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颠倒了君子执政与人民的关系

雪峰山人

《中庸》是儒家的重要典籍，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和正面的积极作用，但时过境迁，今天细读之，觉得颇有些不妥之处。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朱熹注疏：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天下，则谓之教。

笔者理解：自然界的万物皆有其自身存在的生存法则，狮子、老虎以吃牛羊猪等动物为生，牛羊猪等动物以吃植物为生。牛羊猪等动物不因被狮子、老虎吃而绝迹，植物也不因被牛羊猪等动物吃而绝迹。相反，彼此
都能在自然界中获得生存，并且一直绵延不息，这就是性。人类社会具有动物性属性和社会性属性，动物性属性就是人自我生存的现实需要，获得食物，维持生命，由此延伸出来的喜怒哀乐就是人的性。人与人组成起来，构成社会，发展社会生产，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就是道。规范单个人在社会中的言行举止，就是教，也由此延伸出了礼、乐、刑、政，是社会性属性的具体体现。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朱熹注疏：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也，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

笔者理解：因为人的自然本性而表现出来的生存需要，是正常的人性，人性与社会存在的所需达到和谐平衡，既不完全突出人性，也不过分强调社会所需，这个过程及过程本身就是中庸之道。君子是中庸之道的完美化身，君子时刻都必须保持和谐平衡，严格要求自己，幽暗之中，细微之事，独处之时，都必须站在很高的角度，谨慎地要求自己。君子能够身行合一的达到中庸之道，乃至全社会的人都如此是儒家思想中的社会理想状态。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朱熹注疏：人君为政在于得人，而取人之则又在修身。能修其身，则有君有臣，而政无不举矣。人君得人，绝对是指品行高尚的君子，选用能修其身的君子治理国家，是封建王朝繁荣发展的根本所在，但是这种治理国家方式有脱离法治之嫌。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人民群众是被教化的对象，执政治国的应当是君子，是处于教化人民群众的地位，整个社会的存在和繁荣发展，全部系于君子的治理。君子个人修养好，则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社会繁荣；君子的个人修养不好，暴政虐民，社会便出现了大量的逸民、隐士，或归隐山林，或隐居闹市，人民群众无法用和平的方式决定执政者的存在与否。君权神授，皇帝号称天子，执政者个人意志是处于绝对的地位，人民群众公共思维和意志，只能服从于执政者，是无绝对性决定作用的。虽然有民贵君轻的思想，但只是处于附属作用，是对执政者的一种劝告，希望执政者能够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而已，没有对执政者起决定性的作用。人民群众是不应处于被教化的地位，君子执政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公共决定的具体执行者，是人民的公仆。《中庸》颠倒了这层关系，将君子在社会治理中摆到了无比崇高的地位。

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在儒家思想中，人民不是道的自觉遵守者和执行者，只有个人修养极高的君子才是道的忠实捍卫者和实践者，这无疑就成为了君子是人民利益化身的前提条件。人民的利益只得依靠君子的努力而得到实现，这是不对的。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在国家的存亡兴废之中，儒家思想并没有认为人民的公共思维和公共决定是起绝对性作用的。因为国家的治理方式是取法于天地万物运行之法的，是从天道运行之中探究而来的。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候也。

要求执政者以庶民为子，站在现代民*主、法治的社会理念角度，是值得改进和推敲的。

质文刚柔

《中庸》的“天命之谓性”，与宋明理学的“天命之谓理”，仅一字之差，逻辑表述成天壤之别。宋明理学认定“性即理”，同化《中庸》思想为己用，直言之为异化。
天命定位为角色设立，即命，“习以性成”，“气以理生化乎质”。因命之实在，生成气质之性。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对立统一为性命的矛盾体。“内生而外成者性也，流于情而犹性也；外生而内受者命也，性非有而莫非命也。”性命一体，性因命的条件实在而“习以性成”，也因人的意志与愿望所作的主观能动，不仅有尽性顺命的人能弘道，也因志向改变命运，致力于新的性命体所作穷理尽性的人能弘道。所以，孟子云：“命也，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倡导善养浩然之气的精神哲学，提倡穷时由自天命〔独善其身〕；达时俟待天命〔兼济天下〕的实践理性。不管是尽性顺命的人能弘道，还是致力于新性命体的人能弘道，性命同源，所述明的是《中庸》的“天命之谓性”。
宋明理学的“天命之谓理”，天命定位，乃先天定理。天命之谓理，内外所受，皆是人生定命、人生定性。天命之理成天地之性，各有气禀成气质之性。气禀得清者为圣与贤，气禀得浊者为愚与不肖。不管清浊皆由天命定位成定理，即使刚柔杂居，人事错位，也成定理。“穷则独善其身至真，达则兼济天下无望”，何有人能弘道？道以弘人方是。“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理在气先，故此，道是“各有当行之路”；教也是“当行者而品节之”。与《中庸》思想切切不合。其它相连的范畴理论同样异变了。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中的“子庶民”，楼主误解为“执政者以庶民如子”，其实，子有多义。《中庸》的“子庶民”，子，孳也，相生蕃孳也。以孳解子义，“犹爱也”，所爱而亲庶民也。也是一字之差，歧义极深。孟子有民本说，所ZA庶民之解，合符先秦时代的历史逻辑，君主专*制时代的爱民如子说，方是楼主所理解的。鄙见解对否，请指正。

deqingli

民順性不循理（或禮），君循理（禮）不順性。前者是群（性），後者才是人（性）。

因此（中庸）才說: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质文刚柔

命外无性，性外无道，道外无教。
性命之理显于事，理外无事也；天下之务因乎物，物尽其理矣。循理而应乎事，则内圣外王之道尽。
诚明皆性，亦皆教也。得之自然者性，復其自然者性，而教亦无非自然之理。明之所生者性，明之所丽者亦性，而教亦本乎天明之所生。
顺性与循理〔礼〕本同一体，民之共由也。礼义明分，致性命分殊。各正性命，道心之中存人心，非道心之外出人心。环境造人，文化造就心性。君主专*制的儒学异化，性即理，心即理，先天定理了。抑制情欲，全其天理；天命定位定性，全其天理，方是循其理不顺性，不通人类通性，性善必然适全人性自然。群性与人〔个〕性在人类通性为共由的明诚之道，之教中，矛盾对立统一了。

deqingli

呵呵，神馬都往馬列上套（矛盾对立统一）。

质文刚柔

其实，矛盾对立统一，是从传统哲学史所理解而来，“有相因者、有相成者，有相反者”。《中庸》云：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明诚合一。船山言：非诚之离明，明之离诚矣。明诚合一曰相成；明之离诚曰相反；明诚之间势之重心成事之可否，势成理者之顺逆屈伸之移转变化，相因而相抑以相生。杨献珍当年的合二为一的矛盾论被批判，一分为二的矛盾论被视为正统理论，矛盾理论当要重新思想了。

雪峰山人

本文要批判的是《中庸》等中国历史文化并不符合现代的法治社会了。

质文刚柔

《中庸》是先秦时代的儒学经典，距今已有二千多年时空，且也经过漫长的君主专*制时代，与现代的法治社会很难衔接。所以，研究思想史的逻辑循序与因果源流，从历史与逻辑的共通演变，会通古今之通义。也从中西文化融会，古今文化转换，寻找文化中介点，实现自然经济时代的传统文化向商品经济时代的现代文化的过渡。