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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家语·执辔》篇易学象数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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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9-26 12:54: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孔子家语·执辔》篇易学象数探微

刘彬

http://www.guoxue.com/magzine/xuedeng/xd002/xd002_11.htm

  内容摘要:《孔子家语·执辔》、《大戴礼记·易本命》等书中有一段古资料。经考证,这段资料应为古代易学资料,其存在下限不晚于春秋晚期,很可能由子夏传之。借助于其他一些文献,证之于这段古易学资料,我们钩沉出了一些古易象数。这些古易象数和这段易学古资料,与今本《说卦》象数思想有鲜明区别,应属于古代易学中另一较为独特的系统。这段古易学资料和这些古易象数,对后来的易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古易资料;古易逸象;古易数;古易系统

  作者简介:刘彬,男,山东滕州人,哲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古代易学和古代儒学。Email:l-b@mail.tsinghua.edu.cn



  有一段资料,载于《孔子家语·执辔》[1]、《大戴礼记·易本命》[2]、《淮南子·墬形训》[3]中,也散见于纬书《春秋考异邮》[4]。各处意思几乎完全相同,而用词稍异。现依据《孔子家语·执辔》,参照《大戴礼记·易本命》和《淮南子·墬形训》,录之如下:

  子夏问于孔子曰(《易本命》作“子曰”):“商闻易宣人生及万物、鸟兽、昆虫(《易本命》作“夫易之生人、鸟兽、万物、昆虫”),各有奇耦,气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达德(《易本命》作“道德”)者,能原其本焉。

  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墬形训》有“日主人”),日数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墬形训》有“二主偶”),偶以从奇,奇主辰,辰为月,月主马,故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时,时主豕,(《墬形训》作“彘”)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为音,音主猿(《易本命》作“猨”),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为律,律主鹿(《易本命》作“禽鹿”,《墬形训》作“麋鹿 ”),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风,风为虫,故虫八月而生(《易本命》、《墬形训》作“化”)。……敢问其然乎?

  孔子曰:“然。吾昔闻老聃亦如汝之言。”

  这段资料与易学有密切关系,当为古代易学资料,其中含有丰富的古易内容,当属古代易学中一个较独特的系统,并对后来易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之作,即对这些问题作一详细考证,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一段易学古资料

  首先我们来考证这段资料的出处、性质以及可能的传承。

  三国魏王肃所注《孔子家语》,过去被有些学者疑为王肃的伪作,近年的出土文献不但推翻了这种说法,而且证明其材料来源相当早。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西汉初(公元前165年后不久)《孔子家语》的篇题木牍,“存篇题四十六条,内容多与孔子及其门人有关”,“大多在今本《孔子家语》中见到 ”。[5]这说明《孔子家语》的材料当源自先秦。《礼记》是西汉前期发现和收集到的先秦古文文献,其来源是汉代孔壁所出土与河间献王所收集,[6]其内容为孔门后学的“记”类之作。东汉时《礼记》分为两个系统,一为《大戴礼记》,一为《小戴礼记》。因此,《大戴礼记》的资料也当源自先秦时代。1993年郭店楚墓(下葬时间不晚于公元前300年)出土《缁衣》,[7]见于今传本《礼记》,是为一证。

  因此,载于《孔子家语》、《大戴礼记》和西汉初《淮南子》的这段资料当为先秦古文献,应为七十子后学所记的孔子论学之言。而从《执辔》“子夏问于孔子曰:商闻……敢问其然乎?”及孔子的答言“然。吾昔闻老聘亦如汝之言”来判断,则这段资料为孔子、子夏所“闻”之言,其来源自然早于此前,也就是说,这段资料的存在下限当不晚于春秋晚期,应有较早的来源。

  这段古资料应为古代易学资料。《大戴礼记》把其放在《易本命》篇中,这里的“易”不是一般名词,而是指易学意义上的“易”,指“易道”。“易本命”指从易道来探索万物(包括人、鸟兽、昆虫等)生死、运化等的本然性命。《易本命》“夫易之生人……”云云,《执辔》“商闻易宣人生……”云云,这两处的“易” 也都是易学意义上的“易”,指“易道”。因此,这段资料是从古代易学的视角切入的,或者说是置于古代易学的背景之下的。

  从《孔子家语·执辔》《大戴礼记·易本命》的记载看,孔子、子夏对于他们所“闻”的这段古代易学资料,较为重视并作认真研读,可以说,这也是记述孔子、子夏师徒二人共同研《易》、论《易》的一段资料。关于孔子、子夏共同研《易》、论《易》的情形,古籍中有多处记载。据《孔子家语·六本》载:

  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喟然而叹。

  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叹焉?”

