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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故事] 千古风流话周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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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9-27 15:27: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三国的历史上,周瑜是一位相当招人喜欢的偶像级人物。

与《三国演义》里其他被文学手法极力塑造出来的众多英雄人物相比,他要漂亮得多,潇洒得多,甚至完美得多。若论相貌,《三国志》说他“长壮有姿貌”,想来肯定是一位很有型的大帅哥。与号称“美髯公”、仅靠一大把胡子吸引人的红脸关公相比,自然要好看百倍。若论才情,一场赤壁之战,竟在谈笑间就可以让曹操的几十万大军“灰飞烟灭”,想来又是何等了得!若论品德,他脾气好,肚量大,外加在音乐上的精深造诣,其个人魅力更是势不可挡,不愧为一位风流千古的可爱人物。

周瑜的大功劳

周瑜字公瑾,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人,出身于当地的世家望族。其曾祖周荣担任过尚书令的职务,从祖周景、从伯周忠皆官至太尉,位列三公,即使他的父亲周异,也曾任过洛阳令(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市长)。《后汉书》里说周景之孙周晖,也就是周瑜的堂兄弟,年纪轻轻时,也做过洛阳令这样的高官,后来又去官归乡,与族中兄弟大揽门客,驰骋于江淮之间,每次出游,从车达百余乘。由此观之,到了周瑜这一代,其家族势力依然不容小觑。

然而,周瑜并非周家的直系嫡孙,加上当时年纪太小的缘故,所以在堂兄弟中,并不显得“出位”。可是到了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周家突然发生了特大变故。这一年,灵帝驾崩,穷凶极恶的大军阀董卓趁机带领他的凉州兵团进入洛阳,“专擅朝政,横恣京城”,搞得洛阳城内乌烟瘴气,人心惶惶。以周晖为首的周氏家族子弟,不免担心身处政治漩涡中心的周忠的个人安危,便率领族中得力兄弟等一干人马,赶赴洛阳,准备救援周忠。不料被董卓探知,很是不爽,竟派兵将他们在路上一并劫杀。这对周氏家族而言,是一次残酷而彻底的打击。在这次政治灾祸中,周氏家族年青一辈中的精英人物几乎消灭殆尽。于是,年仅14岁的周瑜不得不走上政治前台,担当起家族复仇和复兴的重任。

也是在这一年,关东地区的一些州郡牧守不满董卓专政,纷纷举兵讨伐,附属于袁术的吴郡豪族孙坚也加入了讨董联军。当时,孙坚的儿子孙策恰与周瑜同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少年英雄。这位“美姿颜,好笑语,性阔达”的孙策,小小年纪,便懂得交结各路英雄豪杰,在当时的江表地区声誉颇隆,为此,周瑜慕名前往寿春拜访。两位同样“英达夙成”的美少年,一见如故,彼此坦诚相待,成为“义同断金”的好朋友。

当时孙坚已经起兵,为了免去后顾之忧,周瑜劝孙策将家眷移往舒县,并慷慨地让出道南大宅给孙策居住,然后还“升堂拜母,有无通共”,成为不分你我的好弟兄。从常理分析,周瑜结交孙策,让出宅院,都不应是一个14岁少年能做得了主的大事,最大的可能是周瑜的行为代表了当时周氏家族的一次“政治性”的投资或投机行为,其动机不过是在乱世之中,为周家寻求一个安稳的靠山罢了。

孙策是一位天生的军事奇才和政治领袖,他16岁时因父亲战死,便独自领军打仗,创功建业,而且能打善战,年仅20岁时就被封为“殄寇将军”,威震一方。孙策还特别善于用人,颇有一套手段,“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对此,周瑜及其背后的周氏家族才会慧眼独具,毅然将政治前途和家族命运全部押在年纪轻轻的孙策身上。

