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复兴的显性路径“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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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网

  

    盛夏的午后，一场雷阵雨不期而至，雨后的气息为北京大学的治贝子园增加了一份怀古的魅力。门前的老子石像、规整的古朴院落、树下的石质桌椅以及屋内一排排的藏书，所有这一切都使这里散发着一种中国式的治学气息，而这种气息恰恰说明了这个院落的身份——中国文化书院。

    就在明天，中国文化书院将迎来一场盛会，三智道商国学院成立的新闻发布会将在此隆重举行。届时，北京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三智道商国学院名誉院长汤一介教授，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王尧教授，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博士生导师余敦康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李中华教授等众多知名学者都将到会出席。

    中国文化书院亲身经历了中国文化变革中的风风雨雨，如今，它又重新焕发了青春的活力。这一点，从那些不怕路途遥远而赶来学习的众多学员眼中就可看出。他们不仅渴望在这里学到纯正的国学知识，同时，他们也期待在这个教授他们知识的地方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与精髓。

    当然，吐露新枝的书院并非中国文化书院这一家。这几年，在中国的东西南北，书院这种古老的教育形态再次兴起。

    在山东，有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创办的“万松浦书院”，还有“尼山圣源书院”；在陕西，有陕西作协主*席陈忠实领头的“白鹿书院”；在天津，作协主*席冯骥才开办了“北洋书院”；在贵州，学者蒋庆创办了“阳明精舍”；在江苏，南怀瑾的“太湖大学堂”更是声名远扬；而在长沙，唯一绵延至今的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另三个为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天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其讲坛热度同样是有增无减。

    书院是中国知识阶层的文化教育组织，起于唐，兴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全国最多时曾达7000多所。1901年，光绪帝下诏，改书院为西学堂，自此，书院才开始销声匿迹，后来，很多书院都被改成了学堂。现在的很多大学，如果追溯起它的前身大多都会跟书院有所关联。浙江大学的前身名为求实书院，山西大学的前身也同样是书院，四川大学则是由几所书院合并而来。因为当时的诏令内容要求，县城的书院改成小学，府级的书院改成中学，省级的书院改成大学，而如今依然常青的岳麓书院在当时就是省城书院。

    当然，今天再次兴起的书院早已不是旧时模样，正如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所说：“我们是把古代书院的传统和现代对接。”这种现代化书院的兴起也恰好标志着中国文化的复兴、国学的复兴。而且，这种文化复兴，是一种站在全新的起点之上，立足于自身的文化根基，同时再加入西方的因素，以开阔的视野来体味文化融合的一种复兴，就像几百年前我们曾用佛教来改造文化一样。

    对于书院的重新兴起，岳麓书院教授、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邓洪波的一席话代表了很多专家、学者和教授的声音：“我认为是好事。可能泥沙俱下，才能形成一种潮流，才能历练出好的书院。”虽然不少书院自身还面临着诸如资金、体制等一些尴尬和困境，但是大多数人都像邓洪波一样抱着乐观积极的态度，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也是他们中的一位，用他的话说：“存在就是最好的证明，随着时间的积累，相信书院一定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当国学在电视、图书市场的热潮凝固成比较稳定的恒温之时，书院又以另一种形式开始了一条国学复兴的显性路径。不管怎样，想把传统彻底抛弃掉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是流淌在每一位国人血液里的养分。即使形式不一样、出口不一样，但目的却同样是朝着同一个山顶去完成同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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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复兴与国学热潮

对于近几年书院的再次兴起，“国学热”自然充当了助燃气，不过书院的盛行也同样反作用于“国学热”，它使国学的复兴变得根基更加深厚，养料更加充足。因为相比于其他方式，书院可以使国学的内涵得到更好的传播。当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高时，主体意识的强调也就开始变得刻不容缓，而主体意识又恰恰只能从中国自身的文化中寻找，因为，只有在本国的文化中，才能寻找到安身立命的支撑点。也正是基于如此原因，人们才恍然大悟般地开始了重返传统之旅。

历史中的必然选择

“与以往相比，您怎么看待当下全国各地都在营建书院的举动?”一个问题抛出后，记者得到了众多有理有据的回答。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尼山圣源书院院长牟钟鉴回答道：“可以说，各地书院建设是当前‘国学热’的组成部分。书院是弘扬国学的一种形式，国学是书院教育的内容。进一步说，书院能够使国学不停留在一阵风式的暂时热度上，而为持久的研究、传承、弘扬搭建坚实平台。在培育国学人才、养成健全人格、改善社会风尚、传播民族文化上下工夫，它必将得到社会认可，而且有着光明的前途。从深层说，国学的活跃、书院的兴起都是中华文化复兴和重建的表现。”