  孔子曰:“夫自损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决之。吾是以叹也。”

  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

  子曰:“非道益之谓也。道弥益而身弥损。夫学者损其自多,以虚受人,故能成其满。博也天道,成而必变。凡持满而能久善,未尝有也……”

  子夏曰:“商请志之,而终身奉行焉。”[8]

  孔子由《易》《损》《益》两卦,向子夏讲论“《损》《益》之道”。这件事同样也见载于《说苑·敬慎》[9]、《淮南子·人间训》[10]。值得注意的是,帛书《要》篇也记有与此相同意义的孔子与门弟子论《损》《益》之言,并且有新的内容:孔子论“《损》《益》之道”前,先述《损》《益》两卦的古“卦气 ”说与卦爻象等象数内容。这段记载为:

  孔子繇《易》至于《损》《益》一卦,未尝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

  二三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门]也。《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勿(物)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益》。《授》(当为《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勿(物)之所老衰也,长[夕]之所至也,故曰□,产道穷焉,而产道□焉。《益》之始也吉,亓冬(终)也凶;《损》之始凶,亓冬(终)也吉。《损》《益》之道,是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11]

  案这里的“门弟子”“二三子”定当包括子夏。以卦气六日七分说,《益》居正月立春之时,《损》居立秋后的处暑之时,故《要》篇所言“《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正为古代“卦气”说的象数内容。又,《益》初九曰“元吉”,上九曰“凶”;《损》初九曰“损之”,九二曰“ 征凶”,上九曰“贞吉”,故《要》篇所言“《益》之始也吉,亓冬也凶;《损》之始凶,亓冬也吉”,正是孔子由《益》《损》两卦爻象与爻辞而发。将《要》篇这段内容与《孔子家语·六本》、《说苑·敬慎》以及《淮南子·人间训》的记载结合起来,可看到孔子向子夏等门弟子讲《易》时,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既依述古易象数,又阐发人文义理,本乎象数而生发义理。

  因此,子夏亲聆孔子讲《易》,与孔子共同研习古易象数,当既能通晓古易象数,也能领会孔子所阐发的人文新义。换言之,子夏精于易学,当无疑义。

  虽然《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汉书·儒林传》皆不载子夏传《易》之事,但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案曰:“子夏文学著于四科,序《诗》,传《易》。又孔子以《春秋》属商。又传《礼》,著在《礼志》。而此史并不论,空记《论语》小事,亦其疏也。”[12]《释文·序录》载有“《子夏易传》三卷”,并注云:“卜商,字子夏,卫人,孔子弟人,魏文侯师。《七略》云:汉兴,韩婴传。”《隋书·经籍志》云:“《周易》二卷,魏文侯师卜子夏传。”因此,子夏传《易》当为事实。

  因此,子夏通晓古易象数,精于易学,并且传《易》,当为事实。由此,我们推测,这段易学古资料当由子夏传之,后来被收入《孔子家语》、《礼记》、《淮南子》等书中而流传下来。

  细观这段古易学资料,可知它本身要解决的是八种动物(包括人)怀胎月数的根本原因的问题。以作者看来,人、马、狗、豕、猿、鹿、虎、虫这八种动物从怀胎到出生之所以有各自特定的月数,是由主这八种动物的日、月、斗、时、音、律、星、风的特定之数决定的。如狗之所以三个月而生,是因为狗被斗所主,而斗数为三。用作者的话说,因为“三主斗”和“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因此,“三主斗,斗主狗”乃是作者论证“狗三月而生”的理论依据。而能够作为理论依据,在当时的文化系统和知识体系中,自然应是被肯定的识见(定见)或公认之理(常识)。因此,作者以当时“三主斗,斗主狗”的定见或常识为依据,解决了狗之所以三月而生的问题。

  但对于距“当时”二千多年后的我们,由于文化背景和知识内容的差异,已很难直接理解这些定见或常识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由于这段资料为易学古文献,这些定见或常识应为古代易学的内容。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易学的角度对这些定见或常识——一主日,日主人,日数十;二主月,辰主月,月主马;三主斗,斗主狗;四主时,时主豕;五主音,音主猿;六主律,律主鹿;七主星,星主虎;八主风,风主虫——作出深入的考证,追问它们之所以成立的易学根据。

