军校武汉分校。

　　军统局秘密召见
　　1943年初春的一日，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局长戴笠在办公室秘密召见了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长周镐。
　　“周镐同志，现在上峰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赴南京重新建立军统站。委员长对这件事也十分重视，他希望你能够积极掌握军队，将来在京沪杭地区配合大反攻。”
　　周镐好像不太理解戴笠的意思，问道：“建立军统站的任务，我一定完成。可我只是一名上校军官，去南京如何能掌握军队？”
　　戴笠诡秘地一笑：“南京还有大人物呢。现在还用不着你操心，到时自然会有人与你接头的。”
　　“是什么人？如何接上关系？”
　　戴笠没有马上回答，停了一会儿，低声吐出了三个字：“周佛海。”又开玩笑似的补充了一句，“你的本家啊！”
　　周镐听后，心里暗暗吃惊——周佛海(1897-1948)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啊！

　　接着，戴笠详细地向周镐交代了赴南京的任务、联系办法、联系人等一系列事项。周镐虽然在戴笠面前不断点头，但毕竟这项任务太重要了，他担心自己掌握的情况不够多，完成不了。
　　戴笠倒显得很有把握：“现在，你了解这么多就足够了，车到山前必有路。要知道，军统的人独立作战的能力是很强的。”说着拉开抽屉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张纸，郑重其事地交给周镐，“这是委员长的手令，你看后还留在这儿。”
　　周镐看了手令，更觉此行责任重大。
　　戴笠说：“现在，你的秘密身份是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南京潜伏站站长，在局内也是绝对保密的，除了委员长和我，没有几个人知道。希望你注意特工纪律，连家人也尽量少知道。你到了南京，至于周佛海会给你一个什么职务，我们现在也不可能知道。我还要告诉你，昨天军委会已批准晋升你为少将了。”
　　就这样，周镐接受了使命，在军统京沪区区长程克祥的陪同下，带了一名译电员，由军统的秘密通道，一站一站地通过了日军的防线，顺利地到达了南京。

　　周公馆“意外”失火
　　周镐到南京后，立即就在军统事先安排好的地方住了下来。译电员与周镐不住一处，以免目标太大引起怀疑。此时的周镐，人生地不熟，也没人来接头，就到处闲逛。他利用这些空闲日子交了一些三教九流的朋友，军界、政界、商界的都有。这其中有一位湖北同乡徐楚光。徐楚光是中共*党员，就是他后来引导周镐走上了革命道路。
　　一晃将近半年了，周佛海那边仍不见动静，周镐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就在这时，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周佛海的西流湾8号公馆发生了火灾。
　　周佛海时任汪伪国民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警政部部长等要职，主管军事和财政，稳稳地坐在了第三把交椅上。周佛海自从下水当了汉奸后，一直是脚踩两只船，与重庆的国民党方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40年夏天，周佛海手下的伪特工组织破获了一部军统地下电台，周佛海也不向日方报告，就擅自将电台保留了下来。有趣的是，周佛海下令仍用原来的密码向重庆方面发报，而军统那边竟然毫无察觉。后来还是周佛海自己向重庆方面说明了原因，并亲自给戴笠发了电报要求保持联络。重庆方面正需要物色一个伪方的高层人物作为内应，双方一拍即合。蒋介石为了拉拢周佛海，指示戴笠要军统的人安排好周佛海母亲的生活，戴笠不仅做到了，还亲自为住在贵州的周母做了寿。对这些，周佛海自然是感恩戴德，于是来了个投桃报李，把蒋介石在苏州生活的如夫人姚怡诚侍奉得妥妥帖帖。双方配合很是默契。
　　周佛海作为伪政府的三号人物，与国民政府方面的联系，主要就是通过这部电台去完成的。但是好景不长，由于这部电台使用频繁，日军特务系统已有所觉察，天天派出载有设备的侦察车在城西一带测试，范围越来越小，眼看就要测到周佛海的西流湾8号公馆。而这时，周佛海还蒙在鼓里一无所知。但军统方面已获得了日方对周佛海加以监视的情报，遂通过秘密渠道通知了周佛海。于是，周佛海不得不决定销毁电台以毁灭证据。
　　某日，周佛海公馆因佣工“不慎”，引燃了大火，把整个周公馆，连同那部地下电台，烧了个干干净净。这一来，周佛海可以放心了。但电台没有了，与重庆方面怎么联系呢？到这时，周佛海才想到要与周镐接关系的事。
　　周佛海找到周镐后，第一件事就是将电台重新启用。这一次，为了安全起见，二周商议后，在周镐的建议下，将电台安置在南京新街口的伪中央储备银行内。因为银行系统商业电报频繁，日方不易发现。这部电台就由周镐全权负责。后来，为了与重庆方面联络方便，周镐又建议周佛海在上海架设了一部电台。
　　第二件事，就是委周镐以重任。周镐一上班，周佛海就给他挂上了少将肩章，职务是伪军委会第六科科长。生活上也是待如上宾。从此，周镐就身兼了两个少将职位。