与孙策豪迈、激烈、张扬的性格相比,周瑜谨慎、隐忍和低调的性格形成,显然与他高级政客的家庭背景和族中兄弟俱被杀戮的心理阴影有关。不过,知人善任的孙策,却把周瑜的这些性格优点发挥到极致。因此,当年孙策东渡征战之时,周瑜率领一干人马前来投奔,他非常高兴地说道:“吾得卿,谐也。”这个“谐”字讲得耐人寻味。也许在他看来,这位少年老成的兄弟,其性格和才能,都与他互为补充,是他最理想的合作伙伴。事实也正是如此,孙策身边并不稀缺“蹈刃屠城”的勇将,何况他本人也生猛异常,连一代枭雄曹操都感叹道:“猘(疯狗)儿难与争锋也。”但是,他缺乏既有文韬,又备武略,能够坐阵后方,运筹划算,为他提供保障,让他放心的得力干将。对于一个没有巩固后方,刚刚兴起的军事集团而言,几万大军的后勤保障工作显得尤为重要。而就性格和能力而言,周瑜无疑是最胜任此项工作的人选。因此,在孙策冲杀疆场,攻城拔寨的时刻,周瑜则是坐镇丹阳(今江苏南京),从事“发众及船粮以济大事”的后勤保障工作。后来周瑜以小小居巢(今安徽桐城南)长的名义向鲁肃借粮,鲁肃慷慨地“指囷相赠”,拿出3000斛(相当于现在的一万斤)的储粮给他时,他也完全笑纳,甚至捎带把鲁肃这个人才也一并收下。

对此,孙策非常欣慰,也非常感谢。等到周瑜回到江东时,孙策亲自迎接,并拨给步兵2000人,骑兵50人,还授予“建威中郎将”的封号。除此之外,《江表传》里说孙策还赐予“鼓吹”仪仗,为他营建府邸,赠赐封赏之多,“莫与为比”。可孙策以为若是“论德酬功”,与周瑜所作的牺牲和作出的贡献相比,还是“未足以报者也”。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江东人士开始昵称周瑜为周郎,而他的好兄弟孙策,早先已被昵称为孙郎,两人并称“江东双杰”。由此观之,周瑜不但在江东拥有着和孙策一样的人气和威望,而且也肯定受到孙策绝对的信任。遗憾的是,孙策两年后遇刺身亡,年仅26岁。不过,周瑜是个懂得感恩的人,此后近乎1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忠贞不贰、默默无闻地支持着孙氏兄弟,总是出现在最需要出现的地方,或是东征西战,掳邓龙、伐江夏,或是经营后方,镇巴丘、备宫亭,从来不争名位、不出风头,以自己的绝对忠诚报答孙氏兄弟的知遇之恩。

然而,伟大的时刻总是需要伟大的人物出现,一场惊天动地的战役,终于将周瑜推向了历史的前台。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七月,基本统一了北方的曹操,挥兵南下,企图乘胜南进完成统一大业。很快荆州刘表的儿子刘琮不战而降,曹操 “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九月,曹操号称80万的大军船舻相接,浩浩荡荡,集结长江北岸,大有一举荡平东吴的气势。此时踌躇满志的曹操,得意洋洋地写信给孙权,示以挑战:“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於吴。”孙权将曹操的书信示以群臣,“莫不响震失色”。被吓破了胆的主降派一时占了上风,他们认为,一方面曹军以汉相的名义,打着皇帝的旗号征讨四方,如果抗击曹军,在名义上就会被动;另一方面,曹操占取荆州,收降刘表水军后,获取大量战船,在兵力上已占有绝对优势,实力相比,太过悬殊,江东只有主动迎降,方有出路。

然而周瑜和他的好朋友鲁肃则持不同看法,反对投降,坚持抗曹。周瑜在指出江东政权的一系列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之外,还特别强调曹操名为汉相,实是汉贼,同时对兵战条件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指出曹操在军事部署方面的一系列致命弱点,还戳穿了80万大军的虚妄骗局,指出实际兵力不过十五六万人,而且“久战疲敝,尚怀狐疑”,最后总结说是“操自送死”,犯了诸多兵家作战的大忌。曹军“众数虽多,甚未足畏”,从而用事实挫败了投降派的气焰,坚定了孙权抗曹的决心。接着,周瑜主动请战,愿领精兵两万(一说5万),前往夏口(今汉口)迎敌。