岳麓书院教授、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邓洪波则表示，“我认为当前书院重建至少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传统书院以多种形式与名目复活并参与现代文化教育活动；二是书院营建者和主持者的身份也呈现多样化特征。”

在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看来，现在之所以会兴起书院的热潮，是因为现代教育体制存在某些缺陷，学校是人成长的重要地方，而现代教育是很工具性的，是商品社会生产的标准化，大批量生产，这样不利于人才多样化发展。书院注重“人”的教育，求知只是一个完整的“人”的组成部分。

有人觉得，书院复兴的热潮是针对现代教育体制“批量化、标准化”的缺陷，期待以传统的师徒授受方式，更注重对“人”的教化养成；也有人认为，书院的存在为众多身份不同的思想者提供了创新的空间；同时，还有人寄希望于这种自在的学习方式能够冲撞刻板的学术藩篱，并培养或显现出几位可以称之为“大师”的人。

总之，无论究竟出于哪种原因，书院的再次兴起已成为现实，而这也意味着国人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已经开始有了渴求。对于这一现象，所有身在其中的专家学者自然感到欣慰。朱汉民和邓洪波曾经受伤的心就由此得到了一点慰藉。

因为早年间，当他们到韩国时，曾惊讶地发现，韩国的千元纸币上印的并非国家领导人的头像，而是韩国最有名的一所书院——陶山书院。后来他们还发现，在岳麓书院学习的韩国留学生从不直呼朱熹名字，遇到中国学生如此称呼，他们也会板着脸立即制止，生气地表示，应该称为“朱子”才好。

同时，这几年开始转向东亚书院研究的邓洪波还在东瀛发现，有些书院一直遵循着白鹿洞书院的学规，每次升旗仪式时，都会高声齐唱书院学规。对此，邓洪波曾经感慨过，“礼失而求诸野”，当我们的书院几乎都变成了文物单位之时，大家只能到国外去寻求研究样本，此话说来颇让人痛心。

还好，历史的发展总是在循环往复间调整着脚步。如今，当现代化和全球化使得每一种文明都必须面对众多其他文明时，中华文明欣然接受了挑战，这也为中国带来了更多文化和思想的资源。不过，中国人现在急需的正是一种新的文化，同时，还有一种实现这一文化任务的文化载体和组织。此时，书院的复兴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选择。虽然书院这种独特的教育机构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如今有不少已经非常“博物馆化”，但是，它所具有的教育精神，它所提倡的自发性的学习和教育方式，还有其纯净的学术环境，对于人的道德人格与社会良心的培养等等，都依然值得今天的人们学习和借鉴。

一个世纪的轮回

书院，起源于唐代，兴盛于宋代，是中国古代教育史、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组织形式。从唐中叶到清末，经历了千年之久的办学历史，并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办学形式、教授方法、管理制度等教育模式，使源远流长的传统私学趋于成熟和完善。不过，在中国，书院的数量并不是一直呈直线上升的，其境况也同样如此，在各朝各代各个时期，书院都曾体会过衰落，也品尝过兴盛。所以，曾有人说，书院在中国这1000多年来的兴衰史，便是中华文明的示波器。邓洪波也曾在采访中表示：“书院的兴盛是文化复兴的迹象，历朝历代都是这个规律。”

在中国，书院最糟糕的经历应该起始于上世纪初，1901年，光绪帝下诏，改书院为西学堂，自此，书院才开始销声匿迹。随后，随着五四运动的开始，书院被完全抛弃。甲午战争之后，以前被国人看不起的东瀛大胜，这使得国人免不了开始反省，于是，当时派出许多人带着“东瀛人为什么可以打败我们”的问题到东瀛学习。最终，他们得到的答案是因为他们学习了西方。此后，西学之势便迅速刮遍了大江南北，占了上风，而科举制度和书院一时间则成为了拖累中国、使我们被动挨打的废旧文化。

有关书院寥落的背景，朱汉民的分析最为简短直接：晚清中国文化在与西学的对抗中逐步败退，当时人们想学习西学，于是开始有学堂，比如船政学堂。晚清那时就已经出现了两套教育制度，传统书院和现代学堂，但还是以传统为主。1901年，光绪所下的有关改书院建学堂的诏令没多久就夭折了，不过后来慈禧的新政，在教育和工业方面甚至比光绪走得还要更过头一点，完全废除了书院和科举，建学堂，实行西方的分科制度并且分成了文理工。不仅是学制，所有的东西，都要学习西方，好像传统丢得越彻底越好。