　　高层指令下达
　　1944年，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军侵华战争也开始呈现出颓势。中国战场上中共的军事力量迅速壮大，华东地区的新四军异常活跃，就像是插在日军腹地的尖刀。为了挽救败局，日本军方作出了一个新的部署，即调集主力关东军第六军南下，驻扎杭州；在华东地区组建新的师团和独立混成旅团，以对付日益壮大的新四军“扩张”，确保“后方”的安全。
　　这一部署，对蒋介石来说，正是想做但是又做不到的事，一直是他的心病。因为抗战一旦胜利，国民政府远在重庆，根本就来不及跑到京沪杭富庶地区来接收；而新四军早就在南京、上海周边地区虎视眈眈了，届时就会近水楼台捡个大便宜。
　　于是，蒋介石亲自给周镐下了一道秘密指令，主要内容是：“工作重点，应放在防共方面，重点是积极扩充军队，准备将来在京沪杭地区配合反攻作战。”
　　蒋介石的密令，当然不能太具体，详细情况则是由戴笠向周镐作秘密指示的，具体任务是戴笠拟定且必须在近期内完成的，那就是调整伪军部队的布防，策反汪伪军的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军统所能做的，就是让周佛海委任周镐担任苏北绥靖公署和第二方面军的总参议，为周镐开展工作铺平道路。
　　周镐随即找到了周佛海，将军统的指示做了传达。周佛海遂在周镐的协助下，以伪军委会的名义下达了一系列命令，有意识地加强了华东腹地的军事力量。周佛海约见了伪军的实力人物项致庄、任援道等人，命令他们立即扩充军队，随时准备对付新四军的“越轨行动”；又组建了警卫军第二、三师，由军委会参谋长祝晴川掌握，自己亲自调度。
　　此外，周佛海又将伪军的兵力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防，将孙良诚(1893-1951)的二方面军调至苏北，吴化文(1904-1962)的三方面军调至皖北。同时，又执行了国民党党务系统陈果夫(1892-1951)、陈立夫(1900-2001)二陈兄弟的指令，任命了打入伪军内部的张耀宸为十二军军长，驻防杭州。

　　经过这次大调防，伪军的作战对象已完全改变，其主力都集结在了京沪杭一带，主要任务就是对付新四军的“扩张”。
　　这一部署完成后，周镐才来到苏北的孙良诚驻地。

　　孙良诚脚踩三条船
　　孙良诚，字少云，天津人氏。早年是行伍出身，后成为西北军的一员猛将，颇受冯玉祥重用。因其战功卓著，成为西北军的“十三太保”和“五虎将”之一，不久又被蒋介石所拉拢。蒋介石为分化西北军，封孙良诚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明为提拔，实际却是削去了兵权。以后，蒋介石对孙良诚一再弃用，引起孙良诚的强烈不满。抗战爆发后，孙良诚恨恨地说：“你老蒋不用我，中国的地方大得很，哪儿没饭吃？我有几万条枪，就不愁没有荣华富贵！”于是，孙良诚拉出了西北军的老人马下水当了汉奸，混了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的职务。从此，汪精卫要哄着他玩，日本人要供他军饷，他凭着几万条枪，成了草头汉奸王，日子过得倒也舒坦。
　　没想到，局势变化很快，日本人快靠不住了，后台汪精卫也死在了日本。眼看好日子过不下去了。于是，孙良诚就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就在这时，周镐奉蒋介石和戴笠的命令来到了孙良诚在扬州的驻地。双方一接触，孙良诚得知了其来意，立即将周镐待若上宾。周镐表明了重庆国民政府的意图，孙良诚满口答应。周镐此行，完成任务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没有料到。于是，周镐满心欢喜地回去复命了。
　　周镐前脚走，孙良诚的又一批客人到了。这是中共的情报人员。朱德等人亲自派遣第18集团军秘书长兼晋冀鲁豫军区敌工部长申伯纯等人，持了有关信件去见了孙良诚，动员他在时机成熟时举行起义。其后，新四军又有多批情报人员先后与孙良诚及其部的将领接洽起义之事。孙良诚对共产党方面来的人，表现得也很诚恳，表示一定考虑中共方面提出的建议，并厚着脸皮向共产党要饷。对此，共产党方面都尽可能地办到了。
　　此时的孙良诚，真是好不得意。他暗自思忖：大家都看中我，还不是看中我的几万条枪，看中我驻防位置的重要？老蒋那边现在还去不得，我以前与老蒋翻过脸，此人太阴险，不到万不得已时绝不能过去。共产党的力量还不成气候，到时还不一定能打得过老蒋，看来，暂时也不能答应。日本人快不行了，但还没垮掉，目前还不能翻脸，不管怎么说，现在吃的饷还是小日本的。看来，只有保住这几万条枪，才能保住我的荣华富贵。
　　在这样一种心理的驱使下，老奸巨猾的孙良诚抱定了观望的态度，脚踩三只船，静观局势的变化。