性格雄烈、胆略兼于人的周瑜,话讲得漂亮,仗也打得实在漂亮。在赤壁之战中,他身为孙刘联军的前线总指挥,不仅调度有方,部署严密,而且集思广益,善于将略。尤其是采用“诈降火攻”之计,借东风之便,一时“飞埃绝烂,烧尽北船”,从而使“北军大坏,曹公退走”,成就了火烧赤壁的千古传奇。

虽说战败的曹操很不服气,后来写信给孙权,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但估计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意他的看法。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咏赤壁》的诗中写道:“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将周瑜与曹操并称二龙,并完全肯定了周瑜胜者的地位。千百年后,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又以“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漂亮诗句,让我们记住了周瑜的超然自信和风流儒雅。

只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周瑜指挥这场战役时,时年34岁,纵是“雄姿英发”,却已经不是文学想象中被称为“周郎”的年纪了。

周瑜的真性情

周瑜人品好。

真实的他,无论性情还是器量,无论品德还是胸怀,其涵养功夫都特别到家。这主要表现在他的为人处事方面。在领导孙权的眼里,他“器量广大”,在老乡兼敌人蒋干(曹操说客)的眼里,他“雅量高致”,便是为他作传的蜀国史官陈寿,在《三国志》里也由衷地夸赞他“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的高尚品格。而对他人格魅力最形象、最生动的概括是老将程普的一句话:“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

程普老将军的这句话,很有分量,也很有说服力。因为年纪较大、威望极高的程普,是为孙氏集团立下汗马功劳的元老功勋。他起初和周瑜的关系搞得很僵,因为在他眼里,周瑜只是一个资历尚浅、仅凭和领导称兄道弟而飞快爬升的“军中关系户”罢了,自然很不服气。特别是赤壁之战时,孙权任周瑜为左都,是全军最高统帅,而程普任右都,只是周瑜的副手,所以老人家面子上挂不住,便处处和周瑜过不去,甚至倚老卖老,数次凌辱周瑜。虽然周瑜职位比程普高,也完全可以用严明的等级和军法压制,可为顾全大局,他毅然“折节容下,终不与校”。除却示以“以德服人”的包容姿态外,周瑜有底气,也有能力,凭借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绝对的军事才华让众将折服,并最终令程普“敬服而亲重之”,两人的忘年交遂成一段佳话。当时的公共舆论,对周瑜“谦让服人如此”的恢宏器量,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身为将帅,身为政客,周瑜自然是有谋有略,不过,他生性豁达,为人光明磊落,谋的是阳谋,策的是明略,便是耍手段、玩心眼儿,也会透露出几份高雅和美感来。

这一点,在处理既是老乡又是说客的蒋干的关系上,表现尤为突出。当初,求贤若渴的曹操,听闻周瑜“年少有美才”,便动了通过游说的手段将其“统战”到其麾下的念头。于是,他派遣了“以才辩见称”的蒋干为说客。蒋干以老乡的名义,拜见周瑜。为避人耳目,蒋干以“布衣葛巾”的低调扮相,独自一人悄然前往。这位“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的口才大王,显然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也低看了周瑜的才华。对于他这样的“敌国”间谍,再是低调,也躲不过周瑜锐利的眼睛,对于他的动机和目的,周瑜早就派探子打听得一清二楚。因此,两人一见面,周瑜便劈头盖脸地给他一个下马威,直接调侃道:“子翼良苦,远涉江湖为曹氏作说客邪?”蒋干又是惊奇又是尴尬,只好文绉绉地强行辩解道:“吾与足下州里,中间别隔,遥闻芳烈,故来叙阔,并观雅规,而云说客,无乃逆作乎?”闻听老友措词讲究,却又苍白无力的反驳,周瑜也意味深长、文绉绉地回了一句:“吾虽不及夔、旷,闻弦赏音,足知雅曲也。”然后在一番热情的宴请应酬之后,周瑜便以要到宫里与上级领导商量机密军务为由,先行离去。这一离开,便是漫长的三天。周瑜这样做,一来是向蒋干表明自己在江东孙氏集团的重要性,二来就是不给他动嘴的机会。碰了软钉子的蒋干,虽然着急,却很无奈。