可事实证明，如此改革并不是一条走得通的光明大道。其实早在五四之后，有一批人就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像蔡元培、胡适、M等人，都开始认识到废除书院的做法是过激行为。早在上世纪20年代，胡适就曾写文章，对抛弃书院的精神表示惋惜，强调书院的独*立，还可以自由议政，号召研究书院，他一直认为书院在教育中被排除是一大损失。对于这些人而言，书院有着不可替代的魅力，当然，这魅力对于每个人而言也并不相同。

比如M就更看重书院的课程简单，师生关系融洽。其恩师杨昌济就是岳麓书院的代表人物，青年M曾跟随杨昌济寓居岳麓书院很长时间。他认为西化教育不仅课程繁琐，而且师生关系冷漠，变成一种买卖关系，学生出钱，学校教授知识，最后拿取文凭。所以，1921年，M才会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并在成立宣言中明确说明，要取书院之长，去学堂之短。而钱穆则更看重书院的文化传承作用。上世纪50年代初，钱穆选择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之所以把地点定于香港而非台*湾或大陆，正是因为他深知那里是殖民地，更需要提携传统文化。

早年间，季羡林先生在岳麓书院主编的《书院辞典》序言中曾感叹道：中国教育以前是官学和书院两条腿走路，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如今，经过一个世纪的轮回，这已经被废弃多年的另一条腿终于又开始踏上征程，并且是以全新的面貌。朱汉民就曾在采访中强调过：“如今的书院就是要把私学的自由讲学和官学的制度化管理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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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国学热潮与书院兴起相辅相成，在沉默多年后，书院重新走上了光明的大道。那么，是谁在办书院？创办和打算创办书院的主要有这几股力量：“作协系”，如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创办的“万松浦书院”、陕西作协主*席陈忠实领头的“白鹿书院”；“学者系”，如蒋庆在贵州创办的“阳明精舍”；“高校系”，据报道，郑州大学历史系主任曾到岳麓书院“取经”，探讨如何把书院和学校结合起来，江西九江师院把一些学生活动放在距离九江市40公里外的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白鹿洞书院；“企业系”，据悉，有房地产商曾到岳麓书院咨询，打算在其开发的地产中辟出一块地方作为文化场所，参照书院的形式。以创办人的身份而论，大概可分为文人与企业家。

   文人的记忆

    书院起源于繁荣的唐代，到了宋代，达到了全盛时期，曾经为中华文化的承续和发展做出过无可比拟的贡献。如今，传统书院的发展有的如岳麓书院，焕发现代活力，和现代教育结合，招收研究生，主要研究的方向就是书院文化，并办有《中国书院》的辑刊，正在搜集各方面书院文化的典籍。更多的则如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基本上成为旅游景点，是文物部门和旅游部门共同保护的单位，只有建筑存在，不再进行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

    现代书院的兴起将教学相长、因材施教等书院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光大揽为己任。中国文化书院是最早的现代书院，也是实践传统与现代文化对接的先行者。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化再度大量涌入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发展遭遇到的断裂处境，使得一批知识分子及文化人士开始思考用书院这种方式，来实践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种文化对接，书院文化得以在文化版图之中“复活”。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崛起，文化地位却没有同步提高。有识之士们已经意识到，只有在本国的文化中，才能寻找到安身立命的支撑点。文人们开始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标识——书院，引领人们重归传统。

    正是书院之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性意义，也使其成为文人难以抹去的文化记忆与理想。于是，“作家、学者办学”“作协系”书院的产生也就并不意外了。

    “我的理想，是在理工科大学建一个人文的圣殿。”天津文联主*席冯骥才上任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之后，在这座以理工科见长的大学彰显了文人的力量。冯骥才却不愿具名，给研究院题词为“北洋书院”。

    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创办的“万松浦书院”具备中国传统书院的所有基本元素，如独*立的院产、讲学游学及藏书和研修的功能、稳定和清晰的学术品格、以学术主持人为中心的立院方式、传播和弘扬文化的恒久决心和抱负等。张炜认为，书院是中国的伟大传统，今天的坚守十分不易，因为要防止走调，防止形似而实非。

    陕西省作协主*席陈忠实在《白鹿原》里就写到一个白鹿书院，在白鹿原上办白鹿书院，更显理所当然。陈忠实与陕西一些文化人将书院视为一种文化和精神的象征。陈忠实说：“白鹿书院诞生在古长安这块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土地上，我们将会开掘源远流长的关中文脉，承续关学精神，探索促进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新途径。”白鹿书院的文化理想是承继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和风神秀骨。