二、八卦古逸象

  对这些定见或常识,可分为两组来考察。一组为:日主人,月主马,斗主狗,时主豕,音主猿,律主鹿,星主虎,风主虫。第二组为:一主日,日数十;二主月,辰主月;三主斗;四主时;五主音;六主律;七主星;八主风。我们先来考察第一组。

  由上文考证,知这段易学古资料为孔子、子夏所研习,子夏当通晓其中的易学内涵,因此,在子夏易学著作《子夏易传》中,当有这方面的古易象数内容。虽然《子夏易传》由于久佚而难见全貌,但从散见于其它典籍中的残文佚句中,我们仍能找到一些内容。宋儒项安世《周易玩辞》在释《说卦》“艮为狗”时,曾引《子夏易传》一句话,其曰:

  斗主狗,斗止而动,艮之象也。[13]

  这句话明确告诉我们,艮卦当有一个古逸象:艮为斗。因此,可断定古易资料所说的“斗主狗”,其成立的依据当是立足于艮卦之逸象:艮为斗,以及“艮为狗”(《说卦》)。反过来说,由于艮为斗,为狗,故“斗主狗”。

  进一步,我们也可断定,由于这段资料的易学性质,包括“斗主狗”的“日主人,月主马……风主虫”这八句话,都当是依据于一些八卦古易逸象。由于这些八卦逸象已久不为人所知,因此需要我们根据一些易学文献来一番“探赜索隐”,将之分别钩沉出来。

  (1)古易乾当有逸象“日”、“人”。《九家易》称乾有日象,其注《同人·彖》曰:“谓乾舍于离,同而为日,天日同明,以照于下。”《系辞》:“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九家易》释曰:“《夬》本《坤》世,下有伏坤,上又见乾,以乾照坤,察之象也。”虞翻也知乾为日的古逸象,其释《同人· 象》“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辩物”曰:“以乾照坤,故‘以类族辩物'。”案虞翻以《同人》旁通《师》,《同人》上卦为乾,为日,《师》上卦为坤,故曰 “以乾照坤”。《履·彖》“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虞翻注曰:“乾为大明。”《礼记·礼器》“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郑玄注:“大明,日也。”郭店楚简《唐虞之道》曰“《虞诗》曰:‘大明不出,万物皆暗。'”,[14]“大明”显为日。故乾为大明即乾为日。《乾·彖》曰“大明终始”,显以乾为日也。尚秉和也从《焦氏易林》得乾为日的古逸象。[15]由此,可证乾古有日象。乾又有人象。《易纬·乾坤凿度》卷上“乾者,天也,川也,先也”处郑玄注曰:“ 人,乾也。”《履》卦辞“履虎尾,不咥人”,虞翻注曰:“乾为人。”《谦·彖》“人道恶盈而好谦”,虞翻注曰:“乾为人。”《损》六三“三人行”,虞翻注曰:“《泰》乾三爻为‘三人'。”虞翻认为《损》来自《泰》,《泰》下卦为乾,乾有三爻,故曰“三”;乾为人,故曰“三人”。

  由此,可知古资料所说的“日主人”正是依据于乾卦之逸象:乾为日,乾为人。换言之,由于乾为日,乾为人,故“日主人”。

  (2)古易坤当有逸象“月”、“马”。坤有月象。《春秋考异邮》曰:“地主月。”地为坤,“地主月”即坤主月,也即坤为月。帛书《衷》曰:“易之义阴与阳,六画而成章。曲句焉柔,正直焉刚。六刚无柔,是谓大阳,此天[之义也]。……六柔无刚,此地之义也。”[17]“六刚无柔”显指《乾》,《乾》为大阳。“六柔无刚”,显指《坤》。《衷》于“六柔无刚”后虽未明言“是谓大阴”,[16]但观其语意和语法,《坤》即为大阴。《说文》释“月”曰:“月,缺也。大阴之精。”是坤与月皆为大阴,故坤为月。《淮南子·天文训》曰:“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月者,阴之宗也。”月为阴之宗,坤爻皆阴,表示纯阴,故坤有月象。坤又有马象。《左传·闵公元年》记毕万筮,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震为土,车从马。”杜预注:“震变为坤,震为车,坤为马。”《易纬·乾坤凿度》曰:“坤为马。”《汉书·王莽传中》:“五威将乘乾文车,驾坤六马。”《王莽传下》:“乘乾车,驾巛马。”干宝注《坤》“利牝马之贞”曰:“行天者莫若龙,行地者莫若马,故乾以龙繇,坤以马象也。”《坤·彖》“牝马地类,行地无疆”,王弼注曰:“乾以龙御天,坤以马行地。”《春秋说题辞》曰:“地精为马。”由此可证坤古有马象。