三天的冷处理之后,周瑜又突然热情地邀请蒋干参观军营,“行视仓库军资器仗讫”,然后又在宴席上,展示“侍者服饰珍玩之物”。周瑜这样摆阔气地做秀,别无他意,不过是为了表示自己与主上亲密无间的关系罢了。他在宴席之上,借着酒劲儿,干脆把话进一步挑明,让蒋干彻底死心。他说:“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假使苏张更生,郦叟复出,犹抚其背而折其辞,岂足下幼生所能移乎?”也就是说,便是像苏秦、张仪、郦食其这些高级舌辩之士重生,我周瑜也要拍拍他们的肩膀,几句话将其驳回,又何况像你这样(自不量力)的年轻人呢?一番柔中带刚、绵里藏针的话语,让蒋干只有干笑,“终无所言”。

与《三国演义》里既不厚道,又没水平地安排“蒋干盗书”的描述相比,历史上真实的周瑜,在处理蒋干的关系上,态度要真诚得多,手段也要高明得多。这也是为何铩羽而归的蒋干,依然会对周瑜敬服有加,并盛赞他“雅量高致”的最主要原因。

在对待敌人方面,周瑜虽谨慎有余,谋略有余,却缺乏一股儿狠劲儿,这也许是他儒将的性格使然吧。《三国志·江表传》里有一段他和刘备的初次交涉,便颇有意趣。且说赤壁之战前夕,刘备进驻鄂县之樊口,由于当时诸葛亮赴江东谈判结盟事宜未还,已身处绝境的刘备,因为等不到确切的消息,焦心如焚,眼看曹操大军日渐逼近,心里更生恐惧,天天派人巡逻,观察孙权军队的动向。好不容易等到周瑜的船队,心里自然非常高兴,赶快派人前去慰劳,却遭到周瑜的婉言谢绝:“我军务在身,也无权接受你的慰劳。如果你能屈驾前来,我倒是能告诉你一些你想知道的东西。”刘备无奈,也知道周瑜“彼欲致我”的想法,可为了表示结盟的诚意,只好屈尊“乘单舸往见瑜”。当周瑜告诉刘备自己将有3万战卒迎战曹操时,刘备不由说了声:“太少了。”周瑜却很自信地说:“这个数字足够了,你就看着我怎么破敌吧。”大概刘备觉得周瑜城府太深,便希望能见到鲁肃,想听听鲁肃这个忠厚人是怎么说的。可周瑜看透了刘备的心思,他很真诚地说:“我权力有限,不敢随便作这样的安排。你若见鲁肃,下次肯定还有机会。而且那时孔明也会回来,你放心好了,也就两三天的时间。”

周瑜对于刘备的“无礼”和“傲慢”,是有意为之,因为他不相信刘备这个人。以他那样的君子,大概是看不惯刘备厚脸皮的无赖作派。事实也证明刘备这个人太过圆滑和投机,他虽然“深愧异瑜”,承认周瑜是个不一般的将才,可心里并不相信他真能破曹,所以特地将最精锐的2000人马,全部交由关羽和张飞负责,而不肯交付周瑜调度,“盖为进退之计也”。