    资本的介入

    除了文人投身于现代书院的建设之外，企业家群体也正在成为扛起中国书院大旗的另一只手。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说的“亚洲价值观念”曾经使亚洲获得令世界瞩目的发展，他的观点被广为认同和引用，人们不约而同地将亚洲四小龙的成就和活力归功于中国儒学等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影响。这一论断在中国内地反响剧烈，一时之间“儒商”受到追捧，从对西方商业文化的膜拜逐渐转移到对东方文化价值的挖掘，企业界“东风”日盛。

    很多企业家的目光从杰克·韦尔奇、彼得·德鲁克等西方管理大师转向早已尘封经年的《孙子兵法》《论语》《道德经》等这些两千年前的国学著作。企业家国学培训班也顺势而生。在用传统文化指导营销管理的“术”的研习之上，更进一步的企业家们已经发现，要建构中国企业文化，必须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寻根溯源，他们追寻“得道”，国学也迎来真正的热潮。

    不少书院也有企业家的出资和投入。南怀瑾在江苏创办的声名远播的“太湖大学堂”，其出资人就是台*湾薇阁集团。资本力量的介入，无疑可使书院教育环境和条件得以提升，而产业化运作能力，也是企业家参与胜于纯粹学者、文人主持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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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21世纪初叶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前夜”

汤一介 北京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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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您特别早就提到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问题，我还记得乾元国学博客圈开通的时候，就有一些争论，有人认为国学应该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不能哪儿热往哪儿跑。您当时对于这些说法还发表了一些观点。

汤一介：从中国的传统讲，无论儒、释、道哪一家都是关注社会的。我并不否认确实有些学者坐冷板凳钻研一门学问，比方说钻研甲骨文，这是可以的。但从儒家来讲，孔子是希望天下有道的，“吾其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也就是说他是要有作为，要改造社会，要为社会献身的。不能说做学问只是单一地坐冷板凳，其实关注社会同样可以对学术发展有很大贡献。从中国历史上看，很多大学者都是关注社会、参与社会的。比如老子讲“我无为而民自化”，是从道德角度来关注社会。庄子也看到了很多问题，比如顺应自然，还有要追求自由等等思想都是针对当时的社会而提出来的。所以，我认为，有的学问可以只是为学问而求，还有的可以为关怀社会而做。中国文化主张“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可以走很多条道路。

《北京》：曾有一位记者问您书院是不是在坚持传统文化，当时您回答说这个说法不准确，您说书院是在弘扬中国文化，介绍海外文化，而且是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汤一介：对。从中国文化书院的传统来看，我们确实是在做这样的事。我们的导师有不同的思想：有的是马哲主义的学者，比方谢龙教授，他是北大搞马哲主义的教授；包遵信是反传统主义的人；像李泽厚是走中间道路的人；像我就是带有一定自由主义色彩的学者。我们都是不一样的，真正体现了百家争鸣的团体，而不是定于一尊。我觉得这样非常好，大家内部可以相互讨论切磋。我认为，实际上，文化的发展常常是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互动来促进的，如果是单一力量的发展，激进主义越发展就越偏，就会变成极左思潮，最终变成危害；保守主义不能接受新的东西，不能跟上时代形势；自由主义的发展有的问题就会发展成相对主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变得没有标准了。假如这三种力量相互制约、合作、协调就会比较好。

《北京》：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实力的提升，很多人开始去寻找主体意识。他们发现，其实他们寻找的是在中国文化中能让自己、让国家、让民族安身立命的东西。对这样的观点，您怎么看？

汤一介：这当然是一方面，在自身文化里找力量当然没有问题。但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如果不吸收别人文化的长处，就不能适应整个世界发展的节奏和要求。

从现代来看，其实文化的发展既是民族的，也应该是世界的。如果仅是民族的，不可能解决全球化的问题，但全球化已经把世界各个国家联系到一起了，不解决全球化的问题，民族化也就得不到真正的发展，我们的文化也不可能被其他国家所接受。因此，文化实际上有一个“源”和“流”的关系。我们的文化有很长的文化流程，同时也有源头，我们的源头就是夏、商、周三代文化，也就是现在的“五经”，《易》《诗》《书》《礼》和《春秋》，《乐经》丢失了，这是我们文化的源头。如果一条大河从源头开始流，一定要有很多支流丰富它才行。长江之所以为长江，是因为有嘉陵江、汉水等各个支流，才可以变得越来越宽阔。从文化上讲，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文化就已经具有多元性，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楚文化，还有吴越文化等等，这些文化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到汉朝才把它们统一成庞大的汉文化，后来，佛教进入，如今则是西方文化的进入，我们的文化从源头流下来，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广阔。