  由此,可知古资料所说“月主马”正是依据于坤卦之逸象:坤为月,为马。换言之,由于坤为月,为马,故“月主马”。

  (3)对于古易艮有“斗”的逸象,还有其它文献可证。《九家易》释《说卦》“艮为狗”曰:“艮止,主守御也。艮数三,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为犬,故犬怀胎三月而生。斗运行十三时日出,故犬十三日而开目。斗屈,故犬卧屈也。斗运行四币,犬亦夜绕室也。”是《九家易》有“艮为斗”的逸象。虞翻也知艮斗象。《丰》六二“日中见斗”,虞翻注曰:“《噬嗑》离为见,象在上为日中,艮为斗。”

  (4)古易兑当有逸象“时”。虞翻以艮为“时”。《蹇》初六《象》曰“宜待时也”,虞翻注曰:“艮为时。”《蹇》下卦为艮,艮为时,故“宜待时”。笔者认为兑也当有“时”的古逸象。《杂卦》曰:“《大畜》,时也。”案《杂卦》文字古气,自成系统,实保留了一些古逸象。以卦气说,《大畜》在八月的白露,居秋分前,此时正为四正卦的“兑”主值。帛易《衷》所说的“《大蓄》兑而誨[也]”,[17]正反映了《大畜》当兑之时的古“卦气”说背景。因此,《杂卦》所言“《大畜》,时也”,实际上也是说“兑,时也”。因此,兑当有“时”的逸象。又,《大畜》二三四爻互兑,“兑为时”,故《大畜》为时。

  虽然兑是否有“豕”的古逸象无法确定,但从兑为时,可推测古资料所说的“时主豕”应与兑有密切的关系,“时主豕”很可能依据于兑卦古逸象。

  (5)古易坎当有逸象“音”。《说卦》云:“坎为耳。”耳主听声音,是坎主音之一证。古人认为,声音为风吹动窍穴而发出。《庄子·齐物论》曰:“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而独不闻之翏翏(郭象注:长风之声)乎?山林之畏佳(成玄英疏:扇动之貌),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释文》:杯圈也),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案坎古有穴象。《未济》卦辞曰“小狐汔济”,《汉上易》卷九引孟喜之注曰:“坎,穴也,狐穴居。”坎为穴,音由风吹穴而来,故坎又主音,是坎主音又一证。

  虽然“坎”是否有“猿”的古逸象无法确认,但从坎为音,可推测古资料所说的“音主猿”应与坎有密切关系,“音主猿”很可能依据于坎卦古逸象。

  (6)古易离当有逸象“鹿”。“离”当来自“麗”。《离·彖》曰:“离,麗也。”《序卦》曰:“离者,麗也。”王家台出土秦简《归藏》离作“麗 ”。[18]林忠军先生指出:“离当来自麗。”[19]《说文》:“麗,旅行也。鹿之性见食急则必旅行。从鹿,丽声。”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曰:“麗字从鹿,当为鹿之旅行之专字。”看来,古易离恐有鹿之象。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盗者》,其生肖午为鹿,[20]《汉书·律历志》:“位于午,在五月”,《乾凿度》卷上曰:“离位在五月”,此离为鹿之一证。以“卦气”说,夏至五月为“鹿角解”,《乾凿度》卷上曰:“离位在五月”,是离为鹿又一证。

  虽然“离”是否为律之象,无法确定,但从离为鹿,可推测,古资料所说“律主鹿”应与离有密切关系,“律主鹿”很可能依据于离卦古逸象。

  (7)古易震当有逸象“星”、“虎”。帛书《周易》称震为“辰”,《说文》:“辰,震也。”尚秉和从《焦氏易林》得震古逸象为“辰”。[21]案古辰有星意。《尚书·尧典》:“历象日月星辰。”《鲁语》:“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注:“三辰,日、月、星。”《左传·桓公二年》:“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杜预注:“三辰,日、月、星。”知辰为星,故震又有星之象。“虎”的卦象,古籍记有多种。《九家易》认为是艮。《释文》引《九家易》的《说卦传》曰:“艮为虎。”虞翻认为是坤。《履》卦曰“履虎尾”,虞翻注曰:“《谦》坤为虎。”虞氏以《履》旁通《谦》,以《谦》中的坤为虎。郭璞认为是兑。郭璞《洞林》曰:“白虎东走”,注云:“兑为白虎。笔者疑震古代也可能有虎象。案《震》卦卦辞曰:“震来虩虩。”初九曰:“震来虩虩。”《释文》引马融云:“虩虩,恐惧貌。”值得注意的是,表示恐惧的“虩虩”从“虎”,此“虩虩”是因为“震”来,这很可能意味着“震”为“虎”,即古易震有虎象。