然而,周瑜再是小心翼翼,最终还是被刘备沾了光。赤壁之战后,刘备趁周瑜攻打江陵与曹仁相持之机,率领自己部队向南进攻,夺取了荆州在长江以南的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郡。而且贪心的刘备还想将荆州最重要的南郡讨借到手,时为南郡太守的周瑜,不肯多给地刘备,只把长江以南属于南郡的部分分给了刘备。于是,不甘心的刘备便于公元210年,亲自到京口(今江苏镇江)去见孙权,请求都督荆州。而早在一年前,即刘备取得江南四郡、立营公安之时,孙权为了巩固孙刘联盟,就特地“进妹固好”,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刘备。因此,刘备也愈发心安理得,理直气壮地以老妹夫和同盟者的身份向孙权讨要荆州的管理权。周瑜得知此事后,立马发书信给孙权,强烈反对。他写道:“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因此他主张将刘备软禁起来,“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让其在花天酒地、声色犬马中堕落下去。再把关羽和张飞两员猛将分置开来,“挟与攻战”,为我所用,则“大事可定也”。

同时,周瑜也很不客气地指出,如今又是割借城池土地,又是供其物资军队,再放任三个人聚在一起,手握兵权,攻城略地,“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说得不客气一点,像刘备这样带有无赖气息的枭雄,迟早有一天会翻脸不认人的。

只可惜孙权最终没有听从周瑜的计策,但也让刘备吓了一身冷汗。后来刘备返回公安,听说此事,便心有余悸地说,我险些死在周瑜的手里。忧心忡忡的周瑜,为压制刘备的势力进一步坐大,又提出进取西蜀、兼并汉中、消灭张鲁、吞并刘璋,然后图进北方的宏伟军事计划。如果周瑜的计划得以实现,那么三分天下的历史必将改写。遗憾的是,就在可能再次改变历史的关键时刻,周瑜却不幸染病去世,年仅36岁。在留给孙权的遗书里,他依然放不下的是“方今曹操在北,疆场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的沉重忧虑以及“天下之事,未知终始”的深深怅然。在他死后,刘备倒是如愿地借到荆州,也最终圆了他三分天下、霸地称王的梦想。

可怜的周瑜,纵是天纵英才,可阳谋终是败在了阴谋的脚下,君子也远比不上无赖长寿。一个伟大的天才将领,一个孤立的道德标杆,到头来还要被小说异化成缺点明显的人物,方被俗世的人们接纳。若是他的神灵有知,也不知对此会持何感想?

周瑜的私生活

周瑜在私生活方面,也几乎无可挑剔。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描述:“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这段史料除却说明周瑜的极高音乐鉴赏力之外,还透露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他的酒量很好。

按《周礼·考工记·梓人》记载,“梓人为饮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的说法,三爵便是三升(约合4.5公斤),虽说当时无论喝的浊酒还是清酒,都是发酵后直接饮用的米酒(而非现在高度蒸馏的白酒),酒精度数在20度以下,即便如此,这样的酒量也不算小。而且当时南方一带,饮酒之风更是浓烈,饮酒的器具都是超级“海量”的。曹丕在《典论·酒诲》里写道:“荆州牧刘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并好酒,为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中雅,小曰季雅。伯雅受七胜(通升),中雅受六胜,季雅受五胜……”这样看来,周瑜的“三爵”酒量,实际上便有翻几番的可能了。何况史书上说他在“三爵之后”,依然保持那样的清醒,那他真正的酒量,想来真是深不可测了。

能够旁证周瑜好酒量的,还有一个特别的故事。说是他的上级领导孙权,一次举行酒宴,与群臣同欢,三爵之后,便有些飘飘然了,一时兴起,竟不顾君王体面,跑到群臣中间“自起行酒”,说不好听点,就是强行劝酒了。其中一个叫虞翻的大臣招架不住,便倒在地上装醉,待孙权走过去,又坐了起来,不料被孙权逮个正着,于是孙权大怒,“手剑欲击之”,后来在大臣的好言劝说下方才罢休。这个故事一来说明孙权好饮,酒量却实在不行;二来说明孙权这样的领导也喜欢在酒宴上,玩些以酒量和态度“度量”下级的把戏。

