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人民政协报
進入新世紀以來,“國學熱”在全國各地不斷升溫,也引起一些人的質疑與批評。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其背後的社會文化背景是什麼?下自民間,上至學界以及政府,不同的社會領域和階層在國學中尋求什麼?如何看待這種現象?民眾對國學有什麼期待?它應朝著什麼樣的方向發展?國學復興的當代意義是什麼?對此,著名學者趙敏俐先生有幾點看法,本刊分次發表以饗讀者,並期望學者專家共同討論。 國學復興的相關事件 要討論“國學復興的當代意義”這個話題,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最近20年來與國學熱相關的事件。據我個人所了解,國學重新受人關注,應該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開始。其中有兩件事情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第一件是北京大學于1992年成立了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並創辦了《國學研究》,2000年初更名為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這是“國學”二字在中國大陸沉寂了近40多年之後的重提,從此國學開始成為中國大學學術研究的重要內容,這影響了以後中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方向。另一件事情是在1995年,由趙樸初、葉至善、冰心、曹禺、啟功、張志公、夏衍、陳荒煤、吳冷西九人在第八屆全國政協會議上提交的016號提案:《建立幼年古典學校的緊急呼籲》,很快得到了社會響應。1997年中國大陸第一所以傳統文化教育、經典誦讀為特色的聖陶實驗學校成立。自此而起,以誦讀經典為目標的中華傳統教育開始在全國重新興起。 21世紀的國學復興是從教育領域開始的,它又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在高等學校內部開始的國學研究,第二是在中小學階段開始的經典誦讀活動。進入21世紀以後,在全國範圍內興起了國學熱,也主要在教育界展開。其中高校的國學復興以研究為主,逐步發展為學科建設、培養人才,並很快波及相關的研究院所與文化機構。以北京而言,又有幾件值得提及的重要事件,如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于2005年5月28日正式宣佈成立,2005年10月16日,中國人民大學隆重舉行了“國學院揭牌暨開學典禮”儀式,開始正式招收本科、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光明日報》于2006年1月10日正式推出“國學版”,全面討論有關國學的各類問題,發表有關的文化學術動態。首都師範大學于2007年10月10日舉行了隆重的國學傳播中心成立大會,開展了以“國學網”為標誌的一系列國學傳播活動。2009年7月21日開始,中央電視臺第三頻道(綜藝頻道)舉辦了“開心學國學”欄目,中央電視臺旅遊衛視頻道從2008年12月6日開播了國學堂頻道。在中小學階段的誦讀經典活動,也由最初的民間行為逐漸變成政府有關部門的積極參與。2002年8月,在北京四海兒童經典導讀教育中心(簡稱四海教育)的推動下,安徽省教育廳發出“關於召開兒童經典誦讀工程試點工作會議的通知”,並在16-17日召開了相關會議,這是中國大陸第一個以教育廳名義發佈的以學習傳統文化為內容的正式文件。此後,廣東省教育廳、內蒙古教育廳先後發文推動該項活動。2003年9月,民政部、中央文明辦、新聞出版總署和廣電總局四部委主辦“萬家社區圖書室援建和萬家社區讀書活動”,將經典誦讀作為社區活動開展。2008年,由中宣部、中央文明辦、教育部、民政部、文化部、國家語委等六部委聯合發出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中華經典誦讀”活動的號召。在這十餘年的時間裏,各高等院校紛紛成立國學研究機構,開設相關課程,探索招生與培養人才的模式與方法,如武漢大學2001年招收了國學試驗班,廈門大學2006年成立了國學研究院,現在全國設有國學院及相關機構的高校不下幾十所,甚至在中央黨校,2006年也曾經舉行過“當前國學熱中的若干問題”的講座。各地中小學包括私立學校也紛紛把“三百千”、“四書”等作為教材。如山東萊西自2004年開始在濱河小學等幾所城區小學進行國學經典啟蒙教育,2005年在全市普及推廣。2006年,瀋陽市皇姑區在全區60多所中小學,近7萬名學生中開展以傳統文化經典為主的國學教育。香港、台灣等地區也同樣如此。如香港在2004年成立了國際經典文化協會,2004年7月主辦了“全球中華文化經典誦讀大會”,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自2003年開始推動國學經典教育,1996年成立了以承接中華文化為宗旨的覺證文教基金會,2003年成立了弘揚中華文化會。台灣方面,1994年王財貴教授發起“兒童誦讀經典”的教育運動,16年來,他在台灣、美國、東南亞及大陸演講2000多場,掀起了全球華人“兒童讀經”風潮。出版社、電視臺、報紙等也紛紛出版各類國學著作,宣傳、介紹有關的國學知識和文化活動。