《北京》：您觉得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什么主要的不同？

汤一介：西方文化是一个外在超越型的文化，特别是哲学这方面。中国文化，就中国哲学而言，是内在超越型的文化。西方哲学是从古希腊哲学发展而来，古希腊哲学从柏拉图哲学来看，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是二分的，两者没法沟通。这个传统一直发展到西方近代，特别是发展到笛卡尔哲学，它认为人和自然或者说人的精神和物质是两个世界，只要研究一个就可以不研究另一个，这是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讲到的。所以，从西方讲，他们要超越就要靠外力，因为西方是基*督教世界，人自身没有超越的力量。

但中国文化恰恰相反，“儒、释、道”三家都主张内在超越。儒家讲，经过自己的道德修养可以超越自我和世俗。比如《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说一切以修身为本。而且，孟子还讲过“上下与天地同流”，是说靠人自身的力量，人的精神境界可以达到跟天地合一，这也不需要外力。再说佛教，中国的佛教实际上与印度佛教有很大不同，能代表中国佛教的是禅宗。印度禅宗主张“静”，通过“静”来体现境界的提高。中国禅主张“觉”，只要觉悟了就可以成佛，“一念觉即佛”，也就是说坐禅、念经这些外在形式并非是最关键的，重要的在于是否觉悟，这就是一种内在超越的东西，完全要靠自身。最后说道家，特别是道教，有一句话表达得非常清晰，“我命在我不在天”。所以，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有很大的不同，这两套哲学是两个很不相同的路子。

《北京》：这两套哲学体系可不可以互补呢？

汤一介：我想应该可以互补。我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了这个观点，可当时也没有再继续把它深化下去，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不是一两年或十几年、几十年就能做到的。两方面的文化传统都有2000年左右的历史，要把这么长时间的两个传统汇通成一种文化，要花很大力气。不过，我一直在想能不能把这两个哲学汇通起来，形成一个更高层次的哲学。

罗素有段话我认为很有道理，他讲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每次人类文化的交流，都使得文化有一个大的提高和飞跃。比方说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我们才产生了宋明理学。西方文化则是在希腊传统下，后来又有希伯来文化等进入。可见它们都要有外力的参与才会有发展。当年，我们遇到了印度佛教是一件好事，今天我们再次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只不过现在我们遇到的是西方文化，这就要看我们的本事，看我们能不能很好地消化西方文化，如果消化得好，那我们的文化就会有大发展。所以，现在我们至少不应该害怕西方文化的进入，而要把问题落在如何进行吸收这一点上。我们的能力就是我们对自身文化的主体意识，如果没有，一方面我们不可能发展中国的文化，同时，我们也不可能吸收其他的文化。

《北京》：您一直主张弘扬国学，一方面要站牢根基，另一方面要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那么这两点做起来是应该有先后顺序，还是同时进行呢？

汤一介：当然是同时进行，不可能先后进行，特别是现在，因为当下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北京》：在您看来，对于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之势，现在的主流大环境是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还是有的人对于吸收外来文化还心存顾虑？

汤一介：现在的状况应该算是众说纷纭，百花齐放。比如儒学，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一位先生叫蒋庆，就曾提议把儒学变成儒教，成为一种宗教并上升到国教的高度，这就比较麻烦。因为原来袁世凯曾想把儒学变成儒教，立为国教已经失败了，这比独尊儒术还厉害。而现在已不是一个单一文化发展的时代，所以这更是一个极端。另一个极端则认为，五四运动已经把孔家店砸垮，现在又要恢复儒学那就是历史的倒退，这个思想甚至在北大校园里也有一定的市场。北大的一位教授就曾在一次会议上讲，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现在要想在这里建国学院或者儒学院，这就是历史的倒退。这两种极端的思想都存在，不过，我个人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坏事，因为我们就是要在这些不同思想的冲突和撞击中来发掘和找到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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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常“希望国学能带来一丝清新空气 ”

王守常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长

“中国文化的发展要返本开新”

《北京》：很多人说书院与现代的对接也可以说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的对接，您怎么看？

王守常：这肯定是对接，肯定要传统文化与现代对接，但是同时也要学习外来文化。在30年代有一个学派——学衡派，陈寅恪在《学衡》杂志上说：一方面不忘记本民族的传统，一方面向西方学习。可概括成四个字：返本开新。这个学派的陈寅恪、汤用彤等都是在学界建立典范的人。他们有很好的传统文化的基础，又都在国外留过学，受到西学的训练。比如，季羡林先生的治学方法立意都非常高，都是怎么让中国接受世界文化，又怎么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所以中国文化书院有一个坚持了将近25年的宗旨，就是让世界文化走进中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北京》：您认为这种对接已经开始了吗？如果开始了，进行到了什么阶段？