  由此,可知古资料所说的“星主虎”,当是依据于震卦之逸象:震为星,为虎,故“星主虎”。换言之,由于震为星,为虎,故“星主虎”。

  (8)古易巽当有逸象“虫”。《春秋考异邮》曰:“风精为虫,八日而化。风列波激,故其命从虫,虫之为言屈申也。”尚秉和《焦氏易诂》曰:“《左氏》云:‘三虫为蠱,蛊者,坏也。坏之故,以虫多。多之故,以风止山下也。'《易林》每以巽为虫,本之《左氏》也。”[22]《蛊》上艮下巽,巽为虫,故名为 “蛊”。

  巽又有“风”象(《说卦》“巽为风”),故古资料所说“风主虫”,当是依据于巽卦之象“风”和其古逸象“虫”。换言之,由于巽为风,为虫,故“风主虫”。

  总之,由以上考索,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古资料第一组的八句话当是依据于八卦一些古逸象。具体而言,“日主人”是根据乾的逸象:乾为日,为人;“月主马” 是依据坤的逸象:坤为月,为马;“斗主狗”是依据艮的逸象“斗”以及“艮为狗”;“时主豕”是依据兑的逸象;“音主猿”是依据坎的逸象;“律主鹿”是依据离的逸象;“星主虎”是依据震的逸象:震为星,为虎;“风主虫”是依据巽的卦象“巽为风”以及逸象“巽为虫”。

三、八卦古易数

  接下来我们考察第二组——一主日,日数十;二主月,辰主月;三主斗;四主时;五主音;六主律;七主星;八主风——所以成立的易学依据。

  中国古代文化中,存在着“日数十”、“十二辰”、“四时”、“五音”、“六律”、“七星”、“八风”等甚为古远的说法。《山海经》、《庄子·齐物论》等书记有古代“十日”传说。《山海经·海外东经》曰:“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南经》曰:“ 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常俊之妻,生十日。”至《左传》则载有“日数十”。《左传·昭公五年》载卜楚丘之言曰:“日之数十”,杜预注:“ 甲至癸”,说明“日数十”乃指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十天干。《周礼·春官》载古冯相氏之职有“掌……十日”。“辰”在古代有多重意指。《左传·昭公七年》记晋侯问伯瑕曰:“多语寡人辰而莫同,何谓辰?”伯瑕回答说:“日月之会是谓辰。”杜预注:“一岁日月十二会,所会谓之辰。”又,《左传·昭公十七年》记太史之言曰:“夏书曰‘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此月朔之谓也。”故辰即月朔之谓,一年中日月合朔十二次,即十二辰。因此,“辰主月”即指十二辰,也即一年十二月。关于“四时”,《书·尧典》记曰:“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五音”、“六律”为古代音律内容。“五音 ”,又称“五声”。《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曰:“章为五声。”疏:“声之清浊,差为五等,圣人因其有五,分配五行,……土为宫,金为商,木为角,火为徵,水为羽。”“六律”,指黄钟、太蔟、姑洗、蕤宾、夷则、亡射。《书·益稷》记舜言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国语·周语下》记有周景王问钟律于伶州鸠之语。“七星”,也称“七宿”。古代天文学把黄道的恒星分成二十八个星座,称为二十八宿,四方各有七宿,也称七星。《周礼·春官》载冯相氏之职又有:“掌……二十有八星之位。”“八风”,指八方或八节之风。《左传·隐公五年》记众仲之言曰:“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八风有不同的说法。《吕氏春秋·有始览》所记八风为:炎风、滔风、熏风、巨风、凄风、飂风、厉风、寒风。而《淮南子·天文训》、《史记·律书》等载八风为条风、明庶风、清明风、景风、凉风、阊阖风、不周风、广莫风。