中央電視臺舉辦以傳統文化為內容的“百家講壇”;在孔子的故鄉曲阜,已經召開了六屆世界儒學大會;2011年7月15日,在長沙舉辦了第五屆全球中華文化經典誦讀大會;7月18日,作為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所主持的中華傳統文化誦讀工程,在北京舉辦了《論語》100夏令營……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2010年經過國務院常務會議批准,成立中國國學中心,隸屬國務院參事室。中國國學中心位於北京奧林匹克公園,與國家體育場(鳥巢)、國家游泳館(水立方)、未來的國家美術館、國家工藝美術館等為鄰,居於即將落成的北京國家級文化綜合體之首,總建築面積6萬平方米。日前,由國務院參事室作為主辦單位組織的中國國學中心(國學研究與國際交流中心)建築設計方案已經完成,預計11月2日正式動工。現在只要上網搜索,有關國學的各種活動的資訊就會大量出現在你的面前。“國學”真的是大有復興之勢了。 以上這些事件,有的以“國學”為名,有的不以“國學”為名,但統統屬於當代社會“國學復興”的內容。有關“國學”的種種討論,自然也以這些現象的出現為背景。那麼,我們在這裡首先就要弄清一個問題,“國學”的最初含義是什麼?它是在什麼背景下提出來的。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把時間追溯到一個世紀以前。 “國學”的最初含義與産生背景 簡單地講,“國學”最初的含義專指中國古代以儒家學説為主的學問,這個學問以中國儒家經學為基礎,兼及其他諸子百家與文史之學。再擴大一點,我們也可以把它稱之為所有關於中國古代的經世致用之學,但是其核心是儒家的經學,這是不易之論。不過,在西方文化沒有大規模傳入中國之前,並沒有“國學”之名,那時候的學者只是把中國傳統的學問分為“經學”、“史學”、“諸子之學”,或者“漢學”、“宋學”等等。到了19世紀中葉,隨著西方文化,亦即“西學”的大規模進入,於是就有了“中學”之名,以之與“西學”相區別。後來,才由“中學”逐漸演變成“國學”。據我所知,“國學”這一名稱的流行,當是在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之間。當時的倡導者主要是辛亥革命後的一批文化改良主義者。他們之所以把“中學”改稱“國學”,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強調“學”與“國”相統一的關係,認為中華民族如果自立自強,在文化上就不能依靠西學,而必須依靠自己。如鄧實在《國學講習記》中説:“國學者何?一國所有之學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國焉。有其國才有其學。學也者,學其一國之學以為國用,而自治其一國也。”(《國粹學報》第九期,1906年)章太炎先生1906-1909年在東京創立“國學講習會”,1913-1916年在國內又再次辦起章氏國學會,舉辦國學講演。他在《民報》第七號所載的《國學講習會序》中指出:“夫國學者,國家所成立之源泉也。吾聞處競爭之世,徒恃國學固不足以立國矣,而吾未聞國學不興而能立者也。”由此可見,“國學”這一概念,是在與西方文化有了比較之後才出現的,它的産生,從一開始就與中華民族的興亡有關,是民族文化危機的産物,其核心則是強調中華文化傳統存在的重要性。 “國學”在20世紀的命運 雖然章太炎、鄧實等人強調“國學”作為中華文化傳統存在的重要性,將其視為中華民族“自立自強”的文化基礎。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之下,他們的“國學”觀卻沒有受到重視,沒有成為當時主流的文化思潮。原因很簡單,也很清楚。因為從鴉片戰爭以來,隨著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入侵,中華民族所面臨的主要危機是生存危機。 最初,中國人認為産生這一危機的主要原因是我們沒有西方人的堅船利炮,技不如人,因此有了洋務運動。但是洋務運動並沒有拯救中國,在大清國海軍實力佔優的情況下,甲午海戰卻敗給了东瀛,而且敗得一塌涂地。於是一批有識的中國人進而認識到中國的封建政治不行,因此有了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但是辛亥革命之後中國仍然受西方列強的欺負,於是一部分激進的知識分子進而批判中國文化。他們認為中國的文化與中國的封建制度是同一種落後東西的兩個方面,因此就有了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文化運動”。 我們知道,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就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以,打倒“孔家店”也就意味著要把中國傳統文化掃地出門。這一段耳熟能詳的中國現代史知識告訴我們,反對幾千年的中國傳統文化,否定國學的現代價值,乃是那一時代大部分中國人在實踐中得出的必然結論,符合歷史的邏輯,“五四運動”因而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具有了劃時代的意義。上個世紀20年代以後,雖然人們對“五四運動”以來的偏激行為進行了反思,但是接下來的抗日戰爭將民族的存亡變成了頭等大事,沒有將這個問題的討論再深入下去。雖然仍然有人倡導復興“國學”,保護“國粹”,雖然還有許多學者做著研究中國傳統學術的書齋式學問,可是,面對中華民族的生存危機,面對西方文化的強勢入侵,“國學”一度不可避免走向了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