　　惊心动魄的三天
　　1945年的8月上旬，日本即将投降。消息传出后，南京乱成了一锅粥。而此时全中国最急的人，当数蒋介石了——日本人投降了，上百万军队和数不清的装备要接收，沦陷区的财政要接管，这么大的地盘要派兵驻守；而“中央”远在重庆，新四军则近在咫尺，一旦落到共军手中，这一切都不堪设想。怎么办？只有寄希望于远在南京的“二周”了。
　　于是，蒋介石在重庆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于8月11日连发3道电令，第一电命令国军“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第二电则严令第18集团军“就地驻防，不得擅自行动”；第三电是命令日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对八路军、新四军作“有效之防范”。同时，又命军统火速下达了命令，任命伪方任援道(1890-1980)为国民党“南京先遣军”司令，负责南京至苏州一带的治安；军统则命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迅速向南京方面挺进，尽可能地抢在新四军前占领所有的东南重要城镇。

　　8月12日，委员长侍从室又向南京发出了蒋介石的一封紧急电报：任命周佛海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总指挥，周镐为“南京指挥部”指挥。
　　有了蒋介石的手令，周佛海之流摇身一变，成了国民政府的要员。
　　这时的南京城，中共地下党已在城内张贴散发朱总司令的文告，发动群众准备迎接新四军入城。因为此时的国民党嫡系军队远在重庆等大后方，其他部队也远离南京，而新四军南京支队已兵临南京城郊的龙潭。抗战胜利，群众理所当然地要欢迎中国军队入城，而这时的中国军队只有新四军了。
　　周镐接到命令后，立即开始行动。毕竟就在南京城中，比谁都要快。
　　周镐的第一步行动，就是在8月16日，自作主张地在新街口闹市区的原伪中央储备银行内，先行成立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并于当天就强行接管了电台和主要报纸《中央日报》，宣布接管汪伪政权。周镐还通宵达旦地起草给岗村宁次(1884-1966)的受降书和其他有关文件。这些行动，并没有请示蒋介石和戴笠。

　　第二天，电台播出了汪伪政府已被接管的新闻，报纸也套红发布了周镐的公告。南京地方名流看了报，听了广播，纷纷前往新街口原中储行，争相一睹这位重庆大员的风采。周镐均予以接见。
　　接管后的第二天，周镐派出财政部卫队和部分陆军部队，在南京城开始全面行动。首先控制了车站、码头及交通要道，又派人占领了伪政权的各个重要机构，同时抓捕汉奸。一时间，汉奸们惶恐不安，四处乱窜。一天下来，周镐的南京指挥部就逮捕了汉奸40多人，昔日市长、部长们，统统被关押在中储行，几十个人挤在地下室的一个小房间里，闷得透不过气来。
　　在抓捕伪军政部部长肖叔萱时，遇到了肖的卫士反抗。在枪战中，肖被击中腿部动脉，结果不治身亡。伪考试院院长陈群(1890-1945)受到惊吓，选择自杀毙命。就连伪府的代主席陈公博(1892-1946)也是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

　　对周镐的行动，日本人一直是不闻不问的，也不知究竟如何是好。日军都集中在一些据点、军营中，一个也没出来。倒是部分伪军对周镐的接管进行了激烈的反抗。在拘捕伪军校总队队长鲍文沛时，军校1000多名武装学员包围了新街口中储行周镐的总部，并架起了重武器。周镐自知不是其对手，只好放人。但双方对峙的局面仍没有缓解，支持陈公博的武装到处设置路障，甚至要攻打周佛海公馆。南京城已经失控。
　　周镐的行动，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蒋介石任命周镐为南京指挥的本意是，在南京一带维持现状，防止新四军进城，以等待正规军的抵达。而同时有好几支伪军部队都接到了蒋介石的委任，如任援道、十二军军长张耀宸等，就是被周镐打死的伪军政部部长肖叔萱也与重庆方面有联系。没想到，周镐的行动太过火了，更令蒋介石不能容忍的是，周镐居然搞出个让岗村宁次投降的投降书，如果岗村宁次真的向周镐投降了，那以后中国战区的受降仪式还怎么搞？他这个委员长位置往哪儿搁？这些，都犯了蒋介石和军统的大忌。
　　蒋介石虽急于制止周镐的过火行为，但又无兵可用，最新收编的伪军也不便进城。于是，蒋介石又下达了命令：南京的治安暂由日本军队来维持。
　　周镐接管南京三天后的18日，岗村宁次派参谋小笠原中佐来到中储行找周镐，说重庆方面已委托日方维持南京治安，请周指挥到日军司令部面晤。同时，日军重出兵营，开到市中心包围了中储行。周镐受到两面夹攻，只得随小笠原一同前往。刚一到位于大方巷的日军总部，就被扣押。
　　第二天，南京伪系统的报纸纷纷复刊，都登出了同样内容的消息，为周镐被捕而喝彩：“‘一日皇帝周镐昨日被日军缴械……南京指挥部作鸟兽散……”
　　军统局人马到达南京后，周镐即被移交关押到南京警备司令部，后又押解到上海。