王守常：这个很难讲，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缓慢。不过，现在传统文化得到了人们的喜爱和重视。各地的国学培训班刚刚开始起步，文化传统开始复苏，这就是一个好的气象，有人说《开心词典》很低俗，其实这样也很好，于丹也很好，她一本书可以卖200多万册，引导大众关注经典文化，这样就和文化传统有了接触。如果认真地说的话，国学不能做心灵鸡汤，也不能当快餐，还是应该回到经典。任何一个时代的进步都是要回到经典，比如说文艺复兴就是回到经典，同样我们也要回到经典，我们不能仅仅通过娱乐的方法，而是要认认真真去读，这个不是政治可以推动的，还是需要每一个中国人应该自己明白的道理。

《北京》：您是不是不反对用比较商业化的手段来推广国学？

王守常：我不反对。因为如果没有丝绸之路，佛教哪能传进中国；如果蒙元帝国没有达到欧洲，中国文化也不可能那么快得到传播；郑和下西洋带去了中国文化，所以文化传播一定是和经济活动连在一起的。所以通过一些商业活动来传播文化，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在推广过程中，追求的利益要合理。

“秉承师生对话的书院传统”

《北京》：现在有很多媒体说“书院的兴起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标志”，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王守常：对。但这个话不是媒体说的，是晚清学者章学诚说的，他说：私学的发展是学术自由发展的必经之路。所以季羡林就一直主张官学、私学要共同发展，从教育制度上来说，孔子对教育制度的最大贡献就是办了私学。在米国，常春藤五个大学全部是私学，他们为教育建立了一种教育的模式，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制度，推动了整个西方教育的发展。香港中文大学是原来新亚书院、崇基学院和联合书院经港英政府合并后办成的大学，但是我发现，走了政府路线之后，很多自由思想就不能像原来一样得到发扬。私学被现代教育排除在制度之外，这是现代书院发展过程中的尴尬之处。不过，现在毕竟还可以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会改变发展。

《北京》：讲学、藏书和祭祀是古代书院的三大功能，那您觉得现代书院的功能是什么？

王守常：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古代书院教育的方法，老师和学生是一个对话的状态，不是像今天制度化的学校，老师不负责对学生道德上的育人，大学教育也差不多，老师上完课拍拍屁*股走了，你想找他找不到了，他去写书了，因为他不写书就不能评教授，少了一个对学生的关心啊。可是古代的书院就不一样，像程门立雪，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之类的故事很多。书院传承了一个师生之间共同切磋、教学相长、因材施教的传统，老师是道德楷模，不仅是教授知识，更多的是教给你做人的道德。所以，《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是现代大学的教育就不是这样，用某人的话说就是养鸡场，按固定模式养肥了就推出去。

《北京》：您觉得现代书院对于这些功能应该有选择性地传承吗？

王守常：不是有选择性的，而是要全部传承。我们书院这么小的图书馆，虽然不可能把书籍全部收集，但是几大类书籍都是全的。现在也有一个数据图书馆，研究方法变得很便利了。但是又出现一个问题，容易只是进行概念研究而忽视了前后文的意思，这样读书只是讲效率。现代化的标志就是效率化，但是在学术上不能只是讲效率，用大讲堂的方式、用媒体的方式来传播文化，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因此忽略了认认真真坐下来读经典，那文化就变成快餐了。但当文化连快餐都不是的时候，就不会有人对文化有兴趣，所以像今天这样有人周末不休息来这里读国学班，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了。

《北京》：有人说在办书院的人中，各省作协的人比较多，也有说企业家办学的比较多，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王守常：这应该说是不同的出发点。比如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编过一个《中国书院史》，后来媒体找我和很多学者讨论现代书院的命运。有一些退休下来的领导想做一些事情所以主办了不同形式的书院，或者企业家拿出一些资金来投入书院的教育，这些都是好事情。大家都有一些意愿，比如说在今天这样的经济发展状况下，怎样能用这种方式进行一些研究，设立一些课程，通过一种教育环节使这样的价值观念被推广出去。当然不能赔本赚吆喝，但是也不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积累多少资金，追求利润最大化。

“国学改变人的思维方式”