  总之,“ 日数十”、“十二辰”、“四时”、“五音”、“六律”、“七星”、“八风”为古代文化中有关天文、音律的一些成说,这些成说渊源甚古,在孔子、子夏所在的春秋晚期前已经存在。由这些成说对照古资料,可知古资料所说的“一主日、日数十”中的“日数十”,“二主月,辰主月”中的“辰主月”,“四主时”、“五主音”、“六主律”、“七主星”、“八主风”,自然是以这些成说为背景,为依据的。这似乎可使我们作出推断:古资料的这些话在一般文化意义上即可成立。

  但令我们困惑的是,古资料中的“一主日”、“二主月”、“三主斗”,在古代文化中都找不到诸如“一日”“二月”“三斗”的成说作为其背景或依据。这说明:用一般古代文化意义上的一些成说,是不能真正解释古资料的这些话的。

  唐人李鼎祚《周易解集》在释《说卦》“艮为狗”时引用了《九家易》一句话,其曰:

  艮数三,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为犬,故犬怀胎三月而生。[23]

  案《九家易》又称《周易荀爽九家注》、《荀氏九家集解》,是易学资料集录性质的书,其中有不少古易资料。朱震指出:“秦汉之际,《易》亡《说卦》。孝宣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说卦》。至后汉荀爽《集解》,又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24]可见《九家易》中保留了一些先秦古易象数。李鼎祚所引《九家易》的这句话,从它大多词语又见于《大戴礼记·易本命》、《淮南子·墬形训》以及《春秋纬》来看,估计当为先秦古易内容。

  与古资料“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相对照,《九家易》这句话多出“艮数三”,上文已考证“艮为斗”,因此斗数应为三。由此,可知古资料所以说“三主斗”,其依据乃在于艮卦之数:三,即三的易数。

  上文说过,古资料作者认为八种动物从怀胎到出生的月数是由从一至八这八个特定的数所决定的,从整段资料的易学性质看,这八个特定的数显然应为易数。因此,包括“三主斗”在内,古资料所说的“一主日,二主月,三主斗、四主时、五主音、六主律、七主星、八主风”,它们除有些具有古代一般文化的意义外,整体上应更有易数的依据。因此,由八卦古逸象和这段古资料,我们可推测出八卦的一些古易数:

  (1)乾为日,“一主日”,故古易乾当有“一”的易数。

  (2)坤为月,“二主月”,故古易坤当有“二”的易数。

  (3)兑为时,“四主时”,故古易兑当有“四”的易数。

  (4)坎为音,“五主音”,故古易坎当有“五”的易数。

  (5)离为鹿,“六主律,律主鹿”,故古易离当有“六”的易数。

  (6)震为星,“七主星”,故古易震当有“七”的易数。

  (7)巽为风,“八主风”,故古易巽当有“八”的易数。

  这样,我们就钩沉出一些古易数,即乾数一,坤数二,艮数三,兑数四,坎数五,离数六,震数七,巽数八。

四、这段古易资料和古易象数的影响

  总之,通过以上考察,我们确定这段资料为春秋晚期已存在的一段古易资料,具有丰富的易学内涵。借助于一些古代文献,证之于这段古易资料,我们钩沉出古易一些象数,它们是,乾为日,为人,乾数一;坤为月,为马,坤数二;艮为斗,艮数三;兑为时,兑数四;坎为音,坎数五;离为鹿,离数六;震为星,为虎,震数七;巽为虫,巽数八。

  今本《说卦》也记载了古代易学的一些象数以及卦序。那么,与《说卦》象数相对比,这段古易资料和古易象数有什么特点呢?

  由古易资料看,其八卦之象取法于日、月、斗、时(四时)、音(五音)、律(六律)、星(七星)、风(八风),而今本《说卦》载有的古易八卦基本卦象,则取法于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古人认为,这两套物象都是表达“天道”的“天象”,但二者相比,显然前者能更为系统、精微地表达“天道”,而后者则较为粗糙、简单。从人类的认识过程来看,对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的感知,显然容易一些,也应更早一些。而对于日、月、斗、时(四时)、音(五音)、律(六律)、星(七星)、风(八风),人们非达到一定的理性思维水平不能把握。也就是说,只有在古代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们才能将八卦与这些更玄微的“天象”相配,从而形成这些古易八卦象数。因此,虽然同属古易,但我们钩沉出的这些象数的形成,当晚于《说卦》所载象数的形成。