　　中共特别情报员
　　周镐被军统逮捕后不久，戴笠就在南京郊区的一次飞机失事中身亡。因周镐在军统中原来就是级别很高的特务，他熟人也多，几个人为他作了保。加上主管这个案子的戴笠也死了，于是，周镐在关了半年多后就被释放，但谁也没给他个说法。
　　周镐出狱后，在家悠闲地生活了一段时间。俗话说，旁观者清。周镐第一次站在军统外看军统，再回顾军统的所作所为，使他从内心感到，自己的的确确是受到了蒋介石和戴笠的愚弄。周镐陷入苦闷之中。正在这个时候，一个人敲开了周家的门。此人就是周镐初到南京时碰到的那位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同学徐楚光。
　　徐楚光(1909-1948)是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的老党员，此时的秘密职务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工作委员会主任。国共两党的高级谍报员又一次相遇在南京。

　　周镐被捕后，徐楚光一直关注着他在狱中的情况。当周镐出狱后，徐楚光对他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观察，并根据周镐过去的表现，认为周镐是完全可以争取的。于是，徐看准了时机，在周镐彷徨苦闷时，及时地与他接触，解开了周镐的思想疙瘩。徐楚光反复向周镐宣传全国的形势，并带去了许多进步书籍给他阅读。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周镐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终于有一天，徐楚光向周镐亮了底牌。在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中，徐楚光说：“党目前的工作十分艰巨，你参加革命工作，一项紧急任务就是在国民党军队的上层进行策反。这项工作既复杂又危险，你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那就是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你考虑一下再给我们答复。”周镐说：“我已经慎重考虑过了，我同意接受任务，我要求加入共产党的组织。”
　　徐楚光向党组织汇报了周镐过去的情况，说他富有正义感，在军统任职时，就为党做过不少工作，接济过地下工作者，还曾多次掩护地下党的同志。党组织又对周镐进行了多方考察，认为周镐已经具备了党员的条件，遂经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华中军区负责人邓子恢(1896-1972)、谭震林(1902-1983)批准，委任周镐为京沪徐（州）杭特派员，并决定吸收周镐为中共特别党员。

　　1946年的一天，徐楚光来到周镐家，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周镐和他的妻子吴雪亚，并说：“从今天起，你们将要过一种全新的生活。”周镐夫妇几乎同时从口中迸出一句话：“真是太高兴了。”当周镐夫妇还沉浸在幸福的喜悦之中时，徐楚光已斩钉截铁地向他布置了第一项任务：策反孙良诚。
　　从此，周镐真正地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他第一次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真正钟爱的事业中。

　　蒋介石让周镐摆脱困境
　　就在周镐准备出发前往苏北孙良诚总部的当天清晨，几名便衣特工敲开了周镐家的大门。周镐一露面，便衣特工不由分说就将他带往保密局，既不审，也不放，一关就是几个月。周镐一直在思忖，究竟是什么原因把我抓了进来？
　　此时，徐楚光和地下党也在分析，是叛徒出卖，还是其他什么环节出了问题？最后的结论是，敌人没有抓到明显的证据。于是，立即派内线到狱中通知周镐，要他死咬住是冤枉。正巧，毛人凤上台就任新局长（军统局改为保密局），正要笼络人心，一看周镐这个老军统被抓了进来，也就做了个顺水人情，亲自批准将周镐释放。
　　周镐回家后，仍然在思考赴孙良诚部策反之事。徐楚光也找到了周镐。但考虑到周镐刚刚放出来，行动很不自由，马上出发到苏北极易被怀疑，就决定暂时将这一计划搁一搁。
　　这样一搁，转眼几个月就过去了。
　　正在徐楚光和周镐一筹莫展时，蒋介石为周镐开具了“通行证”。
　　原来，蒋介石接到了孙良诚“通共”的密报，就决定派一得力干员前往调查。其实，孙良诚的确是在与中共方面接洽，蒋介石的情报很准确。于是，蒋介石想到了周镐，马上就叫毛人凤找到周镐，向他下达了任务。蒋介石为了周镐工作方便起见，还特为他下了一道命令：任命周镐为暂二十五师高级参议。
　　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亲自遴选前去调查“通共”的人，竟然就是一名共产党的高级情报员。而周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无法脱身执行任务时，竟然是蒋委员长的一纸手令将自己送上了路。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嘲弄？
　　就这样，周镐以少将高参的身份，大模大样地前往孙良诚在苏北宿迁的总部。