在古代,作为臣子,好酒量和好酒风是必备的政治素养。在臣侍君的宴席上,若君王赐酒,一般是三爵,按《礼记·玉藻》的要求:“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礼已三爵,而油油以退。”若是像虞翻那样,不喝也罢,还要耍赖打滚,实在是失礼之举。相对而言,恪守君子风范的周瑜,无论是酒量,还是酒风,就要大方得多,漂亮得多,这大概也是孙权喜欢周瑜的理由之一吧。

周瑜更招人喜欢的一面,是他的音乐造诣以及讲究生活情趣的个人品位。想想看,在那个乱世,整个社会礼崩乐坏,纷纷陷入一种末世狂欢的风气之中,酒宴之上多是狂吃滥喝的不堪场面,谁又会在乎“礼乐”的好坏对错呢?但周瑜不同,他在乎。对于演奏中出现的每一个错误细节,他都能察觉得出,而且“知之必顾”。屡屡地再回首,颇耐人寻味。他这样做,并非向当时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的乐伎们显摆他高超的音乐鉴赏水平,而是在他这样的君子心里,有着更深一层的忧虑。在古代中国,礼乐是颇有分量的东西,正如《礼记·乐论篇》所言:“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行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如果连象征天地之和的“音乐之声”都是曲不成曲、调不成调,那么这是什么样的世道呢?时人津津乐道的只是“曲有误,周郎顾”的偶像传奇,却不懂他作为一个“唯君子能知乐”的清醒者和理想者的苦痛和敏感。

更令人遗憾的是,后人也不懂。除却清人郑板桥感叹的“想他豪竹哀丝,回头顾曲,虎帐谈兵歇”有些知音之感外,更多的是善意的误解和美丽的曲解。因为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像周瑜这样有地位、有才情的大帅哥,若是太过一本正经,就有些寡味和无趣了。于是,有人想象是“弦心艳卓女,曲误动周郎”,这样的周瑜便有了好色之嫌;也有人想象是“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这样的周瑜又有了被勾引之嫌;而在唐张祜的《觱篥》诗中,想象力更是丰富得有些离谱:“纤红玉指长”的美女,奏起“一管妙清商”,竟惹得“坐中知密顾,微笑是周郎”。若真是因为曲误,且不说这美女的演奏水平太差,便是周郎的“密顾”和“微笑”,也多少有些“不正经”的油滑味道来。就是大才子苏东坡的想象,也不能免俗,他在《南歌子》里称道:“但得周郎一顾、胜珠珍。”总让人感觉周瑜像是他曾夸赞过的柳永一样,好似一个流行音乐的制作大腕。这些形色各异的文学想象,纵是人物浪漫,纵是故事风流,可都与真实的周瑜形象有着很大的距离。

对于周瑜不着边际的美好想象,又实在怨不得后人。因为他身上蕴含了一切理想的要素。把他的典故使劲往男欢女爱的俗命题上靠,也是缘于对他的羡慕,因为除却权势和才情外,他还拥有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美人小乔。

在《三国志·周瑜传》中,小乔是个身世模糊、面目模糊、地位模糊的人物。只是说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周瑜随从孙策攻破皖城(今安徽潜山县梅城镇)时,以征服者的姿态得到两个国色天香的“战利品”,一个叫大乔,一个叫小乔。能够明确姐妹俩身份的,便是她们的父亲姓乔,时人尊称乔公,想来应该是当地有点儿身份和地位的乡绅吧。而大小两乔芳龄多少,性情如何,又是怎样美丽,我们却一概不知。