  从八卦取象于动物方面来看,这些古易象数与今本《说卦》所载也有明显的差别。《说卦》云:“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离为雉,艮为狗。”这与古易象的“乾为人,坤为马,艮为狗,离为鹿,震为虎,巽为虫”相比,除“艮为狗”二者相同外,其余都有本质的差别。如《说卦》中“乾为马”,古易象则“坤为马”这表明二者应是两种取象系统。

  从八卦之序上看,这些古易象数与今本《说卦》所载也看本质的不同。古易八卦之序乾、坤、艮、兑、坎、离、震、巽,六子卦是按少、中、长的顺序排列,而《说卦》所载八卦之序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六子卦是按长、中、少的顺序排比。这也表明二者当分属有质的区别的两个系统。

  因此,从八卦卦象形成的时间,八卦所取法的天文、历法、音律、动物之象,以及卦序等方面的显著区别,我们可断定,与今本《说卦》所载的古易系统不同,这段易学古资料以及这些古易象数,当属另一个古易系统。

  属于这另一古易系统的古易象数以及这段易学古资料,对后来易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要言之,有下列数端:

  (1)对帛易的影响。帛书《易经》出土后,与今本《易经》最显著的区别是其八卦之序不同。案帛书《易经》六十四卦之序是上八经卦与下八经卦按一定规律重合而成。其上八经卦之序为:乾、艮、坎、震、坤、兑、离、巽,下八经卦之序为:乾、坤、艮、兑、坎、离、震、巽。上、下八经卦之序实质上是一样的,二者六子卦都是按少、中、长顺序排列,只不过上经卦把八卦分为乾阳卦和坤阴卦两组。这显然与这一古易系统的卦序相同。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帛书《易经》八卦之序是有其渊源的,应是承绪于这一古易系统的象数的。

  (2)对西汉京房易学的影响。京氏易有“纳甲”之说。《京氏易传》卷下载其说曰:“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离之象配戊己,艮兑之象配丙丁。”按天干顺序,纳甲卦序为:乾、坤、艮、兑、坎、离、震、巽,显然与这一古易系统八卦之序相同,这说明二者当有一定关系。

  上文中,我们已较详细地讨论了这段易学古资料中的易数,但实际上我们还遗漏了一个:天地之数。将八种动物怀胎月数相加(10+12+3+4+5+6+7+8),其和为55,正为天地之数。《系辞上》论“天地之数”说:“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可见,“天地之数”是宇宙论意义上,括囊天、地、鬼、神的整体世界,具有行御运化大功大用的神奇的易数。八种动物怀胎月数之和符合“天地之数”,一方面说明作者认为八种动物的特定怀胎月数是有宇宙论、天道的依据的,另一方面,也进一步证明了这段古易学资料确实隐含着易数。

  与“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有密切关系的是“大衍之数五十”,古人对“大衍之数”所以然的解释都上及到“天地之数”的宇宙论意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京房的注解。《周易正义》在释“大衍之数五十”时,孔颖达引京房之言曰:“五十者,谓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十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气,将欲以虚来实,故用四十九焉。”京房言“天之生气”,显然是承“天地之数”的宇宙论意义。与古易资料相比,京房这里释“大衍之数”,古易资料中有“天地之数”;京房这里言“ 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古易资料有“日数十、辰十二、七星(即二十八宿)”,可见,这段古易资料对京房“大衍之数”思想当有重要的影响。

  与京氏易有密切关系的《易纬》中也有释“大衍之数五十”之语。《乾凿度》卷上曰:“五音六律七变,由此作焉。故大衍之数五十,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日十干者,五音也。辰十二者,六律也。星二十八者,七宿也。凡五十,所以大阂物而出之者也。”显然,《乾凿度》认为,“大衍之数”的功用等同于“天地之数 ”;“大衍之数五十”包含了“日十干”、“辰十二”,“五音”(隐含)、“六律”(隐含)、“七宿”,与易学古资料言“天地之数”、言“日数十、辰十二、五音、六律、七星”相对照,可看出它比京氏易与这段古易资料有更密切的关系,其受影响也更明显。