　　虎口脱险
　　周镐到苏北见到孙良诚后，开门见山地表述了此行的任务：“兄弟此行是奉蒋委员长之命来调查你的通共嫌疑。”说罢便将蒋介石的意图和盘端出。孙良诚先是气得七窍生烟，继而吓得战战兢兢，一会儿又大骂老蒋不是个玩意儿。但孙良诚为人一向狡诈，在中共方面还没绝对把握取胜时，他是绝不会一头扎进去的。因此，他还不想与蒋介石闹翻，毕竟还拿着人家的薪饷。
　　于是，善于演戏的孙良诚马上换了一副面孔对周镐说：“一定请周老弟在蒋委员长面前为我美言。”周镐一口答应下来，但还是说：“只靠我说的不算数，先生能躲过一时，可躲不过一世啊。蒋介石心狠手毒，你只有投奔共产党这条路可走，别无他途。”孙良诚听周镐已把话说到这个分上了，便知周镐必是共产党无疑。到此时，也的确没什么好路可走了，就决定答应下来再说。但脑子一转，又来了一个狮子大开口：“投共，我孙某早有此念，但军费实在太少，老蒋又不断地克扣，请贵军能够接济1500两黄金。”活脱脱一副流氓军阀的嘴脸。
　　周镐看这家伙太过分了，就说：“这个数目太大了，我要请示上级。”就这样，在取得了孙良诚的口头承诺后，周镐回到了南京。一方面向地下党汇报，同时又到黄埔路官邸面见蒋介石，说孙良诚绝无“通共”情事。蒋介石当即表示满意，还表扬了周镐。
　　不久，蒋介石又接到孙良诚“私通”民革领导人李济深的报告。由于周镐上次赴苏北“有功”，于是，蒋介石又派周镐到苏北调查。周镐很得意，又可以堂而皇之地赴苏北执行任务了。
　　正当周镐工作顺利时，中共在上海的一个情报站被破坏，叛徒将周镐出卖了。1947年12月31日晚上，正是公历新年的前夕，周镐在家中被捕了，关押地点仍是南京宁海路19号保密局看守所。同时被捕并关在一起的，还有徐楚光。这一次，周镐感到凶多吉少。
　　说来也是巧了，主审周镐案子的军法官，是周镐在军统时的一个好友，叫王鹤皋。王在审讯时，竭力为周镐开脱，多次为周镐向毛人凤讲情，说证据明显不足，周镐的罪名是通新四军，其实，是有人拉周镐加入新四军，而周本人并无此意，定“通共”罪实属勉强，这其中肯定是有人陷害。周镐在军统的另一个朋友黄逸公也为之说情。最后，毛人凤见几名部下都在为周镐开脱，就说：“好吧，这次就依了你们，但必须有两名少将级的官员担保才能将周镐放出，以后出了事，找你们算账。”立刻，保密局少将郭旭和另一名将官为周镐具了保。周镐再一次虎口逃生。
　　周镐刚刚被放出来，厄运又随之而来。
　　黄逸公是保密局二处处长，在一次赴武汉公干时，正巧武汉逮捕了一名“共*党”要犯，姓罗名纳。此人又供出周镐是共产党的谍报人员。黄逸公大惑不解：周镐在军统混了这么多年，看来不像是共产党，但怎么老是牵扯到共案里呢？出于朋友交情，黄逸公回到南京向毛人凤汇报前，先找到周镐，只说了寥寥数语：“镐兄啊，这次，我不能救你了，你自己去跟毛先生谈吧，争取个主动嘛。”其实，这等于是向周镐报了信。
　　周镐知道，再迟疑就不是蹲蹲大牢的事了。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周镐携妻吴雪亚和儿子，连夜逃出南京，直奔解放区而去。第二天，保密局才得知周镐已逃之夭夭，遂在全国范围下达了对周镐的通缉令。