后来,孙策毫不客气地娶了大乔,又将小乔豪爽地许给了周瑜,并对他开玩笑道:“乔公二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也多少对老丈人有些不恭之嫌。想来二乔便是被十分宠爱,其家庭地位也绝不会高到哪里去。对周瑜而言,小乔是妻是妾,史书上没交待。而她和周瑜12年的夫妻生活中,是否恩爱,是否幸福,我们也不得而知。还有一点,后来周瑜在追随孙氏兄弟四处征战的过程中,是否还分得其他美色为战利品,我们依然不得而知。按当时的时代风气和世俗习惯,这种可能还是有的。在那个时代,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能在史书上留下一个姓氏,一个籍贯,一个从属关系,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在情感方面,刻薄的史官,并没有为周瑜留下太多的史料,却给后世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后人固执又善良地以为,周瑜和小乔,是“英雄美女,天作之合”的绝配。真实的历史中,周瑜有没有别的女人,并不重要,后人只愿意选择性地留住周郎和小乔两个人的记忆。

于是,后人诗作中,关于周郎的风流和多情,因为有了小乔这样一个美丽而模糊的身影,而多了几分合理的解释,周郎的形象也多了几分温暖的人情味。但只有弹琴这样的小情调,还无法满足后人对英雄美人的传奇想象,他们更愿意在周瑜的盖世功名上,涂抹一点胭脂的痕迹,同时为英雄增添一些“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勇气和传奇。譬如唐时一位著名的诗人就曾调侃道:“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虽说宋时徐彦周在《彦周诗话》里评批这样轻浮说法是“措大不识好恶”,可这样的文学想象很是精彩,加上曹操又有攻城略地后强占别人老婆的恶习,于是这种荒诞却有趣的说法,在民间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到了明时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里,演绎得愈发生动。书中第三十四回里写道,曹操平定辽东后,心情大畅,欲建铜雀台以娱晚年。小王子曹植进言:“若建层台,必立三座……中间名铜雀,左为玉龙,右为金凤……更作两条飞桥,横空而上,乃为壮观。”本是曹家一个大型的娱乐工程,但在第四十三回里,被舌头灵活的孔明有意曲解,指出曹植《铜雀台赋》里“连二乔于东西兮,若长空之锁殊”,便是意图大小二乔的美色。周瑜听罢,自是勃然大怒,离座指北,大声骂道:“老贼欺吾太甚!”


中国传统文化里文史不分家的特点,使得生动的文学细节融入正史,并放大了历史人物的传奇,甚至在文学作品的一再重复中,代替了正史,成为我们民族最难亡的历史记忆。

为了让文学和传说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一代又一代的后世文人,心甘情愿又一本正经地制造“历史”。于是,寂寞的周瑜不再寂寞,模糊的小乔不再模糊,两个人的墓地,竟也活生生地多了好几处。据统计,近千年间,周瑜墓竟出现有六处之多,而小乔的墓地,也有三处。每一个墓地,都有言之凿凿的理由和生动感人的传奇。

譬如江西省庐江城西的乔夫人墓,俗名瑜婆墩。其存在的理由是周瑜当年留镇过巴丘(庐陵郡巴丘县),也卒于巴丘,小乔去世后自然随夫而葬,并有明诗为证:“凄凄两冢依城廓,一为周郎一小乔。”

而在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北面,也有一座小乔墓。理由是裴松之注解《三国志》里称周瑜病卒的巴陵,是晋荆州长沙郡的巴陵县(即今岳阳市),而非巴丘。同时相传小乔墓地一带,便是三国时期的周瑜军府,而墓府即是当时的军府花园。

有意思的是,在安徽省南陵县境内的中山公园边上,也有一座小乔墓。理由是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当时的知县高怡梦见小乔诉说她的墓在香油寺侧,于是县长大人便立马在香油寺西苑,建了一座小乔墓。大概当地人也觉得这个梦的解释有些牵强,便又拉来周瑜曾做过春谷(今南陵县)长的理由。然而,这个理由实在牵强,且不说周瑜是先做春谷长,后来才破皖的时间差,便是让小乔弃夫君不顾,孤魂流落异地,已经是莫名其妙得有些残忍了。

这本是周瑜一个人的家事和私事,却在后人生拉硬拽的安排中,全乱了套,夫妻俩的灵魂也俱不得安息,并被扯得七零八落,尴尬得只好四处漂泊。我想,这肯定不是洁身自好的周瑜所能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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