  (3)今本《易传》在论及重要“天象”时,言“天”、“地”、“日”、“月”、“四时”等,但从不言“斗”。这段古易资料和古易象数,对“斗”却较为重视,这也是此古易系统的另一鲜明特色。这一点对传古文易的马融和郑玄产生了重要影响。《周易正义》释“大衍之数五十”,孔颖达引马融之注曰:“易有太极,谓北辰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日、月,日、月生四时,四时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气。北辰居位不动,其用四十有九,转运而用也。”马融此注,把“大衍之数”置于宇宙论体系的意义上,言“北辰(斗)”、“日”、“月”、“四时”、“十二月”,却不言“天”、“地”,显然远于今本《易传》思想,而更接近于这一古易系统。这一古易系统把“斗”放到“日”、“月”后的第三位,马融却使之居于易学宇宙论体系中最高位置——“太极”,说明马融不仅受这一古易系统影响,并有较大的发展。

  马融的学生郑玄也重视北辰(斗)。《乾凿度》卷下载“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郑玄注曰:“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常行于八卦日辰之间,曰天一,或曰太一。”郑玄把“太一”释为北辰(斗)的神名,显然也是受到这一古易系统的影响。

  马融、郑玄都习费直的古文易,从二人都受这一古易系统的影响,可推测古文易当与这一古易系统有一定的关系。

  (4)这一古易系统对虞翻易学也有明显的影响。上面的考证中,我们已知虞氏易中还直接保留了一些属这一古易系统的象数,如乾为日、为人,艮为斗等。而虞翻注《系辞》的一段话,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系辞上》曰:“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虞翻注曰:“神谓易也,谓日月斗在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从天西转,故不疾而速。星寂然不动,随天右周,感而遂通,故不行而至者也。”李道平疏:“案‘星寂然不动'者,谓斗也。”[25]虞翻认为,神妙莫测的易道,是由天象日、月、斗的运动表现出来的。这是,虞翻以“日、月、斗”的顺序排列天象,显然是直接受到古易系统“一日、二月、三斗”的影响。

  总之,由以上考证,我们不但由一段古易资料和其他古代文献,钩沉出了一些古易象数,并且在与今本《说卦》古易象数的比较中,确定其当属于不同于今本《说卦》古易系统的另一系统。属于这一古易系统的这段古易资料和古易象数,对后来易学的发展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遍及今文易的京房、虞翻,古文易的马融、郑玄等两汉易学大家。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对这一古易系统和帛易关系的初步考察中,我们对帛易又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和新的视野。因此,见载于《孔子家语》、《大戴礼记》等书中的这段易学古资料,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帛易,进一步研究先秦、两汉易学的传承,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涛注译《孔子家语》,三秦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288页。

[2]王聘珍撰《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3月第1版,第256—257页。

[3]刘文典撰、殷光熹点校《淮南鸿烈集解》,安徽大学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141页。

[4]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中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785—786页。

[5]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安徽省阜阳地区博物馆汉简整理组撰《阜阳汉简简介》,《文物》1983年第2期,第23页。

[6]李学勤撰《郭店简与礼记》,《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4期。

[7]李零撰《郭店楚简校读记》,见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三联书店1999年8月第1版,第482—485页。

[8]张涛注译《孔子家语》,三秦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176—177页。

[9]刘向撰《说苑》卷十,见《百子全书》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

[10]刘文典撰、殷光熹点校《淮南鸿烈集解》,安徽大学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608—609页。

[11]廖名春释读《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见杨世文等编《易学集成》第三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3044页。

[12]《史记》,《前四史》本,中华书局1997年11月第1版,第559页。

[13]项安世撰《周易玩辞》卷十五,见黄奭辑《子夏易传》,“黄氏逸书考”本。

[14]李零撰《郭店楚简校读记》,见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三联书店1999年8月第1版,第498页。

[15]尚秉和撰《焦氏易诂》,中华书局1991年12月第1版,第259页。

[16]廖名春释读《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见杨世文等编《易学集成》第三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第3036页。

[17]同上,第3037页。

[18]王明钦撰《王家台秦幕竹简概述》,武汉大学“海峡两岸青年易学论文发表会”论文,2001年。

[19]林忠军撰《王家台秦简〈归藏〉出土的易学价值》,《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第8页。

[20]《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

[21]尚秉和撰《焦氏易诂》,中华书局1991年12月第1版,第260页。

[22]同上,第324页。

[23]李道平撰、潘雨庭点校《周易集解纂疏》,《十三经清人注疏》本,中华书局1994年3月第1版,第702页。

[24]朱彝尊撰《经义考》,中华书局1998年11月第1版,第58页。

[25]李道平撰、潘雨庭点校《周易集解纂疏》,《十三经清人注疏》本,中华书局1994年3月第1版,第5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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