　　再入虎穴
　　周镐到达苏北解放区后，唯一令他记挂的，就是策反孙良诚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通过几次与孙良诚打交道，周镐自认为与孙良诚的私交还是不错的。因此，周镐在内心是希望孙良诚弃暗投明。但他又知道孙良诚的为人，阳奉阴违，见利忘义，反复无常。周镐从工作的大局出发，决定还是要拉孙良诚一把。为此，周镐把继续策反孙良诚的打算向苏北兵团政委陈丕显作了汇报。在尚未得到批准时，周镐就给孙良诚写了一封信。信中言语恳切，一吐肺腑之言，要孙一定要识大体，及时警觉，不要再被不仁不义者所欺。孙良诚接到信后，着实感动了好一会儿。
　　就在孙良诚收到周镐这封信的同时，蒋介石给孙良诚的委任状也到了苏北睢宁县孙良诚的总部。蒋介石这次是给孙良诚加官晋级，委任他为第一绥靖区副司令长官兼一○七军军长。在杂牌军的同级将领中，委以如此高的官位，孙良诚是第一人。这一来，孙良诚又感到受宠若惊了。他想起了几天前在南京的事：在励志社的大礼堂，与冯治安、刘汝明等西北军将领一道举起右手向蒋介石宣誓效忠。之后，还向新闻界发了通电。这不，回来没几天，蒋介石的委任状和军饷就到了。孙良诚明知什么宣誓也好，加官晋级也好，都是蒋介石拿杂牌军当炮灰去打共产党搞的把戏，但被这迷魂汤一灌，也就飘飘然起来。起义的事又一次抛到了九霄云外。
　　得知此事后，周镐冒着被特务逮捕的危险，又一次赶到了孙良诚的总部。但孙良诚对周镐十分冷淡，连面都不愿见。当周镐听说孙良诚已就任蒋介石任命的新职时，不禁长叹了一口气：这个见利忘义的家伙，一旦升了官发了财，就有小儿得饼之乐，真是可恨可恶至极！周镐带着满腹的惆怅，回到了解放区驻地。

　　孙良诚“放下武器”
　　1948年11月，中国现代史上一场规模宏大的战役在苏北平原打响了，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国民党称之为“徐蚌会战”。
　　此时，孙良诚的一○七军已划归黄百韬(1900-1948)兵团指挥。孙良诚过这个军长瘾才个把月，就被解放军苏北兵团围得如铁桶一般。孙良诚这才真正理解了“炮灰”这个词的含义。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怎么办呢？他又想到了老朋友周镐。

　　此时的周镐，正奉命马不停蹄地赶往孙良诚的睢宁军部。
　　此时此刻，蒋介石又派出飞机到达苏北，向孙良诚空投了慰问信和金条。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也来电要孙良诚向徐州方面靠拢。区区小恩小惠，就又把孙良诚给俘虏了。经过一夜的思考，孙良诚又倒进了蒋介石的怀抱。孙良诚下令将几十辆汽车准备好，随时向徐州方面突围。
　　孙军的“主力部队”刚刚走出睢宁县城，就被解放军死死围住，一经交火，立即被缴械。这时的孙良诚，焦头烂额如丧家之犬。当周镐到达孙良诚的军部时，孙良诚哭丧着脸对周镐说：“现在，我是要真正地起义了。请兄弟再拉我一把吧。”
　　周镐冷冷地说：“如果是一个月前，那是多么的光荣。可现在，迟了，机会是不会有第二次了。咱们是朋友，朋友该帮的忙早已帮过了。”说毕，就带着孙良诚到了苏北兵团的驻地。
　　在苏北兵团驻地，孙良诚低头不语，一会儿看看周镐，一会儿又看看解放军首长。这时，一名解放军军官开口了：“孙良诚，你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放下武器，向人民投诚，这才是唯一的出路，否则，就是全军覆没。”到这个时候，孙良诚才写下了“放下武器”4个字的命令。刚刚等周镐等人转过身来，孙良诚就对副官低声说：“你可是看见的，我这是被迫的啊。”孙良诚的残部因此避免了灭顶之灾。
　　之后，周镐召集孙良诚的部下开了一个会，在会上，周镐激动地说：“你们的孙长官真是不够朋友，我多次与他谈起义的事，他犹豫不定，一再坐失良机，直到今天，还想带部队突围。如果早一点儿觉醒，你们就会像吴化文将军那样，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了。可现在，晚了。怪谁呢？只能怪你们的孙长官了。”
　　即便如此，中共方面还是高度评价了孙良诚放下武器的举动，号召国民党官兵：“学习郑洞国、孙良诚将军的榜样……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