《北京》：您希望新成立的三智道商国学院通过什么样的特色来吸引到学员？ 

王守常：第一是在课程架构当中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教学的主要内容，除了知识的传授以外还有道德理念培训，除了道德理念培训还有养生概念的一个传授。一个人在今天的社会里怎样养生，也是很关键的一部分，但是养生，不仅仅是只讲身体，还要养心，所以我们把养生的概念和文化知识，还有道德培训互相调整，构想了这样一个课程。第二，我们把佛家、道家、儒家放到一块，三家合一。中国佛、道这么多年来对中国文化作了很大的贡献，这个是要通过课程来传达出来的。

《北京》：那吸引的学员目标群体还是以企业家为主？

王守常：对，还是以企业家为主，我们不能包打天下，从小孩儿到老人都来，也没有那个能力，还是要量力而行。其实，中国文化书院与三智道商国学院合作的最终目标，是办一所私立大学，按照自己的宗旨办学，为中国现代教育作出点贡献。

《北京》：您认为企业家进入书院最希望得到什么？

王守常：他们当然是最希望提高自己，使企业得到发展。但是大部分人上完课之后，企业的发展已经不是最大的苦恼与困惑了，最主要的是变成了自我人格的培养，怎么让自己的心理变得平静，思考问题变得多元化，这大概是他们得到最多的。通过这样的学习使自己的思维方法打开了，使自己对人生有了感悟，这大概是国学班在今天所发生的作用。

《北京》：您希望国学给中国企业管理带来什么？

王守常：我希望能带来一股比较清新的空气吧。虽然不可能说上了一年课读了多少书，对国学有多深刻的了解，但是至少他们会变得比较平稳，不会像原来一样那么急躁，这已经是一个人的很大的变化了。“君子之学美其身”，来上课的人99%都达到了这个目的。人一旦平静了，思考问题也就会多元化，不至于走极端了，并且也会变得有责任感。责任感不仅仅是在企业里面做老总，也带来了对子女教育的问题，他们都会反思怎样把传统文化传达给自己的子女，这也很像我们文化的传统。

浪花

       当年光绪帝的一纸诏书令许多人慢慢忘记了书院，而如今，书院虽再次复兴，却依然有不少人并不清楚书院究竟为何物。书院不是一个纯粹的教学机关，不是培训班，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它是知识分子读书、教书、著书、写书的地方；是文化积累、研究、创造和传播的场所；是高级形态的研究和教育机构。它传播学术思想，普及礼乐教化，成为民间知识精英思想新创的集结地，一些著名的书院，对于文化思潮有着不可小视的引领力量。而这就要求书院具有先进的模式，虽然当代书院的建设并无太多前人的经验可供参考，但也并非完全无迹可寻。

岳麓书院模式 继承传统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976年，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如今，它既是一个文保单位，又是湖南大学的一个二级学院，承担着教学功能，有历史学和哲学的硕士、博士点。现有，这里3个研究所、2个研究中心，博士点3个、硕士点11个，跨历史、哲学、教育3个学科门类，并有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一个、 省重点学科一个。当然，除了这些，作为中国古代书院现存修复最好、实用功能最强的书院，这里每天还会接待源源不断的旅游巴士、各地游人，还有从扬声器中传出的历史讲解。家庭经济困难的书院学生，也可以兼职为游客做讲解工作。

    岳麓书院的工作人员由三部分组成：教学研究人员、行政管理人员、文物管理人员。在书院大门南侧，正在修建的“中国书院博物馆”是书院于2003年主动向国务院提出申请获批的项目。在这里，文物保护单位、教学机构、博物馆汇聚在同一地点，且由同一批人管理运转。所以，书院的老师称之为“三块牌子，一套人马”。为了保护书院，使其可以更好地可持续发展，每天下午5点后，书院里的教师、学生和游客都会按要求退出院子，所有人一律不能在书院里食宿。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曾把这种管理总结为“岳麓书院模式”。院长朱汉民也表示：“文物部门一般由文化、园林、旅游部门管理，属于大学管理的还很少，我们的模式非常成功，很多文物局下属的书院和大学都来参观。”如今，已经成为国内外公认的书院研究中心和资料中心的岳麓书院却并没有生存的压力。书院里的旅游收入归书院所有，书院日常运转，包括科研和文物保护的费用基本上是自己解决。这种良性循环的“造血功能”让在书院工作的人员都颇为自豪。

    对于岳麓书院而言，一切管理上的现代化手段都只不过是为了使其更好地继承传统。所以，从1999年开始，书院在当年开创了书院不同学派“会讲”先河，体现了书院“百家争鸣”“自由讲学”特色的朱张会讲之地，效仿当年的讲学形式，创建了“千年讲坛”。金庸、樊纲、张朝阳、傅聪、星云大师等各行各界的专家和精英都曾到此与人们分享他们的经历和智慧。