　　中计
　　周镐经过一波三折，策反孙良诚的工作终于有了一个成果，但并没能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早在孙良诚部放下武器以前，孙的一位部下就说过，我们的孙老总，有奶便是娘，只要有了富贵，有了黄金，即使良心给狗吃了，也是不在乎的。从以后孙良诚的所作所为看，此话真是一语中的。
　　随着淮海战役的深入发展，黄百韬兵团的被歼，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进一步对国民党第八兵团刘汝明部进行策反，并专门就此事向中野、华野发出了电报指示。这一光荣艰巨的任务又落到了周镐的肩上。
　　周镐知道，孙良诚与刘汝明是河北同乡，西北军中的拜把兄弟，只要孙良诚肯出面，这事也就成了一半了。因此，周镐对完成这一任务充满了信心。
　　当孙良诚得知周镐要策反刘汝明时，立马好像变了一个人，从郁郁寡欢变得亢奋起来。一天，他主动找周镐“谈心”，痛哭流涕地表示一定会痛改前非。周镐被他的眼泪给打动了，立即好言安慰，并对他深信不疑。
　　几天后，孙良诚主动向周镐提出，要给刘汝明写封信劝他起义。周镐找刘汝明也就是为了这件事，于是一口答应下来。孙良诚写完信后，还交给周镐看了看，这才封起来，然后准备派自己的亲信副官直接送给刘汝明。副官刚要出门，孙良诚向他使了一个旁人都察觉不到的眼色。副官心领神会，边走边说：“孙长官还有什么吩咐？”孙良诚马上跟上去低声说道：“告诉刘长官，要他同意起义，把我弄出去就行。别相信信中说的。往后，我是不会亏待你的。”谁也不曾想到，就这么几秒钟的路程，短短几句话，孙良诚把大家都给蒙了，连长期从事特工工作、以精明强干著称的周镐都没能觉察。回来后，孙良诚还对周镐说：“周老弟，我们就等着好消息吧。”
　　好多天过去了，刘汝明方面一点儿音信也没有。周镐和同志们都焦急万分，此时，只有一个人悠闲自得地稳坐钓鱼台，他就是孙良诚。
　　周镐决定再派人去刘汝明部催促此事。不想，又是一去不复返。正在这时，刘汝明带话来了，说信已收到，但指名要孙良诚本人前去接洽。周镐大喜过望，心想事情已经成功了一半，就立即赶往苏北兵团总部汇报。在征得同意后，周镐决定只身陪同孙良诚前往刘汝明总部。就在这时，刘汝明部又来了一位军官，是六十八军一一九师三五五团团长，说是要与孙良诚和共产党的同志一同前往。来人叫刘铁均，是刘汝明的儿子。孙良诚立即对周镐说：“看，人家多有诚意，儿子都来了。”由此，周镐更加深信不疑。
　　1949年1月5日，风雪交加，天寒地冻。清晨，周镐与孙良诚一行上路了。一路上，周镐的心情异常激动，他仿佛又看到了几万人马被改编为解放军，汇成了一股铁流，浩浩荡荡地向前方开去。全国革命就要胜利了……想着想着，就过了淮河。一行人直奔蚌埠刘汝明的田家庵总部。
　　秉性正直、为人热情的周镐万万不会想到，此行，竟是与妻子和同志们的永诀。
　　一行人刚刚到达刘铁均的团部，还没坐下喘口气，几名特务就上前对周镐说：“周先生，我们已等候多时了，这边请。”周镐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来人架进了一间小屋。到这时，周镐才知道上了孙良诚的当，但为时已晚。
　　孙良诚则被接往蚌埠“剿总”总部向总司令刘峙汇报情况。当晚，刘汝明特地为把兄弟孙良诚接风。一边是宾客满堂花天酒地，另一边则是黑咕隆咚饥肠辘辘。
　　当刘汝明得知被拘之人就是南京通缉的背叛军统的共*党要犯周镐时，立即下令明日就解往南京请功。几天后，京沪一带的报纸就刊登了这样的消息：孙良诚设计骗来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孙立功赎罪已官复原职。

　　“十死余生”为革命
　　周镐被押至南京后，又被关进了宁海路19号保密局看守所。他太熟悉这个地方了，故地重游，心里别有一番滋味。因为这是他第四次进这所监狱了。他心里十分清楚，这次是真正的最后一次了。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这次进来，是作为革命者进来的，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光明的道路。而他心里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刚刚开始为革命做了一点儿工作，就宣告结束了。
　　当蒋介石得知周镐已经被“逮捕归案”时，已经处在“下野”的前夕。但他念念不忘这个当年曾几次愚弄自己的军统叛逆者。于是，在下野的前一天，即1月20日，蒋介石吩咐总统府军务局调来周镐的卷宗，并在毛人凤(1898-1956)的报告上批了“立即处决”4个字。

　　春节后的一天，南京城寒风怒号，一片肃杀的气氛。一大早，周镐接到了出监的传唤。周镐知道，“十死余生，以尽全力为革命而奋斗”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保密局昔日的同事们，将手|枪对准了周镐的后脑。随着几声凄厉的枪响，周镐猝然倒下，鲜红的血浸透了看守所刑场的土地。与周镐同时被害的，还有3名中共特别党员、国民党的将军。
　　至于孙良诚，其结局是怎样的呢？
　　在淮海战役结束后，孙良诚跑到了南京。但他没能逃脱杂牌军的命运。保密局对他进行了疲劳轰炸式的审问后，又将他关押起来。在原西北军将领、国防部次长秦德纯(1893-1963)向蒋介石说情后，孙良诚才被释放。上海解放前夕，孙良诚哀求蒋介石将他带往台湾，但蒋介石置之不理，将他抛弃在上海。孙良诚去不成台湾，只得潜伏下来。后被人民政府逮捕投入监狱，于1952年病死在山东战犯管理所。