    岳麓书院为什么要下如此之大的功夫把古代书院的气质传承下来？这个问题也许可以从院长朱汉民的一句话中找到答案，因为在他看来，“书院恰恰集中了中国古代教育的精华。”

万松浦书院模式 开创新风

在众多复兴的书院之中，万松浦书院的“年龄”很小，不过，也许正因如此，它才能够在众多书院中突出自身的现代气质。所以，书院紧跟时代步伐建立了网站，并正在创办电子刊物《背景》，因为大家觉得网站在文化界的影响已经变得越来越大。说到万松浦书院的现代气质，其实，从它的建筑规划中就可深有体会。

在书院大门右侧，一栋融合东西方风格的三层建筑是综合办公楼。楼内包括图书馆、办公室、会议室、餐厅，还有几间客房，供办公、住宿两用。综合办公楼西侧不远处，有一栋独*立的三层红砖小楼，是书院的第二个重要建筑，称作“第一研修部”。“第一研修部”的二楼是作家和学者来这里交流时的安身之所。房间类似宾馆套房，如果有学者带家属过来，套房对面，独*立的厨房、餐具和基本食材都由书院提供。此外，还有一间房门口写着“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研究中心”“主任 王安忆”，这是复旦大学的“创作研究中心”，是写作的硕士点。从综合办公楼向北，紧邻书院北围墙边还有一排青砖平房，这是书院的第三处建筑。十几个独*立的房间，空调、电视设备齐全，参照宾馆的标准间设计，作学生公寓之用。

有人怀疑这样的建筑构造究竟是书院还是宾馆，对此，院长张炜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觉得书院必须具备几个基本元素：有独*立的院产，具备藏书、讲学、接待游学的功能，清晰而恒久的学术理念，以学术主持人为中心的立院方式。这其中，接待游学是非常重要却又经常被忽略的一点。“我们想把这种书院的好传统衔接起来，但不是照搬。现在看，不是衔接得过多，而是过少。要包容，收留游学、访学人员，大家把自己的思想、学问带过来，进行交流。”张炜说，“我们在寻找一座现代书院。”他喜欢把万松浦书院定义为“一个文化研究教育机构”。在张炜看来，“书院历史虽然古老，但我们现在做的是新东西，文化是个很漫长的过程。”

虽然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万松浦书院还免不了要面对种种困惑，但每当这时，张炜都会对书院的教职工说一句：“只要方向对，不求速度，不求虚荣。”

中国文化书院模式 尊古重今

中国文化书院是由中国已故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与北京大学朱伯昆、汤一介、李中华、魏常海、王守常等教授共同发起，在D同志的关心支持下，由胡耀邦同志亲自批准，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等单位及中国港台和海外的数十位著名教授、学者共同创建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团体。从1984年10月正式在北京成立至今，它已拥有了25年的历史。

中国文化书院以培养从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历史、文学等的中外青年学者为主要目标，使他们通过书院所组织的各种教学与研究活动，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内在的感受能力；同时，在熟悉中国文献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掌握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演变的脉络及其精神内涵。

中国文化书院自成立以来，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化这一主题开展过多种研讨和教学活动。如1987年10月的“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1988年10月的“中日走向近代化比较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及1993年１月在福建泉州与泉州黎明职业大学和福建省闽台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会共同举办的“东亚地区经济文化互动国际研讨会”等。这些学术会议不仅吸引了大陆各地学者、专家外，也聚集了来自中国港台地区，以及米国、东瀛、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前苏联、新加坡、韩国、菲律宾、以色列等国的学者参加。

此外，书院还曾邀请过许多位台*湾、香港和海外的著名学者如王晓波、胡秋原、魏斐德、巴姆等到书院举行小型座谈会、讲演会，进行学术交流。

在各项活动中，书院都遵循着百家争鸣的原则，学者们可以完全自由地根据其个人立场进行学术研讨和教学。记得南怀瑾先生在谈到如今的国学之时曾发表观点说：“现在有个风气很奇怪，每个大学都讲国学。我说请问你什么叫国学？如果说中国文化就是孔子、孟子、儒家，完全错了。中国文化诸子百家那么多啊！孔孟之道代表个人修养是可以，完全代表中国文化是不可以的。”

南怀瑾先生的这番言论与中国文化书院一直所坚持的思想恰好不谋而合。作为一所希望使国学、使中华文化能够向前发展的当代书院，开放的思想和胸襟一直是中国文化书院始终坚持的书院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