好蛋 · 发表于 2018-8-10 17:26:01

本帖最后由好蛋于 2018-8-10 17:38 编辑

秘密战线工作人员钱树岩
　　钱树岩，男，汉族，1922年出生，江苏省徐州市人。1944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职于江苏省徐州博物馆。主要业绩：幼年失学，当过七年店员，都是寄人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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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5月19日日寇占领徐州，他深受亡国之痛。1943年夏，穿过日寇封锁线，只身赴大后方寻找出路，被国民党阻回，后来认识一位朋友，萧县人，叫石西岩(1919-1991)。石西岩是中共地下党员，化名石随风，以教书为职业，住奎西巷17号两间西屋，并认房东贾大娘为干娘，这里是钱树岩常去的地方。在这里他受到了鼓舞，从此受了“赤化”。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人们盼望着祖国的复兴，但事与愿违，抗战胜利了，内战还在继续，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捕进步青年，1945年10月钱树岩因“八路案”被捕，原因是石西岩被人告密入狱，特务搜出一张他们合影照片，后面有钱树岩写的“我们是一样的心，我们是一样的血”，特务以此为“同党铁证”，他经过特别法庭刑审，用过压杠子、老虎凳，钱树岩始终没有屈服，特务们没有得到他们所要的口供，一关半年多。由于钱树岩表现坚强，中共狱中支部1945年12月接收他为中共正式党员。
　　1946年“三人小组”来到徐州执行停战调解任务，同年3月2日有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1890-1969)、美国代表马歇尔(1880-1959)及北平军调部委员叶剑英(1897-1986)、郑介民(1897-1959)、饶伯森等一行35人飞抵徐州视察，国民党当局做个样子，释放了几个政治犯，钱树岩取得十家连环保于1946年4月18日出了监狱，不久石西岩也越狱回到根据地。钱出监狱后，在地下联络站安排下，到解放区接组织关系，他通过敌人封锁地带，来到中共华中分局徐州工作委员会驻地薛家湖，他要求到前线去，后经组织上研究，认为他是徐州地方人，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决定他返回徐州，相机进行隐蔽斗争。1946年6月，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奉调去南京，由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1896-1998)接任，此时薛岳需要文书人员，钱树岩在朋友陈扬甫的帮助下，经过考试被录取，任职绥靖公署军务处司书。这个以“剿匪”为主军事首脑机关，曾三次改组、四易主将，他在这里共干两年半，经过了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中原战役、淮海战役。他通过侯五嫂（1906-1982，原名袁洁如，因丈夫姓侯，排行老五，而被叫做侯五嫂）等交通员把情报送到了我军指挥部。

　　1947年3月，顾祝同第二次坐镇徐州，把徐州设为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包括郑州指挥所，在日夜来往繁多的文电中分为密件、机密件、绝密件、绝对机密件，这些在钱树岩的工作中都可以顺手取得，如薛岳上任第一号训令，下达《剿匪手册》还未发出，钱树岩即取得交到联络站送到根据地。在他平时搜集的情报有：各兵团、各整编师番号、驻地(按发文地点)、人马统计、团长以上名册、重要的快邮代电、特别是“绝对机密件”他盯着不放。一次处长许午言亲自交办一份各整编师的部署，由潼关以东到长江以北，包括郑州指挥范围，这是送顾祝同的“绝对机密”件，钱树岩经过连夜突击抄好交联络员朱伯平带回根据地。1947年夏，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我军转入外线作战，在华东野战军领导下，建立外线工作组，驻砀北县寇庄，对华野总部负责战略情报工作。砀北县与华山县在陇海路北，是我方前沿阵地，面对国民党驻徐州的顾祝同的司令部，当时打入蒋军内部中共地下情报员钱树岩负责战略情报提供，都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所指挥的军队，又是我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大兵团运动战的范围，属对口战略情报，外线工作组对钱树岩每次提供情报，就近用华野十纵电台一字不漏地发向华野总部，同时发给晋冀鲁豫军区一份，因为这些情报重要、及时、准确，该军区又转报中央军委、军委回电嘉奖，为了防止泄密在特定条件下，由外线工作组用已贬值的蒋管区纸币关金券用米汁密写的嘉奖信转给钱树岩（化名林山），后来根据地又带给钱奖金美钞五元。

　　1948年12月1日徐州解放，钱树岩被分配财经部门地方税稽征处任秘书，1950年3月3日全国财经统一，任徐州市税务局秘书室秘书，在三年困难时期，被调象山水产基地任秘书，1982年在徐州博物馆离休。钱树岩同志在战火纷飞和白色恐怖的岁月里，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其业绩入编在《开国将士风云录》（第三卷）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